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姆斯在德意誌文化史上最著名的標簽，莫過於與中世紀英雄史詩《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的深厚聯係。這部成書於12-13世紀的長篇史詩被視為德語文學的奠基之作，其故事核心正發生在沃爾姆斯，這裏是勃艮第王國國王岡特（Gunther）的都城。史詩前半部分講述英雄齊格弗裏德（Siegfried）的傳奇經曆：他殺死巨龍，沐浴龍血而獲得刀槍不入之身（唯獨背後被樹葉遮擋的一處成為致命弱點），又奪得尼伯龍根寶藏和隱身鬥篷。齊格弗裏德來到沃爾姆斯，協助岡特國王征服強大的冰島女王布倫希爾德（Brünhild），國王因此娶到了女王，而齊格弗裏德也迎娶了國王的妹妹克裏姆希爾德（Kriemhild）。然而，這段看似榮耀與愛情並存的婚姻，暗中埋下了悲劇的種子。
隨著故事推進，宮廷內部的權力、尊嚴與嫉妒逐漸爆發。克裏姆希爾德與布倫希爾德因地位之爭發生激烈衝突，最具象征性的一幕，正是兩位王後在沃爾姆斯大教堂門前，為“誰有資格先進入教堂”而公開爭執。克裏姆希爾德在爭執中揭露齊格弗裏德曾以隱身鬥篷幫助國王征服布倫希爾德的秘密，徹底擊碎了後者的尊嚴。由此引發的仇恨最終導致國王的忠臣哈根（Hagen）設計謀殺齊格弗裏德，在一次狩獵中刺中他唯一的弱點並殺死了他。史詩後半部分則轉向克裏姆希爾德漫長而冷酷的複仇：她嫁給匈人國王埃策爾（Etzel，即阿提拉），借助新的權力體係，將沃爾姆斯的勃艮第諸王引入陷阱，故事在幾乎所有主要人物同歸於盡的毀滅性結局中落幕。
這種文學記憶並未停留在文本之中，而是被沃爾姆斯有意識地融入城市空間。大教堂前的綠地上有一處奇特的公共藝術裝置，是兩座彼此對峙的抽象金屬雕塑。它們象征克裏姆希爾德與布倫希爾德在教堂門前的衝突：撕裂的形態暗示尊嚴的崩塌，彼此無法相交的姿態象征不可調和的對立。藝術家刻意回避具象人物形象，使觀者關注衝突本身——一句話、一次公開羞辱，如何引發無法逆轉的曆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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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後之爭 |
正是因為那場決定命運走向的爭執發生在教堂門前，沃爾姆斯聖彼得大教堂（Dom St. Peter）從一開始便不僅是一座宗教建築，更成為了城市曆史、文學與現實交匯的重要場所。
作為上萊茵河穀著名的三大“帝國大教堂”（Kaiserdom）之一，它與美因茨、施派爾大教堂共同構成了德意誌神聖羅馬帝國的權力支柱。其東西雙唱詩班席的獨特布局，在空間上直觀地展示了中世紀“教權與皇權並立”的政治構架。
教堂主體始建於12世紀，是羅曼式建築（Romanesque）的巔峰之作。其厚重的砂岩牆體、對稱的四座塔樓以及半圓形的拱窗，體現出中世紀宗教建築追求永恒與秩序的審美理念。大教堂不僅是宗教禮拜場所，更是曆史舞台的重要見證者：從1122年結束教權皇權之爭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到1521年馬丁·路德在那場改變世界的帝國議會上的抗辯，它始終屹立在風暴中心。
教堂北門的雕塑很有意思，拱門上方，聖彼得頭戴王冠，端坐寶座之上，右手持權杖，左手托舉象征統治與守護的十架寶球，整體造型莊重而威嚴，體現他作為使徒之首和教會權威源頭的地位。浮雕下方清晰可見的金鑰匙是辨識其身份的關鍵標誌，直接指向《聖經》中“天國之鑰”的典故，象征赦罪與進入天國的權柄。中間的銘文為中古德語風格的德文詩句，內容是對沃爾姆斯這座城市的祝福與守護誓言。原文大意是：
大教堂東西走向，主祭壇設在最東頭，鎏金雕塑，富麗堂皇，美不勝收。與整體厚重、內斂的羅曼式風格不同，這座18世紀的巴洛克主祭壇以鎏金裝飾和強烈的縱向結構，營造出一種向上湧動的視覺力量。聖體龕位於中心位置，層層遞進的柱式與天使群像將視線引向高處的十字架，象征從人間到神聖的秩序與通道。它並非簡單的裝飾疊加，而是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以視覺與儀式回應信仰危機的產物，在這座曾見證路德挑戰教會權威的城市中，主祭壇的輝煌本身便是一種對新教改革的無聲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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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報喜（網絡截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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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主降生 |
死後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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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複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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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西之根 |
這場曆史性的對峙並非突如其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數年前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行動。1517年10月31日，作為奧古斯丁會修士和神學教授的路德，在教堂大門上貼出了《九十五條》，對當時教會中贖罪券的銷售及其背後的神學邏輯提出質疑。路德最初的意圖仍是學術討論，然而，隨著印刷術的傳播，這些論綱迅速在德意誌各地流傳，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大學與修道院的範圍。爭論隨之升級，路德的立場也逐漸從批評具體做法，發展為對教會權威結構本身的挑戰，提出“唯獨聖經”“因信稱義”等原則。
這一衝突最終被推入帝國政治的層麵。1521年4月16日至26日，新即位不久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召開沃爾姆斯帝國議會（Diet of Worms），試圖恢複宗教與政治秩序。在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給予的安全保證下，路德進入沃爾姆斯，接受皇帝、教廷代表和帝國諸侯的聯合質詢。教皇代表要求路德收回他的“錯誤”言論，經過一夜思考，次日路德擲地有聲地回答道：
“除非我能被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理性論證所駁倒，否則我仍然受我所引用的經文所約束，我的良心也被上帝的話語俘獲。因為我既不單單相信教皇，也不單單相信大公會議，眾所周知，他們曾多次犯錯，並且自相矛盾。因此，我不能、也不願撤回任何東西，因為違背良心的行為既不安全，也不明智。願上帝幫助我。阿門。”
在公園對麵的人行道上，四塊鏽紅色的雕塑依次排開，上麵刻著宗教改革最核心的信條——“四個唯獨”：Solus Christus（唯獨基督）、Sola Gratia（唯獨恩典）、Sola Fide（唯獨信心）、Sola Scriptura（唯獨聖經）。這些簡潔而鋒利的拉丁文，被放置在日常行走的街道邊，仿佛刻意提醒大家：宗教改革並非隻屬於神學殿堂，而是麵向公共生活的宣告。順著立柱的方向望去，不遠處沃爾姆斯大教堂厚重的塔樓靜靜矗立，羅馬式的石頭結構與當代金屬裝置在視線上彼此對話——一邊是中世紀積累起來的製度與權威，一邊是將一切簡約成“唯獨”的信仰原則。它們並未彼此否定，而是在同一座城市的空間中並置存在，正因為這裏既承載傳統，也容納斷裂；既保留高塔，也允許新的信仰語言被閱讀和思考。 
紀念碑群雕的四角順時針方向從左到右依次是：
這一衝突最終被推入帝國政治的層麵。1521年4月16日至26日，新即位不久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召開沃爾姆斯帝國議會（Diet of Worms），試圖恢複宗教與政治秩序。在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給予的安全保證下，路德進入沃爾姆斯，接受皇帝、教廷代表和帝國諸侯的聯合質詢。教皇代表要求路德收回他的“錯誤”言論，經過一夜思考，次日路德擲地有聲地回答道：
“除非我能被聖經的見證或清楚的理性論證所駁倒，否則我仍然受我所引用的經文所約束，我的良心也被上帝的話語俘獲。因為我既不單單相信教皇，也不單單相信大公會議，眾所周知，他們曾多次犯錯，並且自相矛盾。因此，我不能、也不願撤回任何東西，因為違背良心的行為既不安全，也不明智。願上帝幫助我。阿門。”
於是，1521年5月查理五世頒布《沃爾姆斯敕令》，宣布路德為帝國公敵，禁止其著作傳播，並剝奪其法律保護，理論上任何人都可以將其殺害而不受懲罰。離開沃爾姆斯後不久，路德在返程途中被智者腓特烈秘密“劫持”，送往偏僻的瓦特堡隱匿起來。在瓦特堡期間，他以假名生活，完成了德文《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使宗教改革的思想從學術與政治爭論，進一步進入普通民眾的語言與信仰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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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宮遺址公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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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的銘牌：這裏是西方世界最值得紀念的地點之一。 這裏曾是： 羅馬人的神聖祭祀區， 尼伯龍根的王城， 查理大帝的皇帝行宮， 沃爾姆斯親王主教的宮廷。 它在1689年和1794年被法國人摧毀。 超過一百次帝國議會與諸侯會議曾在此召開。 就在這裏，馬丁·路德曾站在皇帝與帝國麵前。 |
今天，在當年路德受審的地方，放置著一雙名為“路德的鞋”的青銅雕塑，靜靜地標記著那場決定歐洲命運的曆史瞬間。站在這雙“路德的鞋”裏，人們不再隻是旁觀者，而是被邀請置身於1521年的沃爾姆斯：麵前是年輕的皇帝查理五世，周圍環繞著帝國諸侯、教皇使節與神學權威，空氣中彌漫著政治壓力與不容退讓的審視目光。在這樣的緊張氛圍中，路德必須在撤回與堅持之間作出選擇。那不僅是一場公開的神學辯論，更是一場徹底暴露於權力之下的良心掙紮——一個人，如何在龐大而嚴密的權威體係麵前，仍然站立得住。
對照我們自身的曆史，不難想到那些在壓力之下選擇低頭、認錯、配合體製的國家主席，總理和總書記們：他們曾經擁有至高無上的頭銜，卻無法為自己的信念負責。如此一比，一介布衣、無權無勢的路德愈發顯得高大，他所堅持的並非個人英雄主義，而是一種更深層的順服——不是順服皇權，不是順服教會機器，而是順服自己所確信的真理和良心，順服上帝的呼召。正是在這一點上，路德不隻是曆史人物，更呈現出聖徒的形象：一個在權力麵前拒絕出賣良心的人。
離開主教宮公園往北走一個街區，就是沃爾姆斯的路德紀念碑（Lutherdenkmal），這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構思也最為宏大的宗教改革紀念碑之一，完成於1868年，由德國著名雕塑家恩斯特·裏切爾（Ernst Rietschel）及其學生共同創作。紀念碑以路德為中心，但並未將他塑造成孤膽英雄，而是將他置於一整套曆史與思想譜係之中：圍繞在他周圍的，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與關鍵人物，包括揚·胡斯（Jan Hus）、薩沃納羅拉（Savonarola）、彼得·瓦爾多（Peter Waldo）、威克裏夫（John Wycliffe）等被視為改革先聲的人物，以及墨蘭頓（Melanchthon）、黑森的腓力一世（寬容者腓力）、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和人文主義學者約翰·羅伊希林（Johann Reuchlin）等直接推動或保護改革運動的人物。紀念碑三邊中部的女性雕像並非具體人物，而是象征支持宗教改革的施派爾（Speyer）、奧格斯堡（Augsburg）和馬格德堡（Magdeburg）三座城市。紀念碑的整體布局呈現出一種群像式的曆史觀：路德並非憑空出現，而是站在一條漫長而複雜的傳統鏈條之上，也正是在沃爾姆斯，這根鏈條第一次被清晰地呈現在公眾麵前。
薩克森選侯腓特烈三世——智者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
路德最重要的政治保護者之一，雖未立即公開皈依新教，卻堅持司法程序與學術討論，確保路德在沃爾姆斯受審後得以安全脫身。
約翰·羅伊希林（Johann Reuchlin）
人文主義學者，希伯來文與古典語言的捍衛者，在“猶太書籍之爭”中反對焚書，強調學術自由與文本研究。他代表了人文主義為宗教改革提供的思想土壤。
菲利普·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路德最重要的合作者與係統化者，以溫和理性著稱，負責將宗教改革思想整理為可傳授、可辯護的神學體係。他使改革運動從激情走向製度與教育。
黑森的腓力一世（Philip I of Hesse）——寬容者腓力
最早公開支持路德的德意誌諸侯之一，積極推動新教在領地內的實施，並為宗教改革提供關鍵的政治與軍事保護。我們在馬爾堡一文中有過介紹。
離開路德紀念碑，不遠處是聖三一教會廣場，抬頭看到了這座市政鍾樓。鍾麵上，機械指針一格一格地推進，黃道十二宮在下方靜靜環繞。帝國議會早已散場，主教宮化為遺址，路德的鞋被嵌進街道，紀念碑上的人物凝固成青銅，而鍾樓依舊每日報時，照常運轉。在這裏，曆史不再以宣言或對峙的形式出現，沃爾姆斯最終留給人的，並不是某一次的勝利或裁決，而是一種更持久的提問：當時代的鍾聲再次敲響，站在時間麵前的我們，是否仍知道自己應當順服什麽，又願意為良心承擔多少代價。
路德最重要的政治保護者之一，雖未立即公開皈依新教，卻堅持司法程序與學術討論，確保路德在沃爾姆斯受審後得以安全脫身。
約翰·羅伊希林（Johann Reuchlin）
人文主義學者，希伯來文與古典語言的捍衛者，在“猶太書籍之爭”中反對焚書，強調學術自由與文本研究。他代表了人文主義為宗教改革提供的思想土壤。
菲利普·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hon）
路德最重要的合作者與係統化者，以溫和理性著稱，負責將宗教改革思想整理為可傳授、可辯護的神學體係。他使改革運動從激情走向製度與教育。
黑森的腓力一世（Philip I of Hesse）——寬容者腓力
最早公開支持路德的德意誌諸侯之一，積極推動新教在領地內的實施，並為宗教改革提供關鍵的政治與軍事保護。我們在馬爾堡一文中有過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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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底座圍繞著四位改革先驅 |
薩沃納羅拉（左）
15世紀末佛羅倫薩的激進改革者，以道德更新和反對教會世俗化著稱，最終因挑戰教會權威而被處死。他象征著改革精神中道德激情與悲劇性的結合。
揚·胡斯（右）
波希米亞的神學家與改革先驅，主張聖經高於教會權威，批評教會腐敗，最終於1415年在康斯坦茨會議上被處以火刑。路德後來明確承認，自己的許多思想與胡斯一脈相承。
| 約翰·威克裏夫 14世紀英格蘭神學家，主張聖經是信仰的最高權威，並推動將聖經譯成英語。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胡斯及後來的宗教改革傳統。 |
彼得·瓦爾多
12世紀裏昂的平信徒傳道者，倡導貧窮、用俗語傳講聖經，並強調信徒直接麵對上帝的責任。其追隨者“瓦爾多派”被視為後來新教思想的重要先聲。
施派爾（Speyer）的抗議
1529年的施派爾，標誌著宗教改革第一次以公開、集體、政治性的抗議形式登上曆史舞台。在這一年的帝國議會上，皇帝試圖撤銷此前對宗教改革的寬容政策，一批支持改革的諸侯和自由城市正式提出書麵抗議（Protestation）。正是從這一事件開始，“新教徒”（Protestanten）這一稱呼進入曆史。施派爾因此象征宗教改革從神學爭論走向政治立場的關鍵轉折——信仰問題不再隻是教會內部事務，而成為必須麵對的公共選擇。
奧格斯堡（Augsburg）的妥協
1555年《奧格斯堡宗教和約》確立了“誰的領地，誰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則，使路德宗在神聖羅馬帝國內獲得合法地位。這是一種充滿限製的承認——它犧牲了個人選擇，卻換來了政治秩序的暫時穩定。奧格斯堡因此象征宗教改革從對抗走向製度化妥協的階段，也顯示出信仰自由在現實政治中必須付出的代價。
馬格德堡（Magdeburg）的殉難
1631年的馬格德堡，並非宗教改革的開端，而是其最慘烈的曆史回聲。在三十年戰爭中，這座堅定支持新教的城市被天主教聯軍攻陷並幾乎徹底毀滅，成千上萬的平民死於屠殺，“被馬格德堡化”（magdeburgisieren）一度成為“徹底毀滅”的代名詞。宗教改革不僅塑造了新的信仰秩序，也在歐洲曆史上留下了深重而難以抹去的創傷記憶。
離開路德紀念碑，不遠處是聖三一教會廣場，抬頭看到了這座市政鍾樓。鍾麵上，機械指針一格一格地推進，黃道十二宮在下方靜靜環繞。帝國議會早已散場，主教宮化為遺址，路德的鞋被嵌進街道，紀念碑上的人物凝固成青銅，而鍾樓依舊每日報時，照常運轉。在這裏，曆史不再以宣言或對峙的形式出現，沃爾姆斯最終留給人的，並不是某一次的勝利或裁決，而是一種更持久的提問：當時代的鍾聲再次敲響，站在時間麵前的我們，是否仍知道自己應當順服什麽，又願意為良心承擔多少代價。
*注1 “ShUM” 這個縮寫取自這三座城市中世紀希伯來語名稱的首字母：
在希伯來語中，“Shum” 恰好也有“大蒜”的意思，因此在某些中世紀文獻中，這三個城市有時也會被幽默地與大蒜聯係起來。
*注2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是猶太民族中最大的分支，起源於中世紀定居在德國萊茵河穀（特別是美因茨、沃爾姆斯等“ShUM三城”）的群體。其名稱源自聖經中對德國地區的稱呼。他們在中世紀由於迫害逐漸由西向東遷徙至波蘭和俄國，形成了獨特的意第緒語文化（Yiddish - 德語、希伯來語與斯拉夫語的結合）。阿什肯納茲人以嚴謹的經學傳統和對教育的極度重視著稱，現代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及藝術家（如愛因斯坦、馬克思、弗洛伊德）均出自這一群體，他們也是二戰期間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受害者。
- Shin (Sh)：代表 Shpira（施派爾 Speyer）
- Waw (U)：代表 Warmaisa（沃爾姆斯 Worms）
- Mem (M)：代表 Magentza（美因茨 Mainz）
在希伯來語中，“Shum” 恰好也有“大蒜”的意思，因此在某些中世紀文獻中，這三個城市有時也會被幽默地與大蒜聯係起來。
*注2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 Jews）是猶太民族中最大的分支，起源於中世紀定居在德國萊茵河穀（特別是美因茨、沃爾姆斯等“ShUM三城”）的群體。其名稱源自聖經中對德國地區的稱呼。他們在中世紀由於迫害逐漸由西向東遷徙至波蘭和俄國，形成了獨特的意第緒語文化（Yiddish - 德語、希伯來語與斯拉夫語的結合）。阿什肯納茲人以嚴謹的經學傳統和對教育的極度重視著稱，現代許多傑出的科學家、哲學家及藝術家（如愛因斯坦、馬克思、弗洛伊德）均出自這一群體，他們也是二戰期間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