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與《蘋果日報》的案子，不過是這頂帽子最新一次被重重地扣在某個人頭上而已。真正值得玩味的，並不是這頂帽子如何被使用，而是——誰最早戴過它、誰戴得最久、誰戴得最理直氣壯。如果“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真是一項嚴肅、可供曆史檢驗的罪名，那麽放眼近代史，自稱“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那一方，恰恰是案情最詭秘的地方。
如果這是罪，中共從第一天起就是“重犯”。假設“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是一個跨時空、跨製度、標準統一的罪名，那麽，中共成立那一天，就已經犯案。原因很簡單：思想來源是外國的，理論體係是外國的，組織模式是外國的，資金、培訓、路線指導，長期來自外國。馬克思不是中國人，恩格斯不是中國人，《共產黨宣言》寫於倫敦；列寧不是中國人，十月革命發生在彼得格勒；共產國際設在莫斯科，早期中共的路線、幹部培訓、組織原則，幾乎全套來自蘇聯。
這不是抹黑，這是教科書。中共早期領導人赴蘇聯學習，被稱為“留蘇幹部”；黨內路線之爭，常常以“是否忠於共產國際”為裁判標準；經費、指示、戰略方向，長期與蘇聯高度捆綁。若按今日“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的邏輯推演，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中共，簡直是思想勾結、組織勾結、路線勾結、資金勾結的全套示範案例。
但問題不在於曆史，而在於——為什麽當年的“勾結”，今天成了“光榮傳統”；而今天的“交流”，卻成了“滔天大罪”？
從法律角度看，一個罪名，至少應當具備三個要素：對象清晰、行為明確、後果可證。而“外國勢力”這四個字，恰恰在這三點上全部模糊。它不是一個國家清單；不是一個組織目錄；不是一個可供核對的實體。它更像是一種情緒詞，一種政治修辭，一種“隻要我不喜歡，你就可能是”的身份標簽。
今天你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是勾結；明天你引用外國學者觀點，是勾結；後天你轉發國際新聞，是勾結；再後天，你隻要“價值觀不夠同步”，就已經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至於證據？在這種語境下，“立場本身”就是證據。
《蘋果日報》的“罪”，從來不在於它勾結了什麽具體的“外國勢力”，而在於——它長期保留了一個本不該存在的東西：不被統一調校的公共輿論空間。它轉載國際報道，因為國際新聞本就存在；它采訪外國政要，因為香港曾是國際城市；它使用西方話語，因為新聞專業本就全球通用。如果這些行為構成“串謀”，那全球所有新聞機構，恐怕都要集體入獄。
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蘋果日報》說了什麽，而在於——它讓人意識到：世界並不隻有一種敘事方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不是一句情緒化的牢騷，而是一句極為冷靜的政治總結。當一個權力係統不再需要解釋自己時，它就開始需要罪名；當一個製度不再接受質疑時，它就開始製造“敵人”；當一個社會不再允許討論時，它就開始發明模糊的恐懼。“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之所以好用，正因為它無需精確定義，也無需具體證明，更無需接受反駁。它不是為了定罪某種行為，而是為了預防某種思想。
於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出現了——一個曾經全麵依賴外國思想、外國路線、外國組織的政治體係，正在審判別人“思想上、信息上、交流上”與外國世界發生聯係。這不是法律的嚴肅性，這是曆史的冷笑話。就像一個曾經靠走私起家的人，如今站在法庭上，指責別人“看了進口商品的廣告”；又像一個曾經靠外援打天下的政權，突然宣稱“閉關鎖國才是愛國”。曆史不會發言，但邏輯會。
說到底，“外國勢力”這個詞真正指向的，並不是某個國家、某個組織，而是——不受控製的信息、不被馴化的思想、不被壟斷的世界觀。當世界被允許存在，“外國勢力”就失效；當信息自由流通，“勾結”的指控就失去意義。於是，隻能反其道而行之：把世界本身，定性為危險，除了我，世界上所有的他人都是“外國勢力”，或者“外國勢力”的同謀。
《蘋果日報》，早已成為曆史“遺跡”。黎智英的案子，或許會有一個法律意義上的裁決；但“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這個罪名，本身，已經在邏輯與曆史麵前完成了自我審判。一個連定義都不敢寫清楚的罪名，一個可以無限延展的指控工具，一個被用來對付思想而非行為的標簽——它最大的諷刺，不在於它審判了誰，而在於：它讓人看清了，誰最害怕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