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伊朗的“史詩憤怒行動”已經快一周了，全球媒體的報道呈現出一種明顯失衡。新聞中可以精確列出美軍陣亡人數與受傷情況，也能看到伊朗政權軍政人物被定點打擊的名單與職銜，但在這些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背後，普通民眾的傷亡卻極少成為頭條焦點。與其說這是單純的新聞取舍，不如說它暴露出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殘酷現實：不同國籍、不同身份的生命，在戰爭的衡量體係中的價值分量是大相徑庭的。
事實上，這場由美以發動的突襲在很多伊朗平民眼中是猝不及防的災難，當外交斡旋看似仍在進行、民眾尚沉浸在並無迫近戰爭感的日常生活中時，淩晨的空襲不僅摧毀了政權核心，更讓很多無辜者隨之遭殃，其中最令人心碎的莫過於伊朗一所女子學校所遭受轟炸的慘劇，據報道約有100多名少年女學生在炮火中喪生。
這次行動美以選擇淩晨行動以增強突然性，降低自身風險，並減少目標區域人員活動帶來的複雜變量。這種夜間或淩晨突襲的軍事邏輯，在軍事技術層麵上應該是合理的，但在平民視角中，卻往往意味著猝不及防的恐懼與混亂，也意味著還會有很多平民在平靜的睡夢中失去生命。
當外交斡旋仍在台麵上進行、普通民眾仍在過著日常生活時，突如其來的空襲無論打擊目標如何精準，都可能對周邊社區造成溢出傷害。伊朗政權是很邪惡，可問題在於，這些普通人的命運往往在西方報道中經常被抽象為“附帶損害”或“連帶影響”。當媒體用大量篇幅聚焦美國軍人的犧牲，而對伊朗無辜平民的傷亡語焉不詳時，客觀上便向公眾傳遞出一種信息：戰爭的代價和正義性主要體現在“我們失去了多少軍人”，而非“人類失去了多少人”。
這種戰爭成敗的衡量標準並非今日才有。回顧越南戰爭或海灣戰爭，真正左右美國國內輿論、進而影響總統決策的關鍵指標，往往是美軍自身的傷亡人數。隻要本國軍人傷亡維持在社會可承受範圍內，比如不死一人，或者不死很多人，戰爭便更容易被視為“可控”“可行”的正當之舉。至於對方平民的死傷，則更多停留在國際媒體道義層麵的討論，而且很難在輿論上對美國戰爭決策者產生實質性的政治壓力。
將戰爭的正當性建立在“自身低成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所有生命等值”的原則之上，本質上是一種自我的功利主義計算。當一個人的生存權因為國籍不同而在輿論天平上輕重有別時，“正義戰爭”的道德基礎就很難得站得住腳了。在這個注重自身人員損耗的計算框架中，戰爭不再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更像是一場風險評估後的成本收益決策。
即便特朗普在公開講話中區分伊朗政權與伊朗人民，表達對平民的同情或支持，鼓勵他們上街遊行，清算舊政府，建立新的政權，但這種話語若缺乏切實可行的保護機製，終究難以彌合戰爭現實帶來的創傷。如果誰家有人被誤傷或誤殺，那麽那些原本反伊朗暴政的平民的政治立場甚至都會發生變化，由反政府變為反侵略。曆史已經多次證明，從伊拉克到阿富汗，戰爭結束後最難被修複的，往往不是軍事設施，而是被擊碎的社會結構與人心秩序。一個國家的未來並不會自動從廢墟中生長出來。
真正的戰爭正義，不應隻計算發動者損失了多少士兵，而應衡量它給所有國家、家庭帶來了多少不可逆的傷害，當然也包括伊朗這次對鄰國報複性的狂轟濫炸，伊朗的目的就是擴大平民的傷亡，把責任推到美以頭上。所以，無論國籍如何，平民的死亡都不應被視為統計學意義上的“附帶項”。不能因為美國沒有死人或死人不多，就可以不在意他國死傷的平民多少。如果人權是普遍的，那麽它在戰爭中也應當適用於任何平民和他們的人權。否則，“正義”二字，終究隻是一種單方麵的立場和說辭，而非落到每個人頭上的普世原則。
2026.3.4 於美國
“附帶損害”：當戰爭的正義性隻取決於美軍的傷亡數字
遠遠的霧 (2026-03-04 05:17:38) 評論 (8)美國對伊朗的“史詩憤怒行動”已經快一周了，全球媒體的報道呈現出一種明顯失衡。新聞中可以精確列出美軍陣亡人數與受傷情況，也能看到伊朗政權軍政人物被定點打擊的名單與職銜，但在這些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背後，普通民眾的傷亡卻極少成為頭條焦點。與其說這是單純的新聞取舍，不如說它暴露出當代國際政治中的一個殘酷現實：不同國籍、不同身份的生命，在戰爭的衡量體係中的價值分量是大相徑庭的。
事實上，這場由美以發動的突襲在很多伊朗平民眼中是猝不及防的災難，當外交斡旋看似仍在進行、民眾尚沉浸在並無迫近戰爭感的日常生活中時，淩晨的空襲不僅摧毀了政權核心，更讓很多無辜者隨之遭殃，其中最令人心碎的莫過於伊朗一所女子學校所遭受轟炸的慘劇，據報道約有100多名少年女學生在炮火中喪生。
這次行動美以選擇淩晨行動以增強突然性，降低自身風險，並減少目標區域人員活動帶來的複雜變量。這種夜間或淩晨突襲的軍事邏輯，在軍事技術層麵上應該是合理的，但在平民視角中，卻往往意味著猝不及防的恐懼與混亂，也意味著還會有很多平民在平靜的睡夢中失去生命。
當外交斡旋仍在台麵上進行、普通民眾仍在過著日常生活時，突如其來的空襲無論打擊目標如何精準，都可能對周邊社區造成溢出傷害。伊朗政權是很邪惡，可問題在於，這些普通人的命運往往在西方報道中經常被抽象為“附帶損害”或“連帶影響”。當媒體用大量篇幅聚焦美國軍人的犧牲，而對伊朗無辜平民的傷亡語焉不詳時，客觀上便向公眾傳遞出一種信息：戰爭的代價和正義性主要體現在“我們失去了多少軍人”，而非“人類失去了多少人”。
這種戰爭成敗的衡量標準並非今日才有。回顧越南戰爭或海灣戰爭，真正左右美國國內輿論、進而影響總統決策的關鍵指標，往往是美軍自身的傷亡人數。隻要本國軍人傷亡維持在社會可承受範圍內，比如不死一人，或者不死很多人，戰爭便更容易被視為“可控”“可行”的正當之舉。至於對方平民的死傷，則更多停留在國際媒體道義層麵的討論，而且很難在輿論上對美國戰爭決策者產生實質性的政治壓力。
將戰爭的正當性建立在“自身低成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所有生命等值”的原則之上，本質上是一種自我的功利主義計算。當一個人的生存權因為國籍不同而在輿論天平上輕重有別時，“正義戰爭”的道德基礎就很難得站得住腳了。在這個注重自身人員損耗的計算框架中，戰爭不再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而更像是一場風險評估後的成本收益決策。
即便特朗普在公開講話中區分伊朗政權與伊朗人民，表達對平民的同情或支持，鼓勵他們上街遊行，清算舊政府，建立新的政權，但這種話語若缺乏切實可行的保護機製，終究難以彌合戰爭現實帶來的創傷。如果誰家有人被誤傷或誤殺，那麽那些原本反伊朗暴政的平民的政治立場甚至都會發生變化，由反政府變為反侵略。曆史已經多次證明，從伊拉克到阿富汗，戰爭結束後最難被修複的，往往不是軍事設施，而是被擊碎的社會結構與人心秩序。一個國家的未來並不會自動從廢墟中生長出來。
真正的戰爭正義，不應隻計算發動者損失了多少士兵，而應衡量它給所有國家、家庭帶來了多少不可逆的傷害，當然也包括伊朗這次對鄰國報複性的狂轟濫炸，伊朗的目的就是擴大平民的傷亡，把責任推到美以頭上。所以，無論國籍如何，平民的死亡都不應被視為統計學意義上的“附帶項”。不能因為美國沒有死人或死人不多，就可以不在意他國死傷的平民多少。如果人權是普遍的，那麽它在戰爭中也應當適用於任何平民和他們的人權。否則，“正義”二字，終究隻是一種單方麵的立場和說辭，而非落到每個人頭上的普世原則。
2026.3.4 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