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弄堂，是從弄堂口開始每家每戶按照單號和雙號左右排列，直到弄堂底結束的一條小巷，上海話的讀音叫「細弄堂」，意指走不通的弄堂；也有些弄堂走到底還能與相鄰的弄堂之間相通，形成一塊大的居民區，那種弄堂就不叫「細弄堂」了。
我小時候的家就在「細弄堂」走到底的一戶大房子裏，所以每次出門都是要經過弄堂裏家家戶戶的門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邊有一大間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裏麵除了放雜物和有一個大灶頭之外，還有兩隻裝著自來水龍頭的大水池，在那個沒有洗衣機的年代，大人們用來洗大件的床單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麵到馬路之間有一塊空地，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那塊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曬太陽、大人曬被子、孩子們玩弄堂遊戲的地方，也是進出弄堂的人們相遇、駐足、家長裏短說話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湯阿婆就經常坐在一隻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剝毛豆剝蠶豆，沒事的時候就雙手放在豎著的拐杖上，曬太陽。湯阿婆跟兒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後麵的第一家，兒子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經曆過戰爭、看到過戰場的兒子回來後，一連生了六個子女，四男二女，平時沉默寡言，我那時小，記憶中從來沒有機會聽見他說過話，隻知道他們家人多，雖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潔幹淨。
有一次看見湯阿婆坐著的椅子旁邊放了兩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頭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數分發的米票才能買到米，那麽重的兩袋大米對我來說雙手抱住都移動不了，所以印象特別深。
還有一次我拿著一隻盆，盆裏放著手帕和一件襯衫，小小的我自說自話一個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為那時我很想學著自己洗衣服。柴房裏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剛剛可以夠著自來水龍頭，湯阿婆看見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門口打量我，問我來柴房做什麽，當我怯生生地說洗衣服時，湯阿婆跨進柴房的木門檻，站在我旁邊告訴我怎麽搓衣服，然後水洗的時候要拎著領子把襯衫從水裏撈起來放下去來回幾次，再對折後雙手一起把水絞出來，所以我一直記得湯阿婆那雙老而粗壯的手和拄著拐杖走路的樣子，還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洋媽媽搭起了一張大大的「台子」，就是把兩隻高的長凳子平行放置，上麵搭放兩根長長的竹竿形成一個長方形的框架，然後再在上麵鋪上一張比大床還大的竹子簾，這樣就可以平鋪並縫製老式的包邊被子了。那時我的頭剛好夠得著這張「台子」，看著洋媽媽一針一線、一上一下、不緊不慢地繞一圈後縫好了四邊的包邊被子，好看的緞麵在黃昏前的光線下亮晶晶的格外鮮豔美好。
洋媽媽可能是姓楊，但是自從我識字後就覺得她應該就是洋媽媽，一張圓圓的臉一雙洋娃娃似的圓圓的大眼睛，盡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終還是沒有再堅持生出個兒子，但是在洋媽媽的臉上看到的都是那種不緊不慢的篤定，如同她每次縫被子的樣子。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氣氛與往常不一樣，人也比往常多。說是前一天深夜，年輕的阿強酒後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沒起來。阿強是頂替父親進廠才有工作的，因為那時候有一種子女頂替就業製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職後子女可以進入父母原單位工作。
那時阿強隻有二十出頭，追求時髦，穿著白色喇叭褲在弄堂裏走來走去特別顯眼，還把頭發弄得高高的翹起來，還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別的是他有一隻兩喇叭錄音機不是放在家裏而是拿在手裏、邊走邊播放著歌曲，不知道哪來的磁帶，那些歌曲的曲調很細很柔軟很好聽，跟當時廣播電台裏聽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快的，在居委會下發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錄裏，大家知道了阿強錄音機磁帶裏的歌是鄧麗君唱的，在那時被稱為「靡靡之音」，沒有人敢複製那種磁帶，而年輕的阿強卻在大庭廣眾之下邊放邊聽。
阿強就那樣倒下了，人沒了，也沒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後也很少被談論，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地出入在弄堂裏。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放學後的孩子們依然在玩，那些弄堂遊戲伴著孩子們春夏秋冬，度過一天又一天，無憂無慮地長大。在有風的天氣，我跟著學放風箏，看大孩子們放風箏，先走去遠處的馬路上，然後沿著馬路邊，逆著風向一路小步跑，邊跑邊放鬆手上的線，風箏隨著風向和越來越長的線升起後飛向天空，等到連跑帶走地到達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的時候，風箏就已經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時我還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順利地把風箏放去空中，每當碰到電線杆上電線就放不上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風箏落下來，每每這種時候，我就一定撿起來、重新來過。
有一次我壯著膽子跑去馬路對麵，換一個角度後手裏的牽線避開了電線，風箏飛上了高空。我站在馬路對麵，看著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陽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畫麵。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陽下，抖動的手伸進一隻牛皮紙袋，拿出吃的就往嘴裏送，重複著、不停地吃著。
大人說，老洪在革委會做事的時候即權威又厲害，而重病後的老洪隻會大著舌頭斷斷續續地說：「人家生病吃不下東西，我生病胃口來得好。」老洪家的門永遠是關著的，是弄堂裏唯一一個孩子們走過都不敢吱聲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還有很多來來往往、熙熙攘攘。而我總想盡力放高風箏，持著自己手中的線，然後站著靜靜地抬頭看，如同看空中鳥兒，在廣闊的空間裏可以自由飛翔。
隨著八十年代的城市規劃改造，弄堂沒有了。後來，喜歡畫畫的我，每當看到中國畫的留白，總會莫名地聯想到兒時弄堂口的那塊空地，那塊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眾生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報）
上海弄堂空地
天涯為客 (2025-09-04 11:23:52) 評論 (1)
上海的弄堂，是從弄堂口開始每家每戶按照單號和雙號左右排列，直到弄堂底結束的一條小巷，上海話的讀音叫「細弄堂」，意指走不通的弄堂；也有些弄堂走到底還能與相鄰的弄堂之間相通，形成一塊大的居民區，那種弄堂就不叫「細弄堂」了。
我小時候的家就在「細弄堂」走到底的一戶大房子裏，所以每次出門都是要經過弄堂裏家家戶戶的門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邊有一大間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裏麵除了放雜物和有一個大灶頭之外，還有兩隻裝著自來水龍頭的大水池，在那個沒有洗衣機的年代，大人們用來洗大件的床單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麵到馬路之間有一塊空地，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那塊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曬太陽、大人曬被子、孩子們玩弄堂遊戲的地方，也是進出弄堂的人們相遇、駐足、家長裏短說話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湯阿婆就經常坐在一隻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剝毛豆剝蠶豆，沒事的時候就雙手放在豎著的拐杖上，曬太陽。湯阿婆跟兒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後麵的第一家，兒子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經曆過戰爭、看到過戰場的兒子回來後，一連生了六個子女，四男二女，平時沉默寡言，我那時小，記憶中從來沒有機會聽見他說過話，隻知道他們家人多，雖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潔幹淨。
有一次看見湯阿婆坐著的椅子旁邊放了兩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頭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數分發的米票才能買到米，那麽重的兩袋大米對我來說雙手抱住都移動不了，所以印象特別深。
還有一次我拿著一隻盆，盆裏放著手帕和一件襯衫，小小的我自說自話一個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為那時我很想學著自己洗衣服。柴房裏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剛剛可以夠著自來水龍頭，湯阿婆看見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門口打量我，問我來柴房做什麽，當我怯生生地說洗衣服時，湯阿婆跨進柴房的木門檻，站在我旁邊告訴我怎麽搓衣服，然後水洗的時候要拎著領子把襯衫從水裏撈起來放下去來回幾次，再對折後雙手一起把水絞出來，所以我一直記得湯阿婆那雙老而粗壯的手和拄著拐杖走路的樣子，還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洋媽媽搭起了一張大大的「台子」，就是把兩隻高的長凳子平行放置，上麵搭放兩根長長的竹竿形成一個長方形的框架，然後再在上麵鋪上一張比大床還大的竹子簾，這樣就可以平鋪並縫製老式的包邊被子了。那時我的頭剛好夠得著這張「台子」，看著洋媽媽一針一線、一上一下、不緊不慢地繞一圈後縫好了四邊的包邊被子，好看的緞麵在黃昏前的光線下亮晶晶的格外鮮豔美好。
洋媽媽可能是姓楊，但是自從我識字後就覺得她應該就是洋媽媽，一張圓圓的臉一雙洋娃娃似的圓圓的大眼睛，盡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終還是沒有再堅持生出個兒子，但是在洋媽媽的臉上看到的都是那種不緊不慢的篤定，如同她每次縫被子的樣子。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氣氛與往常不一樣，人也比往常多。說是前一天深夜，年輕的阿強酒後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沒起來。阿強是頂替父親進廠才有工作的，因為那時候有一種子女頂替就業製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職後子女可以進入父母原單位工作。
那時阿強隻有二十出頭，追求時髦，穿著白色喇叭褲在弄堂裏走來走去特別顯眼，還把頭發弄得高高的翹起來，還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別的是他有一隻兩喇叭錄音機不是放在家裏而是拿在手裏、邊走邊播放著歌曲，不知道哪來的磁帶，那些歌曲的曲調很細很柔軟很好聽，跟當時廣播電台裏聽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快的，在居委會下發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錄裏，大家知道了阿強錄音機磁帶裏的歌是鄧麗君唱的，在那時被稱為「靡靡之音」，沒有人敢複製那種磁帶，而年輕的阿強卻在大庭廣眾之下邊放邊聽。
阿強就那樣倒下了，人沒了，也沒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後也很少被談論，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地出入在弄堂裏。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放學後的孩子們依然在玩，那些弄堂遊戲伴著孩子們春夏秋冬，度過一天又一天，無憂無慮地長大。在有風的天氣，我跟著學放風箏，看大孩子們放風箏，先走去遠處的馬路上，然後沿著馬路邊，逆著風向一路小步跑，邊跑邊放鬆手上的線，風箏隨著風向和越來越長的線升起後飛向天空，等到連跑帶走地到達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的時候，風箏就已經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時我還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順利地把風箏放去空中，每當碰到電線杆上電線就放不上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風箏落下來，每每這種時候，我就一定撿起來、重新來過。
有一次我壯著膽子跑去馬路對麵，換一個角度後手裏的牽線避開了電線，風箏飛上了高空。我站在馬路對麵，看著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陽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畫麵。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陽下，抖動的手伸進一隻牛皮紙袋，拿出吃的就往嘴裏送，重複著、不停地吃著。
大人說，老洪在革委會做事的時候即權威又厲害，而重病後的老洪隻會大著舌頭斷斷續續地說：「人家生病吃不下東西，我生病胃口來得好。」老洪家的門永遠是關著的，是弄堂裏唯一一個孩子們走過都不敢吱聲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還有很多來來往往、熙熙攘攘。而我總想盡力放高風箏，持著自己手中的線，然後站著靜靜地抬頭看，如同看空中鳥兒，在廣闊的空間裏可以自由飛翔。
隨著八十年代的城市規劃改造，弄堂沒有了。後來，喜歡畫畫的我，每當看到中國畫的留白，總會莫名地聯想到兒時弄堂口的那塊空地，那塊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眾生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報）
我小時候的家就在「細弄堂」走到底的一戶大房子裏，所以每次出門都是要經過弄堂裏家家戶戶的門口，走到弄堂口，才能出行。
弄堂口的左邊有一大間用竹子搭建而成的房子，是我家的柴房，柴房裏麵除了放雜物和有一個大灶頭之外，還有兩隻裝著自來水龍頭的大水池，在那個沒有洗衣機的年代，大人們用來洗大件的床單被子和厚衣服。柴房前麵到馬路之間有一塊空地，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那塊弄堂口的空地上，是老人曬太陽、大人曬被子、孩子們玩弄堂遊戲的地方，也是進出弄堂的人們相遇、駐足、家長裏短說話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湯阿婆就經常坐在一隻有靠背的竹椅子上剝毛豆剝蠶豆，沒事的時候就雙手放在豎著的拐杖上，曬太陽。湯阿婆跟兒子一家住，就在弄堂口柴房後麵的第一家，兒子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軍人，經曆過戰爭、看到過戰場的兒子回來後，一連生了六個子女，四男二女，平時沉默寡言，我那時小，記憶中從來沒有機會聽見他說過話，隻知道他們家人多，雖然房子不大但很整潔幹淨。
有一次看見湯阿婆坐著的椅子旁邊放了兩大袋米，高高的米袋要到我胸口，那年頭是要用政府每月按照家庭人數分發的米票才能買到米，那麽重的兩袋大米對我來說雙手抱住都移動不了，所以印象特別深。
還有一次我拿著一隻盆，盆裏放著手帕和一件襯衫，小小的我自說自話一個人去了弄堂口的柴房，因為那時我很想學著自己洗衣服。柴房裏的水池很高，我的手也剛剛可以夠著自來水龍頭，湯阿婆看見了就好奇地先在柴房門口打量我，問我來柴房做什麽，當我怯生生地說洗衣服時，湯阿婆跨進柴房的木門檻，站在我旁邊告訴我怎麽搓衣服，然後水洗的時候要拎著領子把襯衫從水裏撈起來放下去來回幾次，再對折後雙手一起把水絞出來，所以我一直記得湯阿婆那雙老而粗壯的手和拄著拐杖走路的樣子，還有她教我洗衣服的方法。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洋媽媽搭起了一張大大的「台子」，就是把兩隻高的長凳子平行放置，上麵搭放兩根長長的竹竿形成一個長方形的框架，然後再在上麵鋪上一張比大床還大的竹子簾，這樣就可以平鋪並縫製老式的包邊被子了。那時我的頭剛好夠得著這張「台子」，看著洋媽媽一針一線、一上一下、不緊不慢地繞一圈後縫好了四邊的包邊被子，好看的緞麵在黃昏前的光線下亮晶晶的格外鮮豔美好。
洋媽媽可能是姓楊，但是自從我識字後就覺得她應該就是洋媽媽，一張圓圓的臉一雙洋娃娃似的圓圓的大眼睛，盡管生有五朵金花最終還是沒有再堅持生出個兒子，但是在洋媽媽的臉上看到的都是那種不緊不慢的篤定，如同她每次縫被子的樣子。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有一天早晨氣氛與往常不一樣，人也比往常多。說是前一天深夜，年輕的阿強酒後倒在弄堂口，就再也沒起來。阿強是頂替父親進廠才有工作的，因為那時候有一種子女頂替就業製度，就是父母退休或退職後子女可以進入父母原單位工作。
那時阿強隻有二十出頭，追求時髦，穿著白色喇叭褲在弄堂裏走來走去特別顯眼，還把頭發弄得高高的翹起來，還交上了女朋友，最特別的是他有一隻兩喇叭錄音機不是放在家裏而是拿在手裏、邊走邊播放著歌曲，不知道哪來的磁帶，那些歌曲的曲調很細很柔軟很好聽，跟當時廣播電台裏聽到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
很快的，在居委會下發的一份禁止播放歌曲的目錄裏，大家知道了阿強錄音機磁帶裏的歌是鄧麗君唱的，在那時被稱為「靡靡之音」，沒有人敢複製那種磁帶，而年輕的阿強卻在大庭廣眾之下邊放邊聽。
阿強就那樣倒下了，人沒了，也沒有人知道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那天以後也很少被談論，他的家人也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地出入在弄堂裏。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放學後的孩子們依然在玩，那些弄堂遊戲伴著孩子們春夏秋冬，度過一天又一天，無憂無慮地長大。在有風的天氣，我跟著學放風箏，看大孩子們放風箏，先走去遠處的馬路上，然後沿著馬路邊，逆著風向一路小步跑，邊跑邊放鬆手上的線，風箏隨著風向和越來越長的線升起後飛向天空，等到連跑帶走地到達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的時候，風箏就已經在高高的天空上了。那時我還小，不是每一次都能順利地把風箏放去空中，每當碰到電線杆上電線就放不上去，隻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風箏落下來，每每這種時候，我就一定撿起來、重新來過。
有一次我壯著膽子跑去馬路對麵，換一個角度後手裏的牽線避開了電線，風箏飛上了高空。我站在馬路對麵，看著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陽光下，是孩子和老人的畫麵。生病的老洪眼珠突出呆呆地坐在太陽下，抖動的手伸進一隻牛皮紙袋，拿出吃的就往嘴裏送，重複著、不停地吃著。
大人說，老洪在革委會做事的時候即權威又厲害，而重病後的老洪隻會大著舌頭斷斷續續地說：「人家生病吃不下東西，我生病胃口來得好。」老洪家的門永遠是關著的，是弄堂裏唯一一個孩子們走過都不敢吱聲的地方。
在弄堂口的那塊空地上，還有很多來來往往、熙熙攘攘。而我總想盡力放高風箏，持著自己手中的線，然後站著靜靜地抬頭看，如同看空中鳥兒，在廣闊的空間裏可以自由飛翔。
隨著八十年代的城市規劃改造，弄堂沒有了。後來，喜歡畫畫的我，每當看到中國畫的留白，總會莫名地聯想到兒時弄堂口的那塊空地，那塊不大不小的空地上，芸芸眾生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