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墉：我在外婆家
我的外婆家在江蘇省如皋縣石莊區的大腰莊，因為村民們多數姓石，所以又被稱作石家大腰莊。大腰莊距我家約二十多裏路，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曾寄食在外婆家一年多（從一九四零到一九四一）。這時外婆已經去世，他家隻有舅舅、舅母、表姐，表哥表嫂和三個嬰幼兒。長工陳二在他家多年，跟家庭成員差不多。
我每次到外婆家去，老遠的就看到大腰莊籠罩在濃密的樹蔭中。俗話說：“人窮露身，莊窮露屋”，村民們家家戶戶都在屋前房後及河坎栽上了樹木,可見得這是個小康的村莊。兩百多戶人家，多數是自耕農，也就是後來所謂的中農和富農。除了西頭有少數草房，其餘都是磚瓦平房，不少人家是小四合院（三間兩進）。如果從東到西仔細觀察一遍，整個村莊顯得灰暗、滄桑，表明村民們的房子已經住過幾代人了。記得八十年代我去時，有人指給我看一套房子，還是明朝時造的呢！
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時代，住房是小農們的主要財富，總是好幾代人流血流汗、節衣縮食積累的成果。由於近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多災多難，災難最後總是傳遞到農村和農民頭上，所以全村幾乎看不到新砌的房子，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也見不到東倒西歪的，更不用說斷垣殘壁了，這是由於它地處偏僻，再加上運氣好，沒有遭受過戰爭與動亂的直接破壞。在民國十八、九年“鬧共產”的時候，大腰莊靠近紅十四軍活動的中心地帶，鄰近的老虎莊、高家莊都進行過劇烈的戰鬥，大腰莊卻幸免於難。
外婆家住在大腰莊的中間偏西，是很突出的大戶。最前麵五間敞廳，又寬又高，隻有東麵一間隔開，放了些木料和大型農具，其餘四間是大通間，除了農忙時節，平時都是空空蕩蕩的。敞廳後麵隔著小院子的是五間“二門”，廚房、吃飯都在裏麵。二門後麵東西各有兩間廂房，跟五間堂屋一起圍成個大院子。院子東北角上有棵隻開花不結果的石榴樹，枝葉茂密，它立在這裏或許已經目睹過幾代主人的生生死死了。大門開在敞廳正中間，所以站在打穀場上，從大門、二門一直能看到堂屋後壁，好像鄉下人的住宅都是這樣的敞開式布局，不考慮隱私。
我五歲開蒙，到七歲時已開始讀論語，識得一兩千字，並且養成了熱愛閱讀的習慣。到外婆家後，就到處找書看，除了表嫂和她的三個嬰幼兒住的東廂房，其餘房間都被我翻箱倒櫃的搜索了一遍，卻連三字經、百家姓都沒有，隻找到一本黃曆。堂屋正麵的聖櫃上，有香爐、燭台和祖宗牌位，卻見不到中產人家常有的中堂、對聯、花瓶、帽筒等裝飾品，兩壁上也沒有字畫。由此可知，已經幾代人隻是些農民，沒有讀書人了。
堂屋客廳兩側的立柱，有幾根上貼著喜報，內容是：“捷報到貴府某某在什麽考試中榜位列第幾名”，大約隻是縣裏麵的初級考試。紅紙有七八寸寬，兩三尺長，粘貼在柱上後，外麵再刷上桐油，所以能長期保存。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外祖父這輩人已經全部過世了，參加考試的這代人，應該是外祖父的上輩或者上上輩，生活在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或更早。由此可推算出這座宅子建造年代，應該在喜報出現之前的十九世紀初，也可能是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我再去時，隻在原址上找到一塊石頭，是二門上的門枕石，總算見到了舊時相識。一兩百年的古舊住宅，在戰爭和動亂年代能夠幸存，卻毀於東方紅、太陽升起的太平盛世，怎能不令人唏噓！
堂屋後麵是竹園，約有一畝多大。竹子長得旺盛，又有幾棵高大的樟樹和榆樹擋住太陽，所以在竹園裏，總有陰森森的感覺。竹園的西南角上，還挖了個地窨子，是抗戰初起時，為躲避日軍飛機而挖的防空洞，裏麵能擠進去七八個人。它的厚頂蓋利用了盤根錯節的竹根樹根，足以抵擋飛機上的機槍掃射。其實在八年抗戰中，日本兵根本沒有到過這裏，更沒有見到過飛機的影子。這個防空洞的存在，說明了當戰爭初起時，中國人對日軍是多麽的恐懼！竹子和竹筍，隻供自家消費，有時也有鄰居來討要。記得有個本家來對表嫂說,要幾根竹子修籮筐，表嫂就說：你自己去砍吧！
外婆家西邊有塊宅基地，跟舊宅並列，大小也差不多，可能是祖輩裏有人想另造一所住宅，但沒有成功，半數地塊現在成了外婆家的菜園。菜園北麵與堂屋並列，有五六間簡易瓦房，一間是長工陳二的居室，其他的是磨房、牛欄和豬圈。菜園南麵與敞廳並列也有幾間瓦房，三婆婆雖然已經去世多年，但她家的老長工郝五還住在這裏度晚年。屋前的打穀場，有八間房子的寬度，顯得特別空。常有鄰人來借場地打穀曬糧，成了半公用的場地。場邊上有兩個?堆，一個是牛草，另一個是燒草，秋收後堆得比屋簷還高。夏日炎炎的晚上，表姐在場上掃出一塊幹淨的地方，再潑上幾盆水，待水幹後鋪上竹席，晚上洗澡後我就躺在席上乘涼。仰望蒼穹，看流星雨，看星星閃爍，看朵朵浮雲掠過月亮。
我的外祖父兄弟三人，本來是分家各自打拚的，卻生了好多女孩，唯有我舅舅這一根獨苖。外公的兩個兄弟，在厚嫁了女兒後，不得不將餘下的房屋田地讓我舅舅繼承，所以才能保全了這套祖宅和好些田產。到底有多少田產無法估計，但出租地大概不多，因為隻有少數幾次，我看到佃戶推著糧食來繳租，卻從未見到表哥出門去收租，看來他們家地租收入的占比大概不高。自已經營的莊稼地至少有三四十畝，在竹園後麵，延伸到很遠，足有七八畝，住宅前麵又有八九畝地，其餘的幾塊田都在村西，跟在大人後麵，差不多每塊田我都到過。這些田都在附近，成塊，再加種收及時、品種布局合理、肥料充足，所以能年年豐收。
這些耕地，分成自種和分種兩種經營方式，他們家好像大部分是“分種田”。分種田是當年蘇北農村盛行的模式。一方麵是富裕人家，有多餘的土地，又有種子、肥料和大型農具，但缺少足夠的勞動力；另一方是貧困農家，雖然有勞力，但耕地不夠，也缺少必要的生產資料。雙方經過協商後，勞資合作，收益分成，所以叫做分種田。打下的穀物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勞方得小頭，資方得大頭。分成的不同，一方麵取決於土壤的肥瘦、位置的遠近；另一方麵，又跟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有關。無論是怎麽分成，勞方隻將應得的糧食挑走，我沒有看到挑秸稈回去的，大概是由於貧窮人家不養牛，不需要牛草，在偏僻的農村，秸稈又無處賣錢。分種田裏種植一次性收割的大品種，如大麥、小麥、元麥、黃豆、玉米、高粱等。其他小品種的作物，如蠶豆、豌豆、蕎麥、花生、芝麻、山芋、芋艿等都在自種田裏。另有慣例，就是在每年的夏收夏種和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勞方要無償地為資方做幾個短工。雖然沒有報酬，但夥食招待卻是很豐盛的，一天吃四五頓，中午、晚上有葷有素有酒。
種高粱主要用於釀酒。有釀酒師傅推著器具來，在場邊上靠近水井的地方挖個坑，地麵安上帶有高幫的大鐵鍋，下麵燒火，用來蒸高粱飯。古人行軍打仗時要埋鍋做飯，大概就是這樣子。蒸熟的高粱飯，攤在敞廳裏的曬墊上散熱，等到完全冷卻後拌上酒曲，裝進大缸裏，缸蓋上再用黃泥封死。大概過了十幾天吧，釀酒師傅又來，在原來的大鍋上疊另一張大鍋，下鍋盛酒漿，上鍋放冷水。上鍋的底下正中間有個漏鬥，一根管子直通到外麵。當酒漿受熱酒精汽化上升，遇到冷的上鍋底時，又凝結為液態，滴到漏鬥裏，再流淌到外麵的罐子裏，所以上鍋要不斷的換冷水。
產出的酒分別裝在幾個酒墰子裏。那是種肚大口小的陶罐，每個可裝十幾斤，黃泥封口後可供一年之需了。外婆家隻有表哥一人會喝酒，但他平時不喝，隻在招待客人時才陪酒，卻沒有看到他喝醉過。蒸過酒的殘渣叫酒糟，是喂豬的上等飼料。
黃豆用來榨油和換豆腐吃。油坊就在西邊約兩百米遠，隻要將黃豆送過去，就給你加工成豆油和豆餅。除了燒菜要用豆油外，另一個重要用處是點燈。豆餅可為豬提供優質蛋白，在豬出圈的前兩個月，增加豆餅在豬食中的比例，豬能快速增重，背脊上的鬃毛變得堅挺黒亮。但豆餅被壓榨得堅硬如鐵，削豆餅是個力氣活。村東頭有家豆腐坊，每次都是拎一兩升黃豆去換豆腐和豆幹回來吃。
夏糧主產是三麥：大麥、元麥、小麥。小麥生長期較長，產量也不高，所以種得較少；種大麥是為了喂豬，它成熟期較早，方便安排秋季作物播種；元麥皮薄產量高，是一年四季的主要口糧，磨成粉可以煮元麥粯子粥，磨成粗粒狀的可燒飯吃。磨小麥時，雪白的“頭篩麵”留著招待客人或做活計的人吃，灰色的二麵、三麵家人自己吃。灰麵韌性差，擀出的麵條下鍋後容易斷成一兩寸長，所以平時都是吃的爛糊麵、菜麵。多年後我吃到店家的“陽春麵”時，麵條是那樣細長、雪白,排列得整整齊齊，我算開了眼界。大腰莊是高沙土地區，不種水稻，所以在外婆家吃不到大米飯、大米粥。
竹製家具和農具容易破損，特別是曬墊和窩折，每年都要修補和製作新的。村東頭的本家老篾匠，年紀約五十左右，做活計時往往帶著三分醉意，從竹園裏砍竹子、到劈竹篾、編織器物，雙手動作飛快。穿的衣服都是請的謝裁衣（姓謝的裁縫師傅）上門來量體裁衣，沒有聽說過有現成衣服的事。這位師傅全是手工，從早到晚，一針一線地辛苦操作。為什麽不帶台縫紉機來？他可能買不起，或者根本沒聽說過世上還有縫衣服的機器。磨房後麵有塊房間大的苧蔴地，苧蔴是多年生植物，到時候割下來剝皮、刮青，得到麻片後就可以撚麻線，織夏布。但到了這年代，除了舅舅、舅母有時穿夏布衣服，其他人都穿洋布衣裳了。房梁上還掛著一捆捆的麻片和一個個的麻線球，除了絞麻繩，也就沒什麽用處了。將剝去皮的麻杆浸泡在河水裏，一兩個月後取出曬幹，是做火把的絕佳材料。
獨輪車是唯一的運輸工具和交通工具。車體和車輪都是全木結構，沒有一絲金屬材料。雖然笨拙費力，但在田間曲折、狹窄的土路上，除了肩挑人抬，也隻有通行獨輪車。兩個輪子的板車，我還是進縣城後才見到的。
在村東頭有條大路，南行二十裏可到達石莊鎮。所謂大路，也不過是走的人多些，路麵比較平整結實而已。大路口上開有崔家南貨店和朱家中藥店，以及幾家雜貨攤子，都是外姓人在做生意。一年到頭的日用品，似乎在這裏都能得到解決，更何況，每隔幾天就有貨郎擔子上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一年半時間裏，表哥嫂和表姐，都沒有去過集鎮。每天從麻麻亮到天黑，田裏家裏，他們好像有做不完的活計。
養豬與賣豬，是封閉的農戶與外界經濟聯通的主要管道。從養老母豬的人家，買回十幾斤重的豬仔，飼養十個月左右，就成了將近兩百斤的肥豬，有豬販子上門收購。外婆家通常一年養兩茬豬，每茬四五隻。在前茬豬養到百十斤時，就將後茬的豬仔買回來。
當地養豬習慣圏養。豬圏有一間房子大，底麵鋪有磚塊或石片，傾斜向一角，最低處的牆腳上有個缺口，讓排泄物和衝洗的水流到外麵的糞坑裏去。前麵木欄柵下麵是食糟，豬每餐吃飽後，就關上門窗，讓豬在安靜、昏暗的環境裏睡覺。豬仔們一旦關進豬圏，就在這個十幾平米的區域裏麵，吃飽、睡足、長膘，直到出售。
在收獲季節，西廂房裏的糧囤堆滿了糧食，但我沒見到他們家直接賣糧，除了很少用作交換物品以及人的口糧，大部分都喂了豬。胡蘿卜產量高，又沒有任何病蟲害，而且不怕霜凍，所以有半年多時間，成了豬的主糧。灶上最裏麵是一口大鍋，專門煮豬食，將切碎的胡蘿卜、麥麩等在鍋裏燒開，悶半個時辰後才拿去給豬吃。所以這帶地方的豬都是吃的熟食，寒冬臘月裏也能吃到熱食，從前如皋是全國著名的養豬大縣，或許跟良好的喂豬方法有關。
俗話說“養豬不賺錢，落個屁股”，在沒有化肥的年代，豬舍就成了肥料加工廠，所有麩糠、酒糟、菜梗、洗鍋水都成了豬飼料，再轉化為肥料。外婆家有兩個糞池，一個灰坑。有頂棚的小糞池在堂屋後，用來倒馬桶，白天人們的大小便也都在這裏。豬圈後麵是個大糞池，直徑有兩米多。灰坑在牛房前麵，所有牛糞、雞屎、草木灰和掃地的垃圾都倒在這裏。什麽時間要施肥？該將哪個糞池裏的肥料澆到哪塊地裏？這可是件大有學問的事。
我到外婆家這年，表嫂第三胎剛生了個兒子，這對全家來說是件大喜事。記得小孩一周歲時，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放了一杆秤、一本書、一把鐮刀，讓小孩挑選，看他將來會從事什麽行業，這叫“抓周”。全家人過生日，唯獨隻有這一次，平時總是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燒好的飯菜盛在桌上，一家人圍桌而坐，一麵吃飯，一麵談家常，這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常態，但在外婆家卻很少有這樣的場景。通常是，灶上燒好了一鍋菜飯、菜麵，或者蒸山竽，誰有空就拿碗自己盛了吃。
大腰莊是一片文化沙漠，不但沒有小學，連私塾都沒有，所以村民們多數是文盲或初識字。也有幾家將小孩送到別處借讀，像我的表哥，據說曾經在外地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被叫回來當家，主持農莊的經營管理了。村民們除了埋頭種田、養豬，或者經營傳統的油坊、豆腐坊，幾乎沒人外出謀生，村民們死抱著十幾畝地兩頭豬，與外界聯係很少，是個完全的封閉體。到了一九四九年，社會大變動告一段落時，這個村莊上的人，既沒有出過革命幹部，也沒有“反革命”分子。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教育缺失，文化落後。在一九四一年我離開時，當地農作物品種，還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那些，現在流行的土豆、洋蔥、西紅柿、刀豆、花菜等，還未見到過。有一次，有人挑著大白菜（黃芽菜）來賣，表姐就量了些小麥去，換了兩棵回來品嚐新鮮。外婆家一直點的是豆油燈，格子窗上糊的是光連紙，沒有一塊玻璃。更沒有熱水瓶、膠鞋、手電筒等，能顯示進入現代生活的，大概隻有火柴了。
雖然村民絕大多數姓石，附近的村莊上姓石的也很多，卻沒有祠堂。但是從人們名字，卻可以知道他們的輩分，我的母親是宏字輩，表哥叫晴光，表姐叫旭光，是光字輩，見到村上名字裏有宏字的，我都喊他們為舅舅。由此可見，石姓人家從前曾經修過族譜，大概也有過祠堂和宗族組織，隨著組織渙散，石家人也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離開大腰莊後，我在磨頭區入讀鄧莊小學，從二年級讀到四年級。這所學校是在二十世紀初“救亡圖存”的氛圍中，由當地的賈姓族人集資創辦，再由賈家祠堂的土地收入來維持開支，在一九四四年被日軍燒毀後，就搬到賈家祠堂上課了。祠堂是宗族成員的聚會場所，而這些宗族組織，千百年來，在普及教育、傳承文化方麵，曾起到重要作用。近代以來，影視劇中，往往將祠堂描寫為封建堡壘，族長們都成了地痞惡霸，這是很片麵也是很不公正的。
外婆去世早，隻有一次給我留下較深印象，大約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那次當我從睡夢中醒來時，發現是外婆將我抱在懷裏。外婆背靠在河坎上，周圍昏暗，但看到天上的星星。外婆家堂屋東房的山牆下部，開了個半人高的洞，是為了在緊急情況時逃命之用。我的這次記憶，大概是在土匪進村之時，大人們帶我從牆洞中鑽出去，躲在一條南北向的小河坎上的。
日寇入侵後，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出現了各種名稱的武裝組織，表麵上說是抗日，暗地裏又幹著打家刼舍的勾當。在我長住外婆家之前，聽說他家被土匪及汪偽軍打刼過兩次，由於早有防備，所以損失不大。我去以後，看到家人經常處於戒備狀態。如果聽到犬吠聲緊密，並且由遠而近時，就起身穿好衣裳，隨時準備外撤。如果聽到鄰近村莊有人家被土匪搶過，就很緊張。感到形勢特別嚴峻時，就借住到幾個關係戶家去。這幾家關係戶都是常有往來的貧窮農戶，家裏人預先將被窩存放在他們家。我在外婆家時，也曾在外麵住過。之所以記憶如此深刻，是因為我與表哥擠在人家的破板床上兩夜，他那時正好身上生疥瘡，卻沒有傳染給我。
外婆家由於幾輩子單傳，人丁不旺，鄰近的隻是些遠房本家，遇事時起不到奧援作用；親戚們又都是依靠土地生活的鄉下人，我母親是唯一嫁到“街上”書香人家的，卻是三餐不繼的破落戶。鄉下人將這種雖然富裕卻沒有社會勢力的人家，稱之為“肉頭財主”，是強人們敲詐勒索的理想對象。表哥不善言詞、性格內向，避免不了被算計被欺負的處境。
每個月總要招待幾批客人，表哥在堂屋裏陪客人喝酒吃飯時，我都是避得遠遠的，免得人家誤以為我嘴饞，所以我不曉得來的是些什麽人物。但有一回記憶較深，那天來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七八個人的一小支隊伍，穿著軍裝，還佩著長槍、短槍。為首的被稱做黃團長，一身軍官打扮，後來知道此人的名字叫黃元勇（音）。招待了幾天後，這夥人開拔到東邊什麽地方去了。兩三個月後，黃團長又回來了，卻成了身穿便衣的孤家寡人。表哥照舊稱他為團長，照樣酒肉招待一天後走了。這種人是不能得罪的，說不定什麽時候會變成旅長、師長呢！
大約在一九四一年初，新四軍來了，其實來的不是正規軍，而是石莊區公所。沒多久就將兩個賣毒品的人抓去槍斃了，從此毒品基本上絕跡。抓土匪更是大張旗鼓，雷厲風行。
大年後的一天傍晚，天色己逐漸昏暗下來。忽然從南邊傳來幾聲槍響，許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門，到莊前小河沿上聽動靜，還看到東南方空曠處有電筒光一閃一閃的。聽到大人們在講，是文白區長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們仍不願散去，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有人手上還捧著喝完粥的大碗。
也許是第二天早晨吧，聽人說區公所昨晚住在本莊，鄉長家大院裏綁著一個土匪，我飛快地溜過去看熱鬧。鄉長家門裏門外己圍了不少人，踏進大門就能看到一個年輕人被捆綁在天井正中的天燈柱上，瘦長的臉，皮膚蒼白，長手長腿，個子很高，看樣子還不到三十歲，毫無疑問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聽人說在村東頭槍斃土匪，我跟著去看熱鬧，但又很害怕，所以隻是站在人群的後頭遠遠地看。見到武裝人員的隊伍過來向東去了，過了好一會兒，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外婆家所在的如皋縣西部地區，遠離城鎮和大路。抗戰初期處於無政府狀態，毒品泛濫成災，土匪多如牛毛，群眾苦不堪言。新四軍東進到這裏後，大力清匪和禁毒，很快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所以當時的群眾，每當提到新四軍時，常見他們帶著尊敬的神態，伸出四個手指頭相視一笑，也有稱之為“四先生”的。文白區長是個有文化的年輕人，鄉民們提到他的名字時，是那樣的親切和崇敬，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兒時的偶像。
新四軍屬下的如皋縣政府和石莊區公所，一直在鄉間移動，也常常住到大腰莊來，每次來到，表哥都熱情招待他們的領導人，甚至成了朋友。當時的共產黨幹部，並不像後來的“劃清階級界限”，而是高高興興地接受財主們的招待。來的也有女幹部，我清楚地記得，一天表嫂和表姐正在天井裏做事，一個女幹部對她們說，正在籌建婦女生產合作社，建議她們投資入股，將來可以分紅。大概新四軍將我表哥看作開明人士吧，聽說在抗戰後期，還給了他“擁軍優屬委員會主任”的一項榮譽頭銜。
新四軍當時高舉著抗日和民主兩麵旗幟，深得民眾擁護。但在這地處偏僻、文化落後地區，並沒有緊迫感，整肅社會秩序，才是當務之急。當時的局麵，與“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倒也相似。共產黨好比周處，土匪和毒品，就是蛟龍、猛虎。但不同的是，周處後來改邪歸正，而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就翻臉不認人了。外婆家的成員全年無休地參加勞動，但在暴力土改中，卻當做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遭受了殘酷打擊。
在外婆家這一年半時間，是我兒時最輕鬆愉快的時段。因為能放心地吃飽飯，不像在自己家裏，須要左盼右顧，反複考慮：我能不能再吃半碗？他們家雖然吃的隻是山芋、胡羅卜，糝子粥、菜麵等粗糧，但每頓鍋裏都燒得很多，吃不完的喂豬，一粒糧食也不浪費。
在外婆家，完全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除了由於表哥嫂和表姐的關愛，社會上還認為，外孫跟舅舅還存在特殊的親密關係。外孫遇到困難找舅舅幫助是很自然的事。兄弟姐妹間發生了糾紛，人們常說：“找舅舅來評理”！卻沒人說找叔叔、伯伯來評理的。
但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我不但沒有書讀，甚至連有字的紙都難得看到。附近也沒有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隻能自己一個人閑逛。有時在竹園裏看鳥窩，或者看人家捉魚摸蝦，也跟著表姐到地裏去摘豇豆，撿拾收獲時掉落下來的花生、紅薯。七、八歲的時候，正是智力發育的關鍵階段，我卻不動腦筋地過去了五百多天。如果當年受到正常的教育，或許能聰明一些些！
表姐身材壯實，吃苦耐勞，性格大大咧咧，家裏擀麵、煮豬食等費力氣的活都是她做。她好像有使命感，幫助支撐這個家庭，以及協助哥嫂帶三個小孩，當成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她已是成年待嫁的大姑娘了，有關心的人提示她，要及時找個好婆家，可是她本人卻無動於衷。直到土改後接著內戰爆發，田地分掉了，哥嫂帶著三個小孩流亡到如皋城裏，家已不成其家。她覺得完成了使命，已經是大齡剩女了，才將自已嫁了出去。
表姐幼年喪母，得到我母親的照顧，她們感情深厚。在這一年半裏，表姐就像媽媽一樣，不但照顧我的吃穿和換洗衣服，還帶我睡在一張床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表姐在鄉下種地，又生了三個兒女，其艱難可想而知。母親在老家時，跟她往來密切，肯定會對她有所關照。而我身處體製的邊緣，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誠惶誠恐，也就沒有給她直接的幫助，這是我平生深感內疚的一件事。
從我記事時起，舅舅就是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病人，全靠舅母服侍。舅母是填房，可能是苦人家出身，自從嫁過來後，好像沒有回過娘家，甚至沒有離開過大腰莊。她除了照顧舅舅的飲食起居，還要負責磨房的事。牛拉著石磨轉圈圈，舅母就將粉碎了的糧食過篩，所以她一年到頭，身上都沾有很多粉塵。她唯一的愛好，就是每年孵兩窩小雞，看著蛋變成小雞，小雞又一天天長大，她就充滿了成就感。家裏的錢糧買賣，地裏的經營管理，她既不參與，更一無所知。但在土改時，由於表哥一家流亡在上海，於是她就成了地主之家的代表，以至於被打斷了腿，後半生成了拐子。長工陳二一輩子都在他家，小時候我多次坐過他的獨輪車，至今還懷念他。在六七十年代，隻要鄉下有人來，我就拿兩瓶酒帶給陳二。五十年代初，舅舅去世後，舅母就跟陳二搭夥過日子。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和長工的結合，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全國也不會有幾例。但對這兩個苦命的當事人而言，卻是難得的幸福晚年。
注：文白區長，原名杜文白（1919-2008），江蘇江都人。我一直以為他姓文或聞，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知道他本姓杜。但是當時的群眾，都稱其為文白區長，不知道為什麽！
（原文首發於“傳記文學”2025年11月號）
我每次到外婆家去，老遠的就看到大腰莊籠罩在濃密的樹蔭中。俗話說：“人窮露身，莊窮露屋”，村民們家家戶戶都在屋前房後及河坎栽上了樹木,可見得這是個小康的村莊。兩百多戶人家，多數是自耕農，也就是後來所謂的中農和富農。除了西頭有少數草房，其餘都是磚瓦平房，不少人家是小四合院（三間兩進）。如果從東到西仔細觀察一遍，整個村莊顯得灰暗、滄桑，表明村民們的房子已經住過幾代人了。記得八十年代我去時，有人指給我看一套房子，還是明朝時造的呢！
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時代，住房是小農們的主要財富，總是好幾代人流血流汗、節衣縮食積累的成果。由於近百年來國家民族的多災多難，災難最後總是傳遞到農村和農民頭上，所以全村幾乎看不到新砌的房子，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也見不到東倒西歪的，更不用說斷垣殘壁了，這是由於它地處偏僻，再加上運氣好，沒有遭受過戰爭與動亂的直接破壞。在民國十八、九年“鬧共產”的時候，大腰莊靠近紅十四軍活動的中心地帶，鄰近的老虎莊、高家莊都進行過劇烈的戰鬥，大腰莊卻幸免於難。
外婆家住在大腰莊的中間偏西，是很突出的大戶。最前麵五間敞廳，又寬又高，隻有東麵一間隔開，放了些木料和大型農具，其餘四間是大通間，除了農忙時節，平時都是空空蕩蕩的。敞廳後麵隔著小院子的是五間“二門”，廚房、吃飯都在裏麵。二門後麵東西各有兩間廂房，跟五間堂屋一起圍成個大院子。院子東北角上有棵隻開花不結果的石榴樹，枝葉茂密，它立在這裏或許已經目睹過幾代主人的生生死死了。大門開在敞廳正中間，所以站在打穀場上，從大門、二門一直能看到堂屋後壁，好像鄉下人的住宅都是這樣的敞開式布局，不考慮隱私。
我五歲開蒙，到七歲時已開始讀論語，識得一兩千字，並且養成了熱愛閱讀的習慣。到外婆家後，就到處找書看，除了表嫂和她的三個嬰幼兒住的東廂房，其餘房間都被我翻箱倒櫃的搜索了一遍，卻連三字經、百家姓都沒有，隻找到一本黃曆。堂屋正麵的聖櫃上，有香爐、燭台和祖宗牌位，卻見不到中產人家常有的中堂、對聯、花瓶、帽筒等裝飾品，兩壁上也沒有字畫。由此可知，已經幾代人隻是些農民，沒有讀書人了。
堂屋客廳兩側的立柱，有幾根上貼著喜報，內容是：“捷報到貴府某某在什麽考試中榜位列第幾名”，大約隻是縣裏麵的初級考試。紅紙有七八寸寬，兩三尺長，粘貼在柱上後，外麵再刷上桐油，所以能長期保存。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外祖父這輩人已經全部過世了，參加考試的這代人，應該是外祖父的上輩或者上上輩，生活在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或更早。由此可推算出這座宅子建造年代，應該在喜報出現之前的十九世紀初，也可能是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我再去時，隻在原址上找到一塊石頭，是二門上的門枕石，總算見到了舊時相識。一兩百年的古舊住宅，在戰爭和動亂年代能夠幸存，卻毀於東方紅、太陽升起的太平盛世，怎能不令人唏噓！
堂屋後麵是竹園，約有一畝多大。竹子長得旺盛，又有幾棵高大的樟樹和榆樹擋住太陽，所以在竹園裏，總有陰森森的感覺。竹園的西南角上，還挖了個地窨子，是抗戰初起時，為躲避日軍飛機而挖的防空洞，裏麵能擠進去七八個人。它的厚頂蓋利用了盤根錯節的竹根樹根，足以抵擋飛機上的機槍掃射。其實在八年抗戰中，日本兵根本沒有到過這裏，更沒有見到過飛機的影子。這個防空洞的存在，說明了當戰爭初起時，中國人對日軍是多麽的恐懼！竹子和竹筍，隻供自家消費，有時也有鄰居來討要。記得有個本家來對表嫂說,要幾根竹子修籮筐，表嫂就說：你自己去砍吧！
外婆家西邊有塊宅基地，跟舊宅並列，大小也差不多，可能是祖輩裏有人想另造一所住宅，但沒有成功，半數地塊現在成了外婆家的菜園。菜園北麵與堂屋並列，有五六間簡易瓦房，一間是長工陳二的居室，其他的是磨房、牛欄和豬圈。菜園南麵與敞廳並列也有幾間瓦房，三婆婆雖然已經去世多年，但她家的老長工郝五還住在這裏度晚年。屋前的打穀場，有八間房子的寬度，顯得特別空。常有鄰人來借場地打穀曬糧，成了半公用的場地。場邊上有兩個?堆，一個是牛草，另一個是燒草，秋收後堆得比屋簷還高。夏日炎炎的晚上，表姐在場上掃出一塊幹淨的地方，再潑上幾盆水，待水幹後鋪上竹席，晚上洗澡後我就躺在席上乘涼。仰望蒼穹，看流星雨，看星星閃爍，看朵朵浮雲掠過月亮。
我的外祖父兄弟三人，本來是分家各自打拚的，卻生了好多女孩，唯有我舅舅這一根獨苖。外公的兩個兄弟，在厚嫁了女兒後，不得不將餘下的房屋田地讓我舅舅繼承，所以才能保全了這套祖宅和好些田產。到底有多少田產無法估計，但出租地大概不多，因為隻有少數幾次，我看到佃戶推著糧食來繳租，卻從未見到表哥出門去收租，看來他們家地租收入的占比大概不高。自已經營的莊稼地至少有三四十畝，在竹園後麵，延伸到很遠，足有七八畝，住宅前麵又有八九畝地，其餘的幾塊田都在村西，跟在大人後麵，差不多每塊田我都到過。這些田都在附近，成塊，再加種收及時、品種布局合理、肥料充足，所以能年年豐收。
這些耕地，分成自種和分種兩種經營方式，他們家好像大部分是“分種田”。分種田是當年蘇北農村盛行的模式。一方麵是富裕人家，有多餘的土地，又有種子、肥料和大型農具，但缺少足夠的勞動力；另一方是貧困農家，雖然有勞力，但耕地不夠，也缺少必要的生產資料。雙方經過協商後，勞資合作，收益分成，所以叫做分種田。打下的穀物有四六分成，也有三七分成，勞方得小頭，資方得大頭。分成的不同，一方麵取決於土壤的肥瘦、位置的遠近；另一方麵，又跟當時當地的社會情況有關。無論是怎麽分成，勞方隻將應得的糧食挑走，我沒有看到挑秸稈回去的，大概是由於貧窮人家不養牛，不需要牛草，在偏僻的農村，秸稈又無處賣錢。分種田裏種植一次性收割的大品種，如大麥、小麥、元麥、黃豆、玉米、高粱等。其他小品種的作物，如蠶豆、豌豆、蕎麥、花生、芝麻、山芋、芋艿等都在自種田裏。另有慣例，就是在每年的夏收夏種和秋收秋種的大忙季節，勞方要無償地為資方做幾個短工。雖然沒有報酬，但夥食招待卻是很豐盛的，一天吃四五頓，中午、晚上有葷有素有酒。
種高粱主要用於釀酒。有釀酒師傅推著器具來，在場邊上靠近水井的地方挖個坑，地麵安上帶有高幫的大鐵鍋，下麵燒火，用來蒸高粱飯。古人行軍打仗時要埋鍋做飯，大概就是這樣子。蒸熟的高粱飯，攤在敞廳裏的曬墊上散熱，等到完全冷卻後拌上酒曲，裝進大缸裏，缸蓋上再用黃泥封死。大概過了十幾天吧，釀酒師傅又來，在原來的大鍋上疊另一張大鍋，下鍋盛酒漿，上鍋放冷水。上鍋的底下正中間有個漏鬥，一根管子直通到外麵。當酒漿受熱酒精汽化上升，遇到冷的上鍋底時，又凝結為液態，滴到漏鬥裏，再流淌到外麵的罐子裏，所以上鍋要不斷的換冷水。
產出的酒分別裝在幾個酒墰子裏。那是種肚大口小的陶罐，每個可裝十幾斤，黃泥封口後可供一年之需了。外婆家隻有表哥一人會喝酒，但他平時不喝，隻在招待客人時才陪酒，卻沒有看到他喝醉過。蒸過酒的殘渣叫酒糟，是喂豬的上等飼料。
黃豆用來榨油和換豆腐吃。油坊就在西邊約兩百米遠，隻要將黃豆送過去，就給你加工成豆油和豆餅。除了燒菜要用豆油外，另一個重要用處是點燈。豆餅可為豬提供優質蛋白，在豬出圈的前兩個月，增加豆餅在豬食中的比例，豬能快速增重，背脊上的鬃毛變得堅挺黒亮。但豆餅被壓榨得堅硬如鐵，削豆餅是個力氣活。村東頭有家豆腐坊，每次都是拎一兩升黃豆去換豆腐和豆幹回來吃。
夏糧主產是三麥：大麥、元麥、小麥。小麥生長期較長，產量也不高，所以種得較少；種大麥是為了喂豬，它成熟期較早，方便安排秋季作物播種；元麥皮薄產量高，是一年四季的主要口糧，磨成粉可以煮元麥粯子粥，磨成粗粒狀的可燒飯吃。磨小麥時，雪白的“頭篩麵”留著招待客人或做活計的人吃，灰色的二麵、三麵家人自己吃。灰麵韌性差，擀出的麵條下鍋後容易斷成一兩寸長，所以平時都是吃的爛糊麵、菜麵。多年後我吃到店家的“陽春麵”時，麵條是那樣細長、雪白,排列得整整齊齊，我算開了眼界。大腰莊是高沙土地區，不種水稻，所以在外婆家吃不到大米飯、大米粥。
竹製家具和農具容易破損，特別是曬墊和窩折，每年都要修補和製作新的。村東頭的本家老篾匠，年紀約五十左右，做活計時往往帶著三分醉意，從竹園裏砍竹子、到劈竹篾、編織器物，雙手動作飛快。穿的衣服都是請的謝裁衣（姓謝的裁縫師傅）上門來量體裁衣，沒有聽說過有現成衣服的事。這位師傅全是手工，從早到晚，一針一線地辛苦操作。為什麽不帶台縫紉機來？他可能買不起，或者根本沒聽說過世上還有縫衣服的機器。磨房後麵有塊房間大的苧蔴地，苧蔴是多年生植物，到時候割下來剝皮、刮青，得到麻片後就可以撚麻線，織夏布。但到了這年代，除了舅舅、舅母有時穿夏布衣服，其他人都穿洋布衣裳了。房梁上還掛著一捆捆的麻片和一個個的麻線球，除了絞麻繩，也就沒什麽用處了。將剝去皮的麻杆浸泡在河水裏，一兩個月後取出曬幹，是做火把的絕佳材料。
獨輪車是唯一的運輸工具和交通工具。車體和車輪都是全木結構，沒有一絲金屬材料。雖然笨拙費力，但在田間曲折、狹窄的土路上，除了肩挑人抬，也隻有通行獨輪車。兩個輪子的板車，我還是進縣城後才見到的。
在村東頭有條大路，南行二十裏可到達石莊鎮。所謂大路，也不過是走的人多些，路麵比較平整結實而已。大路口上開有崔家南貨店和朱家中藥店，以及幾家雜貨攤子，都是外姓人在做生意。一年到頭的日用品，似乎在這裏都能得到解決，更何況，每隔幾天就有貨郎擔子上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一年半時間裏，表哥嫂和表姐，都沒有去過集鎮。每天從麻麻亮到天黑，田裏家裏，他們好像有做不完的活計。
養豬與賣豬，是封閉的農戶與外界經濟聯通的主要管道。從養老母豬的人家，買回十幾斤重的豬仔，飼養十個月左右，就成了將近兩百斤的肥豬，有豬販子上門收購。外婆家通常一年養兩茬豬，每茬四五隻。在前茬豬養到百十斤時，就將後茬的豬仔買回來。
當地養豬習慣圏養。豬圏有一間房子大，底麵鋪有磚塊或石片，傾斜向一角，最低處的牆腳上有個缺口，讓排泄物和衝洗的水流到外麵的糞坑裏去。前麵木欄柵下麵是食糟，豬每餐吃飽後，就關上門窗，讓豬在安靜、昏暗的環境裏睡覺。豬仔們一旦關進豬圏，就在這個十幾平米的區域裏麵，吃飽、睡足、長膘，直到出售。
在收獲季節，西廂房裏的糧囤堆滿了糧食，但我沒見到他們家直接賣糧，除了很少用作交換物品以及人的口糧，大部分都喂了豬。胡蘿卜產量高，又沒有任何病蟲害，而且不怕霜凍，所以有半年多時間，成了豬的主糧。灶上最裏麵是一口大鍋，專門煮豬食，將切碎的胡蘿卜、麥麩等在鍋裏燒開，悶半個時辰後才拿去給豬吃。所以這帶地方的豬都是吃的熟食，寒冬臘月裏也能吃到熱食，從前如皋是全國著名的養豬大縣，或許跟良好的喂豬方法有關。
俗話說“養豬不賺錢，落個屁股”，在沒有化肥的年代，豬舍就成了肥料加工廠，所有麩糠、酒糟、菜梗、洗鍋水都成了豬飼料，再轉化為肥料。外婆家有兩個糞池，一個灰坑。有頂棚的小糞池在堂屋後，用來倒馬桶，白天人們的大小便也都在這裏。豬圈後麵是個大糞池，直徑有兩米多。灰坑在牛房前麵，所有牛糞、雞屎、草木灰和掃地的垃圾都倒在這裏。什麽時間要施肥？該將哪個糞池裏的肥料澆到哪塊地裏？這可是件大有學問的事。
我到外婆家這年，表嫂第三胎剛生了個兒子，這對全家來說是件大喜事。記得小孩一周歲時，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放了一杆秤、一本書、一把鐮刀，讓小孩挑選，看他將來會從事什麽行業，這叫“抓周”。全家人過生日，唯獨隻有這一次，平時總是平平淡淡的過日子。
燒好的飯菜盛在桌上，一家人圍桌而坐，一麵吃飯，一麵談家常，這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常態，但在外婆家卻很少有這樣的場景。通常是，灶上燒好了一鍋菜飯、菜麵，或者蒸山竽，誰有空就拿碗自己盛了吃。
大腰莊是一片文化沙漠，不但沒有小學，連私塾都沒有，所以村民們多數是文盲或初識字。也有幾家將小孩送到別處借讀，像我的表哥，據說曾經在外地讀到初中二年級，就被叫回來當家，主持農莊的經營管理了。村民們除了埋頭種田、養豬，或者經營傳統的油坊、豆腐坊，幾乎沒人外出謀生，村民們死抱著十幾畝地兩頭豬，與外界聯係很少，是個完全的封閉體。到了一九四九年，社會大變動告一段落時，這個村莊上的人，既沒有出過革命幹部，也沒有“反革命”分子。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教育缺失，文化落後。在一九四一年我離開時，當地農作物品種，還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那些，現在流行的土豆、洋蔥、西紅柿、刀豆、花菜等，還未見到過。有一次，有人挑著大白菜（黃芽菜）來賣，表姐就量了些小麥去，換了兩棵回來品嚐新鮮。外婆家一直點的是豆油燈，格子窗上糊的是光連紙，沒有一塊玻璃。更沒有熱水瓶、膠鞋、手電筒等，能顯示進入現代生活的，大概隻有火柴了。
雖然村民絕大多數姓石，附近的村莊上姓石的也很多，卻沒有祠堂。但是從人們名字，卻可以知道他們的輩分，我的母親是宏字輩，表哥叫晴光，表姐叫旭光，是光字輩，見到村上名字裏有宏字的，我都喊他們為舅舅。由此可見，石姓人家從前曾經修過族譜，大概也有過祠堂和宗族組織，隨著組織渙散，石家人也就成為一盤散沙了。
離開大腰莊後，我在磨頭區入讀鄧莊小學，從二年級讀到四年級。這所學校是在二十世紀初“救亡圖存”的氛圍中，由當地的賈姓族人集資創辦，再由賈家祠堂的土地收入來維持開支，在一九四四年被日軍燒毀後，就搬到賈家祠堂上課了。祠堂是宗族成員的聚會場所，而這些宗族組織，千百年來，在普及教育、傳承文化方麵，曾起到重要作用。近代以來，影視劇中，往往將祠堂描寫為封建堡壘，族長們都成了地痞惡霸，這是很片麵也是很不公正的。
外婆去世早，隻有一次給我留下較深印象，大約是在我三四歲的時候。那次當我從睡夢中醒來時，發現是外婆將我抱在懷裏。外婆背靠在河坎上，周圍昏暗，但看到天上的星星。外婆家堂屋東房的山牆下部，開了個半人高的洞，是為了在緊急情況時逃命之用。我的這次記憶，大概是在土匪進村之時，大人們帶我從牆洞中鑽出去，躲在一條南北向的小河坎上的。
日寇入侵後，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出現了各種名稱的武裝組織，表麵上說是抗日，暗地裏又幹著打家刼舍的勾當。在我長住外婆家之前，聽說他家被土匪及汪偽軍打刼過兩次，由於早有防備，所以損失不大。我去以後，看到家人經常處於戒備狀態。如果聽到犬吠聲緊密，並且由遠而近時，就起身穿好衣裳，隨時準備外撤。如果聽到鄰近村莊有人家被土匪搶過，就很緊張。感到形勢特別嚴峻時，就借住到幾個關係戶家去。這幾家關係戶都是常有往來的貧窮農戶，家裏人預先將被窩存放在他們家。我在外婆家時，也曾在外麵住過。之所以記憶如此深刻，是因為我與表哥擠在人家的破板床上兩夜，他那時正好身上生疥瘡，卻沒有傳染給我。
外婆家由於幾輩子單傳，人丁不旺，鄰近的隻是些遠房本家，遇事時起不到奧援作用；親戚們又都是依靠土地生活的鄉下人，我母親是唯一嫁到“街上”書香人家的，卻是三餐不繼的破落戶。鄉下人將這種雖然富裕卻沒有社會勢力的人家，稱之為“肉頭財主”，是強人們敲詐勒索的理想對象。表哥不善言詞、性格內向，避免不了被算計被欺負的處境。
每個月總要招待幾批客人，表哥在堂屋裏陪客人喝酒吃飯時，我都是避得遠遠的，免得人家誤以為我嘴饞，所以我不曉得來的是些什麽人物。但有一回記憶較深，那天來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七八個人的一小支隊伍，穿著軍裝，還佩著長槍、短槍。為首的被稱做黃團長，一身軍官打扮，後來知道此人的名字叫黃元勇（音）。招待了幾天後，這夥人開拔到東邊什麽地方去了。兩三個月後，黃團長又回來了，卻成了身穿便衣的孤家寡人。表哥照舊稱他為團長，照樣酒肉招待一天後走了。這種人是不能得罪的，說不定什麽時候會變成旅長、師長呢！
大約在一九四一年初，新四軍來了，其實來的不是正規軍，而是石莊區公所。沒多久就將兩個賣毒品的人抓去槍斃了，從此毒品基本上絕跡。抓土匪更是大張旗鼓，雷厲風行。
大年後的一天傍晚，天色己逐漸昏暗下來。忽然從南邊傳來幾聲槍響，許多大人小孩走出家門，到莊前小河沿上聽動靜，還看到東南方空曠處有電筒光一閃一閃的。聽到大人們在講，是文白區長正在抓土匪。直到沉寂了很久，人們仍不願散去，嘰嘰喳喳地議論著，有人手上還捧著喝完粥的大碗。
也許是第二天早晨吧，聽人說區公所昨晚住在本莊，鄉長家大院裏綁著一個土匪，我飛快地溜過去看熱鬧。鄉長家門裏門外己圍了不少人，踏進大門就能看到一個年輕人被捆綁在天井正中的天燈柱上，瘦長的臉，皮膚蒼白，長手長腿，個子很高，看樣子還不到三十歲，毫無疑問這就是土匪了。
一天下午，聽人說在村東頭槍斃土匪，我跟著去看熱鬧，但又很害怕，所以隻是站在人群的後頭遠遠地看。見到武裝人員的隊伍過來向東去了，過了好一會兒，看到大批人往回走，我也就回去了。
外婆家所在的如皋縣西部地區，遠離城鎮和大路。抗戰初期處於無政府狀態，毒品泛濫成災，土匪多如牛毛，群眾苦不堪言。新四軍東進到這裏後，大力清匪和禁毒，很快取得了神奇的效果。所以當時的群眾，每當提到新四軍時，常見他們帶著尊敬的神態，伸出四個手指頭相視一笑，也有稱之為“四先生”的。文白區長是個有文化的年輕人，鄉民們提到他的名字時，是那樣的親切和崇敬，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成了我兒時的偶像。
新四軍屬下的如皋縣政府和石莊區公所，一直在鄉間移動，也常常住到大腰莊來，每次來到，表哥都熱情招待他們的領導人，甚至成了朋友。當時的共產黨幹部，並不像後來的“劃清階級界限”，而是高高興興地接受財主們的招待。來的也有女幹部，我清楚地記得，一天表嫂和表姐正在天井裏做事，一個女幹部對她們說，正在籌建婦女生產合作社，建議她們投資入股，將來可以分紅。大概新四軍將我表哥看作開明人士吧，聽說在抗戰後期，還給了他“擁軍優屬委員會主任”的一項榮譽頭銜。
新四軍當時高舉著抗日和民主兩麵旗幟，深得民眾擁護。但在這地處偏僻、文化落後地區，並沒有緊迫感，整肅社會秩序，才是當務之急。當時的局麵，與“周處除三害””的故事倒也相似。共產黨好比周處，土匪和毒品，就是蛟龍、猛虎。但不同的是，周處後來改邪歸正，而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就翻臉不認人了。外婆家的成員全年無休地參加勞動，但在暴力土改中，卻當做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遭受了殘酷打擊。
在外婆家這一年半時間，是我兒時最輕鬆愉快的時段。因為能放心地吃飽飯，不像在自己家裏，須要左盼右顧，反複考慮：我能不能再吃半碗？他們家雖然吃的隻是山芋、胡羅卜，糝子粥、菜麵等粗糧，但每頓鍋裏都燒得很多，吃不完的喂豬，一粒糧食也不浪費。
在外婆家，完全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除了由於表哥嫂和表姐的關愛，社會上還認為，外孫跟舅舅還存在特殊的親密關係。外孫遇到困難找舅舅幫助是很自然的事。兄弟姐妹間發生了糾紛，人們常說：“找舅舅來評理”！卻沒人說找叔叔、伯伯來評理的。
但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我不但沒有書讀，甚至連有字的紙都難得看到。附近也沒有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隻能自己一個人閑逛。有時在竹園裏看鳥窩，或者看人家捉魚摸蝦，也跟著表姐到地裏去摘豇豆，撿拾收獲時掉落下來的花生、紅薯。七、八歲的時候，正是智力發育的關鍵階段，我卻不動腦筋地過去了五百多天。如果當年受到正常的教育，或許能聰明一些些！
表姐身材壯實，吃苦耐勞，性格大大咧咧，家裏擀麵、煮豬食等費力氣的活都是她做。她好像有使命感，幫助支撐這個家庭，以及協助哥嫂帶三個小孩，當成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她已是成年待嫁的大姑娘了，有關心的人提示她，要及時找個好婆家，可是她本人卻無動於衷。直到土改後接著內戰爆發，田地分掉了，哥嫂帶著三個小孩流亡到如皋城裏，家已不成其家。她覺得完成了使命，已經是大齡剩女了，才將自已嫁了出去。
表姐幼年喪母，得到我母親的照顧，她們感情深厚。在這一年半裏，表姐就像媽媽一樣，不但照顧我的吃穿和換洗衣服，還帶我睡在一張床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表姐在鄉下種地，又生了三個兒女，其艱難可想而知。母親在老家時，跟她往來密切，肯定會對她有所關照。而我身處體製的邊緣，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誠惶誠恐，也就沒有給她直接的幫助，這是我平生深感內疚的一件事。
從我記事時起，舅舅就是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病人，全靠舅母服侍。舅母是填房，可能是苦人家出身，自從嫁過來後，好像沒有回過娘家，甚至沒有離開過大腰莊。她除了照顧舅舅的飲食起居，還要負責磨房的事。牛拉著石磨轉圈圈，舅母就將粉碎了的糧食過篩，所以她一年到頭，身上都沾有很多粉塵。她唯一的愛好，就是每年孵兩窩小雞，看著蛋變成小雞，小雞又一天天長大，她就充滿了成就感。家裏的錢糧買賣，地裏的經營管理，她既不參與，更一無所知。但在土改時，由於表哥一家流亡在上海，於是她就成了地主之家的代表，以至於被打斷了腿，後半生成了拐子。長工陳二一輩子都在他家，小時候我多次坐過他的獨輪車，至今還懷念他。在六七十年代，隻要鄉下有人來，我就拿兩瓶酒帶給陳二。五十年代初，舅舅去世後，舅母就跟陳二搭夥過日子。戴帽子的地主分子和長工的結合，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全國也不會有幾例。但對這兩個苦命的當事人而言，卻是難得的幸福晚年。
注：文白區長，原名杜文白（1919-2008），江蘇江都人。我一直以為他姓文或聞，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知道他本姓杜。但是當時的群眾，都稱其為文白區長，不知道為什麽！
（原文首發於“傳記文學”2025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