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陀同學被恩師別林斯基拉入共產主義小組，時不時開個小密會，其實他對共產主義沒有多少好感，但還是感激涕淋地加入了組織——總算有人帶他玩了。
兩年後，在反對沙皇的一次秘密集會上，一群憲兵闖入，逮捕了參會的15位年輕人——小陀是其中之一。
小陀曾在聚會上朗誦過別林斯基的一封信《致果戈裏》，稀裏糊塗被定了叛國罪，沙皇親筆書寫判決書: “罪孽的報應就是死！”下令統統槍決！
彼時，小陀隻有28歲，尚未娶妻生子，準確的說，還沒嚐過戀愛的滋味，就不得不與這個世界揮手拜拜了。
殊不知，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位惡作劇高手。
12月的一個早晨，15位死刑犯被押上廣場的行刑台，分別綁在15根柱子上，“預備、瞄準”，鼓聲隆隆，長槍上了子彈，槍口緩緩抬起——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一名信使策馬馳來，奮力揮舞著沙皇的緩刑令，高喊：“槍下留人！”
信使宣布，沙皇大慈大悲，他們被改判西伯利亞服苦役八年。
當場有人跪了下來，喊著：“沙皇萬歲！”小陀則癲癇大發作，倒地抽搐，不省人事。
前往西伯利亞這個苦寒之地，一路死神護送，用饑寒與疾病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犯人。小陀蹣跚著夾在隊伍裏，隨身帶著他自選的護身符——一本《聖經》。
現在有證據表明，是小陀的哥哥出賣了他——他被捕的那次聚會是他哥哥告發的，並因此領了政府的賞金。
命運女神暗中又捅了小陀同學一刀子，這一刀足以致命。所幸的是，他一直被蒙在鼓裏。
許是出於羞愧，在弟弟西伯利亞服苦役期間，哥哥與他斷絕了通信。
小托服了四年苦役（他能活下來簡直是奇跡）當上了憲兵，恢複自由後第一時間給哥哥寫信。信中說: 哥哥，我很想你，臨終前我唯一牽掛的人就是哥哥。
小陀45歲那年，哥哥去世，丟下孤兒寡母，他主動承擔起撫養他們的責任，連同哥哥生前的全部債務。
人類社會的評判標準是這樣的: 冷酷自私狠毒的人，是正常人，頂著人生贏家的光環備受仰慕；敏感脆弱善良的人，是病人，是被精神類藥物控製的廢物。
一眼望不到邊的西伯利亞，冬天零下幾十度。小陀同學舉目無親，生命中所有的慰藉都已暗淡，所有的依賴都已失去，唯一不會拋棄他的，是各種病痛的折磨，尤其是癲癇，隔三岔五地來光顧他。
小陀在日記中描寫自己癲癇發作的感受：“在這一刻，我的腦子裏突然閃出燦爛的火花，我對生命的感覺和自我意識幾乎增加十倍，我的智慧和心靈都照耀著不尋常的光亮，我的一切激動，一切不安，一切疑惑，一下子都平複了，他們融化成一種高度的寧靜，為了這一瞬，我可以將整個生命獻出去。”
顯然，癲癇病的發作能讓他瞬間釋放壓力，享受到難得的輕鬆愉悅，就像割腕成癮一樣，成為他生活中的期盼，成為他創作時的源泉。
服苦役的漫漫四年裏，小陀每天與殺人犯和強盜睡在一個通鋪上。
在這期間，他見識到了人性中最殘暴最陰暗的一麵。讓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些殺人犯，一閑下來就洋洋得意地描述自己殺人的細節，沒有絲毫的恐懼，沒有絲毫的愧疚。
這是人嗎？人到底是什麽東西？
小陀同學的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
蜷縮在陰暗角落裏的那個小孩睜大了眼睛，瑟瑟發抖卻又抑製不住地激動，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英雄”，他的身影在慢慢變大。
這時候，命運女神似乎有些心軟，給了小陀同學一抹慘淡的陽光。
當憲兵期間，小陀認識了一個酒鬼，酒鬼老婆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苦日子，卻主動幫小陀洗衣做飯，激起小陀的無限同情和感動。
酒鬼死後，兩個人結婚了。洞房花燭夜，小陀的癲癇病大發作，給他們的婚姻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
婚後，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所犯的致命錯誤——將他們結合起來的不是愛情，而是憐憫，好像兩個溺水的人湊巧抓住了對方。體質和性格的相似使這段婚姻變成無窮無盡的相互折磨。
充軍歸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37歲了。重新投入創作的他，精神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過去判若兩人。
流放之前的小陀有著掩飾不住的膽怯謙卑，對他人的善意滿懷感激和感動，渴望被關懷被接納，具有一定的社會正義感。
流放回來的陀氏，身上更多的是陰冷、無畏乃至無恥，他本能地想抓住宗教這唯一的救贖，又帶著惡意和挑釁的態度質疑和批判宗教。
43歲時寫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是理解陀氏的一把鑰匙。
讀這部小說，我簡直難以想象，這是小說嗎？！
小說第一句就是，“我是個四十歲的單身漢，小公務員，拿到8千盧布遺產後立刻辭職，隱居在彼得堡的一個公寓裏。”
托氏的反社會人格以“地下人”的麵貌陰沉著臉登場，滔滔不絕地自說自話，跟想象中的讀者憤怒地辯論，時而解釋，時而嘲諷，恨得要死，氣得發狂，惡意滿滿。
“由於我無限的虛榮心，因而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所以我對自己經常十分不滿，以至達到厭惡的程度。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這張臉，認為我麵目可憎，我甚至懷疑在我的這幅尊容上有著某種下流無恥的表情。因此每次去上班，卻痛苦地竭力裝出一種桀驁不馴的樣子。
走在街上，我不停地給軍官、太太們讓路，隻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閃的寒磣與鄙俗，心裏一陣陣絞痛，一種持續不斷的、難以忍受的屈辱感油然而生，我在他們麵前不過是隻蒼蠅，一隻可惡而卑劣的蒼蠅，它的腦子比所有人都聰明，思想比所有人都發達，舉止比所有人都高雅，但這蒼蠅又要不斷地給人讓路，所有人都可以損害他，所有人都可以侮辱他。”
地下人發出憤怒的抗議: 別人都在折磨我！其實隻是他的想當然，但卻激發地下人做出真正的充滿敵意的行為。
“我恨透了辦公室裏所有的人，如果我能讓什麽人感到難過，我簡直感到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我幾乎永遠都能做到這一點。做了壞事後，回到棲身之所，我強烈地意識到：瞧，今天我又幹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無法挽回了，這時我竟感到一種隱秘的、不尋常的、卑劣的、莫大的樂趣！”
托氏的這個反社會人格，在接下來的小說《罪與罰》中，化身為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退學的他宅在棺材一樣的閣樓裏，用斧頭砍死了兩個跟他不相幹的人——在想象中——蜷縮在角落裏的小男孩站了起來，印在牆上的身影高大而扭曲，令人心驚膽寒。
多重人格者的故事——反社會人格
阿芒曬太陽 (2026-05-20 03:09:39) 評論 (1) 小陀同學被恩師別林斯基拉入共產主義小組，時不時開個小密會，其實他對共產主義沒有多少好感，但還是感激涕淋地加入了組織——總算有人帶他玩了。
兩年後，在反對沙皇的一次秘密集會上，一群憲兵闖入，逮捕了參會的15位年輕人——小陀是其中之一。
小陀曾在聚會上朗誦過別林斯基的一封信《致果戈裏》，稀裏糊塗被定了叛國罪，沙皇親筆書寫判決書: “罪孽的報應就是死！”下令統統槍決！
彼時，小陀隻有28歲，尚未娶妻生子，準確的說，還沒嚐過戀愛的滋味，就不得不與這個世界揮手拜拜了。
殊不知，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位惡作劇高手。
12月的一個早晨，15位死刑犯被押上廣場的行刑台，分別綁在15根柱子上，“預備、瞄準”，鼓聲隆隆，長槍上了子彈，槍口緩緩抬起——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一名信使策馬馳來，奮力揮舞著沙皇的緩刑令，高喊：“槍下留人！”
信使宣布，沙皇大慈大悲，他們被改判西伯利亞服苦役八年。
當場有人跪了下來，喊著：“沙皇萬歲！”小陀則癲癇大發作，倒地抽搐，不省人事。
前往西伯利亞這個苦寒之地，一路死神護送，用饑寒與疾病收割了一波又一波的犯人。小陀蹣跚著夾在隊伍裏，隨身帶著他自選的護身符——一本《聖經》。
現在有證據表明，是小陀的哥哥出賣了他——他被捕的那次聚會是他哥哥告發的，並因此領了政府的賞金。
命運女神暗中又捅了小陀同學一刀子，這一刀足以致命。所幸的是，他一直被蒙在鼓裏。
許是出於羞愧，在弟弟西伯利亞服苦役期間，哥哥與他斷絕了通信。
小托服了四年苦役（他能活下來簡直是奇跡）當上了憲兵，恢複自由後第一時間給哥哥寫信。信中說: 哥哥，我很想你，臨終前我唯一牽掛的人就是哥哥。
小陀45歲那年，哥哥去世，丟下孤兒寡母，他主動承擔起撫養他們的責任，連同哥哥生前的全部債務。
人類社會的評判標準是這樣的: 冷酷自私狠毒的人，是正常人，頂著人生贏家的光環備受仰慕；敏感脆弱善良的人，是病人，是被精神類藥物控製的廢物。
一眼望不到邊的西伯利亞，冬天零下幾十度。小陀同學舉目無親，生命中所有的慰藉都已暗淡，所有的依賴都已失去，唯一不會拋棄他的，是各種病痛的折磨，尤其是癲癇，隔三岔五地來光顧他。
小陀在日記中描寫自己癲癇發作的感受：“在這一刻，我的腦子裏突然閃出燦爛的火花，我對生命的感覺和自我意識幾乎增加十倍，我的智慧和心靈都照耀著不尋常的光亮，我的一切激動，一切不安，一切疑惑，一下子都平複了，他們融化成一種高度的寧靜，為了這一瞬，我可以將整個生命獻出去。”
顯然，癲癇病的發作能讓他瞬間釋放壓力，享受到難得的輕鬆愉悅，就像割腕成癮一樣，成為他生活中的期盼，成為他創作時的源泉。
服苦役的漫漫四年裏，小陀每天與殺人犯和強盜睡在一個通鋪上。
在這期間，他見識到了人性中最殘暴最陰暗的一麵。讓他毛骨悚然的是那些殺人犯，一閑下來就洋洋得意地描述自己殺人的細節，沒有絲毫的恐懼，沒有絲毫的愧疚。
這是人嗎？人到底是什麽東西？
小陀同學的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
蜷縮在陰暗角落裏的那個小孩睜大了眼睛，瑟瑟發抖卻又抑製不住地激動，似乎看到了自己的“英雄”，他的身影在慢慢變大。
這時候，命運女神似乎有些心軟，給了小陀同學一抹慘淡的陽光。
當憲兵期間，小陀認識了一個酒鬼，酒鬼老婆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苦日子，卻主動幫小陀洗衣做飯，激起小陀的無限同情和感動。
酒鬼死後，兩個人結婚了。洞房花燭夜，小陀的癲癇病大發作，給他們的婚姻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
婚後，他們很快就意識到所犯的致命錯誤——將他們結合起來的不是愛情，而是憐憫，好像兩個溺水的人湊巧抓住了對方。體質和性格的相似使這段婚姻變成無窮無盡的相互折磨。
充軍歸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37歲了。重新投入創作的他，精神麵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過去判若兩人。
流放之前的小陀有著掩飾不住的膽怯謙卑，對他人的善意滿懷感激和感動，渴望被關懷被接納，具有一定的社會正義感。
流放回來的陀氏，身上更多的是陰冷、無畏乃至無恥，他本能地想抓住宗教這唯一的救贖，又帶著惡意和挑釁的態度質疑和批判宗教。
43歲時寫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是理解陀氏的一把鑰匙。
讀這部小說，我簡直難以想象，這是小說嗎？！
小說第一句就是，“我是個四十歲的單身漢，小公務員，拿到8千盧布遺產後立刻辭職，隱居在彼得堡的一個公寓裏。”
托氏的反社會人格以“地下人”的麵貌陰沉著臉登場，滔滔不絕地自說自話，跟想象中的讀者憤怒地辯論，時而解釋，時而嘲諷，恨得要死，氣得發狂，惡意滿滿。
“由於我無限的虛榮心，因而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所以我對自己經常十分不滿，以至達到厭惡的程度。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這張臉，認為我麵目可憎，我甚至懷疑在我的這幅尊容上有著某種下流無恥的表情。因此每次去上班，卻痛苦地竭力裝出一種桀驁不馴的樣子。
走在街上，我不停地給軍官、太太們讓路，隻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閃的寒磣與鄙俗，心裏一陣陣絞痛，一種持續不斷的、難以忍受的屈辱感油然而生，我在他們麵前不過是隻蒼蠅，一隻可惡而卑劣的蒼蠅，它的腦子比所有人都聰明，思想比所有人都發達，舉止比所有人都高雅，但這蒼蠅又要不斷地給人讓路，所有人都可以損害他，所有人都可以侮辱他。”
地下人發出憤怒的抗議: 別人都在折磨我！其實隻是他的想當然，但卻激發地下人做出真正的充滿敵意的行為。
“我恨透了辦公室裏所有的人，如果我能讓什麽人感到難過，我簡直感到是一種莫大的享受。我幾乎永遠都能做到這一點。做了壞事後，回到棲身之所，我強烈地意識到：瞧，今天我又幹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無法挽回了，這時我竟感到一種隱秘的、不尋常的、卑劣的、莫大的樂趣！”
托氏的這個反社會人格，在接下來的小說《罪與罰》中，化身為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退學的他宅在棺材一樣的閣樓裏，用斧頭砍死了兩個跟他不相幹的人——在想象中——蜷縮在角落裏的小男孩站了起來，印在牆上的身影高大而扭曲，令人心驚膽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