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性格中的世故與怯懦

長期以來，魯迅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常被塑造成“最勇敢的知識分子”，仿佛始終站在鬥爭的最前沿，毫無退卻。然而，若剝離後世不斷疊加的道德光環，回到魯迅自身的言行軌跡與精神選擇，便不難發現：在其鋒利與激烈的背後，始終潛藏著一種深層而持久的世故，以及難以忽視的怯懦。

1908年，魯迅寫下《文化偏至論》，這篇文章幾乎標誌著他早期思想與文學探索的一個階段性終結。此後長達十年，他由學校教員轉入教育部任職，沉寂於體製之內，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才以《狂人日記》重新登上思想舞台，並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關於這十年的“沉潛”，通常被解釋為理想破滅、精神悲觀、友人離世與疾病困擾等因素的綜合結果。然而，若結合其胞弟周作人的回憶，則可窺見更為現實而直接的動因。

洪憲帝製活動時，袁世凱的特務，如陸建章的軍警執法處大概繼承的是東廠的統係，也確實可怕，由他抓走的人至今不可計算。 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們反對或表示不服，以此人設法逃避耳目，大概隻要有一種嗜好，重的嫖賭蓄妾，輕玩古董書畫，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鬆坡之於小鳳仙，是有名的例?•魯迅就假裝玩古董，又買不起金石品，便限於紙片，收集一些石刻拓來看片。

這一細節，與其說是文人雅趣，不如說是一種自覺的自我保護。

若將魯迅置於同代知識分子的比較中，這種性格特征便更加明顯。與陳獨秀的敢為人先、鋒芒畢露相比，魯迅明顯缺乏率先衝陣的勇氣；與胡適所象征的青年奮發、公開倡言不同，魯迅更傾向於觀望與保留。五四運動期間，學生流血犧牲，魯迅基本作壁上觀，而周作人卻留下了沉痛的挽聯：

赤化赤化，學界名流新聞記者還在誣陷；

白死白死，革命政府帝國主義一樣東西。

李大釗與周氏兄弟交往甚深。李大釗被張作霖槍殺後，魯迅選擇了消極的沉默；而周作人卻不顧風險，傾力相助其家屬，甚至幫助李大釗之子李葆華化名赴日留學。麵對如此關鍵的曆史節點，魯迅的選擇並非偶然，而是其性格深處對世事炎涼的清醒認知，以及由此衍生的謹慎與退縮。

怯懦者的典型特征，正在於此：在高壓與威脅之下選擇沉默，而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卻展現出驚人的勇敢。魯迅一生輾轉北京、廈門、廣州，最終定居上海法租界。若完全否認其對生存風險的深度考量，恐怕難以自圓其說。法租界確實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庇護——在那裏，魯迅一方麵領取著教育部的高薪另一方麵則以充滿暴烈情緒的雜文，度過了其“戰鬥”與“革命”的後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