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擠到角落的年代
1982年春季，我大學畢業分到區職工教育辦公室，同時到業餘中學做兼職教師。
那時，僅崇文區業餘中學就有3200多名學員，74個教學班。每當有課，學員們下班不回家，直接就來教室。他們來自京城四麵八方：有的從郊區趕來，路途要一個多小時；有的年輕母親，扔下吃奶的孩子，就來聽課。我和他們常常都餓著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點放學。
現在回憶起來，仍覺驚異：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這個字眼）著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寫作班，不像基礎班那樣授課與文憑直接掛鉤。那幾年，大批青工補習文化課，必須拿到合格證；而寫作班不發文憑，卻依然有許多人來上我的課。
我一邊教課，也偶爾寫點小稿，稿費不過兩三塊錢。有時自己還沒收到編輯寄來的樣報，就已有學員舉著當天的報紙進來：“鄧老師，您的大作又見報了！”全班同學立刻投來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熱淚盈眶。
然而，時過境遷，這種“舞文弄墨”的人，漸漸顯得多餘起來。我離開職工教育後，先後在兩家雜誌社供職。到了九十年代，這是一個“悶聲發大財”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們的是一位武警後勤處長——他和我的同事是同鄉，開著一家不知做什麽買賣的公司。他十分熱情。當得知我是雜誌編輯時，笑著說：“不就是賣書的嗎？”一句話讓我尷尬不已，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
更讓我沮喪的是，連一些自稱“文化人”的人，也覺得你迂腐。1995年，雜誌社調來一位美編。這位時髦的女士見我辦公室裏兩大架子書，笑著說：“你這些書都是擺設吧？你也不看看，現在誰還裝模作樣地讀書！”她的話讓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聲中，我真是無地自容。
後來，我在小說裏給她起過“安妮塔”的名字，也叫過“阿倩”。在她們眼裏，讀書和讀書人，大抵就是這麽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掙了多少稿費？文章能值幾個錢！”在那個年代的價值尺度裏，人民幣才是硬道理。你讀了半天，寫了半天，沒掙著錢，在他們看來，幾乎一文不值。
那位後勤處長，其實還無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賣書的”，恐怕早就發財了。我們有位負責推銷雜誌的書商，連中學都沒上完，卻在北京買了好幾處房子。時代一路向前，而我卻像個“刻舟求劍”的人。
令人沮喪的還有：你寫的東西越來越難發表，即便發表了，也很少有人閱讀。報紙發行量逐年下降，“看書讀皮兒、看報讀題兒”，大多數人翻翻廣告便罷，文學副刊鮮有人問津。
可你若說“沒人讀書”，書卻又越出越多。那幾年，出版業全麵放開，從過去的“撥款出版”轉為“自負盈虧”，圖書被推向市場。記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書大約有十九萬種。有人還做過統計——也不知具體算法如何——說這一年出的新書，如果不歇氣地讀，要讀上五百年。這個數字本身，或許更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
書多，並不等於好書多。不能否認，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學術或文學價值的作品，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比如，評職稱需要出書，便到出版社買書號，少則幾千，多則上萬。書印出來，自己拉走，愛賣愛送，悉聽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書，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後如何處理，連她自己也說不清。
那些年我賣廢品時，常見有人一捆一捆地賣書，許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無錯不成書”，這並非笑談。我曾替領導修改過已經出版的書，五六萬字的篇幅，每頁都能找出好幾個錯別字，病句更不必說，也不知書稿是否真正經過細致審讀。
還有更奇特的：用金銀把書打造成奢侈裝飾品。我在雜文《不敢愛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家書局與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開本《二十四史》，封麵選用優質小山羊皮，封麵與書脊文字、圖案均用24K金箔燙成，書口滾金。一套售價16萬元，幾乎可以買一輛中檔轎車了。這篇拙稿曾獲北京市1996年雜文一等獎，知道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編輯和評委。
說到編輯是否看書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論。這個行當裏，同樣是良莠不齊。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說她沒文化，她有大專文憑；可校對起文稿來，十處差錯能漏掉八處，剩下的兩處也未必改得對。像“舟”和“丹”、“寵”和“龐”這樣的字常常混淆，還把“巴勒斯坦”與“巴基斯坦”混為一談。
可你真能說她沒文化嗎？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讀沒讀過村上春樹。我一時語塞，隻好紅著臉說，讀過川端康成，卻不熟悉村上。她對蘭蔻、雅詩蘭黛等高端美妝品牌如數家珍，服飾搭配也頗為講究。文化的形態，在她那裏，顯然有著另一種標準。像我這樣的“鄉巴佬”，隻能在小說裏悄悄描繪她們。
當然，問題並不隻出在個別編輯身上。2003年，有人讓我審讀幾位高考狀元寫的學習經驗。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點大學，其中不乏中文係、英語係的高材生，遺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順，甚至生造詞語。再往後，據報載，某名牌大學校長把“鴻鵠之誌”讀成“鴻浩之誌”，把“莘莘學子”讀成“jingjing學子”；而一位風靡網絡的教授，也曾在節目中把“耄耋”讀成“毛至”。當連知識界的權威人物也頻頻失手時，學生們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反問自己：何苦拉拉雜雜地回憶這些往事？也許，隻是想為那些曾被輕視、被擠到角落的讀書人，為真正把書當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點尊嚴的空間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麵這篇小小說是寫當前一些所謂“務實”的“文化人”，其實骨子裏是沒有文化，他（她）們把真正的讀書人當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還在寫作的人。請您繼續瀏覽——
若 素
鄧 乃 剛
若素是女兒的客人。她的兒子剛來州立大學時，是我女婿從機場把他接來，並在女兒家住了些日子，直到這孩子搬進學生公寓。看看兒子已大四了，可仍舊貪玩，學分差得太多，媽媽著急了，便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也來到這裏。兒子是學基礎化學的本科生，媽媽在國內大學教的是公共法律課，還真不知怎麽幫助他、輔導他。
這是端午節後那個星期六，老伴兒包了一大鍋粽子，女兒請若素來家吃飯，我們就認識了這位訪問學者。若素白衣紅裙，要不是笑的時候眼角泛起淺淺的魚尾紋，還以為是剛入學的大學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頭的人。很講禮儀，是那種見麵就熟的人，說著，笑著，把蟹黃味蠶豆、黃老五花生糖、高橋鬆餅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兩個小外孫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來了，女兒和她母親還在廚房那邊忙活，若素就爭著給兩個小家夥解粽子，一邊給她們講起端午節的故事。她繪聲繪色地講著，忽然說屈原是跳長江而死的。我一愣，沒好意思當麵糾正，人家畢竟是堂堂的大學老師，誰還沒個口誤呢？
女兒落座以後，她倆打開了話匣子，我們老倆孤陋寡聞，就在一旁做聽眾，真是大開眼界。原來這些訪問學者也是八仙過海，在大洋彼岸這邊各顯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國寶寶，還吃著一種叫WICK的福利 ，每月憑票從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雞蛋和diaper （嬰兒尿不濕）等等；有的把子女帶過來插班上學，練習一年英語，沒有身份美國學校照樣收他們，一樣享受免費教育；還有的從紐約到洛杉磯，從大瀑布到拉斯維加斯，體驗他們早年在英語《走遍美國》錄像帶裏未竟的課業……吃著，不知怎麽談到了各自的家庭，原來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報的老總。這時，女兒不知那根神經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還在晚報上……”我趕緊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說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許我會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為這等齷齪事，豈不讓我老漢臉麵掛不住？
誰知，未等女兒說完，若素就接過話茬。她呷了一口啤酒，兩個酒窩笑得分外嫵媚：“啊呀，老伯還能碼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沒有幾個還寫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寫了……”接著又銀鈴般的笑，“老伯不知，沒人看的哩，越來越不值錢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們這代人到了含飴弄孫享清福的年歲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還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沒沾一口，可頭嗡嗡得就是說不出話，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站在老師麵前，眼前就差沒條地縫。
感謝若素心直口快，實話實說。這一夜，我失眠了。親朋好友奉勸過我，同事同窗奉勸過我，今天又一個總編輯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隻有一個親生女兒理解老爸，你要讓老爸一條道走到黑嗎？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刻舟求劍的人，世事變遷了，還在船沿上打撈那些已經迂腐了的東西……
若素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還是她自己改的，可謂意味深長。這樣的女孩，表麵上好像對什麽都視若平常，毫不在意，實際上內心是極度的聰明厲害。女子無才便是德，那是舊時，現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麵容，你要有一定的學曆，有正高、副高這類名頭，有沒有學問都在其次，要緊的還要有一個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門心思苦嗬嗬拚到黑的學問女孩，是連丈夫都討不到的，最終成了命運的失敗者。我在契訶夫的小說裏找尋，在莫泊桑的小說裏找尋，在《紅樓夢》裏找尋，皆枉然，早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劍。
這以後，又見了若素一麵。那是在州立大學hub樓的一個英語班，主辦者把訪問學者和探親家長分成兩個小組，不知怎麽她混到我們這個小組來了。她的口語比我們這些連字母都沒學過的老頭老太強多了，她一個人和老師會話了大半堂，把我們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師覺察出來了，讓她到那個班去了。隔著幾排座兒，老遠向我招手，她是真誠的，而我卻感到有點兒虛假。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她。
眼下，又要開學了，我們又要去美國，不知這次還能不能見到若素，還能不能嚐到那誘人的高橋鬆餅和花生糖，她的兒子已經畢業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說，收入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若素》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說，暫未收入該集。該書目前處於KDP Select 開放閱讀期，Kindle 訂閱讀者可在相應範圍內閱讀。
把文化擠到角落的年代
光耀翁 (2026-01-30 03:58:18) 評論 (2)
把文化擠到角落的年代
1982年春季，我大學畢業分到區職工教育辦公室，同時到業餘中學做兼職教師。
那時，僅崇文區業餘中學就有3200多名學員，74個教學班。每當有課，學員們下班不回家，直接就來教室。他們來自京城四麵八方：有的從郊區趕來，路途要一個多小時；有的年輕母親，扔下吃奶的孩子，就來聽課。我和他們常常都餓著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點放學。
現在回憶起來，仍覺驚異：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這個字眼）著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寫作班，不像基礎班那樣授課與文憑直接掛鉤。那幾年，大批青工補習文化課，必須拿到合格證；而寫作班不發文憑，卻依然有許多人來上我的課。
我一邊教課，也偶爾寫點小稿，稿費不過兩三塊錢。有時自己還沒收到編輯寄來的樣報，就已有學員舉著當天的報紙進來：“鄧老師，您的大作又見報了！”全班同學立刻投來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熱淚盈眶。
然而，時過境遷，這種“舞文弄墨”的人，漸漸顯得多餘起來。我離開職工教育後，先後在兩家雜誌社供職。到了九十年代，這是一個“悶聲發大財”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們的是一位武警後勤處長——他和我的同事是同鄉，開著一家不知做什麽買賣的公司。他十分熱情。當得知我是雜誌編輯時，笑著說：“不就是賣書的嗎？”一句話讓我尷尬不已，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
更讓我沮喪的是，連一些自稱“文化人”的人，也覺得你迂腐。1995年，雜誌社調來一位美編。這位時髦的女士見我辦公室裏兩大架子書，笑著說：“你這些書都是擺設吧？你也不看看，現在誰還裝模作樣地讀書！”她的話讓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聲中，我真是無地自容。
後來，我在小說裏給她起過“安妮塔”的名字，也叫過“阿倩”。在她們眼裏，讀書和讀書人，大抵就是這麽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掙了多少稿費？文章能值幾個錢！”在那個年代的價值尺度裏，人民幣才是硬道理。你讀了半天，寫了半天，沒掙著錢，在他們看來，幾乎一文不值。
那位後勤處長，其實還無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賣書的”，恐怕早就發財了。我們有位負責推銷雜誌的書商，連中學都沒上完，卻在北京買了好幾處房子。時代一路向前，而我卻像個“刻舟求劍”的人。
令人沮喪的還有：你寫的東西越來越難發表，即便發表了，也很少有人閱讀。報紙發行量逐年下降，“看書讀皮兒、看報讀題兒”，大多數人翻翻廣告便罷，文學副刊鮮有人問津。
可你若說“沒人讀書”，書卻又越出越多。那幾年，出版業全麵放開，從過去的“撥款出版”轉為“自負盈虧”，圖書被推向市場。記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書大約有十九萬種。有人還做過統計——也不知具體算法如何——說這一年出的新書，如果不歇氣地讀，要讀上五百年。這個數字本身，或許更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
書多，並不等於好書多。不能否認，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學術或文學價值的作品，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比如，評職稱需要出書，便到出版社買書號，少則幾千，多則上萬。書印出來，自己拉走，愛賣愛送，悉聽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書，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後如何處理，連她自己也說不清。
那些年我賣廢品時，常見有人一捆一捆地賣書，許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無錯不成書”，這並非笑談。我曾替領導修改過已經出版的書，五六萬字的篇幅，每頁都能找出好幾個錯別字，病句更不必說，也不知書稿是否真正經過細致審讀。
還有更奇特的：用金銀把書打造成奢侈裝飾品。我在雜文《不敢愛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家書局與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開本《二十四史》，封麵選用優質小山羊皮，封麵與書脊文字、圖案均用24K金箔燙成，書口滾金。一套售價16萬元，幾乎可以買一輛中檔轎車了。這篇拙稿曾獲北京市1996年雜文一等獎，知道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編輯和評委。
說到編輯是否看書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論。這個行當裏，同樣是良莠不齊。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說她沒文化，她有大專文憑；可校對起文稿來，十處差錯能漏掉八處，剩下的兩處也未必改得對。像“舟”和“丹”、“寵”和“龐”這樣的字常常混淆，還把“巴勒斯坦”與“巴基斯坦”混為一談。
可你真能說她沒文化嗎？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讀沒讀過村上春樹。我一時語塞，隻好紅著臉說，讀過川端康成，卻不熟悉村上。她對蘭蔻、雅詩蘭黛等高端美妝品牌如數家珍，服飾搭配也頗為講究。文化的形態，在她那裏，顯然有著另一種標準。像我這樣的“鄉巴佬”，隻能在小說裏悄悄描繪她們。
當然，問題並不隻出在個別編輯身上。2003年，有人讓我審讀幾位高考狀元寫的學習經驗。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點大學，其中不乏中文係、英語係的高材生，遺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順，甚至生造詞語。再往後，據報載，某名牌大學校長把“鴻鵠之誌”讀成“鴻浩之誌”，把“莘莘學子”讀成“jingjing學子”；而一位風靡網絡的教授，也曾在節目中把“耄耋”讀成“毛至”。當連知識界的權威人物也頻頻失手時，學生們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反問自己：何苦拉拉雜雜地回憶這些往事？也許，隻是想為那些曾被輕視、被擠到角落的讀書人，為真正把書當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點尊嚴的空間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麵這篇小小說是寫當前一些所謂“務實”的“文化人”，其實骨子裏是沒有文化，他（她）們把真正的讀書人當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還在寫作的人。請您繼續瀏覽——
若 素
鄧 乃 剛
若素是女兒的客人。她的兒子剛來州立大學時，是我女婿從機場把他接來，並在女兒家住了些日子，直到這孩子搬進學生公寓。看看兒子已大四了，可仍舊貪玩，學分差得太多，媽媽著急了，便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也來到這裏。兒子是學基礎化學的本科生，媽媽在國內大學教的是公共法律課，還真不知怎麽幫助他、輔導他。
這是端午節後那個星期六，老伴兒包了一大鍋粽子，女兒請若素來家吃飯，我們就認識了這位訪問學者。若素白衣紅裙，要不是笑的時候眼角泛起淺淺的魚尾紋，還以為是剛入學的大學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頭的人。很講禮儀，是那種見麵就熟的人，說著，笑著，把蟹黃味蠶豆、黃老五花生糖、高橋鬆餅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兩個小外孫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來了，女兒和她母親還在廚房那邊忙活，若素就爭著給兩個小家夥解粽子，一邊給她們講起端午節的故事。她繪聲繪色地講著，忽然說屈原是跳長江而死的。我一愣，沒好意思當麵糾正，人家畢竟是堂堂的大學老師，誰還沒個口誤呢？
女兒落座以後，她倆打開了話匣子，我們老倆孤陋寡聞，就在一旁做聽眾，真是大開眼界。原來這些訪問學者也是八仙過海，在大洋彼岸這邊各顯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國寶寶，還吃著一種叫WICK的福利 ，每月憑票從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雞蛋和diaper （嬰兒尿不濕）等等；有的把子女帶過來插班上學，練習一年英語，沒有身份美國學校照樣收他們，一樣享受免費教育；還有的從紐約到洛杉磯，從大瀑布到拉斯維加斯，體驗他們早年在英語《走遍美國》錄像帶裏未竟的課業……吃著，不知怎麽談到了各自的家庭，原來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報的老總。這時，女兒不知那根神經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還在晚報上……”我趕緊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說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許我會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為這等齷齪事，豈不讓我老漢臉麵掛不住？
誰知，未等女兒說完，若素就接過話茬。她呷了一口啤酒，兩個酒窩笑得分外嫵媚：“啊呀，老伯還能碼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沒有幾個還寫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寫了……”接著又銀鈴般的笑，“老伯不知，沒人看的哩，越來越不值錢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們這代人到了含飴弄孫享清福的年歲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還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沒沾一口，可頭嗡嗡得就是說不出話，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站在老師麵前，眼前就差沒條地縫。
感謝若素心直口快，實話實說。這一夜，我失眠了。親朋好友奉勸過我，同事同窗奉勸過我，今天又一個總編輯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隻有一個親生女兒理解老爸，你要讓老爸一條道走到黑嗎？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刻舟求劍的人，世事變遷了，還在船沿上打撈那些已經迂腐了的東西……
若素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還是她自己改的，可謂意味深長。這樣的女孩，表麵上好像對什麽都視若平常，毫不在意，實際上內心是極度的聰明厲害。女子無才便是德，那是舊時，現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麵容，你要有一定的學曆，有正高、副高這類名頭，有沒有學問都在其次，要緊的還要有一個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門心思苦嗬嗬拚到黑的學問女孩，是連丈夫都討不到的，最終成了命運的失敗者。我在契訶夫的小說裏找尋，在莫泊桑的小說裏找尋，在《紅樓夢》裏找尋，皆枉然，早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劍。
這以後，又見了若素一麵。那是在州立大學hub樓的一個英語班，主辦者把訪問學者和探親家長分成兩個小組，不知怎麽她混到我們這個小組來了。她的口語比我們這些連字母都沒學過的老頭老太強多了，她一個人和老師會話了大半堂，把我們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師覺察出來了，讓她到那個班去了。隔著幾排座兒，老遠向我招手，她是真誠的，而我卻感到有點兒虛假。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她。
眼下，又要開學了，我們又要去美國，不知這次還能不能見到若素，還能不能嚐到那誘人的高橋鬆餅和花生糖，她的兒子已經畢業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說，收入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若素》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說，暫未收入該集。該書目前處於KDP Select 開放閱讀期，Kindle 訂閱讀者可在相應範圍內閱讀。
1982年春季，我大學畢業分到區職工教育辦公室，同時到業餘中學做兼職教師。
那時，僅崇文區業餘中學就有3200多名學員，74個教學班。每當有課，學員們下班不回家，直接就來教室。他們來自京城四麵八方：有的從郊區趕來，路途要一個多小時；有的年輕母親，扔下吃奶的孩子，就來聽課。我和他們常常都餓著肚子，一直到晚上九、十點放學。
現在回憶起來，仍覺驚異：究竟是一種什麽力量在“逼迫”（我刻意用了“逼迫”這個字眼）著大家如此奔命？我教的是寫作班，不像基礎班那樣授課與文憑直接掛鉤。那幾年，大批青工補習文化課，必須拿到合格證；而寫作班不發文憑，卻依然有許多人來上我的課。
我一邊教課，也偶爾寫點小稿，稿費不過兩三塊錢。有時自己還沒收到編輯寄來的樣報，就已有學員舉著當天的報紙進來：“鄧老師，您的大作又見報了！”全班同學立刻投來敬佩的目光。那一刻，我常常感激得熱淚盈眶。
然而，時過境遷，這種“舞文弄墨”的人，漸漸顯得多餘起來。我離開職工教育後，先後在兩家雜誌社供職。到了九十年代，這是一個“悶聲發大財”的年代，仿佛上帝突然施了魔法，有人一夜暴富。
1993年初春，我和同事到海南出差，接待我們的是一位武警後勤處長——他和我的同事是同鄉，開著一家不知做什麽買賣的公司。他十分熱情。當得知我是雜誌編輯時，笑著說：“不就是賣書的嗎？”一句話讓我尷尬不已，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
更讓我沮喪的是，連一些自稱“文化人”的人，也覺得你迂腐。1995年，雜誌社調來一位美編。這位時髦的女士見我辦公室裏兩大架子書，笑著說：“你這些書都是擺設吧？你也不看看，現在誰還裝模作樣地讀書！”她的話讓我一愣，在她咯咯的笑聲中，我真是無地自容。
後來，我在小說裏給她起過“安妮塔”的名字，也叫過“阿倩”。在她們眼裏，讀書和讀書人，大抵就是這麽一回事。“阿倩”不止一次地笑我：“你掙了多少稿費？文章能值幾個錢！”在那個年代的價值尺度裏，人民幣才是硬道理。你讀了半天，寫了半天，沒掙著錢，在他們看來，幾乎一文不值。
那位後勤處長，其實還無意中高抬了我——要真是“賣書的”，恐怕早就發財了。我們有位負責推銷雜誌的書商，連中學都沒上完，卻在北京買了好幾處房子。時代一路向前，而我卻像個“刻舟求劍”的人。
令人沮喪的還有：你寫的東西越來越難發表，即便發表了，也很少有人閱讀。報紙發行量逐年下降，“看書讀皮兒、看報讀題兒”，大多數人翻翻廣告便罷，文學副刊鮮有人問津。
可你若說“沒人讀書”，書卻又越出越多。那幾年，出版業全麵放開，從過去的“撥款出版”轉為“自負盈虧”，圖書被推向市場。記不清是哪一年，新出版的書大約有十九萬種。有人還做過統計——也不知具體算法如何——說這一年出的新書，如果不歇氣地讀，要讀上五百年。這個數字本身，或許更像是一個時代的隱喻。
書多，並不等於好書多。不能否認，其中仍有真正具有學術或文學價值的作品，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比如，評職稱需要出書，便到出版社買書號，少則幾千，多則上萬。書印出來，自己拉走，愛賣愛送，悉聽尊便。我有位女同事拉回半屋子書，送人也送不出去，最後如何處理，連她自己也說不清。
那些年我賣廢品時，常見有人一捆一捆地賣書，許多都是前一年新出版的。再如“無錯不成書”，這並非笑談。我曾替領導修改過已經出版的書，五六萬字的篇幅，每頁都能找出好幾個錯別字，病句更不必說，也不知書稿是否真正經過細致審讀。
還有更奇特的：用金銀把書打造成奢侈裝飾品。我在雜文《不敢愛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一家書局與海南某文化公司合作，出版大16開本《二十四史》，封麵選用優質小山羊皮，封麵與書脊文字、圖案均用24K金箔燙成，書口滾金。一套售價16萬元，幾乎可以買一輛中檔轎車了。這篇拙稿曾獲北京市1996年雜文一等獎，知道這件事的，大概也就是編輯和評委。
說到編輯是否看書稿，倒也不能一概而論。這個行當裏，同樣是良莠不齊。我那位同事“阿倩”，你不能說她沒文化，她有大專文憑；可校對起文稿來，十處差錯能漏掉八處，剩下的兩處也未必改得對。像“舟”和“丹”、“寵”和“龐”這樣的字常常混淆，還把“巴勒斯坦”與“巴基斯坦”混為一談。
可你真能說她沒文化嗎？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讀沒讀過村上春樹。我一時語塞，隻好紅著臉說，讀過川端康成，卻不熟悉村上。她對蘭蔻、雅詩蘭黛等高端美妝品牌如數家珍，服飾搭配也頗為講究。文化的形態，在她那裏，顯然有著另一種標準。像我這樣的“鄉巴佬”，隻能在小說裏悄悄描繪她們。
當然，問題並不隻出在個別編輯身上。2003年，有人讓我審讀幾位高考狀元寫的學習經驗。這些孩子都考入了重點大學，其中不乏中文係、英語係的高材生，遺憾的是，在二三十人中，仍有人做不到文通字順，甚至生造詞語。再往後，據報載，某名牌大學校長把“鴻鵠之誌”讀成“鴻浩之誌”，把“莘莘學子”讀成“jingjing學子”；而一位風靡網絡的教授，也曾在節目中把“耄耋”讀成“毛至”。當連知識界的權威人物也頻頻失手時，學生們的困惑，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反問自己：何苦拉拉雜雜地回憶這些往事？也許，隻是想為那些曾被輕視、被擠到角落的讀書人，為真正把書當作精神依托的人，留下一點尊嚴的空間吧。
（2025年12月23日晚）
下麵這篇小小說是寫當前一些所謂“務實”的“文化人”，其實骨子裏是沒有文化，他（她）們把真正的讀書人當成迂腐，以至瞧不起今天還在寫作的人。請您繼續瀏覽——
若 素
鄧 乃 剛
若素是女兒的客人。她的兒子剛來州立大學時，是我女婿從機場把他接來，並在女兒家住了些日子，直到這孩子搬進學生公寓。看看兒子已大四了，可仍舊貪玩，學分差得太多，媽媽著急了，便以訪問學者的名義也來到這裏。兒子是學基礎化學的本科生，媽媽在國內大學教的是公共法律課，還真不知怎麽幫助他、輔導他。
這是端午節後那個星期六，老伴兒包了一大鍋粽子，女兒請若素來家吃飯，我們就認識了這位訪問學者。若素白衣紅裙，要不是笑的時候眼角泛起淺淺的魚尾紋，還以為是剛入學的大學生呢，猜不出是五十出頭的人。很講禮儀，是那種見麵就熟的人，說著，笑著，把蟹黃味蠶豆、黃老五花生糖、高橋鬆餅等各路小吃撒了一桌子，喜得我那兩個小外孫女活像喳喳的小麻雀。
粽子端上來了，女兒和她母親還在廚房那邊忙活，若素就爭著給兩個小家夥解粽子，一邊給她們講起端午節的故事。她繪聲繪色地講著，忽然說屈原是跳長江而死的。我一愣，沒好意思當麵糾正，人家畢竟是堂堂的大學老師，誰還沒個口誤呢？
女兒落座以後，她倆打開了話匣子，我們老倆孤陋寡聞，就在一旁做聽眾，真是大開眼界。原來這些訪問學者也是八仙過海，在大洋彼岸這邊各顯神通。有的在此生了美國寶寶，還吃著一種叫WICK的福利 ，每月憑票從超市取回牛奶、起司、雞蛋和diaper （嬰兒尿不濕）等等；有的把子女帶過來插班上學，練習一年英語，沒有身份美國學校照樣收他們，一樣享受免費教育；還有的從紐約到洛杉磯，從大瀑布到拉斯維加斯，體驗他們早年在英語《走遍美國》錄像帶裏未竟的課業……吃著，不知怎麽談到了各自的家庭，原來若素的先生是江南某報的老總。這時，女兒不知那根神經出了毛病：“我老爸也是舞文弄墨的人，還在晚報上……”我趕緊瞥了她一眼，打住！我怕她說出求若素捎稿，要是倒退三十年，也許我會俯首低眉一下，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為這等齷齪事，豈不讓我老漢臉麵掛不住？
誰知，未等女兒說完，若素就接過話茬。她呷了一口啤酒，兩個酒窩笑得分外嫵媚：“啊呀，老伯還能碼字爬格子，真不容易——今天沒有幾個還寫稿子的了，不少作家也不寫了……”接著又銀鈴般的笑，“老伯不知，沒人看的哩，越來越不值錢了——我家老父早就看清的了，你們這代人到了含飴弄孫享清福的年歲了，何苦再……”不知是她喝多了還是我喝多了，我明明沒沾一口，可頭嗡嗡得就是說不出話，像一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站在老師麵前，眼前就差沒條地縫。
感謝若素心直口快，實話實說。這一夜，我失眠了。親朋好友奉勸過我，同事同窗奉勸過我，今天又一個總編輯的夫人如此直言。好像隻有一個親生女兒理解老爸，你要讓老爸一條道走到黑嗎？我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刻舟求劍的人，世事變遷了，還在船沿上打撈那些已經迂腐了的東西……
若素這名字，不知是生父取的，還是她自己改的，可謂意味深長。這樣的女孩，表麵上好像對什麽都視若平常，毫不在意，實際上內心是極度的聰明厲害。女子無才便是德，那是舊時，現下不行了，除了姣好的麵容，你要有一定的學曆，有正高、副高這類名頭，有沒有學問都在其次，要緊的還要有一個得力的、能做靠山的丈夫。那些一門心思苦嗬嗬拚到黑的學問女孩，是連丈夫都討不到的，最終成了命運的失敗者。我在契訶夫的小說裏找尋，在莫泊桑的小說裏找尋，在《紅樓夢》裏找尋，皆枉然，早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我又在刻舟求劍。
這以後，又見了若素一麵。那是在州立大學hub樓的一個英語班，主辦者把訪問學者和探親家長分成兩個小組，不知怎麽她混到我們這個小組來了。她的口語比我們這些連字母都沒學過的老頭老太強多了，她一個人和老師會話了大半堂，把我們晾在了一旁。大概是老師覺察出來了，讓她到那個班去了。隔著幾排座兒，老遠向我招手，她是真誠的，而我卻感到有點兒虛假。以後，再也沒有見到她。
眼下，又要開學了，我們又要去美國，不知這次還能不能見到若素，還能不能嚐到那誘人的高橋鬆餅和花生糖，她的兒子已經畢業了吧？
（2018年6月23日星期六）
附注
前文所涉小說，收入小說集《沒有“廊橋”的年代》。《若素》為作者近年所作的小小說，暫未收入該集。該書目前處於KDP Select 開放閱讀期，Kindle 訂閱讀者可在相應範圍內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