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吸毒現象乘著中國走資派改革開放之機，重新在中國大地泛濫，實際吸毒人數已超1400萬。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用兩年時間掃除毒品的。
新中國之前的曆史上，中國有兩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虎門銷煙觸動了殖民主義者的利益，以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宣告終結。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後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後期是民國初期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製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在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這場禁煙運動亦是不了了之。
新中國建立之初，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留給毛澤東新中國的是一個經濟崩潰、政治腐敗、充滿各種醜惡現象的爛攤子。解放前夕，各省種植、銷售鴉片的現象十分普遍，雲貴川三省更為嚴重。《新華日報》1951年3月15日的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地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食，以當時的產量計算，每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毒品還不單單是嚴重的阻礙了農業生產，隨之產生了武裝販運、殘害群眾、腐蝕健康等一係列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健康發展。1950年，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來的特務，利誘群眾組織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梟苗紹溫就用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販運2400兩毒品，參與販運的婦女和其他群眾先後中毒而死的達30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中國政府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不是空話，新中國是以實實在在的無毒社會，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人民群眾揚眉吐氣，黃賭毒無處藏身。一個正常的社會開始保護人民群眾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嚴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煙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軍閥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後特別規定了嚴禁煙毒的辦法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禁煙禁毒工作。”
隨後，新中國又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禁毒的條例、辦法。比如《麻醉藥品臨時登記處理辦法》、《麻醉藥品暫行條例》、《管理麻醉藥品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等等。政務院頒布《通令》之後，各大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根據政務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煙機構，並結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頒布的其他指導生產的文件中，還一步步穩紮穩打的鞏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軍政委員會1950年3月1日發布的《關於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中，就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在以往鴉片種植的重災區，農民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大煙籽入土。通過一係列深入細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禍，在人民當家做主的階段得以根治。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製毒機械5716套，用於武裝販毒的槍支882件。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製止了罌粟種植，並通過自行戒除和 強製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
新中國禁毒時期醫療人員為吸毒者免費體檢、治療。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中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穩定期，毒品在中國大地基本銷聲匿跡，這個偉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離不開以下幾方麵因素：
其一，200年來飽受鴉片之害的中國人民對毒品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禁煙禁毒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最強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把禁毒禁煙運動作為一項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它與土地改革等重大社會變革結合在一起，加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清正廉潔，行動效率遠非腐朽的舊中國所能比擬，這種徹底禁絕毒品的決心和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是從根本上鏟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國使得受苦受難的廣大工農群眾翻身得解放，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的社會動員力和群眾參與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動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群眾運動為禁毒行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使得中國社會基層的每個角落都徹底組織起來了，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40多年來的毒品是如何重新泛濫的。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6月25日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現有登記吸毒人員255.3萬名。而據《京華時報》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報道，公安部禁毒局有關負責人估計我國實際吸毒人數已經超過1400萬。
在“2015中國禁毒論壇”上，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透露，特色中國政府在在2014年底己登記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數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長速度超過40%。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消費主義，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同進入中國大地，原先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被顛覆。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除了向特色中國輸出商品外，還出於資本獲利需求和顛覆中國特色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向中國特色社會輸出文化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糜爛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國中情局滅亡中國的十條誡令明確寫道，“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來，酒吧、KTV、會所等娛樂場所逐漸在城市地區遍地開花，因為地方權力腐敗等多重因素，這類場所往往缺乏監管，往往導致其滋生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成為毒品泛濫的重災區。吸毒在年輕人中甚至成為一種時尚。這就為毒品的泛濫提供了社會基礎。
在個人利益驅使下，盡管製毒、運毒、販毒為刑法所明確禁止，被公安機關嚴厲打擊，但其背後所隱藏的巨大經濟利益仍然趨勢犯罪分子前赴後繼、鋌而走險，吸引著資本和權力的湧入，為犯罪分子大開便利之門，一條條毒品泛濫的渠道建立了起來。
隨著國門的洞開，毒品在中國泛濫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覷。
1979年，毗鄰中國西南邊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梟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之機，建立了“緬甸-雲南-廣州-香港”的販毒通道。此後，中國警方不僅發現過境毒品，而且同時發現種植、販賣、吸食毒品的現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中國西南境外，位於泰國、緬甸、老撾交界處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還有位於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三國交界處的“銀三角”，以及我國西北境外，位於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處的“金新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以後，“金新月”毒源地對我國構成新的威脅。
也就是說，三大毒源地竟然有兩個毗鄰我國。毒品為全世界人民所深惡痛絕，然而諷刺的是，這三大毒源地無不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毒品是帝國主義和資本財團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額達5000億美元以上，是僅次於軍火而高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買賣。毒品蔓延的範圍已擴展到五大洲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種毒品的人數已高達2億多，其中17～35周歲的青壯年占78%！
18世紀中後頁，西方殖民主義者為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開始了把鴉片作為毒品向中國販運的罪惡貿易，毒害了無數中國人。
直到今天，毒品貿易仍然是帝國主義和大資本攫取財富，幹涉他國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爾•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在美國政治和國家事務中獲得批準的非法暴力活動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實，尤其這些活動與美國長期參與的全球毒品走私有關。從20世紀50年代的泰國開始，美國已經習慣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販子(及與其有資金往來的銀行)的結盟來建立和維持右翼政府。這種模式不斷出現在老撾、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國和現在的阿富汗等國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情局暢行無阻，早已陷入給毒品走私販做幫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沒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經著手擺脫這個泥潭，這是事實。中情局利用並庇護走私犯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從毒品生產統計數據中便可一窺究竟，每當美國插手幹涉，毒品產量便上升，一旦美國停止幹預，產量就會下降。
例如，1979年，由於美國間接幹預，阿富汗鴉片產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自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以來，這種現象反複出現。鴉片罌粟種植的公頃麵積增加兩倍多，1999年已達到9.1萬公頃的高峰(2001年因為塔利班問題下降至8000公頃)，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萬公頃，2007年增加到19.3萬公頃。在2008年，種植麵積下降到15.7萬公頃，這主要是因為之前生產過量，大大超出市場可吸收量。
沒有人應當為這種增長而感到大為震驚：在任何一個毒品生產地區，但凡是美國從軍事或政治層麵插手幹預了，該地區的毒品生產就會大幅上升，絕無例外。20世紀50年代，這種模式頻頻再現，緬甸正是如此(正是因為中情局插手，從1939年40噸的毒品產量上漲到1970年的600噸)，泰國如此(從1939年7噸上漲到1968年200噸)，老撾也是如此(從1939年不到15噸上漲到1973年50噸)。
最具諷刺意味的當屬哥倫比亞，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軍隊幹預，所謂“禁毒戰爭”不過是蠱惑人心的旗號。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這次幹預必將導致毒品產量的增加，而非減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實際增量嚇了一跳。1991~1999年，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麵積增加了3倍(從3800公頃增加到12300公頃)，罌粟種植麵積大幅增加5.6倍(從130公頃增加到750公頃)。
美國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沒有遏製毒品走私，反而是讓問題更為嚴峻。美帝國主義的邪惡遠非你能想象。
新中國成立近76年，毒品從銷聲匿跡到死灰複燃、走向泛濫，這段曆史很有必要進行總結反思，毒品問題隻是諸多社會問題的一角，其背後反映的是大的社會環境的變遷。社會病了，不必諱疾忌醫，經驗與教訓擺在那裏，走什麽路也就一清二楚了。當然，除了對內的刮骨療毒，對外部帝國主義的警惕與反抗也是必須的。
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yongbing1993 (2026-01-05 06:43:32) 評論 (3)毛澤東時代隻用兩年掃除了毒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後的吸毒現象乘著中國走資派改革開放之機，重新在中國大地泛濫，實際吸毒人數已超1400萬。
毛澤東時代是如何用兩年時間掃除毒品的。
新中國之前的曆史上，中國有兩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虎門銷煙觸動了殖民主義者的利益，以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宣告終結。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後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後期是民國初期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製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在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這場禁煙運動亦是不了了之。
新中國建立之初，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留給毛澤東新中國的是一個經濟崩潰、政治腐敗、充滿各種醜惡現象的爛攤子。解放前夕，各省種植、銷售鴉片的現象十分普遍，雲貴川三省更為嚴重。《新華日報》1951年3月15日的報道：“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地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食，以當時的產量計算，每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毒品還不單單是嚴重的阻礙了農業生產，隨之產生了武裝販運、殘害群眾、腐蝕健康等一係列的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健康發展。1950年，國民黨反動派潛伏下來的特務，利誘群眾組織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毒品，比如西安的大毒梟苗紹溫就用肛門隊和陰戶隊走私販運2400兩毒品，參與販運的婦女和其他群眾先後中毒而死的達30多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保護人民的身心健康，為了恢複和發展生產，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從1950年至1952年，中國政府隻用了2年多的時間，就將禍害了中國100多年的鴉片煙毒掃進了曆史的垃圾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不是空話，新中國是以實實在在的無毒社會，屹立於世界的東方。人民群眾揚眉吐氣，黃賭毒無處藏身。一個正常的社會開始保護人民群眾了。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嚴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煙毒的工作。《通令》首先揭露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僚軍閥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然後特別規定了嚴禁煙毒的辦法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發動群眾進行禁煙禁毒工作。”
隨後，新中國又頒布了一係列有關禁毒的條例、辦法。比如《麻醉藥品臨時登記處理辦法》、《麻醉藥品暫行條例》、《管理麻醉藥品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等等。政務院頒布《通令》之後，各大軍政委員會和各省市，根據政務院《通令》的指示， 成立了禁煙機構，並結合土改、剿匪和反霸工作，取得很大的成效。此外，在各地頒布的其他指導生產的文件中，還一步步穩紮穩打的鞏固禁毒工作的成果。比如西南軍政委員會1950年3月1日發布的《關於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中，就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在以往鴉片種植的重災區，農民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大煙籽入土。通過一係列深入細致的工作。100多年治理不了的毒禍，在人民當家做主的階段得以根治。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製毒機械5716套，用於武裝販毒的槍支882件。與此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製止了罌粟種植，並通過自行戒除和 強製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
新中國禁毒時期醫療人員為吸毒者免費體檢、治療。
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中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穩定期，毒品在中國大地基本銷聲匿跡，這個偉大成就的取得和保持離不開以下幾方麵因素：
其一，200年來飽受鴉片之害的中國人民對毒品有著切膚之痛，所以禁煙禁毒運動得到了廣大群眾最強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把禁毒禁煙運動作為一項重大的社會改革，將它與土地改革等重大社會變革結合在一起，加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清正廉潔，行動效率遠非腐朽的舊中國所能比擬，這種徹底禁絕毒品的決心和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是從根本上鏟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新中國使得受苦受難的廣大工農群眾翻身得解放，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的社會動員力和群眾參與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禁毒行動獲得了群眾的全力支持，群眾運動為禁毒行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其四，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製度使得中國社會基層的每個角落都徹底組織起來了，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全民禁毒》《結束了一盤散沙的局麵，農業集體化和人民公社製度更是讓毒品種植從中國大地徹底銷聲匿跡。》
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40多年來的毒品是如何重新泛濫的。
走資派特色政府的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6月25日舉辦新聞發布會，發布《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底，全國現有登記吸毒人員255.3萬名。而據《京華時報》在2015年的禁毒日前夕報道，公安部禁毒局有關負責人估計我國實際吸毒人數已經超過1400萬。
在“2015中國禁毒論壇”上，國家禁毒委副主任、公安部部長助理劉躍進透露，特色中國政府在在2014年底己登記濫用合成毒品人員數量是2008年同期的6.5倍，年均增長速度超過40%。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後，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消費主義，伴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同進入中國大地，原先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被顛覆。
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除了向特色中國輸出商品外，還出於資本獲利需求和顛覆中國特色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向中國特色社會輸出文化價值觀和資本主義糜爛腐朽的生活方式。
美國中情局滅亡中國的十條誡令明確寫道，“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藐視、鄙視、進一步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隻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於：體育表演、色情書籍、享樂、遊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80年代以來，酒吧、KTV、會所等娛樂場所逐漸在城市地區遍地開花，因為地方權力腐敗等多重因素，這類場所往往缺乏監管，往往導致其滋生黃、賭、毒等醜惡現象，成為毒品泛濫的重災區。吸毒在年輕人中甚至成為一種時尚。這就為毒品的泛濫提供了社會基礎。
在個人利益驅使下，盡管製毒、運毒、販毒為刑法所明確禁止，被公安機關嚴厲打擊，但其背後所隱藏的巨大經濟利益仍然趨勢犯罪分子前赴後繼、鋌而走險，吸引著資本和權力的湧入，為犯罪分子大開便利之門，一條條毒品泛濫的渠道建立了起來。
隨著國門的洞開，毒品在中國泛濫的外部因素也不容小覷。
1979年，毗鄰中國西南邊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梟利用我國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之機，建立了“緬甸-雲南-廣州-香港”的販毒通道。此後，中國警方不僅發現過境毒品，而且同時發現種植、販賣、吸食毒品的現象也愈演愈烈。
全世界有三大毒源地，除了在中國西南境外，位於泰國、緬甸、老撾交界處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還有位於南美洲秘魯、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三國交界處的“銀三角”，以及我國西北境外，位於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處的“金新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以後，“金新月”毒源地對我國構成新的威脅。
也就是說，三大毒源地竟然有兩個毗鄰我國。毒品為全世界人民所深惡痛絕，然而諷刺的是，這三大毒源地無不與美國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毒品是帝國主義和資本財團攫取財富、控製他國的重要手段
據聯合國統計，全世界每年毒品交易額達5000億美元以上，是僅次於軍火而高於石油的世界第二大宗買賣。毒品蔓延的範圍已擴展到五大洲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而且全世界吸食各種毒品的人數已高達2億多，其中17～35周歲的青壯年占78%！
18世紀中後頁，西方殖民主義者為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開始了把鴉片作為毒品向中國販運的罪惡貿易，毒害了無數中國人。
直到今天，毒品貿易仍然是帝國主義和大資本攫取財富，幹涉他國政治的重要手段。
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分析家彼得•戴爾•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以有力的證據，揭露了在美國政治和國家事務中獲得批準的非法暴力活動正在大量增加的事實，尤其這些活動與美國長期參與的全球毒品走私有關。從20世紀50年代的泰國開始，美國已經習慣利用中情局和毒品販子(及與其有資金往來的銀行)的結盟來建立和維持右翼政府。這種模式不斷出現在老撾、越南、意大利、墨西哥、泰國和現在的阿富汗等國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中情局暢行無阻，早已陷入給毒品走私販做幫手的泥沼中而不可自拔，而且也沒有理由去相信，中情局已經著手擺脫這個泥潭，這是事實。中情局利用並庇護走私犯造成了災難性的惡果，從毒品生產統計數據中便可一窺究竟，每當美國插手幹涉，毒品產量便上升，一旦美國停止幹預，產量就會下降。
例如，1979年，由於美國間接幹預，阿富汗鴉片產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增長，而自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以來，這種現象反複出現。鴉片罌粟種植的公頃麵積增加兩倍多，1999年已達到9.1萬公頃的高峰(2001年因為塔利班問題下降至8000公頃)，但在2006年上升到16.5萬公頃，2007年增加到19.3萬公頃。在2008年，種植麵積下降到15.7萬公頃，這主要是因為之前生產過量，大大超出市場可吸收量。
沒有人應當為這種增長而感到大為震驚：在任何一個毒品生產地區，但凡是美國從軍事或政治層麵插手幹預了，該地區的毒品生產就會大幅上升，絕無例外。20世紀50年代，這種模式頻頻再現，緬甸正是如此(正是因為中情局插手，從1939年40噸的毒品產量上漲到1970年的600噸)，泰國如此(從1939年7噸上漲到1968年200噸)，老撾也是如此(從1939年不到15噸上漲到1973年50噸)。
最具諷刺意味的當屬哥倫比亞，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軍隊幹預，所謂“禁毒戰爭”不過是蠱惑人心的旗號。斯科特在1990年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這次幹預必將導致毒品產量的增加，而非減少。可是即便如此，斯科特仍被實際增量嚇了一跳。1991~1999年，哥倫比亞的古柯種植麵積增加了3倍(從3800公頃增加到12300公頃)，罌粟種植麵積大幅增加5.6倍(從130公頃增加到750公頃)。
美國政府及其政策非但沒有遏製毒品走私，反而是讓問題更為嚴峻。美帝國主義的邪惡遠非你能想象。
新中國成立近76年，毒品從銷聲匿跡到死灰複燃、走向泛濫，這段曆史很有必要進行總結反思，毒品問題隻是諸多社會問題的一角，其背後反映的是大的社會環境的變遷。社會病了，不必諱疾忌醫，經驗與教訓擺在那裏，走什麽路也就一清二楚了。當然，除了對內的刮骨療毒，對外部帝國主義的警惕與反抗也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