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74）
五，關於對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判。這個問題似乎與崇毛無關。但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批判瞿秋白，目的正是為了崇毛，故將這件事一並放在本節內論述。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那個時候，有一份叫《毛澤東自傳》的油印小冊子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這個自傳據說是紅衛兵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訪問延安時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書中節選出來的。內容主要講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經曆和事跡。我記得其中記載了一件事，是毛澤東十三歲時因為他父親在眾多客人麵前罵他懶惰無用，他憤而離家出走。父親知道後要追他回家，他無法擺脫就以跳河自殺威脅父親，弄得脾氣暴躁的父親也不得不屈服。紅衛兵翻印這本小冊子，目的當然是要宣傳毛澤東的偉大，以此證明毛澤東從小就具有反抗封建禮教和陳規舊俗的勇氣，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但當時我看了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為少年毛澤東反抗父權的壯舉喝彩，反而覺得毛澤東的行為十足是個無賴。以中國人傳統的孝道來看，毛澤東這種做法乃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為。
在此同時，一份由中共曾經的領袖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的小冊子也在社會上悄悄流行。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共產黨人，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後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等職，曾兩度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三〇年九月一九三一年一月），是陳獨秀之後中共最主要的領導人。瞿秋白原來是一個文化青年。一九二〇年底，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聞》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寫了許多反映十月革命後蘇俄社會狀況的通訊，其中尤以《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名噪一時。文革前我家裏有一本《瞿秋白文集》就收有這些文章。當時我看了這些，才令我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社會有了一些比較真實、感性的了解。文集中還有一張瞿秋白的相片，年輕清秀的臉龐，眼鏡後麵是和善的目光，洋溢著聰明和書卷氣。魯迅對他文學造詣的評價很高。在我印象中，瞿秋白就是一個民國時代典型的、有點西化了的中國文人，至於他的革命家的身份倒是次要的。
瞿秋白是在訪蘇時接觸了馬列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的。他從莫斯科回國後一下子在中共黨內取得高位。一個沒有實際階級鬥爭經驗的年輕人成為一個革命黨的領袖，這與當時中共受蘇共領導有關，也與中共還處在幼稚階段有關。因此，瞿秋白會犯左傾錯誤也是不足為奇的。這個責任不應全部由瞿秋白承擔。一九三四年二月，早已下台的瞿秋白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教育工作。同年十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要求參加長征但被拒絕，要他留在當地堅持遊擊戰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轉移福建長汀途中被國民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由蔣介石下令就地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我曾在好幾本中共的革命回憶錄中看到，當時被留下堅持當地鬥爭的人，大多是屬於中共內部失勢的、被排斥的人。林彪集團成員、參加過長征的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更直言，當年紅軍出發長征前，曾有計劃地將一些不準備帶走、而又不放心他們活著留下，懷疑國民政府軍來了以後會叛變或泄密的人，由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人秘密處死。所以不讓瞿秋白參加長征，即使不說有借刀殺人之意，至少也是讓其自生自滅的意思。因為主力紅軍走了，留下的小股武裝是很容易被敵人消滅的。據說當年毛澤東也差點被留下。若真這樣，後來的曆史肯定要改寫。
又據有關資料，說瞿秋白在被捕關押期間，監獄的典獄長因敬重瞿秋白的人格，對他頗為客氣；聽說瞿有很高的刻章造詣，還請瞿為他刻過幾個圖章。接到蔣介石從南京下達就地處決的密令後，典獄長也十分無奈。而瞿秋白知道這個消息後似乎沒有感到意外，絲毫沒有乞求活命的神情。到最後執行那一天，瞿秋白是自己步行到刑場慷慨就義的。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一九三五年被捕後在獄中所寫。我最初見到的是一份鉛印的小冊子，後來又見到一冊批瞿的專刊裏邊也附有此文。瞿秋白在這篇《多餘的話》中講述了他參加中共革命的經過，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他很坦白地說自己對馬列主義沒有很深的了解，說他參加革命其實是在不完全自覺的情況下，被社會潮流卷進去的。他說：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麽呢？ 在《多餘的話》結尾處，他說他最懷念的美食是豆腐。這是他在生命將終前流露的對塵世的一絲眷戀。
當年我的思想也算是比較激進的。我讀《多餘的話》發覺瞿秋白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按中共的標準說，的確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但是，我不認為這樣子暴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就是背叛了革命。因為他沒有出賣同誌，沒有出賣組織，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何來的叛徒一說？他一介書生，麵臨死亡，視死如歸，從容就義，保持了人的尊嚴，也為中共保持了尊嚴，我以為任何一個人能做到這個樣子都是很了不起的了，還要他怎樣？其實讀了他的文章，我是反而深深被他那顆坦蕩、真誠的心感動了的。因為一個人要做到視死如歸很不容易，做到真的坦誠也不容易。敢於拉下自己的偽裝，袒露自己的真相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盧梭《懺悔錄》之所以被人推崇，我以為他能坦蕩地把自己見不得人的事都說出來，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對那些總是把自己說得仿佛在娘胎裏就對革命意誌十分堅定的人反而頗為懷疑。因為這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另外，他說他加入革命是曆史的誤會，我認為這也不是否定革命，而隻是坦白自己不適合做革命工作而已，尤其是那種拿著刀槍打打殺殺的革命。正如有人喜歡熱鬧出風頭，有人喜歡靜靜地做自己的事一樣。他清楚自己的長處在文學而非革命。人非草木，孰能無知！在生命終結之前真誠地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真正的長處和短處，何錯之有？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他對生命既留戀但又不畏懼死亡，這樣的感情是真誠的！這樣的人格是高尚的！
以前讀《中國文學史》，看到晉朝文學家陸機因不甘寂寞，書生而參與政治、軍事，結果兵敗被人陷害喪命。陸機被害前歎息道：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那份留戀生命的真情，至今仍感動人。陸機是華亭（即今之上海鬆江）人，而我的家鄉曆史上也屬於華亭，因而對他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我常想像陸機當年牽著他的黃耳犬在我們家鄉一帶來往，眼觀白雲，耳聽鶴唳，享受大自然風光那一份瀟灑自在的閑適。這樣的日子是多麽美好！因而惋惜陸機不該去弄什麽政治。今看瞿秋白思念豆腐，正與陸機思念華亭鶴唳一樣。因此對他的死，我也有一份惋惜之情。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瞿秋白與陸機一樣，他本質上就是一個文人而不是革命家，從這個角度說，他之投身革命確實是誤入歧途，他沒有說謊。可是，現在中共卻因此將他作為叛徒來批判，已經死了幾十年還不得安寧，還要攻擊他、汙蔑他。我不明白天理何在？道義何在？人情何在？這些人因何要如此苛待自己以前的領袖和戰友？
文革前，中共對瞿秋白的評價就不高，說他犯過左傾錯誤，但一直以來中共還是將他作為烈士來宣傳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六、七月間。據說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突然提到瞿秋白，說他晚節不終。其時毛澤東通過江青正在上海秘密組織張春橋和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說這句話大概又與李秀成有關。一九六三年，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任職的戚本禹寫了一篇《評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說李秀成兵敗被捕後在獄中寫了一個《自述》，其中有乞求饒命之意，因而認定他是叛徒。戚本禹的這篇文章發表後遭到史學界很多權威人士的反對，認為這個結論缺乏根據和片麵。但毛澤東對戚文卻大加讚賞，批示說：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而毛澤東突然說瞿秋白晚節不終，看來是因為瞿秋白臨死前也寫了一個《多餘的話》的緣故。
李秀成的《自述》後來我也看到過。這個《自述》據說原著有五萬多字，但遭曾國藩刪改剩三萬多字。也就是說現存的本子隻有原來的五分之三左右。所以，若根據這個刪改過的文本就遽然斷定李秀成有乞命叛變之意，在學術上確實是有失謹慎的。而且，僅憑一個《自述》就否定李秀成一生對太平天國的貢獻也是不公允的。因為到了太平天國後期李秀成是支撐天朝最主要的將領，他的貢獻是無人能比的。毛澤東自己也說過這樣的話：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因為一事、而且是不確定的一事而就否定一個人的一生，毛澤東這樣做本身就與他以前說的話矛盾。至於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它沒有遭到過刪改，瞿秋白的本意在這篇文章中也表露得清清楚楚，瞿秋白最後坦然走上刑場的行為也是清清楚楚的，不存在誤判問題，如果僅僅因為李秀成寫了《自述》而瞿秋白也寫了《多餘的話》，從而就認定瞿也是叛徒，這樣做更是毫無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瞿秋白問題上的表演。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了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那個著名的防止政變的五一八講話，二十一日周恩來也在會上作了一個長篇講話。他說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是保持晚節的問題。他呼籲黨內的老幹部們要忠於毛澤東，支持文化大革命，保持所謂的晚節。他以瞿秋白為反麵典型告誡大家：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是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不同意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 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終，一筆勾銷。 該年八月，周恩來在一次接見中科院代表的講話中又說到：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知識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曆史學家戚本禹同誌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周恩來在講話中將瞿秋白與毛澤東的家族，作為真烈士和假烈士、真叛徒的兩個典型放在一起說，用醜化、抹黑瞿秋白的方法來吹捧毛澤東，這種手法與林彪雖有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倒令我有點明白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為什麽要誣蔑、抹黑瞿秋白的原因了。因為抹黑瞿秋白，正是為了凸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中共黨史上，高級幹部做叛徒的不在少數，但曾經做過中共領袖又成為烈士的隻有瞿秋白一個。我們看文革中毛澤東幾乎每次開大會發言，都要說一遍曆任中共領袖的路線錯誤，唯有他最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可見他對自己的曆史地位是十分重視的。瞿秋白雖然在黨內的曆史地位本來就不太高，但他畢竟是領袖兼烈士的身份。有他的存在，毛澤東就無法獨享偉、光、正的光環。正如當日月同時出現在天空的時候，即使月亮的光輝不強烈，也會減弱一些太陽的光芒。我猜就是這個原因，瞿秋白即使死了也令毛澤東耿耿於懷。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近臣，對毛的心思他當然是了解的。於是他就投其所好，跟著毛的調子起舞鼓噪。
周恩來說瞿秋白是叛徒，當然是為了表明自己對毛的忠心。但除此以外恐怕還有一個原因。我常這樣想，要是當年紅軍長征時中央同意瞿秋白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後來瞿的被捕和被殺。那麽當時的中央是哪些人呢？眾所周知：紅軍長征之初握有黨和紅軍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小組成員，除了博古（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還有一個就是周恩來。以瞿秋白的身份，能決定他留下不準參加長征的，不出周恩來等三人是可以肯定的。那麽當初周恩來為什麽要將白麵書生的瞿秋白留下打遊擊導致瞿的喪命呢？到了現在文革中，他又積極攻擊、抹黑瞿秋白，這兩件事中間是否也有因果關係呢？他是否還有一個藉著抹黑瞿秋白為叛徒，以此來掩蓋他當初決定瞿秋白不參加長征，導致瞿喪命錯誤的企圖呢？
人多言周是賢相，其實以我看法，他的人格還不如林彪。他吹捧毛澤東的無恥程度比之林彪其實並無多讓。尤其文革中他跪在地上為毛澤東解說地圖一幕，想起就令人噁心。與林彪一九七一年五一勞動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上不理毛澤東然後拂袖而走一幕相比，就顯得他遠不及林彪有血性。而他對毛澤東出於懼怕和為了避嫌，怕有人懷疑他家祖墳上也有龍氣，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連續三次下令平掉他家在淮安、重慶和紹興的三處祖墳，更是令人不齒。當然，這好象是上天安排的命運，要是他不遇上毛澤東這樣的暴君，他原是會做得更好一點的。他不乏才幹，待人也相對寬容，獨欠骨氣。而若將他與瞿秋白的光明磊落、君子坦蕩蕩的胸懷相比，則周恩來人格的低下就如爝火與皎月並舉，野雞與鳳凰共舞，其高低貴賤之分令人一目了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門前開始出現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中共中央組織部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以大字報形式拋出劉少奇的檔案材料。連我們青浦街頭也有紅衛兵學生當街演講公然攻擊劉少奇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社會上到處流傳一份劉少奇女兒劉濤寫的大字報。劉少奇結過六次婚，劉濤是他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中揭發了劉少奇和後母王光美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還揭發了劉少奇在過去戰爭年代貪汙革命經費以及玩弄女性等醜聞。這當然是配合當前那股打倒劉少奇的攻勢而來的。由於這是一個女兒對親生父親的揭發，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也比較相信大字報內容的真實性，因此對劉少奇的殺傷力就特別大。
那時候，我對上述幾種現象，包括《毛澤東自傳》的流傳和批判瞿秋白《多餘的話》，都是單獨來看的。但是自中共九大開始，看到毛澤東常常在大會上講述所謂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掰著手指曆數黨曾經的領導人，從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張國燾、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劉少奇（後來又加上林彪），個個都犯錯誤，不是左傾就是右傾，有的人還墮落到成為叛徒、賣國賊，唯獨他毛澤東一貫正確，就覺得這哪裏是在講曆史？這分明是在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替自己樹碑立傳嘛！我不知道在以前的中共大會上毛澤東是否也有這樣的習慣。但由此我突然明白，之前這些抹黑瞿秋白、劉少奇的行為其實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毛澤東這尊神貼金。正如一個貪錢的人，有再多的錢他也不會滿足，多了還想多；對名的追求也一樣。
當時，社會上關於造神運動的表現還有很多。這裏有一件滑稽的事情也值得順便一提。文革初期在批鬥牛鬼蛇神時，有些畫家被揭發利用黑畫反黨。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的新一波造神運動中，就有人專門在圖畫、報紙，甚至人民幣的圖案花紋中尋找所謂反革命的證據。許多被說得活靈活現的所謂證據經小道傳布開來後，引起更多人熱心地去明察細找。一天我們單位的一位叫吳燾華的同事在辦公室內突然大叫起來，說他也發現了一起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他情緒激動地地將一張報紙拿給大家看：正麵是一個毛澤東的頭像；將報紙翻到背麵，是一條通欄的大標語打倒什麽什麽的；再將這報紙拿起來對著窗子的亮光一照，這打倒兩字的位置正好就在毛澤東頭像的背後。按照當時流行的解讀反動標語的方法，這樣的效果可被解讀成打倒毛主席。這位同事一口咬定說這是報紙編輯故意這樣排版的，所以這是一件證據確鑿的反革命案件。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種捕風捉影的做法，於是調侃他說：啊，這下你可立功了！慫恿他趕快去公安局報案。後來吳燾華有沒有真的去公安局報案我不清楚，反正這在當時成了一股風氣，常常有人疑神疑鬼、失驚打怪、嘩眾取寵，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趣。
我的文革（74）
jiangshui888 (2025-12-09 16:08:30) 評論 (0)
我的文革（74）
五，關於對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判。這個問題似乎與崇毛無關。但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批判瞿秋白，目的正是為了崇毛，故將這件事一並放在本節內論述。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那個時候，有一份叫《毛澤東自傳》的油印小冊子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這個自傳據說是紅衛兵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訪問延安時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書中節選出來的。內容主要講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經曆和事跡。我記得其中記載了一件事，是毛澤東十三歲時因為他父親在眾多客人麵前罵他懶惰無用，他憤而離家出走。父親知道後要追他回家，他無法擺脫就以跳河自殺威脅父親，弄得脾氣暴躁的父親也不得不屈服。紅衛兵翻印這本小冊子，目的當然是要宣傳毛澤東的偉大，以此證明毛澤東從小就具有反抗封建禮教和陳規舊俗的勇氣，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但當時我看了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為少年毛澤東反抗父權的壯舉喝彩，反而覺得毛澤東的行為十足是個無賴。以中國人傳統的孝道來看，毛澤東這種做法乃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為。
在此同時，一份由中共曾經的領袖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的小冊子也在社會上悄悄流行。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共產黨人，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後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等職，曾兩度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三〇年九月一九三一年一月），是陳獨秀之後中共最主要的領導人。瞿秋白原來是一個文化青年。一九二〇年底，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聞》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寫了許多反映十月革命後蘇俄社會狀況的通訊，其中尤以《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名噪一時。文革前我家裏有一本《瞿秋白文集》就收有這些文章。當時我看了這些，才令我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社會有了一些比較真實、感性的了解。文集中還有一張瞿秋白的相片，年輕清秀的臉龐，眼鏡後麵是和善的目光，洋溢著聰明和書卷氣。魯迅對他文學造詣的評價很高。在我印象中，瞿秋白就是一個民國時代典型的、有點西化了的中國文人，至於他的革命家的身份倒是次要的。
瞿秋白是在訪蘇時接觸了馬列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的。他從莫斯科回國後一下子在中共黨內取得高位。一個沒有實際階級鬥爭經驗的年輕人成為一個革命黨的領袖，這與當時中共受蘇共領導有關，也與中共還處在幼稚階段有關。因此，瞿秋白會犯左傾錯誤也是不足為奇的。這個責任不應全部由瞿秋白承擔。一九三四年二月，早已下台的瞿秋白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教育工作。同年十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要求參加長征但被拒絕，要他留在當地堅持遊擊戰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轉移福建長汀途中被國民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由蔣介石下令就地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我曾在好幾本中共的革命回憶錄中看到，當時被留下堅持當地鬥爭的人，大多是屬於中共內部失勢的、被排斥的人。林彪集團成員、參加過長征的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更直言，當年紅軍出發長征前，曾有計劃地將一些不準備帶走、而又不放心他們活著留下，懷疑國民政府軍來了以後會叛變或泄密的人，由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人秘密處死。所以不讓瞿秋白參加長征，即使不說有借刀殺人之意，至少也是讓其自生自滅的意思。因為主力紅軍走了，留下的小股武裝是很容易被敵人消滅的。據說當年毛澤東也差點被留下。若真這樣，後來的曆史肯定要改寫。
又據有關資料，說瞿秋白在被捕關押期間，監獄的典獄長因敬重瞿秋白的人格，對他頗為客氣；聽說瞿有很高的刻章造詣，還請瞿為他刻過幾個圖章。接到蔣介石從南京下達就地處決的密令後，典獄長也十分無奈。而瞿秋白知道這個消息後似乎沒有感到意外，絲毫沒有乞求活命的神情。到最後執行那一天，瞿秋白是自己步行到刑場慷慨就義的。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一九三五年被捕後在獄中所寫。我最初見到的是一份鉛印的小冊子，後來又見到一冊批瞿的專刊裏邊也附有此文。瞿秋白在這篇《多餘的話》中講述了他參加中共革命的經過，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他很坦白地說自己對馬列主義沒有很深的了解，說他參加革命其實是在不完全自覺的情況下，被社會潮流卷進去的。他說：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麽呢？ 在《多餘的話》結尾處，他說他最懷念的美食是豆腐。這是他在生命將終前流露的對塵世的一絲眷戀。
當年我的思想也算是比較激進的。我讀《多餘的話》發覺瞿秋白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按中共的標準說，的確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但是，我不認為這樣子暴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就是背叛了革命。因為他沒有出賣同誌，沒有出賣組織，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何來的叛徒一說？他一介書生，麵臨死亡，視死如歸，從容就義，保持了人的尊嚴，也為中共保持了尊嚴，我以為任何一個人能做到這個樣子都是很了不起的了，還要他怎樣？其實讀了他的文章，我是反而深深被他那顆坦蕩、真誠的心感動了的。因為一個人要做到視死如歸很不容易，做到真的坦誠也不容易。敢於拉下自己的偽裝，袒露自己的真相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盧梭《懺悔錄》之所以被人推崇，我以為他能坦蕩地把自己見不得人的事都說出來，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對那些總是把自己說得仿佛在娘胎裏就對革命意誌十分堅定的人反而頗為懷疑。因為這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另外，他說他加入革命是曆史的誤會，我認為這也不是否定革命，而隻是坦白自己不適合做革命工作而已，尤其是那種拿著刀槍打打殺殺的革命。正如有人喜歡熱鬧出風頭，有人喜歡靜靜地做自己的事一樣。他清楚自己的長處在文學而非革命。人非草木，孰能無知！在生命終結之前真誠地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真正的長處和短處，何錯之有？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他對生命既留戀但又不畏懼死亡，這樣的感情是真誠的！這樣的人格是高尚的！
以前讀《中國文學史》，看到晉朝文學家陸機因不甘寂寞，書生而參與政治、軍事，結果兵敗被人陷害喪命。陸機被害前歎息道：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那份留戀生命的真情，至今仍感動人。陸機是華亭（即今之上海鬆江）人，而我的家鄉曆史上也屬於華亭，因而對他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我常想像陸機當年牽著他的黃耳犬在我們家鄉一帶來往，眼觀白雲，耳聽鶴唳，享受大自然風光那一份瀟灑自在的閑適。這樣的日子是多麽美好！因而惋惜陸機不該去弄什麽政治。今看瞿秋白思念豆腐，正與陸機思念華亭鶴唳一樣。因此對他的死，我也有一份惋惜之情。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瞿秋白與陸機一樣，他本質上就是一個文人而不是革命家，從這個角度說，他之投身革命確實是誤入歧途，他沒有說謊。可是，現在中共卻因此將他作為叛徒來批判，已經死了幾十年還不得安寧，還要攻擊他、汙蔑他。我不明白天理何在？道義何在？人情何在？這些人因何要如此苛待自己以前的領袖和戰友？
文革前，中共對瞿秋白的評價就不高，說他犯過左傾錯誤，但一直以來中共還是將他作為烈士來宣傳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六、七月間。據說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突然提到瞿秋白，說他晚節不終。其時毛澤東通過江青正在上海秘密組織張春橋和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說這句話大概又與李秀成有關。一九六三年，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任職的戚本禹寫了一篇《評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說李秀成兵敗被捕後在獄中寫了一個《自述》，其中有乞求饒命之意，因而認定他是叛徒。戚本禹的這篇文章發表後遭到史學界很多權威人士的反對，認為這個結論缺乏根據和片麵。但毛澤東對戚文卻大加讚賞，批示說：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而毛澤東突然說瞿秋白晚節不終，看來是因為瞿秋白臨死前也寫了一個《多餘的話》的緣故。
李秀成的《自述》後來我也看到過。這個《自述》據說原著有五萬多字，但遭曾國藩刪改剩三萬多字。也就是說現存的本子隻有原來的五分之三左右。所以，若根據這個刪改過的文本就遽然斷定李秀成有乞命叛變之意，在學術上確實是有失謹慎的。而且，僅憑一個《自述》就否定李秀成一生對太平天國的貢獻也是不公允的。因為到了太平天國後期李秀成是支撐天朝最主要的將領，他的貢獻是無人能比的。毛澤東自己也說過這樣的話：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因為一事、而且是不確定的一事而就否定一個人的一生，毛澤東這樣做本身就與他以前說的話矛盾。至於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它沒有遭到過刪改，瞿秋白的本意在這篇文章中也表露得清清楚楚，瞿秋白最後坦然走上刑場的行為也是清清楚楚的，不存在誤判問題，如果僅僅因為李秀成寫了《自述》而瞿秋白也寫了《多餘的話》，從而就認定瞿也是叛徒，這樣做更是毫無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瞿秋白問題上的表演。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了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那個著名的防止政變的五一八講話，二十一日周恩來也在會上作了一個長篇講話。他說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是保持晚節的問題。他呼籲黨內的老幹部們要忠於毛澤東，支持文化大革命，保持所謂的晚節。他以瞿秋白為反麵典型告誡大家：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是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不同意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 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終，一筆勾銷。 該年八月，周恩來在一次接見中科院代表的講話中又說到：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知識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曆史學家戚本禹同誌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周恩來在講話中將瞿秋白與毛澤東的家族，作為真烈士和假烈士、真叛徒的兩個典型放在一起說，用醜化、抹黑瞿秋白的方法來吹捧毛澤東，這種手法與林彪雖有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倒令我有點明白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為什麽要誣蔑、抹黑瞿秋白的原因了。因為抹黑瞿秋白，正是為了凸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中共黨史上，高級幹部做叛徒的不在少數，但曾經做過中共領袖又成為烈士的隻有瞿秋白一個。我們看文革中毛澤東幾乎每次開大會發言，都要說一遍曆任中共領袖的路線錯誤，唯有他最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可見他對自己的曆史地位是十分重視的。瞿秋白雖然在黨內的曆史地位本來就不太高，但他畢竟是領袖兼烈士的身份。有他的存在，毛澤東就無法獨享偉、光、正的光環。正如當日月同時出現在天空的時候，即使月亮的光輝不強烈，也會減弱一些太陽的光芒。我猜就是這個原因，瞿秋白即使死了也令毛澤東耿耿於懷。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近臣，對毛的心思他當然是了解的。於是他就投其所好，跟著毛的調子起舞鼓噪。
周恩來說瞿秋白是叛徒，當然是為了表明自己對毛的忠心。但除此以外恐怕還有一個原因。我常這樣想，要是當年紅軍長征時中央同意瞿秋白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後來瞿的被捕和被殺。那麽當時的中央是哪些人呢？眾所周知：紅軍長征之初握有黨和紅軍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小組成員，除了博古（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還有一個就是周恩來。以瞿秋白的身份，能決定他留下不準參加長征的，不出周恩來等三人是可以肯定的。那麽當初周恩來為什麽要將白麵書生的瞿秋白留下打遊擊導致瞿的喪命呢？到了現在文革中，他又積極攻擊、抹黑瞿秋白，這兩件事中間是否也有因果關係呢？他是否還有一個藉著抹黑瞿秋白為叛徒，以此來掩蓋他當初決定瞿秋白不參加長征，導致瞿喪命錯誤的企圖呢？
人多言周是賢相，其實以我看法，他的人格還不如林彪。他吹捧毛澤東的無恥程度比之林彪其實並無多讓。尤其文革中他跪在地上為毛澤東解說地圖一幕，想起就令人噁心。與林彪一九七一年五一勞動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上不理毛澤東然後拂袖而走一幕相比，就顯得他遠不及林彪有血性。而他對毛澤東出於懼怕和為了避嫌，怕有人懷疑他家祖墳上也有龍氣，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連續三次下令平掉他家在淮安、重慶和紹興的三處祖墳，更是令人不齒。當然，這好象是上天安排的命運，要是他不遇上毛澤東這樣的暴君，他原是會做得更好一點的。他不乏才幹，待人也相對寬容，獨欠骨氣。而若將他與瞿秋白的光明磊落、君子坦蕩蕩的胸懷相比，則周恩來人格的低下就如爝火與皎月並舉，野雞與鳳凰共舞，其高低貴賤之分令人一目了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門前開始出現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中共中央組織部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以大字報形式拋出劉少奇的檔案材料。連我們青浦街頭也有紅衛兵學生當街演講公然攻擊劉少奇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社會上到處流傳一份劉少奇女兒劉濤寫的大字報。劉少奇結過六次婚，劉濤是他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中揭發了劉少奇和後母王光美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還揭發了劉少奇在過去戰爭年代貪汙革命經費以及玩弄女性等醜聞。這當然是配合當前那股打倒劉少奇的攻勢而來的。由於這是一個女兒對親生父親的揭發，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也比較相信大字報內容的真實性，因此對劉少奇的殺傷力就特別大。
那時候，我對上述幾種現象，包括《毛澤東自傳》的流傳和批判瞿秋白《多餘的話》，都是單獨來看的。但是自中共九大開始，看到毛澤東常常在大會上講述所謂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掰著手指曆數黨曾經的領導人，從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張國燾、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劉少奇（後來又加上林彪），個個都犯錯誤，不是左傾就是右傾，有的人還墮落到成為叛徒、賣國賊，唯獨他毛澤東一貫正確，就覺得這哪裏是在講曆史？這分明是在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替自己樹碑立傳嘛！我不知道在以前的中共大會上毛澤東是否也有這樣的習慣。但由此我突然明白，之前這些抹黑瞿秋白、劉少奇的行為其實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毛澤東這尊神貼金。正如一個貪錢的人，有再多的錢他也不會滿足，多了還想多；對名的追求也一樣。
當時，社會上關於造神運動的表現還有很多。這裏有一件滑稽的事情也值得順便一提。文革初期在批鬥牛鬼蛇神時，有些畫家被揭發利用黑畫反黨。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的新一波造神運動中，就有人專門在圖畫、報紙，甚至人民幣的圖案花紋中尋找所謂反革命的證據。許多被說得活靈活現的所謂證據經小道傳布開來後，引起更多人熱心地去明察細找。一天我們單位的一位叫吳燾華的同事在辦公室內突然大叫起來，說他也發現了一起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他情緒激動地地將一張報紙拿給大家看：正麵是一個毛澤東的頭像；將報紙翻到背麵，是一條通欄的大標語打倒什麽什麽的；再將這報紙拿起來對著窗子的亮光一照，這打倒兩字的位置正好就在毛澤東頭像的背後。按照當時流行的解讀反動標語的方法，這樣的效果可被解讀成打倒毛主席。這位同事一口咬定說這是報紙編輯故意這樣排版的，所以這是一件證據確鑿的反革命案件。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種捕風捉影的做法，於是調侃他說：啊，這下你可立功了！慫恿他趕快去公安局報案。後來吳燾華有沒有真的去公安局報案我不清楚，反正這在當時成了一股風氣，常常有人疑神疑鬼、失驚打怪、嘩眾取寵，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趣。
五，關於對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判。這個問題似乎與崇毛無關。但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批判瞿秋白，目的正是為了崇毛，故將這件事一並放在本節內論述。
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那個時候，有一份叫《毛澤東自傳》的油印小冊子在社會上廣泛流傳。這個自傳據說是紅衛兵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九三六年訪問延安時所寫的《西行漫記》一書中節選出來的。內容主要講毛澤東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經曆和事跡。我記得其中記載了一件事，是毛澤東十三歲時因為他父親在眾多客人麵前罵他懶惰無用，他憤而離家出走。父親知道後要追他回家，他無法擺脫就以跳河自殺威脅父親，弄得脾氣暴躁的父親也不得不屈服。紅衛兵翻印這本小冊子，目的當然是要宣傳毛澤東的偉大，以此證明毛澤東從小就具有反抗封建禮教和陳規舊俗的勇氣，是一個天生的革命家。但當時我看了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為少年毛澤東反抗父權的壯舉喝彩，反而覺得毛澤東的行為十足是個無賴。以中國人傳統的孝道來看，毛澤東這種做法乃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為。
在此同時，一份由中共曾經的領袖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的小冊子也在社會上悄悄流行。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共產黨人，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先後擔任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等職，曾兩度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二八年五月；一九三〇年九月一九三一年一月），是陳獨秀之後中共最主要的領導人。瞿秋白原來是一個文化青年。一九二〇年底，瞿秋白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聞》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寫了許多反映十月革命後蘇俄社會狀況的通訊，其中尤以《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訊名噪一時。文革前我家裏有一本《瞿秋白文集》就收有這些文章。當時我看了這些，才令我對十月革命後的蘇俄社會有了一些比較真實、感性的了解。文集中還有一張瞿秋白的相片，年輕清秀的臉龐，眼鏡後麵是和善的目光，洋溢著聰明和書卷氣。魯迅對他文學造詣的評價很高。在我印象中，瞿秋白就是一個民國時代典型的、有點西化了的中國文人，至於他的革命家的身份倒是次要的。
瞿秋白是在訪蘇時接觸了馬列主義並加入了共產黨的。他從莫斯科回國後一下子在中共黨內取得高位。一個沒有實際階級鬥爭經驗的年輕人成為一個革命黨的領袖，這與當時中共受蘇共領導有關，也與中共還處在幼稚階段有關。因此，瞿秋白會犯左傾錯誤也是不足為奇的。這個責任不應全部由瞿秋白承擔。一九三四年二月，早已下台的瞿秋白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負責教育工作。同年十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瞿秋白要求參加長征但被拒絕，要他留在當地堅持遊擊戰爭。一九三五年二月瞿秋白在轉移福建長汀途中被國民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由蔣介石下令就地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我曾在好幾本中共的革命回憶錄中看到，當時被留下堅持當地鬥爭的人，大多是屬於中共內部失勢的、被排斥的人。林彪集團成員、參加過長征的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更直言，當年紅軍出發長征前，曾有計劃地將一些不準備帶走、而又不放心他們活著留下，懷疑國民政府軍來了以後會叛變或泄密的人，由負責政治保衛工作的人秘密處死。所以不讓瞿秋白參加長征，即使不說有借刀殺人之意，至少也是讓其自生自滅的意思。因為主力紅軍走了，留下的小股武裝是很容易被敵人消滅的。據說當年毛澤東也差點被留下。若真這樣，後來的曆史肯定要改寫。
又據有關資料，說瞿秋白在被捕關押期間，監獄的典獄長因敬重瞿秋白的人格，對他頗為客氣；聽說瞿有很高的刻章造詣，還請瞿為他刻過幾個圖章。接到蔣介石從南京下達就地處決的密令後，典獄長也十分無奈。而瞿秋白知道這個消息後似乎沒有感到意外，絲毫沒有乞求活命的神情。到最後執行那一天，瞿秋白是自己步行到刑場慷慨就義的。
《多餘的話》是瞿秋白一九三五年被捕後在獄中所寫。我最初見到的是一份鉛印的小冊子，後來又見到一冊批瞿的專刊裏邊也附有此文。瞿秋白在這篇《多餘的話》中講述了他參加中共革命的經過，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曆程。他很坦白地說自己對馬列主義沒有很深的了解，說他參加革命其實是在不完全自覺的情況下，被社會潮流卷進去的。他說：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麽呢？ 在《多餘的話》結尾處，他說他最懷念的美食是豆腐。這是他在生命將終前流露的對塵世的一絲眷戀。
當年我的思想也算是比較激進的。我讀《多餘的話》發覺瞿秋白在文中流露的感情按中共的標準說，的確有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但是，我不認為這樣子暴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就是背叛了革命。因為他沒有出賣同誌，沒有出賣組織，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何來的叛徒一說？他一介書生，麵臨死亡，視死如歸，從容就義，保持了人的尊嚴，也為中共保持了尊嚴，我以為任何一個人能做到這個樣子都是很了不起的了，還要他怎樣？其實讀了他的文章，我是反而深深被他那顆坦蕩、真誠的心感動了的。因為一個人要做到視死如歸很不容易，做到真的坦誠也不容易。敢於拉下自己的偽裝，袒露自己的真相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的。盧梭《懺悔錄》之所以被人推崇，我以為他能坦蕩地把自己見不得人的事都說出來，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對那些總是把自己說得仿佛在娘胎裏就對革命意誌十分堅定的人反而頗為懷疑。因為這不近人情，不合人性。另外，他說他加入革命是曆史的誤會，我認為這也不是否定革命，而隻是坦白自己不適合做革命工作而已，尤其是那種拿著刀槍打打殺殺的革命。正如有人喜歡熱鬧出風頭，有人喜歡靜靜地做自己的事一樣。他清楚自己的長處在文學而非革命。人非草木，孰能無知！在生命終結之前真誠地解剖自己，找出自己真正的長處和短處，何錯之有？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他對生命既留戀但又不畏懼死亡，這樣的感情是真誠的！這樣的人格是高尚的！
以前讀《中國文學史》，看到晉朝文學家陸機因不甘寂寞，書生而參與政治、軍事，結果兵敗被人陷害喪命。陸機被害前歎息道：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那份留戀生命的真情，至今仍感動人。陸機是華亭（即今之上海鬆江）人，而我的家鄉曆史上也屬於華亭，因而對他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我常想像陸機當年牽著他的黃耳犬在我們家鄉一帶來往，眼觀白雲，耳聽鶴唳，享受大自然風光那一份瀟灑自在的閑適。這樣的日子是多麽美好！因而惋惜陸機不該去弄什麽政治。今看瞿秋白思念豆腐，正與陸機思念華亭鶴唳一樣。因此對他的死，我也有一份惋惜之情。俗語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瞿秋白與陸機一樣，他本質上就是一個文人而不是革命家，從這個角度說，他之投身革命確實是誤入歧途，他沒有說謊。可是，現在中共卻因此將他作為叛徒來批判，已經死了幾十年還不得安寧，還要攻擊他、汙蔑他。我不明白天理何在？道義何在？人情何在？這些人因何要如此苛待自己以前的領袖和戰友？
文革前，中共對瞿秋白的評價就不高，說他犯過左傾錯誤，但一直以來中共還是將他作為烈士來宣傳的。變化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六、七月間。據說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突然提到瞿秋白，說他晚節不終。其時毛澤東通過江青正在上海秘密組織張春橋和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毛澤東說這句話大概又與李秀成有關。一九六三年，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任職的戚本禹寫了一篇《評忠王李秀成》的文章，說李秀成兵敗被捕後在獄中寫了一個《自述》，其中有乞求饒命之意，因而認定他是叛徒。戚本禹的這篇文章發表後遭到史學界很多權威人士的反對，認為這個結論缺乏根據和片麵。但毛澤東對戚文卻大加讚賞，批示說：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而毛澤東突然說瞿秋白晚節不終，看來是因為瞿秋白臨死前也寫了一個《多餘的話》的緣故。
李秀成的《自述》後來我也看到過。這個《自述》據說原著有五萬多字，但遭曾國藩刪改剩三萬多字。也就是說現存的本子隻有原來的五分之三左右。所以，若根據這個刪改過的文本就遽然斷定李秀成有乞命叛變之意，在學術上確實是有失謹慎的。而且，僅憑一個《自述》就否定李秀成一生對太平天國的貢獻也是不公允的。因為到了太平天國後期李秀成是支撐天朝最主要的將領，他的貢獻是無人能比的。毛澤東自己也說過這樣的話：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因為一事、而且是不確定的一事而就否定一個人的一生，毛澤東這樣做本身就與他以前說的話矛盾。至於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它沒有遭到過刪改，瞿秋白的本意在這篇文章中也表露得清清楚楚，瞿秋白最後坦然走上刑場的行為也是清清楚楚的，不存在誤判問題，如果僅僅因為李秀成寫了《自述》而瞿秋白也寫了《多餘的話》，從而就認定瞿也是叛徒，這樣做更是毫無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瞿秋白問題上的表演。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十六日會議通過了發動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那個著名的防止政變的五一八講話，二十一日周恩來也在會上作了一個長篇講話。他說了三個問題，其中第三個問題是保持晚節的問題。他呼籲黨內的老幹部們要忠於毛澤東，支持文化大革命，保持所謂的晚節。他以瞿秋白為反麵典型告誡大家：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象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死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講話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是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是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誌寫文章批判過，不同意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澤民、毛澤覃，毛主席的愛人楊開慧烈士，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這才是領袖的家庭。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 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終，一筆勾銷。 該年八月，周恩來在一次接見中科院代表的講話中又說到：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知識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曆史學家戚本禹同誌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周恩來在講話中將瞿秋白與毛澤東的家族，作為真烈士和假烈士、真叛徒的兩個典型放在一起說，用醜化、抹黑瞿秋白的方法來吹捧毛澤東，這種手法與林彪雖有不同，卻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倒令我有點明白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們為什麽要誣蔑、抹黑瞿秋白的原因了。因為抹黑瞿秋白，正是為了凸出毛澤東的偉大。在中共黨史上，高級幹部做叛徒的不在少數，但曾經做過中共領袖又成為烈士的隻有瞿秋白一個。我們看文革中毛澤東幾乎每次開大會發言，都要說一遍曆任中共領袖的路線錯誤，唯有他最正確而且一貫正確，可見他對自己的曆史地位是十分重視的。瞿秋白雖然在黨內的曆史地位本來就不太高，但他畢竟是領袖兼烈士的身份。有他的存在，毛澤東就無法獨享偉、光、正的光環。正如當日月同時出現在天空的時候，即使月亮的光輝不強烈，也會減弱一些太陽的光芒。我猜就是這個原因，瞿秋白即使死了也令毛澤東耿耿於懷。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近臣，對毛的心思他當然是了解的。於是他就投其所好，跟著毛的調子起舞鼓噪。
周恩來說瞿秋白是叛徒，當然是為了表明自己對毛的忠心。但除此以外恐怕還有一個原因。我常這樣想，要是當年紅軍長征時中央同意瞿秋白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後來瞿的被捕和被殺。那麽當時的中央是哪些人呢？眾所周知：紅軍長征之初握有黨和紅軍最高指揮權的三人小組成員，除了博古（秦邦憲）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還有一個就是周恩來。以瞿秋白的身份，能決定他留下不準參加長征的，不出周恩來等三人是可以肯定的。那麽當初周恩來為什麽要將白麵書生的瞿秋白留下打遊擊導致瞿的喪命呢？到了現在文革中，他又積極攻擊、抹黑瞿秋白，這兩件事中間是否也有因果關係呢？他是否還有一個藉著抹黑瞿秋白為叛徒，以此來掩蓋他當初決定瞿秋白不參加長征，導致瞿喪命錯誤的企圖呢？
人多言周是賢相，其實以我看法，他的人格還不如林彪。他吹捧毛澤東的無恥程度比之林彪其實並無多讓。尤其文革中他跪在地上為毛澤東解說地圖一幕，想起就令人噁心。與林彪一九七一年五一勞動節晚會在天安門城樓上不理毛澤東然後拂袖而走一幕相比，就顯得他遠不及林彪有血性。而他對毛澤東出於懼怕和為了避嫌，怕有人懷疑他家祖墳上也有龍氣，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連續三次下令平掉他家在淮安、重慶和紹興的三處祖墳，更是令人不齒。當然，這好象是上天安排的命運，要是他不遇上毛澤東這樣的暴君，他原是會做得更好一點的。他不乏才幹，待人也相對寬容，獨欠骨氣。而若將他與瞿秋白的光明磊落、君子坦蕩蕩的胸懷相比，則周恩來人格的低下就如爝火與皎月並舉，野雞與鳳凰共舞，其高低貴賤之分令人一目了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門前開始出現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中共中央組織部部分工作人員也開始以大字報形式拋出劉少奇的檔案材料。連我們青浦街頭也有紅衛兵學生當街演講公然攻擊劉少奇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初，社會上到處流傳一份劉少奇女兒劉濤寫的大字報。劉少奇結過六次婚，劉濤是他第四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中揭發了劉少奇和後母王光美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還揭發了劉少奇在過去戰爭年代貪汙革命經費以及玩弄女性等醜聞。這當然是配合當前那股打倒劉少奇的攻勢而來的。由於這是一個女兒對親生父親的揭發，引起人們極大的興趣，也比較相信大字報內容的真實性，因此對劉少奇的殺傷力就特別大。
那時候，我對上述幾種現象，包括《毛澤東自傳》的流傳和批判瞿秋白《多餘的話》，都是單獨來看的。但是自中共九大開始，看到毛澤東常常在大會上講述所謂的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掰著手指曆數黨曾經的領導人，從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張國燾、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劉少奇（後來又加上林彪），個個都犯錯誤，不是左傾就是右傾，有的人還墮落到成為叛徒、賣國賊，唯獨他毛澤東一貫正確，就覺得這哪裏是在講曆史？這分明是在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替自己樹碑立傳嘛！我不知道在以前的中共大會上毛澤東是否也有這樣的習慣。但由此我突然明白，之前這些抹黑瞿秋白、劉少奇的行為其實都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為毛澤東這尊神貼金。正如一個貪錢的人，有再多的錢他也不會滿足，多了還想多；對名的追求也一樣。
當時，社會上關於造神運動的表現還有很多。這裏有一件滑稽的事情也值得順便一提。文革初期在批鬥牛鬼蛇神時，有些畫家被揭發利用黑畫反黨。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六七年初的新一波造神運動中，就有人專門在圖畫、報紙，甚至人民幣的圖案花紋中尋找所謂反革命的證據。許多被說得活靈活現的所謂證據經小道傳布開來後，引起更多人熱心地去明察細找。一天我們單位的一位叫吳燾華的同事在辦公室內突然大叫起來，說他也發現了一起惡毒攻擊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他情緒激動地地將一張報紙拿給大家看：正麵是一個毛澤東的頭像；將報紙翻到背麵，是一條通欄的大標語打倒什麽什麽的；再將這報紙拿起來對著窗子的亮光一照，這打倒兩字的位置正好就在毛澤東頭像的背後。按照當時流行的解讀反動標語的方法，這樣的效果可被解讀成打倒毛主席。這位同事一口咬定說這是報紙編輯故意這樣排版的，所以這是一件證據確鑿的反革命案件。不過也有人不同意這種捕風捉影的做法，於是調侃他說：啊，這下你可立功了！慫恿他趕快去公安局報案。後來吳燾華有沒有真的去公安局報案我不清楚，反正這在當時成了一股風氣，常常有人疑神疑鬼、失驚打怪、嘩眾取寵，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