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8年1月西班牙大將帕爾馬公爵在那穆爾省讓布盧戰役中對低地新教叛軍的大捷,不僅大大挫敗叛軍的銳氣,也讓十七省聯合國會 (the States General)中南北兩方麵臨分裂。盡管天主教西班牙全麵控製低地對英格蘭構成威脅,但伊麗莎白女王仍然堅持不直接軍事介入這一方針。
就在此時,原本已經夠複雜的尼德蘭局勢又多出一個不穩定因素,那就是法蘭西王太後凱瑟琳·美第奇最小的兒子阿朗鬆公爵佛朗索瓦(Francis, Duke of Alençon),此時已被封為昂茹公爵(Duke of Anjou)。【因為佛朗索瓦和大哥法王佛朗索瓦二世同名,又和三哥亨利三世先後為昂茹公爵,為避免混亂,我們在後麵敘述中稱他為阿朗鬆。】
法王亨利三世和這個小弟一向不和,對他頗有忌憚。因為受排擠,阿朗鬆1575年反叛王室,加入了胡格諾新教軍隊,並從這一刻起主動與荷蘭奧蘭治親王威廉交好,試圖介入北方七省的抵抗運動。他的想法很簡單,既然在母國法蘭西幹不過三哥,不如借自己法蘭西王子的身份去低地博弈一番,一旦成功,至少還有機會在低地做個君主,於是向十七省聯合國會毛遂自薦,做尼德蘭的名義君主和保護者。
讓布盧戰役大敗之後伊麗莎白依然不派兵出征低地,也讓奧蘭治親王懷疑伊麗莎白對低地反西班牙獨立運動的支持到底有多認真,所以同意考慮阿朗鬆的建議;畢竟麵對帕爾馬公爵這樣經驗豐富的將才,十七省要想贏得這場獨立戰爭,就必須從英格蘭或法蘭西兩家中至少一家得到戰場上的實際軍事支持。
阿朗鬆雖然因幼年得天花而留下一臉麻子並導致身材短小脊柱側彎(從他的肖像中看不出來),但他卻擅長帶兵打仗,在1575-1576法蘭西第五次宗教戰爭中為新教打了好幾個勝仗,最後迫使王兄亨利三世與新教簽署和平條約(Edict of Beaulieu,蟠龍條約),王室同意向胡格諾新教讓步。
阿朗鬆公爵(昂茹公爵)佛朗索瓦
這些情報不可能通過與聯合國會之間的官方信件了解到。1578年6月, 伊麗莎白派自己的首席國務秘書/間諜大師沃辛漢為特使赴尼德蘭,實地考察得出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時判斷如果的確需要向低地派兵,當地人對英格蘭駐軍是否歡迎,以及在低地設立英格蘭軍營的可行性。
伊麗莎白同時讓沃辛漢給西班牙低地總督唐璜帶去一封私人信件,敦促唐璜遵守《根特和解協議》和《永久赦令》條款,告訴唐璜一旦西班牙在低地重新開始大肆鎮壓新教,英格蘭不會袖手旁觀。雖算不上恐嚇,卻也是伊麗莎白首次對唐璜使用強硬的外交辭令。
從伊麗莎白的立場出發,她還是希望低地南北兩方能夠繼續保持在《根特和解協議》基礎上的諒解與合作,隻有這樣才能利用低地戰場繼續拖住西班牙,令其無暇顧及英格蘭,同時也阻止加爾文宗向英格蘭的進一步擴散。
之所以派沃辛漢做特使,除了女王的信任之外,還又他之前做過英格蘭駐法大使以及他的情報大師背景。也隻有他,能夠在執行外交策略的同時不耽誤收集情報。但伊麗莎白畢竟是一位絕對君權的君主,無人可以被她絕對信任,她也知道沃辛漢內心對加爾文主義的同情。為免偏頗,第十代考本姆男爵威廉·布魯克(William Brooke, 10th Baron Cobham)也奉命同行。
威廉·布魯克[1]也是劍橋畢業生,出生於英格蘭世家,家族從十三世紀起就是肯特郡貴族和地方長官。在宗教立場上他和伊麗莎白以及塞西爾一樣是溫和派新教;而且作為一名真正的務實保守者,他的政治觀察力不會被宗教立場左右。布魯克還出任過英格蘭駐西班牙大使,1558年就是他前往西班牙將瑪麗一世病逝的消息麵呈菲利普二世的。故此,保住主義者的布魯克和同情加爾文主義並將新教改革作為一種彌賽亞式使命的沃辛漢形成互補。
6月21日,沃辛漢帶領一隻大約60人的特派團在敦刻爾克(當時屬於低地弗蘭德斯,今天在法國北方)登陸。事實證明,任命這二人同時赴低地考察,的確是伊麗莎白女王作為君主的睿智。
1578年7月,兩人在給女王和樞密院秘書長塞西爾的報告中顯示出沃辛漢作為新教理想主義者和布魯克作為新教保守主義者對整個低地形勢判斷以及對英格蘭後續行動建議的不同。
沃辛漢在報告中指出低地南北方之間的和平已無法達成,強調加大對荷蘭澤蘭兩省加爾文宗新教的支持,力薦英格蘭軍隊進入低地與威廉奧蘭治形成英荷軍事同盟,警告繼續拖延不僅有利於西班牙, 還會給英格蘭帶來更多的麻煩和財務負擔。
而布魯克雖然同意低地南北兩方繼續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建議對北方七省加爾文新教持謹慎態度,認為不應該因單純支持新教而造成南北分裂或將南方省份推入法蘭西懷抱,建議此時英格蘭卷入這場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的爭吵並非明智。
而此時英格蘭?國內也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傾向於軍事幹預的加爾文宗清教同情者,以沃辛漢和女王摯愛萊斯特伯爵為代表;另一派則傾向於謹慎,在財政和軍事上都較為保守,以女王的老臣塞西爾和保守派傳統貴族為代表。
沃辛漢和布魯克的反饋也恰恰反映出國內這兩派的觀點。
沃辛漢代表的是加爾文新教支持者,他們認為加爾文主義是解決低地問題的唯一答案,女王一直以來堅守的中立政策已經失敗,英格蘭必須立刻行動,否則就會完全失去在低地的影響力。
布魯克代表的是另一種立場,即加爾文主義對新教聯盟雖然有益但絕非英格蘭在低地政策的唯一答案,維持南北雙方的政治同盟比維持低地新教立場更重要,英格蘭應該支持低地的局勢穩定,而不是取代西班牙成為低地的新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史評家們認為,在此次特派團訪問中,奧蘭治親王向沃辛漢和向布魯克透露的信息是有選擇性和針對性的。
對沃辛漢,他會強調新教同盟抗擊天主教西班牙的重要性,尋求沃辛漢作為新教弟兄對獨立戰爭的同情心,讓沃辛漢覺得幫助尼德蘭十七省抗擊西班牙統治是英格蘭作為歐洲新教領袖的責任。這對有彌賽亞情結的沃辛漢來說是極富於說服力的。
而對布魯克,奧蘭治則會強調低他們隻是在爭取作為諸侯國的古老權力,反對的是西班牙在低地的宗教迫害和弊政,而非西班牙王室;讓布魯克覺得他是低地局勢的穩定者而非動亂製造者。希望以此消除伊麗莎白對激怒西班牙而給英格蘭帶來不利的擔憂。
鑒於財政和外交方麵的考量,伊麗莎白女王一直對全麵介入這場衝突猶豫不決,作為一名同樣精明的政治家,威廉·奧蘭治根據英格蘭議會不同派係立場來調整自己的信息發送,以確保從英格蘭獲得最大程度的支持,也屬正常操作。
總之,伊麗莎白駁回了沃辛漢的建議,表示不僅暫時不會給奧蘭治更多財力支持,還要求荷蘭七省開始償還1577年2月貸給奧蘭治以8個月期限為條件的四萬英鎊[2]。女王同時懷疑沃辛漢並未在此次出訪中盡最大努力阻止低地南北分裂,女王在給沃辛漢的回信中寫道:“朕並未看到你按照出發前製定好的路線去實現朕交給你的本次出訪的特殊目的”。
伊麗莎白在關鍵時刻仍然不公開承諾軍事幹預,讓威廉·奧蘭治開始認真考慮法蘭西阿朗鬆公爵的建議。1576年5月阿朗鬆促成的《蟠龍條約》雖然結束法國第五次宗教戰爭,但它給法國宗教戰爭帶來的停戰是短暫的。向新教胡格諾派的讓步激怒了法蘭西天主教,於是第六次宗教戰爭在同一年內就爆發了,這次是天主教占上風,並於1577年簽署了貝傑拉克條約(Treaty of Bergerac), 胡格諾新教的權利再次被大大削弱,阿朗鬆和王兄亨利三世也因此反目成仇。此時阿朗鬆急需找一個新舞台,幹一番大事業來向三哥和母後證明自己。
此時阿朗鬆看到兩個選擇,一是低地,二是英格蘭。低地試圖推翻西班牙王室的統治,在尋找另一個有足夠信用能讓南北雙方都接受的名義君主,而英格蘭1570年和自己三哥的聯姻談判未果,這麽多年過去了,伊麗莎白女王還單著。
阿朗鬆決定兩條路同時走,一方麵加強與奧蘭治親王的聯絡,另一方麵在1578年3月派自己的人秘密前往英格蘭,但此人在倫敦一直住到4月份都未得到女王的接見。
5月21日的宮廷記錄顯示,伊麗莎白在格林威治宮接見了西班牙大使,女王告知大使她會派考本姆和沃辛漢出訪低地,並“小心地提到她最近接見傑羅尼莫·貢迪(Jeronimo Gondi,翡冷翠富商和銀行家)時,阿朗鬆公爵托貢迪轉交了一封信件”。
信中內容不得而知,但到了6月16日,伊麗莎白派自己的表弟(瑪麗·波琳的兒子)愛德華·斯坦福爵士(Sir Edward Stafford)為特使前往法國麵見亨利三世,請亨利三世阻止阿朗鬆進入低地,並表示為此女王願意與法蘭西重新開始聯姻談判。
6月17日,亨利三世的使者迪弗雷(De Vray)到倫敦麵見女王。第二天,樞密院成員托馬斯·威爾森博士(Dr. Thomas Wilson,古典學與人文學家,劍橋國王學院畢業)向沃辛漢匯報:“昨晚女王陛下心情很好,告知了我陛下與迪弗雷之間的談話,表示願意幫助阿朗鬆公爵和困惑的低地國家抵抗西班牙暴君。 女王在迪弗雷離開之前還送給他一根價值80英鎊的金鏈子“。[3]
1578年7月,23歲的阿朗鬆到達低地,雖然亨利三世和王太後凱瑟琳都沒有反對,但也沒有給阿朗鬆任何軍隊或撥款。此時法蘭西處於第六次和第七次宗教戰爭之間的短暫休戰期,波旁家族的孔代親王路易和納瓦拉的亨利王子這一對叔侄,齊心協力劍指王位,隨時可能再次發難,此時這個不省心的弟弟離開胡格諾新教軍隊去低地闖蕩,亨利三世應該是暗自高興的。
阿朗鬆在低地的出現,無疑給已經錯綜複雜的局勢更加添亂。為了不讓他破壞英格蘭在十七省的政策,也為了牽製西班牙和法蘭西,伊麗莎白女王需要用某種方式控製這個性情不穩但又立功心切的愣頭青,最佳方法當然是讓他分心或讓他離開低地。而對一個野心極大但又無人賞識的年輕王子來說,還有什麽能比英格蘭王冠誘惑更大?
於是到了7月份,45歲的伊麗莎白女王認真地和23歲的阿朗鬆(昂茹)公爵玩起了婚姻遊戲。
對伊麗莎白來說,這不僅是一個轉移各方麵注意力的方案,還可以將阿朗鬆控製在自己手裏,讓他成為自己在低地的代言人,但她需要知道阿朗鬆是否值得信任,於是敦促在低地的兩位特別代表去探探他到底有幾斤幾兩。
沃辛漢和布魯克按慣例覲見了阿朗鬆公爵,欣喜地發現他“非常睿智,談吐得體,而且容貌也比傳說中的好很多”。沃辛漢同時也覺察到阿朗鬆隻是想通過聯姻從伊麗莎白這裏獲得財力支持。
1578年8月13日,阿朗鬆與荷蘭國會在安特衛普簽署協議,國會同意給他一個“尼德蘭抵抗西班牙及其同盟暴政之自由捍衛者”頭銜(Defender of the Liberty of the Netherlands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Spanish and Their Allies);作為交換,阿朗鬆同意提供軍隊並與西班牙駐軍作戰,但不幹涉尼德蘭國會內政,阿朗鬆同時獲得低地南方勒凱努瓦、朗德勒西、巴葦三個小鎮(Le Quesnoy, Landrecy, Bavay,如今都在法國北方的比利時邊境上),待成就大業徹底趕走西班牙人時,取代菲利普二世成為尼德蘭君主[4]。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伊麗莎白既然已經決定英格蘭軍隊不直接參戰,讓阿朗鬆替她打這場代理人戰爭也並非不可。於是伊麗莎白給低地送去另外兩萬英鎊,但不是直接給阿朗鬆,而是給了當時著名的德國雇傭軍領導人約翰·卡西米爾(John Casimir of the Palatinate-Simmern,萊茵蘭-法爾茨州選帝侯之子),讓招兵買馬,最後給阿朗鬆湊了一支大約一萬到一萬兩千人的軍隊。
到此為止,僅1577/78兩年,伊麗莎白就給低地新教叛軍送去了6萬英鎊(價值相當於今天的一千萬英鎊),但這些錢並不足以徹底推翻西班牙在低地的統治,而隻能維持奧蘭治親王領導的北方七省叛軍不至於被西班牙軍隊徹底碾壓,但這正是此時伊麗莎白的對歐洲國際政策:通過出錢支持新教獨立叛軍將西班牙軍事實力長久拖延在低地。
阿朗鬆是實現她這一策略的最佳人選:法蘭西王子身份,沒有其他政治力量羈絆,年輕氣盛,好高騖遠,容易被控製;雖然不是大將帕爾馬公爵的對手,但在低地牽製住西班牙軍隊是足夠了。
1578年下半年,帕爾馬公爵的西班牙駐軍刻意避開與阿朗鬆的大規模正麵衝突。作為政治外交軍事全才,帕爾馬知道年初的讓布盧大捷之後低地已被西班牙實際控製,此時避免大規模流血衝突才是籠絡低地民心同時爭取南方天主教省份回心轉意繼續支持西班牙的上上之策。
故此,阿朗鬆除了搞了幾次小規模偷襲外,並未與西班牙軍隊正麵開戰,這種結果當然無法取悅北方七省。到 1578 年底,由於缺乏後續財政支持和與荷蘭國會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阿朗鬆解散了軍隊,同時決定離開低地,集中精力去英格蘭追求伊麗莎白女王。
雖然1568年英格蘭的政治決策被低地局勢所主導,但在國內也並非平安無事。這一年夏天,伊麗莎白帶著整個樞密院一起巡遊了東安格利亞和諾福克,試圖在諾福克這個天主教據點維持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平衡,或是為了轉移議會對她再次與天主教法蘭西聯姻的不滿而讓雙方繼續爭鬥(伊麗莎白的心思是誰也無法猜透的)。
而這一年的六月份,就在伊麗莎白傾盡全力在西班牙、法蘭西和低地之間揮舞魔棒之時,她的摯愛萊斯特伯爵羅伯特·達德利終於決定放棄國王夢想,和自己的宮廷仕女、埃塞克斯伯爵的遺孀、瑪麗·波琳姨媽的外孫女萊緹絲·諾斯利(Lettice Knollys)秘密商量成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