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春無歌
3、麵向黃土
我們到條石溝的第二天早上，就跟生產隊的社員一起出工了。那正是秋收大忙季節。第一天幹的活是拔花生，在東隊那塊唯一連成片的土地上，一條壟溝有二裏地那麽長，我順著壟溝，埋頭一把把拔著花生，直到把一條壟拔到頭，都沒有直起腰來。很快，我的腰就酸得直不了了。可我每天還在拚命地幹，我們到農村不就是來奮鬥來吃苦的嗎？幾天之後，我們又開始割豆子，熟透的豆莢遍體的毛毛刺，一把抓住，紮得手心熱辣辣的，半天不到，我的手心被紮得滲出血來。姐姐找出媽媽給我們帶來的白線手套讓我戴上，手不那麽疼了，我每天戴著手套割豆子。
割豆子之後，我們去割穀子。一片幹旱又貧瘠的山坡地裏，穀子像沒紮進地裏。割的時候，一把抓住穀子割下去，鐮刀不快，穀子紮根又淺，幾乎就是被連根拔出來的。穀子的根上沾著成塊的泥土，每割下一把，就要用鐮刀再把根上的土砍掉。一次砍穀子根時，我握著的鐮刀從穀子根上滑過，砍在了我的右膝上，頓時鮮血流了出來，染紅了褲子，染濕了鞋。姐姐立即帶我回到住處，塗上碘酒，敷上紗布塊。雖然疼得厲害，我也沒休息，又回到地裏去割穀子了。右膝上的傷口一直沒有愈合,我每天一瘸一瘸的去出工，幹什麽活都沒有落後，我的膝蓋上留下了一個疤。
半年後，我第一次回家探親。媽媽撫摸著我的疤痕,心疼地說，如果當時能縫上一兩針，就不會留疤了。媽媽教給了我傷口縫合方法，又找出了羊腸線和消毒棉球，讓我帶上，告訴我以後再遇到類似的情況，自己也可以縫合。
整個秋天，我們幹的農活從起地瓜、割高梁、割穀子、割玉米到摘蘋果，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修梯田是我幹過的最苦的活兒，要背著石頭走很長的山路才能到達梯田邊。我每次都要求兩個抬石頭的男社員把大石頭抬到我的背上，隻要我還能站住不倒，我就會彎著腰，用手扶著後背的石頭，一步步的挪動腳步。幹著這過度超負荷的活兒，大家都說我真有勁，我就更來了勁頭，一趟又一趟的專揀大石頭背。其實我知道自己沒有那麽大的力氣，是石頭壓得我不得不往前邁步。扛石頭的男社員是把石頭扛在一側的肩頭走著上山，女社員是把一隻手可以拿起的石頭托著上山，我是把石頭馱在後腰上，身體成近90度的彎曲向前移行。姐姐不斷悄悄地對我說，別扛那麽大的石頭，會累壞的。可是我不聽，我還是每次都挑大石頭扛，覺得這樣就能更快一些建成“大寨田”，更早的建成“農村紅色根據地”，離世界革命勝利更近一些，也能把自己鍛煉成合格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在修梯田的高潮期,姐姐從梯田邊高高的台階上滾落下來，重重地摔到地上。她的胳膊、腿和腰都運轉不靈了，動一下都很困難。當晚鄰居王大嬸把姐姐接到家裏，喂她蛇皮湯，為她祈禱，守護了她一夜。第二天，我請了假帶姐姐去公社醫院檢查，被公社醫院支到了縣醫院，從縣醫院被支到市裏的醫院。我送姐姐到綏中車站，送她上了火車，又給爸爸打了長途電話，就匆匆的趕回條石溝。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姐姐摔傷了，我應該陪她回家看病，可我卻讓她一個人上了火車，自己急忙趕回條石溝。為什麽？我想的是姐姐已受傷不能參加修梯田勞動了，我不能再誤工了，我更得努力幹活，把損失補回來。我當時真是一個有病的人，而且病的很重：把生產隊的一塊石頭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
我從綏中趕回範家時已是傍晚了。我不顧天晚路不熟，沿著大山疾走，遇見山口就穿過去。走了很久，隱約可見遠處的房屋了，剛鬆口氣，發現房屋地勢不太對勁，就喊住了路上背著草的小孩問，這是什麽大隊？小孩說：“小胡大隊。”我懵了，小胡大隊離條石溝有十幾裏路呢。方向錯了，怎麽辦？我來不及多想就向相反的方向趕路。望著漆黑的夜色，我心裏越發著急，慌慌張張地走著，遇見水溝就趟過去，遇見山就繞過去。我在青紗帳裏發瘋般地穿行，鞋子濕了，褲子濕了，也不管不顧。回到條石溝住處已是夜裏十點四十分了，全村沒有一絲燈光。當我推開房門，一下子撲在炕上的時候，真想放聲大哭，可我忍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出工了，照樣搶著背大石頭，照樣拚命幹活。
秋收後，我們除了幹“倒糞”的活以外，還增加了一個特殊的農活:開墾土地。在這號稱：“跳石溝，處處踩石頭”的地方，真是寸土寸金。為了多開出哪怕隻有二、三十平方米的一小塊地，就可以耗費整整一個冬季的時光。我們開墾的地裏布滿大大小小的石頭，要一塊塊地把它們揀到筐裏抬出去，扔到山腳下的河溝裏。可是石頭好像總也揀不完，層出不窮。天寒地凍的時節，我們四個女知青和隊裏僅有的三四個女青年日複一日地在地裏幹著這個單調而重複的活兒，一幹就是一個冬天。
我們幹的活兒還有刮梨樹皮，用小鋤頭將樹皮刮掉一層，據說這樣來年的梨子才會皮薄好吃。我們爬上一棵棵梨樹，刮下每一片樹皮，一個樹杈都不放過。開始時我覺得這個活兒挺有趣，可是時間一長，我和姐姐的臉頰上都生了凍瘡,又硬又癢，我的手背皮膚也凍破了，直到現在，皮膚的顏色都沒變過來。
1969年年底，生產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按上級要求，實行“大寨工分製”，將所有的男女勞力按出工出力情況劃成“一、二、三”等，按等級領取工分,要“自報公議”。經過評議，我和婦女隊長、組長被評為一等工分，其他三個女知青被評為三等工分。工分究竟相差多少我忘記了，我記住的是婦女隊長在修梯田時，順手揀起有兩塊磚頭一般大小的石塊，優哉遊哉地走上山坡,在播種花生的時候把花生種一粒粒塞在口裏。在春天給莊稼拔草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雙膝跪在地上,一棵雜草都不放過，而女社員們卻象征性地東一把西一把連捋帶拽，晃晃悠悠就到了地頭。所有的活，她們都是這樣輕鬆幹的。
我為了這個“一等工分”付出的代價是：肩胛骨疼痛，舉臂困難，脊椎嚴重變形，因鏟地時暴露的皮膚接觸水珠患上了嚴重的蕁麻疹，隻要遇風、遇涼、遇水,全身蕁麻疹就會連成片，奇癢無比,還有因為睡冰一樣的石頭炕和常年吃不到蔬菜引起的便秘、便血，“水土不服”引起的腳趾潰爛，穿不了鞋隻能趿拉著鞋走路。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怎麽也站不起來了。我隻能彎著腰走路，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症狀越來越重。去醫院拍片，確診為腰間盤膨出。市立醫院的骨科主任對我說：是年輕時候腰椎受過損傷，被重物壓過。我相信了，因為這個主任就是當年我們青年點的隋力軍大哥。這個下鄉時被我忽視、輕視、隨意傷害、隨時準備為建設新農村而貢獻出去的身體，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帶給了我無盡的痛苦和煩惱。
青春無歌 (3): 麵向黃土
旭子 (2026-01-19 08:01:17) 評論 (1)
第三章 青春無歌
3、麵向黃土
我們到條石溝的第二天早上，就跟生產隊的社員一起出工了。那正是秋收大忙季節。第一天幹的活是拔花生，在東隊那塊唯一連成片的土地上，一條壟溝有二裏地那麽長，我順著壟溝，埋頭一把把拔著花生，直到把一條壟拔到頭，都沒有直起腰來。很快，我的腰就酸得直不了了。可我每天還在拚命地幹，我們到農村不就是來奮鬥來吃苦的嗎？幾天之後，我們又開始割豆子，熟透的豆莢遍體的毛毛刺，一把抓住，紮得手心熱辣辣的，半天不到，我的手心被紮得滲出血來。姐姐找出媽媽給我們帶來的白線手套讓我戴上，手不那麽疼了，我每天戴著手套割豆子。
割豆子之後，我們去割穀子。一片幹旱又貧瘠的山坡地裏，穀子像沒紮進地裏。割的時候，一把抓住穀子割下去，鐮刀不快，穀子紮根又淺，幾乎就是被連根拔出來的。穀子的根上沾著成塊的泥土，每割下一把，就要用鐮刀再把根上的土砍掉。一次砍穀子根時，我握著的鐮刀從穀子根上滑過，砍在了我的右膝上，頓時鮮血流了出來，染紅了褲子，染濕了鞋。姐姐立即帶我回到住處，塗上碘酒，敷上紗布塊。雖然疼得厲害，我也沒休息，又回到地裏去割穀子了。右膝上的傷口一直沒有愈合,我每天一瘸一瘸的去出工，幹什麽活都沒有落後，我的膝蓋上留下了一個疤。
半年後，我第一次回家探親。媽媽撫摸著我的疤痕,心疼地說，如果當時能縫上一兩針，就不會留疤了。媽媽教給了我傷口縫合方法，又找出了羊腸線和消毒棉球，讓我帶上，告訴我以後再遇到類似的情況，自己也可以縫合。
整個秋天，我們幹的農活從起地瓜、割高梁、割穀子、割玉米到摘蘋果，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修梯田是我幹過的最苦的活兒，要背著石頭走很長的山路才能到達梯田邊。我每次都要求兩個抬石頭的男社員把大石頭抬到我的背上，隻要我還能站住不倒，我就會彎著腰，用手扶著後背的石頭，一步步的挪動腳步。幹著這過度超負荷的活兒，大家都說我真有勁，我就更來了勁頭，一趟又一趟的專揀大石頭背。其實我知道自己沒有那麽大的力氣，是石頭壓得我不得不往前邁步。扛石頭的男社員是把石頭扛在一側的肩頭走著上山，女社員是把一隻手可以拿起的石頭托著上山，我是把石頭馱在後腰上，身體成近90度的彎曲向前移行。姐姐不斷悄悄地對我說，別扛那麽大的石頭，會累壞的。可是我不聽，我還是每次都挑大石頭扛，覺得這樣就能更快一些建成“大寨田”，更早的建成“農村紅色根據地”，離世界革命勝利更近一些，也能把自己鍛煉成合格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在修梯田的高潮期,姐姐從梯田邊高高的台階上滾落下來，重重地摔到地上。她的胳膊、腿和腰都運轉不靈了，動一下都很困難。當晚鄰居王大嬸把姐姐接到家裏，喂她蛇皮湯，為她祈禱，守護了她一夜。第二天，我請了假帶姐姐去公社醫院檢查，被公社醫院支到了縣醫院，從縣醫院被支到市裏的醫院。我送姐姐到綏中車站，送她上了火車，又給爸爸打了長途電話，就匆匆的趕回條石溝。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姐姐摔傷了，我應該陪她回家看病，可我卻讓她一個人上了火車，自己急忙趕回條石溝。為什麽？我想的是姐姐已受傷不能參加修梯田勞動了，我不能再誤工了，我更得努力幹活，把損失補回來。我當時真是一個有病的人，而且病的很重：把生產隊的一塊石頭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
我從綏中趕回範家時已是傍晚了。我不顧天晚路不熟，沿著大山疾走，遇見山口就穿過去。走了很久，隱約可見遠處的房屋了，剛鬆口氣，發現房屋地勢不太對勁，就喊住了路上背著草的小孩問，這是什麽大隊？小孩說：“小胡大隊。”我懵了，小胡大隊離條石溝有十幾裏路呢。方向錯了，怎麽辦？我來不及多想就向相反的方向趕路。望著漆黑的夜色，我心裏越發著急，慌慌張張地走著，遇見水溝就趟過去，遇見山就繞過去。我在青紗帳裏發瘋般地穿行，鞋子濕了，褲子濕了，也不管不顧。回到條石溝住處已是夜裏十點四十分了，全村沒有一絲燈光。當我推開房門，一下子撲在炕上的時候，真想放聲大哭，可我忍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出工了，照樣搶著背大石頭，照樣拚命幹活。
秋收後，我們除了幹“倒糞”的活以外，還增加了一個特殊的農活:開墾土地。在這號稱：“跳石溝，處處踩石頭”的地方，真是寸土寸金。為了多開出哪怕隻有二、三十平方米的一小塊地，就可以耗費整整一個冬季的時光。我們開墾的地裏布滿大大小小的石頭，要一塊塊地把它們揀到筐裏抬出去，扔到山腳下的河溝裏。可是石頭好像總也揀不完，層出不窮。天寒地凍的時節，我們四個女知青和隊裏僅有的三四個女青年日複一日地在地裏幹著這個單調而重複的活兒，一幹就是一個冬天。
我們幹的活兒還有刮梨樹皮，用小鋤頭將樹皮刮掉一層，據說這樣來年的梨子才會皮薄好吃。我們爬上一棵棵梨樹，刮下每一片樹皮，一個樹杈都不放過。開始時我覺得這個活兒挺有趣，可是時間一長，我和姐姐的臉頰上都生了凍瘡,又硬又癢，我的手背皮膚也凍破了，直到現在，皮膚的顏色都沒變過來。
1969年年底，生產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按上級要求，實行“大寨工分製”，將所有的男女勞力按出工出力情況劃成“一、二、三”等，按等級領取工分,要“自報公議”。經過評議，我和婦女隊長、組長被評為一等工分，其他三個女知青被評為三等工分。工分究竟相差多少我忘記了，我記住的是婦女隊長在修梯田時，順手揀起有兩塊磚頭一般大小的石塊，優哉遊哉地走上山坡,在播種花生的時候把花生種一粒粒塞在口裏。在春天給莊稼拔草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雙膝跪在地上,一棵雜草都不放過，而女社員們卻象征性地東一把西一把連捋帶拽，晃晃悠悠就到了地頭。所有的活，她們都是這樣輕鬆幹的。
我為了這個“一等工分”付出的代價是：肩胛骨疼痛，舉臂困難，脊椎嚴重變形，因鏟地時暴露的皮膚接觸水珠患上了嚴重的蕁麻疹，隻要遇風、遇涼、遇水,全身蕁麻疹就會連成片，奇癢無比,還有因為睡冰一樣的石頭炕和常年吃不到蔬菜引起的便秘、便血，“水土不服”引起的腳趾潰爛，穿不了鞋隻能趿拉著鞋走路。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怎麽也站不起來了。我隻能彎著腰走路，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症狀越來越重。去醫院拍片，確診為腰間盤膨出。市立醫院的骨科主任對我說：是年輕時候腰椎受過損傷，被重物壓過。我相信了，因為這個主任就是當年我們青年點的隋力軍大哥。這個下鄉時被我忽視、輕視、隨意傷害、隨時準備為建設新農村而貢獻出去的身體，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帶給了我無盡的痛苦和煩惱。
3、麵向黃土
我們到條石溝的第二天早上，就跟生產隊的社員一起出工了。那正是秋收大忙季節。第一天幹的活是拔花生，在東隊那塊唯一連成片的土地上，一條壟溝有二裏地那麽長，我順著壟溝，埋頭一把把拔著花生，直到把一條壟拔到頭，都沒有直起腰來。很快，我的腰就酸得直不了了。可我每天還在拚命地幹，我們到農村不就是來奮鬥來吃苦的嗎？幾天之後，我們又開始割豆子，熟透的豆莢遍體的毛毛刺，一把抓住，紮得手心熱辣辣的，半天不到，我的手心被紮得滲出血來。姐姐找出媽媽給我們帶來的白線手套讓我戴上，手不那麽疼了，我每天戴著手套割豆子。
割豆子之後，我們去割穀子。一片幹旱又貧瘠的山坡地裏，穀子像沒紮進地裏。割的時候，一把抓住穀子割下去，鐮刀不快，穀子紮根又淺，幾乎就是被連根拔出來的。穀子的根上沾著成塊的泥土，每割下一把，就要用鐮刀再把根上的土砍掉。一次砍穀子根時，我握著的鐮刀從穀子根上滑過，砍在了我的右膝上，頓時鮮血流了出來，染紅了褲子，染濕了鞋。姐姐立即帶我回到住處，塗上碘酒，敷上紗布塊。雖然疼得厲害，我也沒休息，又回到地裏去割穀子了。右膝上的傷口一直沒有愈合,我每天一瘸一瘸的去出工，幹什麽活都沒有落後，我的膝蓋上留下了一個疤。
半年後，我第一次回家探親。媽媽撫摸著我的疤痕,心疼地說，如果當時能縫上一兩針，就不會留疤了。媽媽教給了我傷口縫合方法，又找出了羊腸線和消毒棉球，讓我帶上，告訴我以後再遇到類似的情況，自己也可以縫合。
整個秋天，我們幹的農活從起地瓜、割高梁、割穀子、割玉米到摘蘋果，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修梯田是我幹過的最苦的活兒，要背著石頭走很長的山路才能到達梯田邊。我每次都要求兩個抬石頭的男社員把大石頭抬到我的背上，隻要我還能站住不倒，我就會彎著腰，用手扶著後背的石頭，一步步的挪動腳步。幹著這過度超負荷的活兒，大家都說我真有勁，我就更來了勁頭，一趟又一趟的專揀大石頭背。其實我知道自己沒有那麽大的力氣，是石頭壓得我不得不往前邁步。扛石頭的男社員是把石頭扛在一側的肩頭走著上山，女社員是把一隻手可以拿起的石頭托著上山，我是把石頭馱在後腰上，身體成近90度的彎曲向前移行。姐姐不斷悄悄地對我說，別扛那麽大的石頭，會累壞的。可是我不聽，我還是每次都挑大石頭扛，覺得這樣就能更快一些建成“大寨田”，更早的建成“農村紅色根據地”，離世界革命勝利更近一些，也能把自己鍛煉成合格的社會主義新農民。
在修梯田的高潮期,姐姐從梯田邊高高的台階上滾落下來，重重地摔到地上。她的胳膊、腿和腰都運轉不靈了，動一下都很困難。當晚鄰居王大嬸把姐姐接到家裏，喂她蛇皮湯，為她祈禱，守護了她一夜。第二天，我請了假帶姐姐去公社醫院檢查，被公社醫院支到了縣醫院，從縣醫院被支到市裏的醫院。我送姐姐到綏中車站，送她上了火車，又給爸爸打了長途電話，就匆匆的趕回條石溝。這件事我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姐姐摔傷了，我應該陪她回家看病，可我卻讓她一個人上了火車，自己急忙趕回條石溝。為什麽？我想的是姐姐已受傷不能參加修梯田勞動了，我不能再誤工了，我更得努力幹活，把損失補回來。我當時真是一個有病的人，而且病的很重：把生產隊的一塊石頭都看得比自己的命重要，比自己的一切都重要。
我從綏中趕回範家時已是傍晚了。我不顧天晚路不熟，沿著大山疾走，遇見山口就穿過去。走了很久，隱約可見遠處的房屋了，剛鬆口氣，發現房屋地勢不太對勁，就喊住了路上背著草的小孩問，這是什麽大隊？小孩說：“小胡大隊。”我懵了，小胡大隊離條石溝有十幾裏路呢。方向錯了，怎麽辦？我來不及多想就向相反的方向趕路。望著漆黑的夜色，我心裏越發著急，慌慌張張地走著，遇見水溝就趟過去，遇見山就繞過去。我在青紗帳裏發瘋般地穿行，鞋子濕了，褲子濕了，也不管不顧。回到條石溝住處已是夜裏十點四十分了，全村沒有一絲燈光。當我推開房門，一下子撲在炕上的時候，真想放聲大哭，可我忍住了。第二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出工了，照樣搶著背大石頭，照樣拚命幹活。
秋收後，我們除了幹“倒糞”的活以外，還增加了一個特殊的農活:開墾土地。在這號稱：“跳石溝，處處踩石頭”的地方，真是寸土寸金。為了多開出哪怕隻有二、三十平方米的一小塊地，就可以耗費整整一個冬季的時光。我們開墾的地裏布滿大大小小的石頭，要一塊塊地把它們揀到筐裏抬出去，扔到山腳下的河溝裏。可是石頭好像總也揀不完，層出不窮。天寒地凍的時節，我們四個女知青和隊裏僅有的三四個女青年日複一日地在地裏幹著這個單調而重複的活兒，一幹就是一個冬天。
我們幹的活兒還有刮梨樹皮，用小鋤頭將樹皮刮掉一層，據說這樣來年的梨子才會皮薄好吃。我們爬上一棵棵梨樹，刮下每一片樹皮，一個樹杈都不放過。開始時我覺得這個活兒挺有趣，可是時間一長，我和姐姐的臉頰上都生了凍瘡,又硬又癢，我的手背皮膚也凍破了，直到現在，皮膚的顏色都沒變過來。
1969年年底，生產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按上級要求，實行“大寨工分製”，將所有的男女勞力按出工出力情況劃成“一、二、三”等，按等級領取工分,要“自報公議”。經過評議，我和婦女隊長、組長被評為一等工分，其他三個女知青被評為三等工分。工分究竟相差多少我忘記了，我記住的是婦女隊長在修梯田時，順手揀起有兩塊磚頭一般大小的石塊，優哉遊哉地走上山坡,在播種花生的時候把花生種一粒粒塞在口裏。在春天給莊稼拔草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雙膝跪在地上,一棵雜草都不放過，而女社員們卻象征性地東一把西一把連捋帶拽，晃晃悠悠就到了地頭。所有的活，她們都是這樣輕鬆幹的。
我為了這個“一等工分”付出的代價是：肩胛骨疼痛，舉臂困難，脊椎嚴重變形，因鏟地時暴露的皮膚接觸水珠患上了嚴重的蕁麻疹，隻要遇風、遇涼、遇水,全身蕁麻疹就會連成片，奇癢無比,還有因為睡冰一樣的石頭炕和常年吃不到蔬菜引起的便秘、便血，“水土不服”引起的腳趾潰爛，穿不了鞋隻能趿拉著鞋走路。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怎麽也站不起來了。我隻能彎著腰走路，躺在床上翻不了身，症狀越來越重。去醫院拍片，確診為腰間盤膨出。市立醫院的骨科主任對我說：是年輕時候腰椎受過損傷，被重物壓過。我相信了，因為這個主任就是當年我們青年點的隋力軍大哥。這個下鄉時被我忽視、輕視、隨意傷害、隨時準備為建設新農村而貢獻出去的身體，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帶給了我無盡的痛苦和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