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中，除少數農村題材的作品外，大部分取材於九十年代我在北京這座大城市的工作與生活經曆。我常說：“我從一個封建農民，漸漸變成了一個小市民。”這並非自我貶損，而是回望個人生活經驗時的一種自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個人命運與時代結構交匯、嬗變的真實寫照。
1977年，我告別了生活將近三十年的內蒙古農村，來到北京上大學。大學畢業後，我留在北京工作。像我這樣一個有家庭曆史問題的鄉村小教師，忽然被北京的一所大學錄取，簡直是感激涕零。那時正值華國鋒當政，我甚至恨不能對著他的畫像磕上幾個響頭。
我重新參加工作是在八十年代。那時月工資六十來塊，1986年單位分了二居室住房；除糧票、布票外，每月還有肉票、雞蛋票，秋天分大白菜，春節供應花生、瓜子……一個鄉巴佬，能在“天子腳下”有一席之地，真是誌得意滿。每天早晨上班前，我扶著自行車站在小吃店門口，學著北京人的樣子，花二兩糧票八分錢買一根油條，再花兩分錢要一碗豆漿，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就著春風吃下去，心裏滿是愜意。
這不是小市民，又是什麽？
我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畢業生，不至於在社會底層苦苦掙紮，卻也很難躋身所謂“精英階層”——往上看，台階還高著呢。知足常樂、隨遇而安，那些年，我寫了不少帶著這種心態的散文隨筆。
九十年代初，仿佛進入了一個人人都可能發大財的年代。“十億人民九億商，剩下一億等開張”，“誰致富，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幾乎沒有人能不心動。1993年初，我們還隻是一個三四個人的小編輯部，連草台班子都算不上，領導卻偷偷派我去海南考察“發財門道”。回來後，我也一度想辭職下海，與朋友合夥經商。不巧的是，我手術感染，休養了半年。妻子堅決反對，我大學時的哲學老師更是直罵我“胡鬧”。
慢慢地，我自己也冷靜下來。一個書生，倒買倒賣並非所長，弄不好“掉進海裏淹死”，連飯碗都砸了，還談什麽養家糊口？於是，我保住了職位、工資和醫療這些貨真價實的“剛需”，繼續停泊在“小市民的港灣”裏。
也正因為我和領導時有分歧，又不太懂得人情世故，經常直言指出稿件中的病句、錯別字，關係逐漸僵化。後來編輯部擴展到十幾個人，小院容不下了，我和另一位男同事被安排到一處臨時租來的簡易房辦公。那裏沒有暖氣，中午吃飯要步行二十多分鍾回小院，但勝在清靜。
正是在那段時間，河南一家雜誌社的編輯找上門來，辦的是一本“男人雜誌”，邀我撰稿。我正是“瞌睡遇上枕頭”，又悄悄重操舊業，當起了業餘作者。
小院裏的生活頗為熱鬧。每天午飯由臨時工買菜、做飯，遇到包餃子、擀麵條，幾位三十多歲的女同事也會一起幫忙。領導很欣賞這種“家族式管理”，因為她就是“家長”。大家端著飯碗，站在院子裏說笑打鬧。那時糧票尚未取消，每天能在單位吃一頓像樣的午餐，再加上通過自辦發行、包書獲得的外快，一個月還能多掙幾十塊錢——這是許多市民都羨慕的日子。
後來，我小說中那些追逐“小資”生活的安妮塔、張雪寧，為升遷不惜犧牲愛情甚至婚姻的韓麗、劉宇，以及內心孤獨苦悶、卻找不到出口的鄭超、林心潔……他們的影子，仿佛就在我身邊。在工作中，在生活裏，似曾相識，鋪開稿紙，人物便自然走進了小說。
我是一個“小市民式”的寫作者，寫稿常常偷偷摸摸，頗有幾分做賊的感覺。用公家的稿紙，在上班時間寫自己的東西，這算什麽性質？那時稿費通過匯款通知單寄來，看門老頭每次都會高聲喊：“又來稿費了！”唯恐院子裏的人不知道。後來，我索性讓編輯把稿費單寄到家裏。當然，本職工作我也從未懈怠，幾本刊物都是我參與創辦的。
從1995年起，我寫了幾十篇短篇小說，發表了大量散文、隨筆和傳記文學。可到新世紀初，我漸漸發現，許多刊物不再青睞有深度、有思想的文學作品，而更偏好胡編亂造、聳人聽聞的所謂“紀實”。電視上也是如此，充斥著博眼球、供人傻笑的垃圾節目。
我意識到，屬於我的那個舞台，正在悄然退場。
於是，我選擇沉默，很長一段時間不再寫作。並非江郎才盡，而是覺得自己已經在“小市民的汪洋大海”裏漂泊太久，需要靠岸，回望來路。
多年以後再回頭看，我並不否認那段“小市民”的生活。正是在那樣的日常裏，我完成了從鄉村到城市、從激情到克製、從仰望到自省的轉變。那是一代人的命運，也是我個人無法繞開的生命經驗。
親愛的讀者，請您瀏覽下麵這則小小說：
女社長葬禮上的哭聲
鄧 乃 剛誰能想到，在老社長鄭蓉的追掉會上，哭得最痛心的卻是韓小玉。不是她的女兒，也不是她的兒子。
人們用異樣的眼光瞅著她——她好像有些不能自已。“小玉，你今天是怎麽啦？”女友嶽吉吉趕忙過來扶著她。
“你犯什麽病！你不記得了？——她鄭蓉差一點兒把你下進監獄呢……”吉吉說這話時，隻有小玉一個人能聽得到。
不錯，她韓小玉就是把全世界的事都忘光了，也不會忘記這件事。那是20多年以前，韓小玉剛剛大學畢業，來到這個小出版社。不久，她就發現，這裏的人在混日子，社長和幾個相好整天打撲克，社裏許多大事都是在牌局上決定的。那幾個“宵小”，在女社長麵前一副柔姿媚態、百依百順的樣子。他們在業務上不肯下功夫，卻鞍前馬後地圍著她轉，搜腸刮肚地玩著花樣來博取她的歡心。韓小玉懊喪急了，後悔自己年紀輕輕進了這麽一個單位，她三番五次地找上級領導要求調動。結果，招致了意想不到的大禍。
那幾年，各單位都在開展“三講”教育活動，上級派下人來，把他們這裏抓了典型。但是，鄭蓉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檢討得很深刻，加上社委會大多數人都投她的票，這運動也就走了過場。而韓小玉一時還調不走，在出版社可就難呆下去了。
年終總結來了。那鄭蓉發動炊事員、看門人等所有臨時工、合同工、正式工及返聘人員，給每個人評分劃等，最後給韓小玉評出個倒數第一名。輪到評“先進”了，鄭蓉給在場的二三十人每人發一張白紙，當著她麵寫下“先進工作者”的名字。誰不知道社長熟悉每個下屬的筆體？這樣，自然“先進”非她莫屬。這使韓小玉感到單位就如同一隻籠子，大家都是籠中的動物。
倒黴的還在後頭。發年終獎那天，單位在一家賓館舉辦聯歡晚會，把關係部門的人，以及退休的老同誌都請來了。大家剛剛發了幾千近萬不等的現金，皮包就都放在身邊或掛在牆角的衣架上。大家都爭著拉鄭蓉一起跳交誼舞，唱卡拉-OK，哄著她盡情地歡樂。晚上10點多，看看晚會就要結束，韓小玉等人已經提前溜了。忽然，有個叫亞茹的女士驚叫起來，說她剛發的5000多元獎金不見了。霎時，會場大嘩，那時禮堂還沒像現在這樣都安裝攝像頭，人們自然聯想到提前退場的幾個人身上。這時，鄭蓉認定是韓小玉幹的，她拿的獎金最少，有報複、攪局心理。深夜，警察來了，把提前退場的3人都帶到了派出所。韓小玉成了重點嫌犯，警察給她做了一天一夜的工作，她就是不肯屈服。看看就要對她來硬的了，這時一個叫曹金山的臨時工良心發現，主動承認了這件事……
社裏連續出事，鄭蓉也快到點了，上級就讓她提前退了休。出版社的領導班子換了新人，再三給韓小玉做工作，她也就留了下來。一晃，20多年過去了，由於小玉負責的編輯室好書不斷，多次獲獎，年近知天命的她也坐上了副總編的位置……
“小玉，你是不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嶽吉吉緊緊地拉著她。
“吉吉，你還記得咱們出版過紀伯倫評傳的書嗎？他是不是說過——如同一片樹葉，除非得到全樹的默許，不能獨自變黃。那些作惡的人，若沒有你們大家無形中的慫恿，也不會作惡。”接著，小玉又意味深長地說：“世上最艱難的事情，恐怕就是寬恕加害於自己的人了……”
走出殯儀館，一輪紅日當頭照著。從來沒有過這麽好的藍天、這麽好的白雲。在初冬的金色黃葉掩映下，這兩位成熟的女性如此高大、美麗……
（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稿，11月21日修改）
附注
前文所涉小說，收入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女社長葬禮上的哭聲》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說，暫未收入該集。該書目前處於 KDP Select 開放閱讀期，Kindle 訂閱讀者可在相應範圍內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