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9 )
他帶著甜甜的思索開始打盹。就在他即將入睡的那一刻,在眾多概念渾渾沌沌的無人區中,他突然確信自已發現了所有的謎底,一切神秘的關鍵,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座天堂:在那個世界裏,男人因看見一隻燕子而亢奮,托馬斯對特麗莎的愛情,不會被性愛的愚蠢幹犯所侵擾。
於是,他安睡了。
幾個半裸的女人盡力纏著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擺脫她們,打開了通向隔壁房間的門。他看見一位年輕女朗,正麵對著他側臥在一張沙發上,也是半裸著身子,除了短褲什麽也沒穿。她撐著臂肘,麵帶微笑看著他,看來知道他會到來。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於找到了她,終於能在這裏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麽。她也說了些什麽,顯出一種鎮定,一隻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回現實。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嗬!他竭盡全力想回憶起她是誰,在哪裏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曆道什麽。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麽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麽能把這麽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裏?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裏嗎?我不是在別的什麽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裏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遊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夥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於,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後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麽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裏,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裏,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裏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麽呢?”她問。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回答,往她腦子裏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麵。”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後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
正文 第六章( 1 )
直到 1980 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並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弄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髒,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幹淨。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後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髒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髒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於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於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於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麵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於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肮髒。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範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麽?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麽?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麽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裏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並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傑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雲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於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聖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裏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麵,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裏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並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隻要主人願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裏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於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麽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並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裏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裏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隻要人獲準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麵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於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裏,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裏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並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後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後麵,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 Shit )”這個詞才以“ s ……”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係。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裏!),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麽,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裏,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 kiscll ”是個德國詞,產生於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後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複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麽反感當局管轄下的醜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麵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遊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遊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台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遊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台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麵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裏,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遊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複(“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遊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