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寫史血寫詩(風流人物之五)

生 命 寫 史 血 寫 詩

——記文學大師紀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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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文學藝術圈子裏熱鬧慣了的我，剛到人生地不熟的洛杉磯，便覺得很不習慣，頗有一種孤苦伶仃的感覺。就在我與寂寞共舞之際，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張之元先生對我說，這洛杉磯可是個藏龍臥虎之地，你知道嗎，這裏藏著一條大龍，他就是在華人界極負盛譽的文學大師、長篇小說《遼河滾滾》的作者紀剛先生。有時間的話你可去會會他，他可是個值得一書的人物。

紀剛這名字連同他的小說《遼河滾滾》，對於長期在歐洲漂流的我來說，在之元先生介紹之前確實非常陌生，然而在海峽兩岸、在美國、日本乃至東南亞，卻是聲名卓著。

紀剛先生，本名趙嶽山，1920年生於遼寧省遼陽的一個農家，幼讀私塾，1942年畢業於沈陽“盛京醫科大學”（亦稱遼寧醫學院），1949年赴台島行醫，為台南市兒童專科醫院院長。

早在大學期間，紀剛先生就開始了他的文學創作生涯。他的第一篇處女作《出埃及記》，發表在東北偽滿時期的《新滿洲》月刊上，小說以古猶太人出逃埃及來暗喻東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的暴政。在日本鬼子橫行東三省期間，能寫出這樣的小說，足見紀剛先生超人的勇氣和膽識。

紀剛先生一生著作頗豐，繼小說《遼河滾滾》以後，又寫出了言論集《諸神退位》和隨筆集《原來如此》。

長篇小說《遼河滾滾》的創作始於1946年，小說原名《葬故人——鮮血上漂來一群人》。寫作期間，他曆盡千辛萬苦，四易其稿，至1969年終於完成了這部長達四十五萬字的鴻篇巨著，前後曆時23年，可謂“窮半生而得一著”。小說在台灣《中央日報》文學副刊連載發表後，立即轟動台島，讀者競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

1970年，小說榮獲《中山文藝獎》。同年，由著名作家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單行本。迄今為止，這部小說已一版再版55次，總發行量達一百萬冊，成為經久不衰的熱銷書、暢銷書和長銷書。隨著小說的暢銷和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紀剛先生不僅成為台島家喻戶曉的人物，而且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作家。嗣後，他的小說手稿被倫敦博物館永久性收藏。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部在台灣熱得發燙的小說被台灣海峽所阻隔，未能熱到內地，直到九十年代初紀剛先生在移居美國洛杉磯後兩度回到東北訪問，這部小說才隨著他的歸訪而傳到內地。1995年由吉林延邊人民出版社以《葬故人——鮮血上漂來一群人》為名出版發行，內地的讀者才得以一睹為快。

甲申六月的一個周末，我懷著對前輩人的敬意來到紀剛先生的寓所，在他寬敞明亮的客廳裏，我見到了這位極富傳奇色彩的老人。年逾八旬的先生身板硬朗，精神飽滿，聲若洪鍾。歲月的滄桑在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記，眉宇間依然存留著一股當年熱血青年的凜然正氣。

我們圍繞著他的《遼河滾滾》展開了話題。

“我之所以要寫這本書，記錄下當年種種鐵的生活，火的情感，血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讓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下一代乃至我們的世世代代，不能忘記那個充滿屈辱的時代，那段淌著血和淚的曆史；不能忘記在那個時代、那段曆史中為民族獻身，為國家流血，為信仰犧牲的一代熱血青年。”老人說得很動情，他的思緒又飛回到那個血與火同時燃燒的年代。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日本關東軍炮擊沈陽大本營，一夜間冒出個‘滿洲國’。那時我還小，不諳世事，不懂得當亡國奴的屈辱和痛苦。但是我從父輩們悲傷的眼睛裏，從老師們哼唱的‘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悲憤的歌聲裏，我知道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正遭受著一場空前的劫難。

“七七抗戰後，已在就讀大學的我，和我的同齡人一樣，一種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正在覺醒，不願當亡國奴、不能坐視同胞及自己身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苦的覺悟已經萌發。當時在日偽統治的各大專院校裏，秘密抗日團體如雨後春筍，我和許多有誌於中華民族解放的熱血青年一起參加了秘密抗日組織《覺覺團》，積極投身於反滿抗日活動。我一直到現在還引為自豪的是，我們的鬥爭完全是自發的、自覺的鬥爭。許多年以後，有人問我，是什麽力量鼓舞著我們自覺地起來鬥爭？我想一個最基本的覺悟就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盡管我們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我們知道，我們的鬥爭不會孤立，在我們的背後有四萬萬同仇敵愾的同胞。我們的學校在沈陽大東關萬泉河北岸，那萬泉河雖小，可是它的水流入渾河，由渾河流入遼河，由遼河流入渤海，再由渤海與黃海、東海、南海連成一片。隻要四萬萬同胞團結起來，就一定能夠掀起反滿抗日的滔天巨浪，就一定匯成埋葬日本帝國主義的汪洋大海！

“地下鬥爭是十分艱苦的，我們冒著隨時被漢奸告密、被特務盯梢、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危險，開展了活動。那時我們血氣方剛，熱血奔湧，為了國家，為了民族，即使灑盡一腔熱血也在所不辭。我告別了家人，放棄了戀人。我在告別戀人的時候留給她兩句詩：生命寫史血寫詩，革命需我我誤卿。意思是我將以我的生命和熱血書寫人生，為了革命我不能耽誤你的前程。就這樣我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反滿抗日活動。那時我們清楚地知道，國之不存，何以家為。隻有有了國家，才能有我們的小家。在那至今想起來仍不寒而栗的‘五二三事件’中，我們有三千多個同誌被捕，許多同誌在那次事件中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紅了遼河。而我幸運地免於一死，沒有成為烈士，卻在多少年後成為一個文士。”紀剛先生說到這裏，發出了一聲感慨。

“正因為我是幸存者，正因為我是事件的目擊者和見證人，所以我有責任不負同誌們的囑托，把這件事、這些人記錄下來。我們不能讓烈士的鮮血白流，我們要讓後人永遠記住他們，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是為了忘卻的紀念。抗戰勝利後，我就開始醞釀寫作，並很快寫出了第一稿。1949年我到了台灣後，心裏湧起一股不能不寫的力量，我懷著滿腔的悲憤，滿腔的激情，立誌把他寫成書，哪怕隻印一冊，也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朋友，對得起當年犧牲的烈士。”

紀剛先生有著驚人的記憶力，那些人物、事件，乃至時間、地點等細節，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使我的思緒隨著他的敘述而縱橫馳騁。

“值得一提的是，小說於1969年8月12日在《中央日報》文學副刊連載後，立即引起了日本文學界的注意，日本創價大學中國語文教授山口和子即行同步譯成日文。但是她的譯著卻沒有我的原著那麽幸運，竟被日本當局封殺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1993年才得以麵世。譯著一經發行，讀者爭相購閱，佳評如潮。

“細細想來，小說之所以在日本遭此厄運，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小說無情地揭露、憤怒地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期間、在占領東三省期間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這自然引起日本執政者的不快。多年以來，日本當局對當年的那場侵華戰爭一直諱莫如深，他們不但不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檢討，反而千方百計地加以掩蓋，甚至加以美化。這兩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國民的反對，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又不顧中國、朝鮮和韓國的強烈反對，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曆史，修改教科書。這就從另一個方麵告訴我，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這本書寫的有價值，它至少提醒人們該怎樣去正確認識那個時代，那段曆史。”紀剛先生說到這裏，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稍事休息以後，紀剛先生繼續說了下去。

“1993年，我回到了闊別44年的故鄉，我參觀了當年的母校。盡管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已使我難以尋到當年的舊貌，但那裏的一草一木依然令我怦然心動，依然使我感到無比親切。當我站在渾河邊上，望著它滾滾流入遼河，我的心裏同樣波濤滾滾，洶湧澎湃。我想起了當年的《覺覺團》，想起了我的初戀，想起了當年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想起了在‘五二三事件’中犧牲的同誌。我在心裏默默地說，遼河喲，我的母親河，你將永遠奔流在我的心裏！”

我發現老人講到這裏，他的眼睛已經濕潤。

我和紀剛老人是兩代人，在他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奔走呐喊的時候，我還沒有降臨人間，因此我沒有經曆過那血與火同時燃燒的時代，他的回憶於我無疑是十分生動的一課。

一輪夕陽懸掛在洛杉磯的西山峰頂，給湛藍的天空抹上了一片火紅的晚霞。我起身與先生告別，他把我送到院外。在火一樣燃燒的晚霞中，我一再回眸先生的身影，在他的身上，我讀懂了一個時代，讀懂了一段曆史；我更看到了一種力量——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力量！

曆史是不應該忘記的。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2005年6月記於洛杉磯《菊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