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正值疫情的高峰期，在我經營了一年多和頗受歡迎的微信公眾號裏，因為發表了這篇附上的文章，他們就受不了了，引來公眾號整體被封號。這篇文章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央視自己的報道，而我隻是基於公共信息做了一些相對客觀的評論。
以前是單篇文章被封，一下子文章就飛了。申訴根本無人理，也就是說你什麽都不能說，這種情況伴隨著我經營公眾號的所有時間。但這一次更絕，直接是永久封號，什麽都沒了。經營公眾號最痛苦的是文章發不出去，需要長時間等待審查，或反複修改敏感詞，耗去很多心理成本。
如今已經過去四年多了，我偶爾還會拿著手機掃一掃公眾號的二維碼，仍然顯示此號已被完全封閉。裏麵有大量文章，它們應該依舊在那裏。後來有一些熱心人，不知用了什麽辦法，從裏麵把文章弄了出來，又在外麵讓大家可以閱讀。
我在文學城的文章有保底，但公眾號的許多文章並沒有完全備份，所以那些內容基本上就隨風而去了。我的那篇預警文章發表在2020年1月18日，當時說已有一千多人感染，隨後我才轉向談疫情的。我的公眾號原本隻是談美國的情況，以留學谘詢及介紹美國教育為目的創辦的。疫情爆發使它被許多人關注，成為非常熱讀的平台，我寫過大量擁有影響力的談病毒與免疫學的文章。
我還可以講一些故事，以說明影響力達到了什麽程度？上海複星醫藥後來有高管聯係我說，他們公司的R&D 部門在有段時間裏幾乎每天都會瀏覽我的公眾號文章。
我完全單人經營的成果是幾萬粉絲，整個過程還是頗有收獲的，也讓我與中國社會有些近距離的接觸，幾乎天天都在交流。那完全是我一個人寫文章，負責營銷內容，公眾號有點像一個小生意主。什麽打賞與流量，接恰廣告合作，回想起來還是蠻有意思的。
我深刻體會到中國社會內的競爭，當時還沒有“內卷”這個流行語，而我在美國生活幾十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中國現實的狀態。很多年輕人找我做廣告，可以給公眾號一些收入，大約24小時500-600人民幣。如果價碼壓低點，代理年輕人就可以提成些，為了這一點收入，那些年輕人非常刻苦並且日夜經營。他們都很有職業精神，也非常客氣。當時我從他們身上確實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勤奮的年輕人在為生活奔波著。
與此同時，我也看到了中國的黑暗，即對言論的控製和對信息的封鎖。後來這種情況越演越烈，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他們利用現代通訊手段，把你去了哪裏、跟誰吃飯、吃飯時說了什麽，都能監視到，已經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生活在自由世界真好，自由是極其寶貴和難以交換的權利。
如果父母或祖父母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希望他們能把孩子或孫子送到美國這個充滿機會的地方。雖然這和我做谘詢沒有任何關係，我也一直勸人不要輕易來美國，但從這句話也能看出，我對美國一直非常推崇。
如果公眾號能全麵放開，允許沒有限製的自由言論，它可以展現出非常可觀的前景。在真正自由的社會裏，一個像樣的公眾號完全可以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項相當可觀的收入來源。我當時隻有幾萬粉絲，如果長期辦下去，幾十萬粉絲完全是可以預期的，但是那也是獨裁者不允許的。
《導致雅美之途公眾號被封閉的文章》
今夜對我來說是黑暗的，原因很簡單，隻因為這篇文章，我經營幾年和廣受歡迎的公眾號被永久封號。這樣的文字都會遭遇滅頂之災，我實在找不出錯在哪裏。還好我在自由世界-美國文學城擁有同名博客，可以在此留作紀念。這也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確實需要呐喊，才能迎接明天的曙光。
“支持央視開始質疑滅活疫苗的有效性
央視最近發文，以婉轉的方式質疑打了滅活疫苗的國家防疫效果差。央視隻提供了阿聯酋和智利的新冠病例曲線，我現在給出更多的打了滅活疫苗的巴林、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的資料，效果都不好。他們的結果與打了優質疫苗的以色列、英國和美國的疫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我們做科學的首選必須麵對同行的質疑，這就是為什麽會有所謂同行評議的原因。現在中國的所有滅活疫苗都沒有經過同行評議，因為他們的文章都沒有發表，他們隻給一個數據，然後是董事長吹噓的100%有效率。這完全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疫苗效果不僅會兌現，弄不好還會造成對社會的傷害。在這種情況下，央視這種權威媒體參與質疑，我們表示歡迎。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們不能跟著吹噓滅活疫苗是100%的有效率，應該憑良心告訴他們嚴重不足，奮起直追製備優質疫苗。不然國門打開後可能造成國內的災難，誤以為打了過關疫苗的災難。因為現在的研究表明，即使優質的美國mRNA疫苗也不能消滅肺上皮的新冠病毒，也就是說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而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們仍然可以在進入國內後導致病毒的擴散，即使他們打過疫苗”。
國藥集團與秘魯Universidad Peruana Cayetano Heredia大學合作在該國進行了國藥新冠滅活疫苗的臨床試驗，最近有些臨床三期試驗的結果出來。他們自己沒有公布具體的數據，而媒體卻透露了不好的消息。
秘魯記者Beto Ortiz向Willax電視台報道，國藥武漢所疫苗的有效率為33.3%，國藥北京所疫苗有效率為11.5%。但是負責臨床試驗的Coralith Garcia醫生在秘魯國會作證時說，國藥北京所疫苗對保護重症和減少死亡相當有效。記者要求進一步采訪她，她沒有回複。
國藥集團在這個消息出來後發表聲明，他們沒有否認秘魯數據的真實性，但是認為秘魯的臨床試驗不嚴謹和不科學。國藥集團認為自己疫苗的有效率為79.34%，抗體轉陽率為99.52%。我以前建議過，沒有必要再說什麽抗體轉陽率，任何疫苗都會刺激產生抗體，關鍵要看抗體的質量。
但是秘魯NIH前院長和現在競選國會議員的Ernesto Bustamante對此反應強烈：“It’s horrible, it indicates that neither of the two vaccines meets the minimum. We do not know which of the two vaccines is the one we have bought”。大意就是：“這很可怕，因為均低於最低標準，但是不知道我們國家買的是哪種疫苗”。
透露出來的消息是，秘魯有效率低的原因恐怕是在臨床試驗時包括了無症狀感染者，這些消息有待被證實。輝瑞在臨床試驗中沒有對無症狀者測核酸，隻有自願者出現症狀才去測核酸，所以輝瑞臨床試驗沒有包括無症狀感染，但是Moderna測了，他們兩家公司獨立公布出來的有效率都是95%左右。
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正方和反方都沒有提供詳細的數據，讓人很難判斷真假。
疫苗問題已經在秘魯這個天主教國家被用作政治攻擊的武器，秘魯總統仍然為國藥疫苗背書，他們太需要疫苗以抗擊新冠了。
什麽原因造成國藥集團的疫苗不理想？根據正規媒體在兩會期間的報道，國藥董事長於清明在2020年3月就接種了他們的新冠滅活疫苗；並且在打了疫苗後，持續跟蹤測定自己的抗體，結果顯示在一年後的今天，他自己身上的抗體仍然很高。
他們公司的技藝創造了世界醫學的奇跡，但是我們在慶祝之前，擁有幾個問題需要董事長先生向全國和世界人民解釋：
首先，他們是什麽時候得到的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是複旦張永振教授在2020年元月初率先向世界公布的，滅活疫苗不能僅靠序列，首先需要鑒定病毒，然後找到表達新冠病毒受體的細胞係去培養病毒，在科學上這些是石正麗團隊取得的，大約在2020年2月才完成。
其次，國藥集團是什麽時候開發出來的滅活疫苗？先看這些我以前描述的滅活疫苗的製備程序：
“科學家利用來自新冠病人的病毒，在猴腎細胞係Vero培養和繁殖，隨後通過超速離心等方法將釋放在培養液和細胞內的病毒與Vero細胞殘留物分離。Vero細胞來自非洲綠猴但是日本科學家製備的，Vero是常用的病毒培養細胞株，不僅僅是用於新冠病毒。主要原因恐怕是該細胞株自然缺乏幹擾素，致使病毒容易存活。
科學家得到純的病毒後，會將病毒與化學試劑β-丙內酯浸泡起來，我俗稱的水煮疫苗。β-丙內酯與病毒核酸結合使它們失活，但是中和抗原S蛋白仍然保留完好並且擁有免疫原性。再經過相應的純化過程，滅活疫苗就產生了。必須強調，任何純化過程都不可能是百分之分的，無論是病毒還是蛋白質的純化“。
從這些程序看，我們可以比較肯定地說，任何人無法在2020年3月份生產出滅活疫苗，更不談耗時冗長的臨床試驗了。讓我做個大膽的推測，董事長先生特別富有獻身精神，他為了民眾和自己公司的利益，可能是將不少病人的組織提取物，水煮一番，然後注射到自己的身體中“以身試藥”探索疫苗？反正他必須創造醫學的奇跡才能在去年3月份接種到疫苗。
最後涉及董事長先生的驚人的抗體持續期。他說打了一年疫苗後他的抗體滴度還很高，保護到他現在能夠活蹦亂跳，精神抖擻地在重要會議上發表豪言壯語。
現在我們知道的科學證據是，人體對新冠自然感染產生抗體的最長持續時間是八個月。這是在Science 上報道的，但是記憶B細胞可以持續很久並且不斷更新。美國mRNA疫苗的實施時間太短，但是都能產生幾倍於恢複期病人的抗體量, 科興的滅活疫苗隻能刺激產生14-40%恢複期病人的抗體量。考慮到向世界各國出口的需要，數據的可靠性十分重要，國藥董事長先生能否把自己的血清樣本提供給世界第三方的實驗室去核實一番？
我在寫這方麵文章時查到於清明的背景，他的人生非常勵誌。我們發現武漢市長沒讀過正規大學，你可以說那是當官的，可是這位科技公司負責人也沒有讀什麽書，完全是在社會上打拚出來的。我們這裏不是講什麽牌子，而是說的最基本的本科教育。
掌控國藥集團的董事長於清明在1987年畢業於上海醫療器械高等專科學校，在一個專科學校學的器械。寫了這些，看見這位董事長的學曆，我徹底放棄了對他的要求。鑒於中國專業化的教育係統，於清明應該不怎麽懂對疫苗製備至關重要的細胞、基因和蛋白質。
他應該是1984年入學的大專生，學製三年。他雖然出生在山東，但是長期工作在上海，不肯定他考大學時是哪裏的戶口。他讀書時已經不是工農兵大學生的年代，專科學校全國招生的可能性也不高。如果他是上海人，在資源那麽豐富的環境裏，他考不上大學，現在照樣負責生產供上億人注射的滅活疫苗。
我是看醉了，從下麵對他的背景的介紹，於董事長這輩子恐怕都難懂什麽是mRNA疫苗。
“於清明1987年畢業於上海醫療器械高等專科學校（現上海健康醫學院），擁有逾34年醫藥行業工作經驗，尤其是藥品、醫療器械及保健品等行業的管理經驗，為正高級工程師。
在國藥股份之前，於清明先後任職於中國醫藥公司北京醫藥站、中國醫療器械工業公司、國家醫藥管理局、珠海聯製藥股份有公司等，2010年8月至今一直擔任中國科學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國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高級管理職務，目前為中國科學器材有限公司及中國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長等”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Moderna的法國籍CEO也隻是MBA學曆，Merck的總裁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的，但是西方通識教育什麽都可以學到。
現在是MBA掌控技術專家們的時代，他們還管大量的美國醫生。美國醫生們這樣抱怨，以前美國醫院停車場的豪華車都是專科醫生開的，現在是醫療集團的擁有MBA學位的管理層人員所有。
中國也變相地往這方麵在走，形式不同而已。我們以前的研究所現在屬於國藥集團，我如果沒有出國，於董事長就是我的總老板。當時我們研究所的所級領導幾乎全是正規醫學院畢業生，留德博士和同濟前院長謝毓晉教授在那裏主持免疫學研究。
滅活疫苗永遠不能使任何地方達到群體免疫
雅美之途；2021-01-31 20:55:56
現在全球疫苗接種的百分比。相對於以色列的近50%的接種率，天朝隻有1%，還是接種的有效率最低的滅活疫苗。
談及相對嚴格的科興滅活疫苗的巴西臨床試驗，他們就像猶抱琵琶半遮麵的羞姑娘，在數次修改有效率的情況下，最後定在50%的有效率。他們隻有這樣定，因為低於50%就不能上市了。國藥疫苗始終拒絕公布稍微詳細點的數據，我們隻有這樣猜測，他們恐怕比科興還不如。國藥吹牛的公司老總現在不知是否還在位，他曾經拍胸脯吹牛說自己的疫苗100%的有效，無一例產生嚴重的副作用。
這使我想起國內來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進修的醫生告訴我的話，他們在國內開處方藥物時，藥效的梯度是：進口藥，印度仿製藥和國產藥。與天朝出現大量文章和專利造假不同，藥物或疫苗可是實打實的，抗生素不靈或疫苗效力低，病菌就會在機體裏繁殖和變異。
群體免疫是人類戰勝流行病的必經途經，縱觀人類醫學史都是這樣，依靠形成的免疫牆來阻止病菌在人群中的傳播。以前是通過自然感染人群，淘汰弱基因群體或有基礎疾病的不幸者。為了避免這種殘酷的方式，人類發明了疫苗，所以我們更希望群體免疫是通過疫苗來實現的。
我們知道實現群體免疫所需要的百分比是與流行病的傳播指數成比例的，傳播指數R0越高，通過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種達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百分就越高。比方說讓麻疹達到群體免疫的自然感染和疫苗接種的百分比可能高達93%至95%，而新冠病毒達到群體免疫的百分比則是75%左右。隻有R0為1或低於1時，也就是一個感染者隻能傳少於一個人，那麽該流行病才會消停。
我們現在希望通過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雖然CDC預測15%的美國人已經感染過新冠。美國麥肯錫谘詢公司這樣預測，如果使用95%和70%有效率的疫苗，需要免疫至少61%或82%的人群才能達到群體免疫，而50%有效率的滅活疫苗永遠達不到群體免疫。美國已經感染了15%的人群，打了近10%的高質量疫苗，如果是75%群體免疫，還有50%左右需要努力。
道理很簡單，雖然還有其他參數需要考慮，不是完全的線性關係。我們如何硬性以線性計算，需要免疫人群78%的95%有效率的疫苗才能達到75%的保護率，而50%有效率的滅活疫苗即使免疫100%的人群也隻有50%。你不可能無限製地激惹免疫係統而重複免疫人群，所以滅活疫苗永遠達不到群體免疫的目的。具體曲線可見我朋友那個從來就不是衣衫襤褸的植物學家的博文：https://mp.weixin.qq.com/s/m3r3lbN8XVBznUTIylEBcQ
天朝人民應該盼望，上海複星正在引進的德國BioNtechmRNA疫苗。也應該從疫苗有效率的巨大差距看出，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區別95%對50%是個數量化的比喻，早期稱自己的疫苗屬於第一梯隊純粹是吹牛。
現在是有什麽疫苗就打什麽，沒有選擇。如果擁有選擇，我們應該怎麽選擇呢？輝瑞和Moderna的mRNA疫苗的全球有效率高達95%；強生的腺病毒疫苗66%；科興滅活疫苗50%，當然應該首選mRNA疫苗。
我不相信擁有全病毒的腺病毒疫苗和滅活疫苗的副作用會低。雖然我們都或多或少都經曆過輝瑞或ModernamRNA疫苗的副作用，但是根據最近CDC公布的資料，輝瑞和Moderna 疫苗的超級過敏反應分別在百萬分之5和2.8，完全在掌控範圍內。
這是專業人士的總結：“根據 COVID-19 疫苗接種第一個月的早期安全數據分析，大規模注射疫苗後的安全性數據與臨床研究期間所得到的結果一致。所有出現過敏反應的人都已經成功治療，在首批2200萬接種疫苗的人中，沒有出現其他嚴重問題”。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強生和滅活疫苗對於預防患者發展成新冠重症都有85%左右的效力，所以這些不太有效的疫苗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可以救新冠病人的命。當然mRNA疫苗更加神奇，Moderna疫苗可以100%預防重症的發生，雖然在計算這個百分比時的病例數量有限。
在天朝部分專業人士妖魔化群體免疫的概念的第一時間，我就在去年三月十六日寫文章，讓大家正視英國人在思想上的先進性，那時候疫苗沒有影子。不能完全否定群體免疫，它畢竟是我們戰勝流行病的必經途經，可見我寫的博文”。寫於2021年04月05日。
英國的牛津疫苗在臨床試驗階段就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劑量計算上出現了偏差。因此在當時我對幾種疫苗的推薦順序裏，就把它放在最後的位置。隨後又因為牛津疫苗被曝出存在血栓風險，歐洲暫停使用了一段時間。當時美國的輝瑞和 Moderna 產能跟不上，歐洲在疫苗供應上出現了真空，這對當時的歐洲疫情和防疫局勢都十分不利。當時我就預測，歐洲應該會較快恢複牛津疫苗的接種。果然沒過多久，歐洲議會就宣布恢複使用。
從整個過程來看，美國在應急能力、資金投入與科技水準，在這次抗疫中幾乎以碾壓般地領先歐洲，瑞士幾家製藥巨頭在疫情中幾乎毫無作為。
從疫情表現也能看出，南美一些國家雖然經濟水平屬於中等，但是一旦遭遇這樣的大規模流行病，需要依賴本國科技與生物醫藥能力時，他們幾乎完全無力抗衡。在無法指望美國供應的情況下，他們迅速把目光轉向中國。然而中國的滅活疫苗的效果不佳，使這些國家的民眾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尤其是巴西、秘魯和智利等國。
《歐洲恢複牛津疫苗，美國質疑其臨床試驗》
我在上篇文章中這樣預測：“我覺得歐盟國家最終會在證據麵前抵頭，恢複接種幾乎是唯一的歐洲疫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周四歐洲藥品管理局（EMA) 決定恢複牛津疫苗的注射，他們認為接種疫苗所獲得的保護效應遠超過可能的血栓風險，現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和葡萄牙都會恢複疫苗接種。
牛津疫苗製備商阿斯利康的總醫學執行官Ann Tayler說：“我們相信在監管機構嚴格審查後，疫苗接種將會重新在歐洲展開”。但是我覺得EMA暫停疫苗的決定，已經增加了民眾對牛津疫苗的不信任。
歐陸國家的疫苗接種速度已經遠落後於英國和美國，整個歐盟國家隻有七百萬人打了疫苗，英國和美國分別接種了一千一百萬和八千多萬人。EMA這次犯下了錯誤，其實他們更為有力的爭辨點是，新冠感染會加重血凝障礙，現在疫苗能夠顯著降低新冠感染特別是重症感染，所以疫苗接種會減少新冠伴發的血栓形成，這個在我們的新論文中就有描述。
當我們比較人口數目相當的歐洲國家時，最近英國的新增病例隻有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18%, 50%和25%，後麵三個國家都是疫苗接種不力的國家。歐陸國家將會因他們的政策付出代價，法國總理已經宣布巴黎和其他法國地區將會再次封鎖，德國的新病例近期也在顯著增加。
歐陸國家必須在數據麵前低頭，盡快恢複歐洲僅有的牛津疫苗，德國BioNtech的產能太差勁了。再等幾個月美國的外援就會來了，屆時美國救歐洲就像當年美國實施的馬歇爾計劃。
根據《紐約時報》今晨的報道，阿斯利康的美國臨床試驗可能存在問題，英國人在宣傳自己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時可能不老實。美國聯邦健康部門今天聲稱，阿斯利康公司的美國疫苗臨床試驗可能是依賴的“過時的信息”和“沒有完成的疫苗有效性數據”。
這個定性相當嚴重，雖然我們沒有看到牛津疫苗製備商的詳細回複，我認為這個消息會使他們近期申報FDA批準緊急使用蒙上陰影，我個人認為FDA幾乎不可能以現有的結果批準牛津疫苗在美國的使用。
在西方世界做事是一板一眼的，尤其對疫苗和藥品來不得半點的虛假，不是商家或串通好的國家機器發布一個驚人的有效率就行的。以前我們就知道，FDA是全球的金字標準，美國強大的媒體也使他們的作業更加安全。
托尼作為所長的NIH的NIAID（國家過敏和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以罕見的方式在周一的深夜發表了這個聲明：
“NIAID Statement on AstraZeneca Vaccine
Late Monday, the Data and Safety Monitoring Board (DSMB) notified NIAID, BARDA, and AstraZeneca that it was concerned by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AstraZeneca on initial data from its COVID-19 vaccine clinical trial. The DSMB expressed concern that AstraZeneca may have included outdated information from that trial, which may have provided an incomplete view of the efficacy data. We urge the company to work with the DSMB to review the efficacy data and ensure the most accurate, up-to-date efficacy data be made public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uthoriz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use of the vacc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fter thorough review of the data by independent advisory committees.”
（大意：周一的晚些時候，數據和安全監督委員會（DSMB）通知NIAID，BARDA和阿斯利康，阿斯利康發布了他們新冠疫苗的臨床試驗的初步數據。DSMB對阿斯利康可能在該臨床試驗中提供的過時信息表示關注，他們可能呈現的是非完整的疫苗有効性的數據。我們敦促該公司與DSMB一起審查功效數據，並確保盡快將最準確，最新的功效數據公開。
疫苗在美國的授權和使用標準由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 和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 共同掌控，他們是通過獨立谘詢委員會對數據進行嚴格審查後才確定的)。
製藥公司在經營臨床試驗時通常需要等到監督委員會完成分析並且通知他們結果後才能對外公布，監督委員會自己有統計小組去計算和審核那些數據。阿斯利康似乎沒有走完流程就擅自公布了，並且是舊的未完成的數據。他們與監督委員會是怎麽互動的，我們不知道，但是希望美國媒體能夠挖到底。
監督委員會給《華盛頓郵報》的信中說：“DSMB對阿斯利康在他們的新聞報告中使用過期的數據和潛在性誤導的資料表示關切。他們選擇報道對他們有利的研究資料而避免公布最新和最全麵的數據。他們這樣做必然會降低公眾對這個科學過程的信任”。
美國總統防疫小組組長托尼得知這個消息後非常震驚，認為他們完全不應該這樣做。美國Scripps轉化醫學前所長和臨床試驗專家Eric Topol醫生說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認為是嚴重違規。美國是要對阿斯利康可能傾到在美國市場的幾千萬疫苗負責任的，美國聯邦部門已經開始對阿斯利康反感了。有位官員說阿斯利康在此事的行為像是：“你回家告訴媽媽自己這門功課得了A，但是當時你僅在第一節課堂的提問中等到A，而你的功課的總成績實際上是C”。
阿斯利康發表很短的聲明說，他們昨天公布的數據是2月17日之前的。現在的數據正在更新中，也與以前的數據吻合，他們將在48小時內公布新數據。問題是他們為什麽向獨立的監督委員會隱藏數據？這些數據不應該從公司來啊？整個過程應該是雙盲的。經營臨床試驗的公司、醫院和誌願者都不知道自己屬於疫苗組或安慰組，隻有DSMB監督委員會知道。
FDA在去年就因為阿斯利康沒有匯報可能的神經症狀而叫停過牛津疫苗的美國臨床試驗，我們這次看FDA怎麽處理，不知聽證是否會網上公開。我覺得美國現在不應該隨便批準牛津疫苗，因為他們太不讓人放心了。
至於打什麽疫苗才好，這是很多朋友問我的問題，我也寫過文章談我對五種英美疫苗的建議，現在看來相當靠譜。對於滅活疫苗與美國輝瑞疫苗的比較，我也被問及更多，主要是涉及在國內馬上要返美國的學生的疫苗接種。我是鼓勵任何人打疫苗的，特別是患有癌症、高血壓或糖尿病等基礎疾病的人士。但是考慮到疫苗之不同，我通常建議國內學生忍一忍，在旅途中注意安全，到美國後再打優質的疫苗。
這是我曾給一位學生家長的建議：“現在無論滅活疫苗還是mRNA疫苗都是兩針注射，美國醫學谘詢時連輝瑞和Moderna都不應該混用。如果滅活疫苗和mRNA疫苗都注射，那麽是四針，太多了。兩種選擇的可能：第一，回美國打兩針；第二，在中國打一針，回美國再打兩針”。現在看來應該選擇第一項，我以前的猜測被證明了，免疫係統不能被messed up的，請看下麵的硬數據。
我們還是應該讓數據說話，隻有優質的疫苗才能阻止現在疫情的第三波。根據WHO網站的數據和網上的其他圖表，接種美國輝瑞和英國牛津疫苗的以色列、英國和美國的新冠病例明顯下降。有人可能會說這是政治需要，但是三個國家同時這樣做的可能性極低。
我們也必須看到美國曲線在斷崖式下降後出現了平台，有些州甚至有反彈。美國因為感染基數太大，這個曲線中的平台也是每天五萬人之多。新澤西最近新發病例從2月底的3000漲到現在的3800，同期密西根也從1000漲到2000，住院病人也有所增加。明尼蘇達和我們密蘇裏也有小幅上升，現在真不太知道突變株的情況，因為測序的比例仍然很低。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在那些打滅活疫苗的國家，巴西、巴林、塞爾維亞和智利的曲線都是在急驟上升的坡度上, 這些國家所使用的疫苗成效甚微。
數據是可以說話的，曲線是假不了的，美國生物醫學稱雄世界是實打實的。寫於2021年03月23日。
在疫情最早期，當大家對每一個病例都高度關注的時候，華中科大有一位通過CUSBEA計劃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授的學者，在感染新冠後出現了非常令人震驚的發展。他從武昌乘車前往漢口時病情還穩定，入住協和醫院後，與太太通話或視頻時也都十分清醒。然而僅僅過了一天左右，他就突然去世了。
當時醫學界認為，他可能是因新冠病毒引發急性血栓所導致的猝死。在 2021 年，某些接種腺病毒載體疫苗的人中也出現了極其少見的血栓病例，其機製隨後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不過這類病例的數量極少，不應該引發大範圍的恐慌。
可以肯定的是，新冠感染本身會造成凝血功能障礙，這是醫學界比較明確的共識，因此也有相應的針對性治療。
《新冠腺病毒疫苗導致血栓形成的可能機理》
根據《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報道，挪威專家似乎找到了牛津疫苗導致血栓形成的原因，雖然人數很少，隻在13萬接種的人群中發現了5例。德國學者也在同一雜誌發現使用牛津疫苗後的11例腦部、內髒靜脈和肺部血栓的病例，其中導致6例死亡，5例出現彌漫性血管內凝血（DIC)。
有人在網上也發現了4例使用強生疫苗的相似副作用，都是發生在腺病毒疫苗中的現象，mRNA疫苗沒有此副作用。我很早就指出腺病毒疫苗的副作用肯定會比mRNA疫苗高，現在有些科學證據了。
在挪威的這幾例血栓形成的病人中，都產生了抗血小板因子4（PF4) 與陰離子物質複合物的抗體，PF4是一種在血小板濾泡中的Chemokine (炎性細胞因子)。這些病人的D-Dimer增加, 他們具體隻說了一個很小的數據，可能用的是不同的單位，新冠病人的該指標可以高達幾千或上萬。
病人出現血小板迅速下降，是否直接為抗體形成的免疫複合物導致的血小板消失，我們還不太清楚，但是他們認為疾病的表現很像肝素誘導的自身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症（HIT)。好消息是，以血小板作為指標，靜脈Ig輸入治療（IVIG) 能夠迅速逆轉血小板的下降，激素免疫抑製也有同樣的效果。注射肝素5-7天後會導致血小板減少，與機體產生的抗體有關，如果機體以前接觸過肝素已經刺激產生過預存抗體，再次使用肝素可以在一天內導致血小板減少。這裏肝素的質量非常重要，好多年前美國曾經出現過某國進口的次品肝素事件。
IVIG治療如此有效與肝素誘導的血小板減少症的原理有關，肝素-PF4-IgG免疫複合物與血小板表麵的Fc受體結合，從而使血小板活化和消耗，IVIG進去後起到封閉Fc受體的作用，這樣就救了血小板的命。雖然腺病毒疫苗擁有如此遭糕的副作用，臨床處理這麽有效還是令人欣慰的，必須強調早期診斷的重要性。我們還要考慮血栓案例畢竟很少，打疫苗的利仍然遠大於它的風險。
關於腺病毒疫苗誘發血栓和血小板減少的原理還是不太清楚，病人沒有肝素接觸史，這與肝素相關的自身免疫血小板減少不同。可能是腺病毒疫苗成份裏擁有與血小板因子4同源的成份，正常的人擁有封閉這些抗體的能力，血栓形成的人則沒有。
為什麽血小板減少應該導致出血但是卻形成了血栓？可能的解釋是一旦與血小板的Fc受體結合後，血小板在消耗與減少之前是先活化的，導致了血小板聚集，從而誘導了血栓形成。這也與時間相關，短時間血小板迅速活化，可能造成血栓與血小板減少並存。如果是持續與緩慢的機製，比方說抗血小板抗體，則血小板減少不會伴有血栓形成。這裏需要看血小板的骨髓前體細胞，他們在臨床上經常測的。
這個挑戰涉及美國堪薩斯大學病理係主任和同濟校友鄭興龍的本行，關於凝血問題，他和Evan Sadler在聖路易斯華大克隆了ADAMTS13。這是鄭興龍教授在我朋友圈的留言：“In severe COVID-19 patients with low ADAMTS13, the rates of mortality and renal failure are high. COVID-19 associated thrombosis has a feature of TMA, HIT, and APS, as well as DIC, all together.”
同濟美國醫生這樣問我：“我看過很多重症covid-19 病人的blood smears, 和DIC 病人的blood smears 完全一樣，而且lab results也相同，但是臨床醫生的問題總是“DIC or something else?”。既然covid19 associated thrombosis has features of TMA,HIT,APS as well as DIC, 從基礎研究出發，在處理和治療方麵有什麽新進展？”。
我可不敢隨便說怎麽處理新冠病人的血栓問題。我想通過監測D-Dimer，然後適度抗凝治療，加上控製炎症發展都很重要。炎症狀態也會影響凝血，特別是補體活化時。抗C5的抗體也在做臨床試驗，內部透露還有些效果。我第一次懷疑血栓是新冠卒死原因是通過讀華中科大的Cusbea海歸教授的太太寫的回憶文章。該教授感染新冠後進武漢協和醫院時還可以，死前幾小時還與太太微信聯係，隨後是突然的死亡，我當時就認為可能是心髒或血栓的問題。
下麵是我與同濟美國執業醫生的討論，這裏HIT為肝素誘導的血小板減少症的簡稱。我改了他的一些筆誤：
同濟美國醫生：“牛津疫苗，陳微疫苗，JJ疫苗和俄羅斯疫苗均是腺病毒載體疫苗，不同的是牛津疫苗是猩猩腺病毒載體，而其他的都是人腺病毒載體。血栓主要見於牛津疫苗（JJ疫苗好像有個例報道需要核實），說明問題有可能出在載體上。所有的腺病毒載體都是經過改造的，但仍保留某些結構蛋白的基因成份，會不會是這部分腺病毒蛋白產生的抗體導致血栓？
在HIT中，heparin相當於半抗原，產生的IgG抗體通過Fab與heparin-PF4形成複合物，Fc與血小板的FcrIIa receptor 結合，激活血小板產生血栓。所以，隻要載體蛋白產生的抗體能與PF4形成可激活血小板的複合物即可，不需與PF4同源。當然，載體蛋白抗體複合物具有heparin-PF4-抗體複合物的功能也有可能。
牛津疫苗血栓的發生率仍然很低，個體差異或尚未發現的其它因子還需深入研究。雖然NEJM很有影響力，但畢竟是一家之言，是否還有其它機理仍需探討，希望能看到更多這方麵的文章問世！”
我的回答：“謝謝解釋，原來在HIT裏麵，heparin相當於hapten。一種學說而己，現在這半抗原說法用的不多，一個刺激B細胞，一個carrier刺激T細胞，讓人糊塗。現在是結構生物學的時代，heparin與PF4結合，導致PF4構象變化使它成為了免疫原，刺激機體產生了抗體。heparin-PF4-IgG免疫複合物通過Fc受體激活了血小板，導致免疫性血小板減少。不能用半抗原-載體理論解釋疫苗導致的血小板減少，因為沒有什麽肝素半抗原存在，那五例無肝素接觸史，所以腺病毒疫苗中存在與PF4同源成份還是一個可能的推測。HIT也有極少數部分無免疫源性。現在牛津疫苗和Johnson疫苗都發現了血栓與血小板減少的報告，Johnson的我還沒有時間看。別在我麵前提那將軍了，說她會進ZG的監獄的，seriously[Chuckle][Grin]”
同濟美國醫生：“Heparin半抗原或Heparin-PF4結合引起PF4構象變化刺激免疫反應產生抗體屬不同的假說。但heparin-PF4結合完全是charge dependent. 現在認為heparin-PF4複合物刺激B細胞產生抗體與補體C3活化和補體受體CD21有關。這是你的專長！????周末愉快！”
我的回答：“是的，你打了一個home run, 我20年前天天使用NP-KLH（半抗原-載體係統）免疫動物，有JI論文為證。Herman Eisen也是利用半抗原係統發現的抗體親和成熟，為在華大完成的裏程碑工作。如果Heparin-PF4真是Hapten-carrier係統，半抗原應該是PF4, 不是肝素，因為刺激產生的抗體是針對PF4的，Heparin在這裏是載體。在半抗原-載體係統裏，半抗原刺激的B細胞產生的抗體，載體刺激的T細胞。半抗原也能刺激抗體產生，但是遠沒有在T細胞幫助下產生的那麽強烈，當然也有T細胞非依賴性的抗體反應。補體無處不在，從Johns Hopkins 跑到劍橋去的Douglas Fearon提出CD19/CD21/CD81的B細胞共刺激受體理論，能夠使刺激所需抗原的閾值降低十幾倍，原因是因為補體是上帝創造的自然佐劑，C3d與補體受體CR2/CD21結合使B細胞更有效地活化。阿肯森與Fearon當年是頭對頭的競爭者，在克隆CR1/CD35的競賽中阿肯森克隆了N端的部分，Fearon克隆了C端，應該分些CD35的發現權。當然Fearon在CD35的貢獻要原創些，因為蛋白質是他發現的。兩人有些過節，但是以Fearon 徹底離開補體領域告終，他現在劍橋做T細胞也很不錯，為美國科學院院士”。2021年04月10日。
印度政府長期允許本國製藥企業生產大量的西方仿製藥，他們的最大爭辯點在於：西方原研藥價格太高，而印度既缺乏研發能力，又肩負著十幾億人口的生命健康需求。因此在涉及重大公共健康問題時，印度堅持仿製藥不應該完全受製於專利權。圍繞這一點，印度與跨國藥企打過多次官司，最終印度政府往往能夠勝出，因為它在人道理由上擁有極強的說服力。
同樣的道德壓力在新冠疫情期間也落到了輝瑞頭上。全球疫苗短缺，而輝瑞又掌握著極為有效的mRNA疫苗技術，所以自然有人提出：輝瑞是否應該開放專利，讓更多國家能夠生產疫苗？當時拜登政府因為偏向左派立場，態度一度有所鬆動。
拜登即使支持疫苗專利豁免的談判，也並不是要求輝瑞放棄專利權本身，而是在全球疫情壓力最高的時期，希望對某些國家在新冠疫苗相關專利上給予“有限和臨時性的豁免”，使它們在特殊情況下有能力製造mRNA疫苗。也就是說，隻是允許部分發展中國家在嚴峻公共衛生需求下繞過部分專利壁壘，而不是奪走輝瑞的產權。
更關鍵的是，mRNA 疫苗的量產本身要求極高的工業精度，涉及複雜的脂質納米顆粒、原料純度、冷鏈和設備工藝。即便給了專利文本，許多國家也難以在短時間真正生產出合格的疫苗。因此所謂“讓他們照著做”，並不是技術上隨手就能實現的事。
總的來說，美國當時確實釋放了一些善意的姿態，表示願意在特殊時期支持發展中國家獲得某些疫苗專利的有限豁免。但最終輝瑞的專利權從未被取消，我也再次查證了相關資料，確實是如此。
《美國要求輝瑞放棄疫苗產權的可能性》
最近傳出消息，白宮已經開會研究美國放棄新冠疫苗的知識產權的可能性，以此可以讓世界人民即時受益。這可是美國自己辛苦研發出來的高質量疫苗，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美國傲視全球的生物科技和企業的協調能力。美國如果這樣做，那怕是有此想法都將贏得人們的尊重。
南非和仿製藥王國的印度曾經通過外交通經，正式要求美國放棄疫苗的知識產權，直到疫情終止為止，雖然一直沒有得到美國明確的回應。大家看完這篇文章就知道這兩個國家是償到過甜頭的結果，印度因為不在WTO可以大量仿別人的專利藥，南非就是通過法律手段讓美國人在艾滋病藥物上妥協的。現在似乎看到些希望，因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斯致函白宮希望他們考慮這樣做。鑒於滅活疫苗在巴西、智利和巴林的效果十分不理想，東方大國也應該加入到這個行列，但是現在這急驟惡化的外交關係讓人無法想象。
如果美國真能放棄疫苗的產權，那可是美國納稅人對全世界人民的無私奉獻。因為美國製藥公司研發和生產疫苗曾經得益於川普的Operation Warp Speed（OWR) 計劃的支持，OWR為美國抗疫注入了180億美元。美國政府是強有力的支持方，製藥公司沒有虧什麽，美國人民為他們擔保或買的單。歐洲現在疫苗出現如此的窘迫狀況，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一個聯邦政府作為擔保人。
當然美國也不僅是什麽高尚的情操，因為世界不太平，美國也安定不下來，各種各樣的突變株也會源源不斷地傳來。美國南大門的巴西現在是地獄般的新冠疫情，平均每天死亡2,273人，總死亡人數超過30萬，為美國之後最為嚴重的國家，幾乎就是在戰爭狀態。從病例曲線看，我們沒有看到滅活疫苗對控製巴西疫情的實質性貢獻。
我以前就在博文中這樣表示過：“待美國喘過氣來後，美國先進的疫苗就會去拯救世界。美國的可愛之處就是美國知識界會出現讓輝瑞或Moderna放棄專利權的呼聲，Moderna的前高管甚至說，他們的疫苗製備技術如果公布在網上，幾個月的時間內，世界各地的製藥公司就知道怎麽製備。正如我去年呼籲“人民的希望”應該免費援助治療中國患者那樣，美國的製藥公司也應該向全球低價甚至無償提供疫苗”。
但是以賺錢為目的美國製藥公司堅決反對釋放疫苗的知識產權，美國經濟界的人士也認為，這樣做會釋放出一個很不好的信息，可能會影響製藥公司未來研發新藥的熱情。如果放棄疫苗的知識產權，必將是現在市麵上的輝瑞、Moderna和強生公司，但是現在他們三家都拒絕表態。況且現在美國成年人隻有19%的人接種了疫苗，白宮如果決定也會遭遇民眾的阻力。美國同時是一個自由的國家，私營公司可以反對甚至控告政府的權力濫用。
朋友分享各國疫苗接種圖表後這樣對我留言：“這個統計裏麵智利的群體接種率高。如果主要采用的是中國疫苗，值得觀看其有效力”。對於智利的疫情曲線恐怕與質量不高的滅活疫苗有關，突變株當然也要考慮，他們主體應該是用的滅活疫苗，輝瑞疫苗在開始的比例不高。
我們不能跟著吹噓滅活疫苗是100%的有效率，應該憑良心告訴他們的嚴重不足，奮起直追製備優質疫苗。不然國門打開後可能造成國內的災難，誤以為打了過關疫苗的災難。因為現在的研究表明，即使優質的美國mRNA疫苗也不能消滅肺上皮的新冠病毒，也就是說不能完全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而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們仍然可以在進入國內後導致病毒的擴散，即使他們打過疫苗。
南美疫情難控製還是因為政府處於極其無能的混亂狀況，巴西甚至在開始時拒絕了輝瑞疫苗，現在注射的百分比也不高。巴西這個天主教國家存在大量的反智主義者，他們的總統就是其中之一，他帶頭與健康部門對著幹。巴西那麽多德國後裔，似乎也墮落了，根本不能埋頭做科學。我以前在國際會議還見到不少巴西科學家，真沒有想到現在麵對疫情，他們連還手之力都沒有。50%有效性的滅活疫苗也隻有用，因為救命要緊。
巴西現在是新冠災難，巴西人口眾多，達二億多人，為美國人口的65%左右，現在每天死2200多人，共有30萬人喪生。在巴西的裏約等大城市，存在成片的貧民窟。如果巴西不能控製疫情必將影響美國，恐怕隻有美國和英國加大疫苗生產才能救巴西。
關於放棄疫苗知識產權的問題，今晨輝瑞科學家這樣告訴我：“即使美國放棄知識產權，也沒有幾個國家能生產出來。對大分子藥物，process 是最重要的。記得輝瑞和德國公司開始合作初，不是也有其他公司花巨資買了本國生產的知識產權嗎，生產出來產品了嗎？”。
德國人以BioNtech為自豪，我開始也祝賀他們。輝瑞科學家教育我設計和製造是兩碼事後，我馬上加寫篇文章稱輝瑞疫苗是Made in USA。現在證明輝瑞科學家是對的，BioNtech產能太差勁了，德國人借輝瑞和複星賺了大錢，現在傳輝瑞要踢開BioNtech自己幹了。拜登說過，美國曆任總統也有類似言論，那就是賭美國輸是會吃大虧的，天朝的粉紅們還不醒醒？
如果白宮強迫美國公司放棄疫苗的產權，我覺得恐怕製藥公司會打官司的，輝瑞稱自己研發沒拿政府的一分錢，隻是政府保證製備出疫苗後會購買。現在存在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TRIPS協議要求在涉及生命的議題時，藥物產權應該讓步，新冠疫情現在正是災難時期。這裏最為著名的例子是在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獲得成功後，美國藥廠向非洲艾滋病重災區的無償援助。當然這裏開始發難的是南非政府，他們不惜通過立法認為自己將不能遵守藥物的知識產權。雖然美國開始是百般不願意，但是最後美國讓步，通過政府讓製藥公司放棄了艾滋病藥物的知識產權。小布什總統曾經委托托尼·福奇負責美國向非洲大陸提供艾滋病藥物的計劃，幾乎拯救了一個大洲的人民。
TRIPS是世界貿易組織關於知識產權的一個協定，我不知道怎麽恰當翻譯這個compulsory license。它的意思是政府允許第三方在不顧原創方的專利權的情況下自己生產藥物，可能翻成特許性執照或強製性執照。
從閱讀材料看，美國政府可以決定哪個國家可以擁有三大疫苗製備商的compulsory license，天朝隻有自己努力了。但是美國政府必須保護疫苗製備商的利益，這就需要美國政府可能買單，這些必然會有爭執的。也就是說雖然你政府允許第三方的特許性執照，但是製造商的專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輝瑞等公司將會從各種途徑尋求對他們的補償。
關於compulsory license，我今專門聽了一個澳洲教授的演講。這個特許性執照的好處是很多人會受益，也可以降低藥價，壞處是抑製了藥廠賺錢的動力，也阻止了創新。但是實施特許性執照似乎也不是那麽容易，在2001-2012年間的藥物領域，也隻有這17個國家弄到了24個這種執照，基本上都是在艾滋病領域。估計美國政府也不是那麽容易讓輝瑞、Moderna和強生向全球各國放棄疫苗產權，藥企也會要求補償的。整個過程爭執下來需要幾年的時間，到時疫情都差不多了，所以短期內隻有做製藥公司的工作，讓他們以救命為目的低價向世界供應疫苗。
但是反對特許性執照的人們也是大量存在的，自己畢業於MIT的哈佛老爸代表了部分觀點：
“我不是學法律的，因此對 “Compulsory License” 的仔細條文, 以及在 WTO, TRIPs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和 “Doha Declaration” 中，所涉及的法律協定，不敢在此班門弄斧。
不過，自己從一位學工而且擁有數個美國和國際專利的個人的觀點，我覺得 “Compulsory License” 無異是在光天化日下，為竊取知識產權，而巧言令色鋪下的一個似是而非，甚至是以訛傳訛的強製行為。不管是自然人或是法人，他們都有自己的 “Stakeholders”, 如果用強製執行的手法，去剝奪了他們辛苦、合法爭取到的權益，除了不公平、不正義外，也抑製了社會進步的動力。
在當下，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知難行難。就如版主所說的，“設計“ 和 “製造“ 是兩碼子事，這從版主的附圖中，11年間，隻有 24件Compulsory Licenses, 即可窺見一斑”。寫於2021年03月29日。
這次在墨西哥度假時，我在海邊那座從岸上延伸出去的木橋上，和一位加拿大人聊了很久，非常有意思。因為他已經退休，我也放假，兩個人都比較放鬆。我們照慣例在這種場合都會先說幾句川普不好的話，然而我說，川普現在做的一些事情，從某種程度上是在糾正美國過度的政治正確。話風一轉，他立刻來了勁，開始滔滔不絕講加拿大的政治正確問題。
他舉例說，自己的兒子在魁北克政府工作時，因為不是法裔，所以晉升非常困難，隻能去外麵工作。在政府體係裏幾乎沒有往上升的機會，因為製度上已經有限製了。我們也聊到美國的各種情況，因為是在海邊這種非正式場合，那些在工作環境裏不能說的話，在這裏都可以隨意交流。
他最直接的一句話是：“法國已經完蛋了”，這恰好是我們倆的共同觀點。他還告訴我他的姓氏說：“你看，我這個姓就是英國後裔”，我說：“是啊，你們再不覺醒的話，加拿大也會有同樣的結局”，他說：“沒錯，我們必須采取一些措施”。
聊天過程挺有意思的。到後麵他問我哪裏人，我就說我是武漢人，並開玩笑說：“你知道的，就是那個新冠爆發的城市”，他說：“當然，那是個很著名的城市”，我說：“雖然我並不是原籍在那裏，但我在那裏生活過許多年，對你們來說也相當於‘故鄉’的概念”。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到，疫情高峰期很多人穿著那件汗衫，開玩笑說中國人跑到外麵都假裝自己是韓國人或日本人。但是實際上，我一直坦率地對別人說自己是武漢人，到現在為止從未因為這一點遭遇任何歧視。反倒是，我始終認為不把病毒稱作武漢病毒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對美國人自豪地說：我們來自武漢》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院士領導的研究組，在《柳葉刀》雜誌發表論文發現武漢新冠抗體的陽性率為6.9%。這是他們對9542名測試者做出的結果，沒有看見他們怎麽從武漢三鎮取樣的，因為漢口是重災區。
我們知道去年官方發布的武漢感染人數為50333人，以王辰的6.9%抗體陽性率和武漢人口大概1500萬計算，這位中國最具權威的醫生科學家的資料推測出，武漢至少有6.9% X 1500萬 = 103.5萬人感染過新冠病毒。世界各地都存在新冠病毒的核酸診斷與抗體陽性率的巨大差異，武漢的結果也不例外。原代新冠病毒襲擊武漢時的死亡率比現在高不少，大家可以憑科學估算一下，我算過後含淚感歎武漢人是多麽地頑強！
最近美國出現對亞裔仇恨的案件急劇上升的趨勢，隨之而來的是長像類似中國人的亞裔開始聲稱自己不是華人。這也可以理解，有些美國人在歐洲也稱自己來自加拿大。 大家可以看這襯衣，上海人也發表聲明了。韓國人和泰國人說不是中國人可以原諒，上海人也與我們劃清界限就太不應該了。
在疫情的極早期，當病毒還沒有命名的時候，我與Mike Diamond聊天時就是用的WH病毒，他知道我來自WH。他在近幾年的驚人成就使他成為美國新生代最為傑出的病毒免疫學家之一，僅在新冠領域，他的實驗室就發表了至少五篇Nature和Cell。他們實驗室發明的新冠疫苗賣給了印度公司，這家夥和博後的銀子賺得不會少。
自從疫情爆發後，我們從來不回避自己來自WH。在美國還沒有病例古董社區開會年時，我就與鄰座律師聊天WH家人如何應對，還安慰他在古董社區感染病毒的可能性低於遭雷劈。 現在阿肯森的六位孫子輩至少三分之一感染過新冠病毒，隻見他談笑他們怎麽感染又迅速恢複的。他永遠都會問及我在WH的親人如何，還問得十分具體。我在早期與他的臨床談話內容，通過我的博客直接幫助到了WH人民的抗疫。 隔壁實驗室的博士後也是在WH受的教育，他在周五的報告中宣布找到STING通路中的一個重要基因。我們都向他祝賀，他的導師對我們說：“我們都知道WH人厲害”。 我們應該自豪地說：“I am from Wuhan!”，別學上海人。我經常喜歡說的話是：“我們鄉裏人，以前沒見過什麽世麵”。
曾經被上海人歧視過的美國朋友向我吐槽了：“我被上海人歧視過無數次。以前在上海公共汽車上問路，全車人轟笑我的發音”；“我安徽長大的， 當時學校裏有不少上海來的人， 他們的孩子在家都說上海話， 所以我跟著學了幾句，但不用很快就忘了。 他們上海子弟都是有種高人一等的感覺”。 現在的上海應該更開放和包容了，他們的孩子有些上海話都說不好了。
最近著名耶魯老爸唱戲劇的視頻瘋傳，校友告訴我那是蘇州評彈。我感歎我們確實與他們不同，差別應該遠多於德國和荷蘭，可以我以前的文字為證：
“對於我這湖北鄉裏人，當年出國時急需海外親屬，我媽說我們家是革命長征掉了隊海外留洋掉了船。但是我說上海人像西方人，是通過觀察我那江蘇出生的上海交大嶽父得來的，他永遠管好自己的事而不去麻煩別人，據說他很少向人借東西，除了自家人，他鮮少與鄰居或其他人來往。他也尊重你而給你空間，絕不管別人家的事，這就是潛在的西方社會的隱私，雖然他是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我們於2006年在人生中第一次去上海，出國16年後，雖然我年輕時的夢想是去中科院上海分院。那次我們也去了杭州與蘇州，我那在杭州的千萬或億萬富豪的表弟還派車讓我們去看了紹興等周圍城鎮。當時太太這句話讓我相當難堪，她說：“我很自豪擁有這一帶人的血脈”，我心想她也太小瞧我們湖北佬了，嶽母還是部分的我們湖北人。”：https://blog.wenxuecity.com/blog/frontend.php?act=articlePrint&blogId=61002&date=201802&postId=42809
可以看我在去年四月寫的博文片段：
新冠病毒抗體意味著什麽？雅美之途；2020-04-08 20:05:34
“現在隨著技術的發展，幾乎可以應用抗體檢測去普查人群是否獲得了免疫力。這樣可以減少恐謊，讓大家安心重返工作崗位，數據出來恐怕告訴我們武漢很多人都擁有了抗體。按照我在前文中的推測，當時隻能猜武漢可能群體免疫了，現在每天看新冠在美國和世界之自然而真實的呈現，我們才知道新冠是如何指數般增長的。我們隻有現在才能從世界的數據推算武漢和天朝的情況，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如果大量健康人產生了抗體，這也會告訴我們新冠的真實死亡率可能遠低於1%。從理論上推測，77天如果無防控，新冠可感染全歐洲7.4億的人口，武漢45天以上無任何防控，而武漢隻有一千五百萬人口，這些時間可以足夠使武漢群體免疫。”
“我一直隻知道華南海鮮的大致方向，這次同濟校友向我解釋清楚了：“華南海鮮距離協和醫院腫瘤門診不到三百米（從腫瘤門診到協和醫院是四站路）與大武漢1911隻隔著一條街。與漢口火車站是平行的，都在發展大道上。
走路大概10-15分鍾”。多謝校友的解釋，原來是步行距離，以後回武漢找機會去看看。整個武漢都有可能群體免疫了，漢口圖中的這一帶應該產生抗體的人特別多。這個地方會成為曆史性區域，或許人類曆史進程因它而不同。一定要去看看，The Ground Zero of the World’s Pandemic，小小病毒，能將那麽多自以為是的人類致死。”。寫於2021年0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