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後，外公終於退休了。隨著政策的鬆動和身份限製的解除，他也重新獲得了自由出行的權利。那一年，他第一次來到成都看望我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外公。然後外公搬到北京，在大姨家生活。
後來，我去北京上大學。這樣一來，我與外公有了頻繁相處的機會。我放假的時候回成都，而外公也常常在成都北京兩個城市來來回回。有幾次我們還坐同一列火車旅行。
記得1981年暑假，我原本打算陪外公一起回成都。
到了火車站才得知，四川正遭遇特大洪水，寶成鐵路沿線險情頻發，列車途中隨時可能因塌方或水毀而拋錨。
外公聽完消息，隻是沉吟片刻，便平靜地說了一句：我願意冒這個風險，早一點回到成都。
我當時也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年輕人對風險的感受總是遲鈍的，甚至隱隱覺得這種不怕事的態度理所當然。
但同行的同學卻極力勸阻。他們反複強調外公的年紀，認為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幾番權衡之下，我們最終接受了勸告，沒有登上那趟列車。後來才知道，那趟如期發出的列車被困在了兩座隧道之間的山穀路段。前後隧道先後塌方，鐵路被徹底阻斷，列車進退不得，隻能滯留在群山深處。車廂外是連綿的山雨和渾濁的洪水聲，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列車一困就是兩天。食物和飲水迅速緊張，人心也隨之浮動。對於乘客而言，那是一段既漫長又無力的等待。
而我們，則留在北京耐心等待，雖然無聊但也平安。兩個星期後，洪水退去，搶修完成，鐵路重新通車，我們才按原計劃回到成都。
之後，外公在成都我家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子一旦安頓下來，他便開始重新與那些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取得聯係。後來，外婆也從北京回到了成都，加入了這個逐漸成形的圈子。
這些朋友，用文革時的話來說，真可算是牛鬼蛇神大集合。有人曾在軍閥部隊裏共事，有人是舊日商場上的夥伴，也有人隻是彼此聽說過名字，卻在晚年聚到了一起。
他們常常相約聚會，有時在茶館，有時在飯館，有時就在家裏。邊打麻將或紙牌邊聊天。話題也並不新奇，多是舊事重提：哪一年哪一仗，誰還活著，誰已經不在；誰當年意氣風發，誰後來命運多舛。
他們常在成都的茶館見麵，或者相約下館子、打麻將。茶一泡就是半天，話一說就是一整天。年輕時的事情，逐漸變得可以談了。外公偶爾也會提到從前的經曆包括軍閥歲月、後子門煤山那一仗，以及那位陣亡的團長朋友。
外公在田軍長部隊裏結識的一位老朋友，經曆尤為特殊。此人早年在加入田部之前，曾在另一個軍閥熊克武的部隊裏當過軍官。他的直接上司，是當時的旅指揮劉伯承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那一位。正是靠著劉帥的庇護，他在解放後也沒有倒過黴（甚至文革時期也沒有受過衝擊），到了80年代，還當上了政協委員、文史專員。
另一次，他們又在人民公園旁邊的努力餐餐館聚會。努力餐雖然是中共地下黨首領車耀先在1930年代所創，但這時已經又貴又難吃。不過這次聚會他們不能不參加，因為有一個他們的老鄉、名人雷曉輝（音）會出席。這雷曉輝據說在1920年代當過中共某羅姓將帥的女朋友，後來又嫁給某國民黨地方大員。
到底這個羅姓將帥是誰？中共姓羅的開國將帥共有八人，不過有可能在20年代就在四川談戀愛的隻有羅瑞卿大將，其他人要麽當時不在四川，要麽歲數不到。但我搜遍互聯網也找不到羅大將有過叫雷曉輝的女朋友。誰知道是真是假。
我在這段時間跟外公接觸很多，常常跟他聊起過去的事情。
外公過去對自己在軍閥部隊裏的那段曆史，曾經諱莫如深。可到了這時候，也終於敢公開談論了。
在他的回憶中，他們敗給紅四方麵軍的那場關鍵戰鬥，發生在三匯鎮。他說得很篤定，仿佛那一帶的地形、街巷、退路，至今仍在眼前。
然而翻檢後來能夠查到的公開資料，卻並沒有所謂三匯鎮戰役的記載。估計那場戰役發生在一大片地區，而三匯鎮之戰隻是其中的一個戰鬥。
他說起那一仗時，對紅軍戰士毫不吝嗇讚美。
在他的記憶裏，紅軍個個勇猛無敵，以一當十，像下山的猛虎，從山嶺和溝壑間猛撲下來。他們衝鋒時不顧生死，槍聲、人聲、喊殺聲連成一片，很快就把原本還算整齊的隊伍衝得七零八落。
外公說，他們幾乎沒有形成像樣的抵抗，就已經開始潰退。陣線一斷，人心先散，接下來便隻剩下各自逃命的狼狽。他講這些話時語氣平靜，仿佛在轉述一段早已定型的事實，而不是為自己找任何借口。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紅軍戰士是不是都和藹可親？是不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外公沉默了一秒鍾。
那一秒鍾並不長，卻很清晰。他沒有立刻順著話說下去，目光停了一下，像是在迅速掂量什麽。隨後才點了點頭，語氣略顯敷衍地答道：是，是是，挺和氣的。
他說完便不再展開。
後來，隨著年歲漸長，我讀到的材料越來越多，也逐漸明白，外公那一秒鍾的沉默，並非偶然。
從不少研究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張國燾主導下的紅四方麵軍，軍閥作風相當嚴重。內部紀律嚴苛而粗暴，對地方社會的治理方式，也遠沒有後來宣傳中那樣溫和。對普通百姓尚且如此，對軍閥係統中的人、對地主和舊式軍官，更是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毫不留情。
在那樣的背景下再回頭看，外公當年的處境其實極為危險。如果在潰敗途中被紅四方麵軍俘獲，他的身份軍需官、地主、舊軍閥體係中的一員幾乎沒有任何緩衝地帶，小命能否保住，實在難說。
隨著時間推移，外公、外婆與那群老朋友的聚會愈發頻繁，這種晚年的重新結社，漸漸開始侵入子女們原本已經穩定下來的生活。
茶館、飯館、牌桌，看似不過是消磨時光，卻不可避免地耗費著錢財與精力。更重要的是，它們占據了老人們幾乎全部的日常，使家庭生活被擠壓到邊緣。
漸漸地，子女們開始私下商量起對付父母的辦法。
這個詞聽起來並不體麵，卻是當時最貼切的描述。因為他們麵對的，已經不是說服或勸導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不正麵衝突的情況下，重新奪回對生活秩序的控製。
最終形成的共識，並不複雜：
一是規定外出的時間，不能天天整日泡在外麵；
二是限製可支配的資金，從源頭上減少聚會和應酬的頻率。
這些措施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被迫的管理。子女們很清楚，這樣做難免傷人，也難免被指責為不近人情；但在他們看來，這是維持家庭運轉所剩不多的選擇。
諷刺的是，外公外婆這一生，經曆過軍閥統治、政治運動、單位管理，卻在晚年又一次感受到被管束的滋味而管他們的人，正是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子女。
好在到了80年代後期，外公外婆和他們那一代的朋友們，都已步入高齡。腿腳漸漸不便，出門成了一件需要反複權衡的事。
茶館離得再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隨意；牌桌、飯局，慢慢從日程裏消失。曾經占據他們大半生活的聚會，就這樣一點點減少了。
這時父親做了腦部手術，身體狀況明顯下降，需要人長期照顧。母親精力有限，無暇兼顧兩邊。於是外公外婆決定賣掉老家因政策歸還的房產，離開熟悉的環境，遷往北京，與大姨同住。順便提一句，在回到老家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外公發現當年那個管教過他的幹部有經濟困難，還不計前嫌，慷慨解囊給予援助。
而我自己在大學畢業後回到成都工作，幾年後又回到北京，開始了長達近八年的北京學習和工作，因此跟外公外婆走得很近。
然而，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便感到了孤獨。
其實在搬家之前，這種孤獨就已經開始顯現了。隨著年歲增長，老朋友們不是身體衰弱，便是陸續離世，即便還能聚在一起，人數也早已大不如前。那些曾經一擺就是一整天的龍門陣，早就成了回憶。
可至少在成都，還有偶爾能見到的熟麵孔。而一旦到了北京，連這點殘存的聯係也徹底斷了。原本就已稀缺、人數寥寥的聚會，從此變成了不可能的事。那些與他們共同經曆過亂世、改朝換代、沉浮起落的人，全都留在了遙遠的過去。
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感受到一種新的孤獨。成都的老朋友不在身邊，即使偶有聯係，也難再見麵。原本就已減少的聚會，幾乎完全中斷。
為了解除外公的孤獨和無聊，大姨給外公買了公交月票，他就常常整天坐公交車在北京城遊逛，逛遍了祖國偉大首都凡是公交車能夠到達的每一個角落，最後成為了北京公交達人，能在街上為陌生人排憂解難，指導公交路線和換乘方式。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搭公交車出行也越來越不方便。所幸，這時已經進入手機時代。
外公很快學會使用手機，並把它當作主要的社交工具。他幾乎每天打電話，與舊識或晚輩交談。電話那一頭，有些是老朋友，但更多的，已經是下一輩的人。
電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孤獨，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費用。那時話費並不便宜，幾百元一個月並不少見。以他的退休金，難以承擔，隻能繼續向子女索要。
子女們的態度，也從最初的體諒，逐漸轉為限製。
與此同時，在生活細節上，也出現一些讓人尷尬的情況。外公有時會以主人的姿態，替大姨一家做出安排，比如邀請客人來住，或留人吃飯。對他來說，這或許隻是延續過去待客的習慣；但在現實中，他已不再是那個家的主人。
外公有一位侄孫，叫峰，也是我的一位遠房表弟，很有出息。他先考入國防科技大學，後來又被保送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攻讀碩士，學業一路順暢。再往後，他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項目，並拿到了全額獎學金。
那一年，峰為辦理赴美簽證來到北京，特地和妻子到大姨家，看望外公外婆。峰夫婦到訪時，外公一時高興，竟替房子的主人大姨和大姨夫作了決定，主動邀請峰夫妻住在大姨家裏。話說得自然，語氣也理所當然，仿佛這仍是他可以隨意做主的地方。
這一回，連外婆都看不下去了。她沒有當場反駁外公，隻是在事後悄悄埋怨他，說他不該這樣越界，不該再慷他人之慨。
好在，峰並沒有接受這份好意。他婉言謝絕了外公的安排，自己另外找了住處，把事情處理得既體麵，又周全。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懂事。
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公身上又出現了一件令他頗為自豪的事情：他的高壽。
外公八十歲那年，中國的人均壽命還不到七十。在同齡人紛紛離去之後，他愈發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少數人的行列裏。於是，他常半認真、半玩笑地說：我的年齡超過中國人均壽命十多歲，所以我是國寶！
母親和大姨聽到外公這番國寶論，卻並不買賬。
母親先笑著揶揄道：中國的高壽老人那麽多，國寶哪輪得到你？
大姨緊接著補了一句：頂多在家鄉那個縣，當個縣寶吧。
縣寶二字一出口，屋裏的人都聽懂了其中的諧音獻寶。那並不是什麽褒義，而是帶著點嫌棄、有點無奈的調侃，意思更接近於丟人現眼的活寶。
一個孫輩在一旁補了一刀，說道：
你連縣寶都未必是第一名。出生在你們縣的那位改革總設計師，比你還大一歲，現在不也還健在嗎？
這話一出，屋裏先是短暫的安靜，隨即爆發出一陣笑聲。外公自己也笑了，隻是笑容裏多少帶著點被降維打擊後的認命。他擺擺手，說：那不一樣，人家是幹大事的。語氣裏既有服氣，也有一點不甘，仿佛國寶的桂冠被人輕輕摘走，心裏還是空了一下。
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坐火車從北京去成都。同車遇到一個北京老頭。這老頭得意地對外公說：老弟，我身體這麽硬朗，你猜猜我高壽多少？外公說他猜不出。老頭說：說出來嚇死你：哥哥我今年68了。想知道我的長壽秘訣嗎？
外公看到這老頭正在抽煙，就問到：你怎麽還抽煙？難道這也是你的長壽秘訣？ 老頭連忙回答：吸煙隻是一種個人嗜好，對健康無害。現在很多小孩越來越不像話，不學好，中學就開始吸煙。政府為了嚇阻他們，才編出了吸煙有害健康的說法。
老頭接著問道：老弟看起來應該比哥哥我年輕不了幾歲吧？ 外公回答：我比你年輕得多，現在才83歲。 老頭大吃一驚，尷尬得再也不言語。
1997年初，外公的那個總設計師老鄉也去世了。外公終於熬成了縣寶甚至國寶。
同年，外婆也因病去世。她這輩子總共生了10個孩子，隻有一半存活到成年，都很有出息。她一生受到很多疾病的折磨，包括癌症和老年多次骨折，去世時估計80有餘，當時屬於正常的壽命。
外婆去世後，外公的孤獨感更加明顯。少了一個常年相伴的人，生活中許多細碎的支點也隨之消失。於是他吵著要回四川。到了2000年初，二姨在成都華陽買了房子並且入住。到了四月，大姨送外公去了成都，住進了二姨家。
到了成都，他立馬如魚得水，跟一群老鄉故舊交往頻頻。他們告訴大姨：外公因為願意幫助人，為人大度，所以朋友很多。他雖然是地主兼資本家，還在舊軍隊任過職，和他差不多的人，在曆次運動中，都受了不少罪。但他沒有多少劣跡，且待人友善，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還掩護過地下黨員。解放後雖然因為他的成分，也受到過批判，但都不是太嚴酷，曆次運動都能平穩過關。
年底大姨把外公接回北京。在成都華陽的八個月時間，是他暮年最高興的日子，遂了他回一趟四川的心願。
在子女及在京孫輩們的安排下，他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家條件不錯的敬老院。大家希望他能在那裏參加活動，結識新朋友，過一種更有規律的晚年生活。
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院裏的老人來自不同地方，經曆各異。彼此之間禮貌有餘，親近不足。新的環境，並沒有真正替代過去的世界。
他的主要社交，依然是一部手機。他每天打電話，說話的內容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還有人可以說話的感覺。
2001年春天，我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國，去敬老院看望他。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外公。
他看上去已經有些木訥。麵對重外孫，也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激動。也許是身體衰老，也許是情緒漸漸淡去，總之，那種曾經的鋒芒和生氣，已經不多見了。
我們離開後三個月，他在沒有明顯病痛的情況下去世。
就這樣走了。
他出生於1905年，大清光緒三十一年；
去世於2001年，享年九十六歲。
這一生，幾乎完整地跨越了一個世紀。
從王朝到共和國，從軍閥混戰到社會重建，從動蕩到穩定，他都親身經曆。
他很少對這些經曆作出總結。
但他的選擇，始終大致一致：
不爭辯，不張揚，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把該守的底線守住。不拘小節，隨遇而安。
其餘的，交給時間。
外公這輩子（下）
Xibeiqiao (2026-04-10 13:35:55) 評論 (0)
改革開放以後，外公終於退休了。隨著政策的鬆動和身份限製的解除，他也重新獲得了自由出行的權利。那一年，他第一次來到成都看望我們。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見到外公。然後外公搬到北京，在大姨家生活。
後來，我去北京上大學。這樣一來，我與外公有了頻繁相處的機會。我放假的時候回成都，而外公也常常在成都北京兩個城市來來回回。有幾次我們還坐同一列火車旅行。
記得1981年暑假，我原本打算陪外公一起回成都。
到了火車站才得知，四川正遭遇特大洪水，寶成鐵路沿線險情頻發，列車途中隨時可能因塌方或水毀而拋錨。
外公聽完消息，隻是沉吟片刻，便平靜地說了一句：我願意冒這個風險，早一點回到成都。
我當時也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年輕人對風險的感受總是遲鈍的，甚至隱隱覺得這種不怕事的態度理所當然。
但同行的同學卻極力勸阻。他們反複強調外公的年紀，認為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幾番權衡之下，我們最終接受了勸告，沒有登上那趟列車。後來才知道，那趟如期發出的列車被困在了兩座隧道之間的山穀路段。前後隧道先後塌方，鐵路被徹底阻斷，列車進退不得，隻能滯留在群山深處。車廂外是連綿的山雨和渾濁的洪水聲，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列車一困就是兩天。食物和飲水迅速緊張，人心也隨之浮動。對於乘客而言，那是一段既漫長又無力的等待。
而我們，則留在北京耐心等待，雖然無聊但也平安。兩個星期後，洪水退去，搶修完成，鐵路重新通車，我們才按原計劃回到成都。
之後，外公在成都我家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子一旦安頓下來，他便開始重新與那些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取得聯係。後來，外婆也從北京回到了成都，加入了這個逐漸成形的圈子。
這些朋友，用文革時的話來說，真可算是牛鬼蛇神大集合。有人曾在軍閥部隊裏共事，有人是舊日商場上的夥伴，也有人隻是彼此聽說過名字，卻在晚年聚到了一起。
他們常常相約聚會，有時在茶館，有時在飯館，有時就在家裏。邊打麻將或紙牌邊聊天。話題也並不新奇，多是舊事重提：哪一年哪一仗，誰還活著，誰已經不在；誰當年意氣風發，誰後來命運多舛。
他們常在成都的茶館見麵，或者相約下館子、打麻將。茶一泡就是半天，話一說就是一整天。年輕時的事情，逐漸變得可以談了。外公偶爾也會提到從前的經曆包括軍閥歲月、後子門煤山那一仗，以及那位陣亡的團長朋友。
外公在田軍長部隊裏結識的一位老朋友，經曆尤為特殊。此人早年在加入田部之前，曾在另一個軍閥熊克武的部隊裏當過軍官。他的直接上司，是當時的旅指揮劉伯承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那一位。正是靠著劉帥的庇護，他在解放後也沒有倒過黴（甚至文革時期也沒有受過衝擊），到了80年代，還當上了政協委員、文史專員。
另一次，他們又在人民公園旁邊的努力餐餐館聚會。努力餐雖然是中共地下黨首領車耀先在1930年代所創，但這時已經又貴又難吃。不過這次聚會他們不能不參加，因為有一個他們的老鄉、名人雷曉輝（音）會出席。這雷曉輝據說在1920年代當過中共某羅姓將帥的女朋友，後來又嫁給某國民黨地方大員。
到底這個羅姓將帥是誰？中共姓羅的開國將帥共有八人，不過有可能在20年代就在四川談戀愛的隻有羅瑞卿大將，其他人要麽當時不在四川，要麽歲數不到。但我搜遍互聯網也找不到羅大將有過叫雷曉輝的女朋友。誰知道是真是假。
我在這段時間跟外公接觸很多，常常跟他聊起過去的事情。
外公過去對自己在軍閥部隊裏的那段曆史，曾經諱莫如深。可到了這時候，也終於敢公開談論了。
在他的回憶中，他們敗給紅四方麵軍的那場關鍵戰鬥，發生在三匯鎮。他說得很篤定，仿佛那一帶的地形、街巷、退路，至今仍在眼前。
然而翻檢後來能夠查到的公開資料，卻並沒有所謂三匯鎮戰役的記載。估計那場戰役發生在一大片地區，而三匯鎮之戰隻是其中的一個戰鬥。
他說起那一仗時，對紅軍戰士毫不吝嗇讚美。
在他的記憶裏，紅軍個個勇猛無敵，以一當十，像下山的猛虎，從山嶺和溝壑間猛撲下來。他們衝鋒時不顧生死，槍聲、人聲、喊殺聲連成一片，很快就把原本還算整齊的隊伍衝得七零八落。
外公說，他們幾乎沒有形成像樣的抵抗，就已經開始潰退。陣線一斷，人心先散，接下來便隻剩下各自逃命的狼狽。他講這些話時語氣平靜，仿佛在轉述一段早已定型的事實，而不是為自己找任何借口。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紅軍戰士是不是都和藹可親？是不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外公沉默了一秒鍾。
那一秒鍾並不長，卻很清晰。他沒有立刻順著話說下去，目光停了一下，像是在迅速掂量什麽。隨後才點了點頭，語氣略顯敷衍地答道：是，是是，挺和氣的。
他說完便不再展開。
後來，隨著年歲漸長，我讀到的材料越來越多，也逐漸明白，外公那一秒鍾的沉默，並非偶然。
從不少研究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張國燾主導下的紅四方麵軍，軍閥作風相當嚴重。內部紀律嚴苛而粗暴，對地方社會的治理方式，也遠沒有後來宣傳中那樣溫和。對普通百姓尚且如此，對軍閥係統中的人、對地主和舊式軍官，更是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毫不留情。
在那樣的背景下再回頭看，外公當年的處境其實極為危險。如果在潰敗途中被紅四方麵軍俘獲，他的身份軍需官、地主、舊軍閥體係中的一員幾乎沒有任何緩衝地帶，小命能否保住，實在難說。
隨著時間推移，外公、外婆與那群老朋友的聚會愈發頻繁，這種晚年的重新結社，漸漸開始侵入子女們原本已經穩定下來的生活。
茶館、飯館、牌桌，看似不過是消磨時光，卻不可避免地耗費著錢財與精力。更重要的是，它們占據了老人們幾乎全部的日常，使家庭生活被擠壓到邊緣。
漸漸地，子女們開始私下商量起對付父母的辦法。
這個詞聽起來並不體麵，卻是當時最貼切的描述。因為他們麵對的，已經不是說服或勸導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不正麵衝突的情況下，重新奪回對生活秩序的控製。
最終形成的共識，並不複雜：
一是規定外出的時間，不能天天整日泡在外麵；
二是限製可支配的資金，從源頭上減少聚會和應酬的頻率。
這些措施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被迫的管理。子女們很清楚，這樣做難免傷人，也難免被指責為不近人情；但在他們看來，這是維持家庭運轉所剩不多的選擇。
諷刺的是，外公外婆這一生，經曆過軍閥統治、政治運動、單位管理，卻在晚年又一次感受到被管束的滋味而管他們的人，正是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子女。
好在到了80年代後期，外公外婆和他們那一代的朋友們，都已步入高齡。腿腳漸漸不便，出門成了一件需要反複權衡的事。
茶館離得再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隨意；牌桌、飯局，慢慢從日程裏消失。曾經占據他們大半生活的聚會，就這樣一點點減少了。
這時父親做了腦部手術，身體狀況明顯下降，需要人長期照顧。母親精力有限，無暇兼顧兩邊。於是外公外婆決定賣掉老家因政策歸還的房產，離開熟悉的環境，遷往北京，與大姨同住。順便提一句，在回到老家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外公發現當年那個管教過他的幹部有經濟困難，還不計前嫌，慷慨解囊給予援助。
而我自己在大學畢業後回到成都工作，幾年後又回到北京，開始了長達近八年的北京學習和工作，因此跟外公外婆走得很近。
然而，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便感到了孤獨。
其實在搬家之前，這種孤獨就已經開始顯現了。隨著年歲增長，老朋友們不是身體衰弱，便是陸續離世，即便還能聚在一起，人數也早已大不如前。那些曾經一擺就是一整天的龍門陣，早就成了回憶。
可至少在成都，還有偶爾能見到的熟麵孔。而一旦到了北京，連這點殘存的聯係也徹底斷了。原本就已稀缺、人數寥寥的聚會，從此變成了不可能的事。那些與他們共同經曆過亂世、改朝換代、沉浮起落的人，全都留在了遙遠的過去。
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感受到一種新的孤獨。成都的老朋友不在身邊，即使偶有聯係，也難再見麵。原本就已減少的聚會，幾乎完全中斷。
為了解除外公的孤獨和無聊，大姨給外公買了公交月票，他就常常整天坐公交車在北京城遊逛，逛遍了祖國偉大首都凡是公交車能夠到達的每一個角落，最後成為了北京公交達人，能在街上為陌生人排憂解難，指導公交路線和換乘方式。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搭公交車出行也越來越不方便。所幸，這時已經進入手機時代。
外公很快學會使用手機，並把它當作主要的社交工具。他幾乎每天打電話，與舊識或晚輩交談。電話那一頭，有些是老朋友，但更多的，已經是下一輩的人。
電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孤獨，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費用。那時話費並不便宜，幾百元一個月並不少見。以他的退休金，難以承擔，隻能繼續向子女索要。
子女們的態度，也從最初的體諒，逐漸轉為限製。
與此同時，在生活細節上，也出現一些讓人尷尬的情況。外公有時會以主人的姿態，替大姨一家做出安排，比如邀請客人來住，或留人吃飯。對他來說，這或許隻是延續過去待客的習慣；但在現實中，他已不再是那個家的主人。
外公有一位侄孫，叫峰，也是我的一位遠房表弟，很有出息。他先考入國防科技大學，後來又被保送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攻讀碩士，學業一路順暢。再往後，他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項目，並拿到了全額獎學金。
那一年，峰為辦理赴美簽證來到北京，特地和妻子到大姨家，看望外公外婆。峰夫婦到訪時，外公一時高興，竟替房子的主人大姨和大姨夫作了決定，主動邀請峰夫妻住在大姨家裏。話說得自然，語氣也理所當然，仿佛這仍是他可以隨意做主的地方。
這一回，連外婆都看不下去了。她沒有當場反駁外公，隻是在事後悄悄埋怨他，說他不該這樣越界，不該再慷他人之慨。
好在，峰並沒有接受這份好意。他婉言謝絕了外公的安排，自己另外找了住處，把事情處理得既體麵，又周全。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懂事。
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公身上又出現了一件令他頗為自豪的事情：他的高壽。
外公八十歲那年，中國的人均壽命還不到七十。在同齡人紛紛離去之後，他愈發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少數人的行列裏。於是，他常半認真、半玩笑地說：我的年齡超過中國人均壽命十多歲，所以我是國寶！
母親和大姨聽到外公這番國寶論，卻並不買賬。
母親先笑著揶揄道：中國的高壽老人那麽多，國寶哪輪得到你？
大姨緊接著補了一句：頂多在家鄉那個縣，當個縣寶吧。
縣寶二字一出口，屋裏的人都聽懂了其中的諧音獻寶。那並不是什麽褒義，而是帶著點嫌棄、有點無奈的調侃，意思更接近於丟人現眼的活寶。
一個孫輩在一旁補了一刀，說道：
你連縣寶都未必是第一名。出生在你們縣的那位改革總設計師，比你還大一歲，現在不也還健在嗎？
這話一出，屋裏先是短暫的安靜，隨即爆發出一陣笑聲。外公自己也笑了，隻是笑容裏多少帶著點被降維打擊後的認命。他擺擺手，說：那不一樣，人家是幹大事的。語氣裏既有服氣，也有一點不甘，仿佛國寶的桂冠被人輕輕摘走，心裏還是空了一下。
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坐火車從北京去成都。同車遇到一個北京老頭。這老頭得意地對外公說：老弟，我身體這麽硬朗，你猜猜我高壽多少？外公說他猜不出。老頭說：說出來嚇死你：哥哥我今年68了。想知道我的長壽秘訣嗎？
外公看到這老頭正在抽煙，就問到：你怎麽還抽煙？難道這也是你的長壽秘訣？ 老頭連忙回答：吸煙隻是一種個人嗜好，對健康無害。現在很多小孩越來越不像話，不學好，中學就開始吸煙。政府為了嚇阻他們，才編出了吸煙有害健康的說法。
老頭接著問道：老弟看起來應該比哥哥我年輕不了幾歲吧？ 外公回答：我比你年輕得多，現在才83歲。 老頭大吃一驚，尷尬得再也不言語。
1997年初，外公的那個總設計師老鄉也去世了。外公終於熬成了縣寶甚至國寶。
同年，外婆也因病去世。她這輩子總共生了10個孩子，隻有一半存活到成年，都很有出息。她一生受到很多疾病的折磨，包括癌症和老年多次骨折，去世時估計80有餘，當時屬於正常的壽命。
外婆去世後，外公的孤獨感更加明顯。少了一個常年相伴的人，生活中許多細碎的支點也隨之消失。於是他吵著要回四川。到了2000年初，二姨在成都華陽買了房子並且入住。到了四月，大姨送外公去了成都，住進了二姨家。
到了成都，他立馬如魚得水，跟一群老鄉故舊交往頻頻。他們告訴大姨：外公因為願意幫助人，為人大度，所以朋友很多。他雖然是地主兼資本家，還在舊軍隊任過職，和他差不多的人，在曆次運動中，都受了不少罪。但他沒有多少劣跡，且待人友善，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還掩護過地下黨員。解放後雖然因為他的成分，也受到過批判，但都不是太嚴酷，曆次運動都能平穩過關。
年底大姨把外公接回北京。在成都華陽的八個月時間，是他暮年最高興的日子，遂了他回一趟四川的心願。
在子女及在京孫輩們的安排下，他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家條件不錯的敬老院。大家希望他能在那裏參加活動，結識新朋友，過一種更有規律的晚年生活。
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院裏的老人來自不同地方，經曆各異。彼此之間禮貌有餘，親近不足。新的環境，並沒有真正替代過去的世界。
他的主要社交，依然是一部手機。他每天打電話，說話的內容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還有人可以說話的感覺。
2001年春天，我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國，去敬老院看望他。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外公。
他看上去已經有些木訥。麵對重外孫，也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激動。也許是身體衰老，也許是情緒漸漸淡去，總之，那種曾經的鋒芒和生氣，已經不多見了。
我們離開後三個月，他在沒有明顯病痛的情況下去世。
就這樣走了。
他出生於1905年，大清光緒三十一年；
去世於2001年，享年九十六歲。
這一生，幾乎完整地跨越了一個世紀。
從王朝到共和國，從軍閥混戰到社會重建，從動蕩到穩定，他都親身經曆。
他很少對這些經曆作出總結。
但他的選擇，始終大致一致：
不爭辯，不張揚，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把該守的底線守住。不拘小節，隨遇而安。
其餘的，交給時間。
後來，我去北京上大學。這樣一來，我與外公有了頻繁相處的機會。我放假的時候回成都，而外公也常常在成都北京兩個城市來來回回。有幾次我們還坐同一列火車旅行。
記得1981年暑假，我原本打算陪外公一起回成都。
到了火車站才得知，四川正遭遇特大洪水，寶成鐵路沿線險情頻發，列車途中隨時可能因塌方或水毀而拋錨。
外公聽完消息，隻是沉吟片刻，便平靜地說了一句：我願意冒這個風險，早一點回到成都。
我當時也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年輕人對風險的感受總是遲鈍的，甚至隱隱覺得這種不怕事的態度理所當然。
但同行的同學卻極力勸阻。他們反複強調外公的年紀，認為一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幾番權衡之下，我們最終接受了勸告，沒有登上那趟列車。後來才知道，那趟如期發出的列車被困在了兩座隧道之間的山穀路段。前後隧道先後塌方，鐵路被徹底阻斷，列車進退不得，隻能滯留在群山深處。車廂外是連綿的山雨和渾濁的洪水聲，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列車一困就是兩天。食物和飲水迅速緊張，人心也隨之浮動。對於乘客而言，那是一段既漫長又無力的等待。
而我們，則留在北京耐心等待，雖然無聊但也平安。兩個星期後，洪水退去，搶修完成，鐵路重新通車，我們才按原計劃回到成都。
之後，外公在成都我家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日子一旦安頓下來，他便開始重新與那些失散多年的老朋友取得聯係。後來，外婆也從北京回到了成都，加入了這個逐漸成形的圈子。
這些朋友，用文革時的話來說，真可算是牛鬼蛇神大集合。有人曾在軍閥部隊裏共事，有人是舊日商場上的夥伴，也有人隻是彼此聽說過名字，卻在晚年聚到了一起。
他們常常相約聚會，有時在茶館，有時在飯館，有時就在家裏。邊打麻將或紙牌邊聊天。話題也並不新奇，多是舊事重提：哪一年哪一仗，誰還活著，誰已經不在；誰當年意氣風發，誰後來命運多舛。
他們常在成都的茶館見麵，或者相約下館子、打麻將。茶一泡就是半天，話一說就是一整天。年輕時的事情，逐漸變得可以談了。外公偶爾也會提到從前的經曆包括軍閥歲月、後子門煤山那一仗，以及那位陣亡的團長朋友。
外公在田軍長部隊裏結識的一位老朋友，經曆尤為特殊。此人早年在加入田部之前，曾在另一個軍閥熊克武的部隊裏當過軍官。他的直接上司，是當時的旅指揮劉伯承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那一位。正是靠著劉帥的庇護，他在解放後也沒有倒過黴（甚至文革時期也沒有受過衝擊），到了80年代，還當上了政協委員、文史專員。
另一次，他們又在人民公園旁邊的努力餐餐館聚會。努力餐雖然是中共地下黨首領車耀先在1930年代所創，但這時已經又貴又難吃。不過這次聚會他們不能不參加，因為有一個他們的老鄉、名人雷曉輝（音）會出席。這雷曉輝據說在1920年代當過中共某羅姓將帥的女朋友，後來又嫁給某國民黨地方大員。
到底這個羅姓將帥是誰？中共姓羅的開國將帥共有八人，不過有可能在20年代就在四川談戀愛的隻有羅瑞卿大將，其他人要麽當時不在四川，要麽歲數不到。但我搜遍互聯網也找不到羅大將有過叫雷曉輝的女朋友。誰知道是真是假。
我在這段時間跟外公接觸很多，常常跟他聊起過去的事情。
外公過去對自己在軍閥部隊裏的那段曆史，曾經諱莫如深。可到了這時候，也終於敢公開談論了。
在他的回憶中，他們敗給紅四方麵軍的那場關鍵戰鬥，發生在三匯鎮。他說得很篤定，仿佛那一帶的地形、街巷、退路，至今仍在眼前。
然而翻檢後來能夠查到的公開資料，卻並沒有所謂三匯鎮戰役的記載。估計那場戰役發生在一大片地區，而三匯鎮之戰隻是其中的一個戰鬥。
他說起那一仗時，對紅軍戰士毫不吝嗇讚美。
在他的記憶裏，紅軍個個勇猛無敵，以一當十，像下山的猛虎，從山嶺和溝壑間猛撲下來。他們衝鋒時不顧生死，槍聲、人聲、喊殺聲連成一片，很快就把原本還算整齊的隊伍衝得七零八落。
外公說，他們幾乎沒有形成像樣的抵抗，就已經開始潰退。陣線一斷，人心先散，接下來便隻剩下各自逃命的狼狽。他講這些話時語氣平靜，仿佛在轉述一段早已定型的事實，而不是為自己找任何借口。
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他：紅軍戰士是不是都和藹可親？是不是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外公沉默了一秒鍾。
那一秒鍾並不長，卻很清晰。他沒有立刻順著話說下去，目光停了一下，像是在迅速掂量什麽。隨後才點了點頭，語氣略顯敷衍地答道：是，是是，挺和氣的。
他說完便不再展開。
後來，隨著年歲漸長，我讀到的材料越來越多，也逐漸明白，外公那一秒鍾的沉默，並非偶然。
從不少研究文章和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張國燾主導下的紅四方麵軍，軍閥作風相當嚴重。內部紀律嚴苛而粗暴，對地方社會的治理方式，也遠沒有後來宣傳中那樣溫和。對普通百姓尚且如此，對軍閥係統中的人、對地主和舊式軍官，更是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毫不留情。
在那樣的背景下再回頭看，外公當年的處境其實極為危險。如果在潰敗途中被紅四方麵軍俘獲，他的身份軍需官、地主、舊軍閥體係中的一員幾乎沒有任何緩衝地帶，小命能否保住，實在難說。
隨著時間推移，外公、外婆與那群老朋友的聚會愈發頻繁，這種晚年的重新結社，漸漸開始侵入子女們原本已經穩定下來的生活。
茶館、飯館、牌桌，看似不過是消磨時光，卻不可避免地耗費著錢財與精力。更重要的是，它們占據了老人們幾乎全部的日常，使家庭生活被擠壓到邊緣。
漸漸地，子女們開始私下商量起對付父母的辦法。
這個詞聽起來並不體麵，卻是當時最貼切的描述。因為他們麵對的，已經不是說服或勸導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不正麵衝突的情況下，重新奪回對生活秩序的控製。
最終形成的共識，並不複雜：
一是規定外出的時間，不能天天整日泡在外麵；
二是限製可支配的資金，從源頭上減少聚會和應酬的頻率。
這些措施並非出於惡意，而是一種被迫的管理。子女們很清楚，這樣做難免傷人，也難免被指責為不近人情；但在他們看來，這是維持家庭運轉所剩不多的選擇。
諷刺的是，外公外婆這一生，經曆過軍閥統治、政治運動、單位管理，卻在晚年又一次感受到被管束的滋味而管他們的人，正是自己含辛茹苦養大的子女。
好在到了80年代後期，外公外婆和他們那一代的朋友們，都已步入高齡。腿腳漸漸不便，出門成了一件需要反複權衡的事。
茶館離得再近，也不再像從前那樣隨意；牌桌、飯局，慢慢從日程裏消失。曾經占據他們大半生活的聚會，就這樣一點點減少了。
這時父親做了腦部手術，身體狀況明顯下降，需要人長期照顧。母親精力有限，無暇兼顧兩邊。於是外公外婆決定賣掉老家因政策歸還的房產，離開熟悉的環境，遷往北京，與大姨同住。順便提一句，在回到老家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外公發現當年那個管教過他的幹部有經濟困難，還不計前嫌，慷慨解囊給予援助。
而我自己在大學畢業後回到成都工作，幾年後又回到北京，開始了長達近八年的北京學習和工作，因此跟外公外婆走得很近。
然而，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便感到了孤獨。
其實在搬家之前，這種孤獨就已經開始顯現了。隨著年歲增長，老朋友們不是身體衰弱，便是陸續離世，即便還能聚在一起，人數也早已大不如前。那些曾經一擺就是一整天的龍門陣，早就成了回憶。
可至少在成都，還有偶爾能見到的熟麵孔。而一旦到了北京，連這點殘存的聯係也徹底斷了。原本就已稀缺、人數寥寥的聚會，從此變成了不可能的事。那些與他們共同經曆過亂世、改朝換代、沉浮起落的人，全都留在了遙遠的過去。
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很快感受到一種新的孤獨。成都的老朋友不在身邊，即使偶有聯係，也難再見麵。原本就已減少的聚會，幾乎完全中斷。
為了解除外公的孤獨和無聊，大姨給外公買了公交月票，他就常常整天坐公交車在北京城遊逛，逛遍了祖國偉大首都凡是公交車能夠到達的每一個角落，最後成為了北京公交達人，能在街上為陌生人排憂解難，指導公交路線和換乘方式。
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搭公交車出行也越來越不方便。所幸，這時已經進入手機時代。
外公很快學會使用手機，並把它當作主要的社交工具。他幾乎每天打電話，與舊識或晚輩交談。電話那一頭，有些是老朋友，但更多的，已經是下一輩的人。
電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孤獨，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費用。那時話費並不便宜，幾百元一個月並不少見。以他的退休金，難以承擔，隻能繼續向子女索要。
子女們的態度，也從最初的體諒，逐漸轉為限製。
與此同時，在生活細節上，也出現一些讓人尷尬的情況。外公有時會以主人的姿態，替大姨一家做出安排，比如邀請客人來住，或留人吃飯。對他來說，這或許隻是延續過去待客的習慣；但在現實中，他已不再是那個家的主人。
外公有一位侄孫，叫峰，也是我的一位遠房表弟，很有出息。他先考入國防科技大學，後來又被保送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攻讀碩士，學業一路順暢。再往後，他申請到了美國一所大學的博士項目，並拿到了全額獎學金。
那一年，峰為辦理赴美簽證來到北京，特地和妻子到大姨家，看望外公外婆。峰夫婦到訪時，外公一時高興，竟替房子的主人大姨和大姨夫作了決定，主動邀請峰夫妻住在大姨家裏。話說得自然，語氣也理所當然，仿佛這仍是他可以隨意做主的地方。
這一回，連外婆都看不下去了。她沒有當場反駁外公，隻是在事後悄悄埋怨他，說他不該這樣越界，不該再慷他人之慨。
好在，峰並沒有接受這份好意。他婉言謝絕了外公的安排，自己另外找了住處，把事情處理得既體麵，又周全。我由衷地佩服他的懂事。
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公身上又出現了一件令他頗為自豪的事情：他的高壽。
外公八十歲那年，中國的人均壽命還不到七十。在同齡人紛紛離去之後，他愈發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站在了少數人的行列裏。於是，他常半認真、半玩笑地說：我的年齡超過中國人均壽命十多歲，所以我是國寶！
母親和大姨聽到外公這番國寶論，卻並不買賬。
母親先笑著揶揄道：中國的高壽老人那麽多，國寶哪輪得到你？
大姨緊接著補了一句：頂多在家鄉那個縣，當個縣寶吧。
縣寶二字一出口，屋裏的人都聽懂了其中的諧音獻寶。那並不是什麽褒義，而是帶著點嫌棄、有點無奈的調侃，意思更接近於丟人現眼的活寶。
一個孫輩在一旁補了一刀，說道：
你連縣寶都未必是第一名。出生在你們縣的那位改革總設計師，比你還大一歲，現在不也還健在嗎？
這話一出，屋裏先是短暫的安靜，隨即爆發出一陣笑聲。外公自己也笑了，隻是笑容裏多少帶著點被降維打擊後的認命。他擺擺手，說：那不一樣，人家是幹大事的。語氣裏既有服氣，也有一點不甘，仿佛國寶的桂冠被人輕輕摘走，心裏還是空了一下。
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坐火車從北京去成都。同車遇到一個北京老頭。這老頭得意地對外公說：老弟，我身體這麽硬朗，你猜猜我高壽多少？外公說他猜不出。老頭說：說出來嚇死你：哥哥我今年68了。想知道我的長壽秘訣嗎？
外公看到這老頭正在抽煙，就問到：你怎麽還抽煙？難道這也是你的長壽秘訣？ 老頭連忙回答：吸煙隻是一種個人嗜好，對健康無害。現在很多小孩越來越不像話，不學好，中學就開始吸煙。政府為了嚇阻他們，才編出了吸煙有害健康的說法。
老頭接著問道：老弟看起來應該比哥哥我年輕不了幾歲吧？ 外公回答：我比你年輕得多，現在才83歲。 老頭大吃一驚，尷尬得再也不言語。
1997年初，外公的那個總設計師老鄉也去世了。外公終於熬成了縣寶甚至國寶。
同年，外婆也因病去世。她這輩子總共生了10個孩子，隻有一半存活到成年，都很有出息。她一生受到很多疾病的折磨，包括癌症和老年多次骨折，去世時估計80有餘，當時屬於正常的壽命。
外婆去世後，外公的孤獨感更加明顯。少了一個常年相伴的人，生活中許多細碎的支點也隨之消失。於是他吵著要回四川。到了2000年初，二姨在成都華陽買了房子並且入住。到了四月，大姨送外公去了成都，住進了二姨家。
到了成都，他立馬如魚得水，跟一群老鄉故舊交往頻頻。他們告訴大姨：外公因為願意幫助人，為人大度，所以朋友很多。他雖然是地主兼資本家，還在舊軍隊任過職，和他差不多的人，在曆次運動中，都受了不少罪。但他沒有多少劣跡，且待人友善，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還掩護過地下黨員。解放後雖然因為他的成分，也受到過批判，但都不是太嚴酷，曆次運動都能平穩過關。
年底大姨把外公接回北京。在成都華陽的八個月時間，是他暮年最高興的日子，遂了他回一趟四川的心願。
在子女及在京孫輩們的安排下，他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家條件不錯的敬老院。大家希望他能在那裏參加活動，結識新朋友，過一種更有規律的晚年生活。
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
院裏的老人來自不同地方，經曆各異。彼此之間禮貌有餘，親近不足。新的環境，並沒有真正替代過去的世界。
他的主要社交，依然是一部手機。他每天打電話，說話的內容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還有人可以說話的感覺。
2001年春天，我帶著妻子和孩子回國，去敬老院看望他。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外公。
他看上去已經有些木訥。麵對重外孫，也沒有表現出特別明顯的激動。也許是身體衰老，也許是情緒漸漸淡去，總之，那種曾經的鋒芒和生氣，已經不多見了。
我們離開後三個月，他在沒有明顯病痛的情況下去世。
就這樣走了。
他出生於1905年，大清光緒三十一年；
去世於2001年，享年九十六歲。
這一生，幾乎完整地跨越了一個世紀。
從王朝到共和國，從軍閥混戰到社會重建，從動蕩到穩定，他都親身經曆。
他很少對這些經曆作出總結。
但他的選擇，始終大致一致：
不爭辯，不張揚，把該做的事情做好，把該守的底線守住。不拘小節，隨遇而安。
其餘的，交給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