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多年,中國製造業從全球供應鏈邊緣的低端生產節點,成長為幾乎無人忽視的製造力量。不同於“先天強大”,這個過程由一係列明確的政策安排、演進策略和市場競爭動作構成,每一步都有深刻的量化體現。
一、鯰魚階段(1980s–2005):引進外資、市場換技術
階段目標:帶來技術、管理和市場接軌能力,為製造業起步積累基底。
1. 外資引入與法律製度構建
從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全麵放開外資進入,並逐步建立法律框架,如:
1979 年出台《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80s–1990s 多次修訂允許外資控股、成立獨資企業;
FDI 規模增長顯著:1997–1998 年,中國常年吸引外資約 450 億美元左右每年;
2021 年外資流入達到 344 億美元,比 2020 年增長接近 36%;
截至 2018 年,中國累計吸引 FDI 存量超 2.1 萬億美元;
製造業作為外資重點領域:
據 2022 年統計,大約 30% 的新引進外資直接流向製造業。
這些外資項目不僅帶來了資金,更帶來:
管理體係
國際采購與物流經驗
標準化生產流程
使中國製造業“起步快”成為可能。
二、鯊魚階段(2005–2018):國產替代 + 戰略產業政策
階段目標:從“隻會生產”轉向“能做中端產品、能競爭”。
1. 政策推動與市場安排
這一階段,中國並未滿足於承擔全球訂單,而是通過政府主動幹預推動國產替代,例如:
利用政府采購、政府補貼支持本地品牌;
定向信貸與產業基金支持中端製造企業;
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
國際製造業環境也出現了轉向:
WTO 加入後,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不斷上升;
機電產品占出口總額 約 58.5%;
2. 製造業增長數據
到 2010 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製造國;
2010–2018 年期間,中國製造業占全球製造業增加值比重持續上升(從約 20% → 近 30% 以上);
這個階段誕生了大批中國品牌和規模企業,例如:
中車(軌交裝備)
海爾、格力(家電)
華為、中興(通訊設備)
這些企業漸漸占據全球中端市場份額。
三、鯨魚階段(2018–至今):規模控製 + 規則與資源武器化
階段目標:從大規模生產轉向全球市場規模主導與產業鏈控製。
1. 製造規模數據
中國製造業在全球的占比已經非常顯著:
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 30%,連續全球第一 15 年以上;
按聯合國統計司數據,2023 年中國占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約 29%;

具體產業表現包括:
90% 以上的全球個人電腦生產由中國製造;
中國生產約35% 的全球服裝出口;
中國約 40% 的全球家具產量;
中國船舶建造約占全球 42% 以上;
空調生產約占全球 80% 以上;
這種規模不是偶然,而是政策結合市場形成的體係化成果。
2. 產業升級與全球份額
不僅規模大,中國在若幹關鍵產業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極高:
產業 全球份額
個人電腦製造 ~90%
消費電子整體 ~70%
空調製造 ~80%
鋼鐵產量 超過 全球一半
水泥 超過 全球一半
可以說,中國製造已不再簡單承接訂單,而是在大部分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製成品領域掌控全球供給鏈。
四、中國製造對全球製造業的深刻影響
1. 發達國家製造業重構
中國巨量供應使全球商品價格下降;
傳統製造強國部分產業外移或萎縮;
製造業整合與自動化壓力增加。
例如,對發達國家:
美國製造業從 1990s 開始占 GDP 比重持續下降,而中國卻快速增長;
2. 價值鏈再配置
越來越多國家製造業供應鏈與中國互聯互依:
中國承接從原材料到部件到整機生產的整個閉環;
許多國家製造企業成為中國供應商或依賴中國供應鏈。
五、展望未來:規則與價值鏈再定義
1. 技術與高端製造
中國正在向更高的技術和複雜製品推進,例如:
新能源汽車:2024 年產量突破 1300 萬輛,全球連續多年第一;
新能源、半導體、AI 產業政策導向性很強;
2. 全球製造格局可能轉向
未來全球製造不會簡單回歸“誰有成本優勢”,而會圍繞:
誰能主導核心技術;
誰能製定關鍵標準;
誰能控製關鍵資源(如稀土、鋰等);
誰能將製造規模轉化為規則優勢(如產業標準和全球供應鏈網絡)。
中國製造業並非憑空崛起,也不僅是“廉價勞動力的勝利”。它是:
一個借助外資和市場開放起步,
通過政策引導和國產替代成長,
最終憑借規模、資源和全球產業鏈控製成為世界製造第一的過程。
具體數據反映了這一演進的量級:
中國製造業占全球約 29–30%,在多個產業中占據高達 70–90% 的產量份額,而這些都來源於階段性的政策策略和企業競爭實踐。
如果說前兩個階段(鯰魚、鯊魚)仍屬於正常的產業追趕與競爭,那麽進入“鯨魚階段”後,中國製造出現了一個質變:
不是領先,而是“體量 + 完整度 +集中度”同時到達臨界點。
從這一刻起,中國製造開始直接影響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產業主權乃至國家安全判斷。
一、“一家獨大”的量級事實:不是領先,而是斷層
1. 全球製造業總量的斷層式差距
以製造業增加值計算(約 2023–2024 年):
國家 全球製造業占比
中國 29–31%
美國 15–16%
日本 6–7%
德國 5–6%
韓國 ~3%
其餘國家合計
中國一國 ≈ 美 + 日 + 德 + 韓 總和
曆史上從未有任何國家,在和平時期取得如此占比。
2. “全產業覆蓋”的唯一國家
按照聯合國產業分類(ISIC):
中國是全球唯一覆蓋全部工業大類、全部中類、幾乎全部小類的國家
其他國家無一例外存在“結構性空洞”
這意味著:
別國可以“卡點”
中國可以“繞點”
供應鏈博弈從一開始就不對稱
二、對國家安全高度敏感的“關鍵產業集中度”
以下產業的特征是:
高度集中 + 難以短期替代 + 與國防/能源/社會運行直接相關
1. 稀土與關鍵戰略材料(國家安全級)
項目 中國占比
稀土開采 ~60%
稀土分離加工 85–90%
重稀土(軍工關鍵) >95%
影響:
導彈製導
雷達
戰鬥機發動機
永磁電機
高端電子設備
這不是“資源優勢”,而是“工業咽喉控製”。
2. 新能源產業鏈(能源安全 + 工業安全)
光伏全產業鏈
環節 中國占比
多晶矽 >80%
矽片 >95%
電池片 >85%
組件 >75%
全球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重建完整光伏產業鏈。
鋰電池產業鏈
環節 中國占比
正極材料 ~80%
負極材料 ~90%
電解液 ~75%
電池製造 ~70%
動力電池 ~65%
這直接關係到:
電動車
儲能
軍用電源
電網穩定
3. 船舶與海運(地緣經濟命脈)
項目 中國占比
新船訂單 55–60%
在手訂單 ~50%
全球前三船廠 中國占 2–3 家
全球貿易 90% 以上依賴海運,而船舶製造與維修能力的集中,已被多國視為潛在戰略風險。
4. 工業中間品與“隱形卡脖子”
很多並非“高科技”,但無法替代:
產品 中國占比
工業電機 ~70%
工業泵、閥 ~60%
化工中間體(部分) >70%
醫藥原料(API) ~40–60%
工業模具 ~45%
疫情期間,各國才意識到:
“真正的脆弱點,不在芯片,而在這些不起眼的中間品。”
三、中國製造的“安全外溢效應”
1. 經濟安全:去依賴 ≠ 可替代
建廠 ≠ 形成產業鏈
補貼 ≠ 形成成本曲線
技術 ≠ 工程化能力
因此各國發現:供應鏈“去中國化”的成本遠高於想象
2. 產業主權:政策空間被壓縮
當某一產業:
價格由中國決定
產能由中國調節
技術路徑由中國主導
那麽其他國家即便保留產業,也喪失了政策主動權。
3. 國家安全:從“武器”到“體係”
中國製造的影響並非“禁運即失效”,而是:
延遲
漲價
不確定性
係統性摩擦
現代國家安全最忌諱的,正是這種“長期不可控變量”。
四、為什麽這不是曆史重演
與英國、美國、日本不同:
過去的工業強國沒有掌控全球產業鏈完整度
也沒有同時控製能源轉型關鍵路徑
更沒有在全球化最深階段形成這種集中度
中國製造的特殊性在於:它誕生於全球化最深、技術最複雜、供應鏈最精細的時代。
五、未來趨勢:鯨魚的極限與反作用力
1. 外部反製會持續,但效果有限
產業補貼
關稅
技術封鎖
友岸外包
能“減速”,但很難“逆轉”。
2. 真正的風險在中國內部
產能過剩
利潤率塌陷
內卷
地方債務
人口與工程師結構變化
鯨魚最怕的不是對手,而是自身代謝失衡。

結語
中國製造現在已經形成“黑洞”效應,基本上可以全方位打擊全球任何一個非資源出口型的國家,讓發達國家的高端製造無法競爭,中等發達國家的中端製造沒有競爭力,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低端製造,也競爭不過中國的AI加持的半自動化的製造體係,如果不是因為其它的因素(比如美國的對華高關稅),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幾乎無法工業化,而全球工業化的擴散就會停止在中國製造的大牆前麵,中國製造,全球消費將成為一個現實,未來全球人民通過交換自己僅有的一點自然資源和部分農產品給中國,換取中國的產品將徹底消滅大部分的非中國製造產業,相關的供應鏈和產業群體。
這個就是馬克龍的那句話,“中國正在消滅買家的消費力”,中國不可能指望全世界各國通過負債來購買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的產品,這種畸形的結構既不合理,也不可持續,但是卻是可能的現實。
幾乎可以說,如果中國想要卡全世界脖子,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逃過的,這種的確是全世界的風險,而不是某個國家的風險
過去很多人相信或者迷信的那種中國製造是全球化的結果,是產業競爭的正常結果的說法,基本上是沒有大的問題的
但是這裏有個前提,那就是中國政府對於中國製造武器化是否有興趣,從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動作來看,“中國製造武器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對應的全球各國(包括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可避免的要考慮自己對於“中國製造”依賴後的國家安全,這個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現實
中國製造已經不再隻是一個“經濟成功故事”,而是一個正在重塑全球安全、產業和政治判斷的係統性變量。
從鯰魚到鯊魚,是競爭;
從鯊魚到鯨魚,是秩序改變。
今天各國真正麵對的問題不是:
“要不要依賴中國製造?”
而是:
“在無法不依賴的現實下,如何重新定義自身的安全與位置?”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們可以從中國政府的政策中學習到應對的辦法,我會在下一篇中詳細分析和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