在中國的女性文人中，司法部長史良無疑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之所以敬仰，不僅在於她是新中國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另一位是衛生部長李德全）之一，還在於她是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00 年 3 月史良出生於江蘇常州， 1913 年後就讀於常州女子師範學校。 1922 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學，攻讀法律， 1927 年畢業。 1931 年開始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前後近 20 年。其間，曾營救過不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員鄧中夏。在特務漢奸橫行霸道、隨時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孤島上海，史良的大義凜然、愛國情操和膽識勇氣，備受世人尊崇。 1936 年 5 月史良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為了推動國民黨抗日，史良等人到南京請願。同年 11 月 蔣介石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仆、王造時、沙千裏、史良等七人，投進蘇州監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在監獄中拒絕敵人誘降，堅持愛國無罪的正義立場，直到抗戰開始，才被營救出獄。

        這樣一位反蔣鬥士，愛國誌士，巾幗英雄，怎不令人肅然起敬。

        然而，就是這麽一位高貴而又美麗的女性，令青年一代尊敬的長輩，卻在 1957 年的那場反右運動中，出賣了他的老朋友——同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的交通部長章伯鈞，親手把他送上了反右運動的祭壇。

        據文史記載：是年 6 月 14 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史良主持，作長篇發言。她首先批駁費孝通的“黨天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隨後話鋒一轉，矛頭直指章伯鈞，把 6 月 8 日章伯鈞向她說的話全部抖落出來，斷言章是費的後台。史良的結束語，更是語驚四座，揮戈指向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羅隆基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章伯鈞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和史良作為朋友之間訴說的心裏話，會成為射向自己的子彈。由於史良的揭發，鐵證如山，章伯鈞成為中國的頭號大右派，“章羅反黨聯盟”的頭子。就這樣，身為司法部長，通曉法律的史良，一手製造了反右運動中的頭號冤案。這位曾是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英勇鬥士，在反右運動中雖然表現了一個鬥士的姿態，但失去了鬥士的正義感和文人的良心，給自己留下了一個永遠洗刷不淨的汙點。誠如章伯鈞的夫人李健生女士所言，如果當年史良“首先接受良心的考驗”，完全可能沒有這番揭發性的發言。

        今天回過頭來想想，史良之所以做出這種永遠被人指其項背的舉動，和當時的政治大環境有關。在那靈魂被高度扭曲的時代，扭曲的心靈已經使人分不清真偽與善惡。明哲保身的生存欲望使她做出了乘風飛揚，落井下石的舉動。

        其實作出像她這樣舉動的大有人在，比較典型的是 郭沫若指斥沈從文為“反動文人”，逼得這位文學巨匠想割腕自盡。從此折筆改行，脫離塵世，躲進故宮成一統，以研究古代服飾躲避風雨。再如胡風的萬言書，開頭就批朱光潛，把他上綱到“為蔣介石法西斯服務”的嚇人高度。還有，巴人批聶紺弩，；巴金批蕭乾；蕭乾批沈從文；老舍批吳祖光；吳祖光批叢維熙；錢學森批錢偉長；吳晗批“章羅聯盟”。從此，文人之間的相互揭批成了反右以後曆次政治運動中最為慘烈的一幕。

        然而整人的人最終也逃脫不了被整的命運，當胡風被定為“反革命集團”的頭目後成了過街老鼠，文人學者聞風而動，萬炮齊轟，人人喊打。吳晗則被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一棒子打入十八層地獄，最後就連那個以整人為專職的周揚也被掃入秦城監獄，成為最後一名殉葬者。

        話題回到史良，在她揭發了章羅以後，並沒有成為左派，想入黨未予批準，文革當中同樣難逃厄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和當年的頭號右派、章羅反黨聯盟的頭子章伯鈞被同台批鬥，這大概連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她嘲弄了曆史，曆史也無情地嘲弄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