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走了，留下一個溫暖、有序、彼此守望的大家庭。五個孩子，像她種下的五棵樹，曆經風雨卻從未歪斜，各自枝繁葉茂，根卻緊緊纏在一起。
很多人問我：你母親是如何做到的？
母親並非一生順遂。她年輕時生活優越，衣飾講究，短呢子大衣、長呢子大衣、虎皮大衣、風衣、小洋傘、歐米伽手表……樣樣不缺。可到了風起雲湧的年代，她不動聲色地收起過往。在父親被隔離審查、姥姥返鄉、家中保姆離去之後，第一次執起家務的擔子，把五個孩子帶大。
那段時間，她一直是一位沉靜的母親。為了避免姥姥地主身份在京被批鬥，她獨自護送姥姥去四川，姥姥在火車上被打，頭發被剃成“陰陽頭”，可她從沒對我們提起過一個字，避免了世態炎涼寫進我們幼小的心靈。直到多年後，我從姨姨那裏聽說。父親被關那天，鄰居來我家反覆撥打電話卻始終是忙音，看到這種異常，我們很緊張。那晚母親回來得很晚，在走廊裏來回踱步，直到徹底確認了噩耗，才召集我們姊妹，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誰也不可以和你爸爸劃清界限。”那一刻，她不慌不亂，不悲不怒，卻給了我們深刻的依靠與信念。
父親被發配外地，母親為了我們能在北京有相對安穩的成長環境，隻身到部隊當文職人員。地震那年，我們住進兵營，先是帳篷，後是臨時搭的棚子，雖然簡陋，卻不至於顛沛流離。小戰士陪我們捉麻雀，電影放映時，大家搬著小板凳坐在院子裏，像過節一樣。最難的時候，父親工資停發，母親沒有為自己添置一件物品，卻仍設法讓我在學校、在飯館包飯。我們沒餓過，沒亂過，也沒怕過。她的沉默，勝過千言萬語。
母親從不在孩子麵前落淚，也不說“日子難”。那時，整個社會風雨如晦，很多人留下的是憤恨與撕裂，而我們家留下的，是溫情與美好。這是她的選擇，也是她給予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在那一代人集體下鄉、下廠的浪潮中，母親以她細水長流的愛與不動聲色的堅強，為我們贏得了人生的起點。最終，我們成了統計師、會計師、醫生、工程師與商人。她如同一棵烈日下的濃蔭樹，用無聲的庇護，為我們抵擋風雨。
晚年的母親，美麗依舊。年逾七旬，眉眼仍透著清秀與慈祥。她的美不僅是外表的清麗年輕，更是來自內心的寧靜與安定。
她不貪權，不圖利，不求回報，卻得貴人、享清福。她買彩票總能中獎——有人笑她運氣好，我卻知道，是她的善良為她積了福氣。她去醫院看病，也不忘帶小禮物給醫生護士。身為大公司財務總管，她不為自己留下分毫，卻毫無保留地支持子女成長，甚至為照料孫輩主動辭職。
每到周末，兒女們帶著孩子回家，飯菜香裏是歡聲笑語，是三世同堂的安詳。她以一己之力維係著這個家，而我們也用全部的愛與孝敬，陪伴她走完最後的時光。
當癌細胞悄然來襲，我們守護她如同她守護我們。她痛我們，我們痛她。告別的時刻，親情沒有凋謝，反而愈加熾熱。她的人生，像一道不動聲色的光，照亮了後代、溫暖了家庭、也延續了一種溫厚、清正、不爭的家族氣質。
母親的優雅，堅韌，從何而來？直到她去世後，我們才漸漸意識到，這股沉靜的力量，或許來自她少年時接觸的那位長輩——她的姑父，著名數學家段調元先生。
段調元，中國現代數學的奠基者之一，是最早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學者。 1915年，他自費前往法國深造，獲得碩士學位歸國，曆任南京大學（原東南大學）數學係主任、重慶大學教授，是1923年首次數學名詞審查會的重要成員，與何魯、胡明複、薑立夫並列。他將法蘭西的嚴謹與中國士人的風骨融為一體，身上帶著那個時代最閃耀的知識分子氣質：自律、克己、家國情懷濃厚，卻從不張揚。
我在童年時見過他一麵，那是他赴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之際。他身形清瘦，舉止溫文，雖然我年紀尚小，印象已模糊，但我知道，正是這位不事聲張的長輩，在母親的青春年華裏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段先生從法國帶回的薑黃色鏤空雕花玻璃花瓶，一直擺在我們家中，上麵雕刻著精美的花鳥，像是一段遠方文明的回響。小時候我們不懂那花瓶的意義，隻知道母親極珍惜。這次回家時，它被保姆不慎打碎，我卻突然明白：母親生命中的某種光芒，也曾照過那個花瓶——那是段先生留給她的世界之光、理性之光、尊嚴之光。
段調元先生不僅在學術上是開創者，在親情中亦溫厚深遠。母親上學時，他特意送她所需用品；母親結婚時，婚戒也是他贈予。她的會計專業，也是段先生為她精心挑選的。在動蕩之中，母親或許就是靠著從姑父那學來的什麽叫體麵、克製、堅守、彼此守望，才得以在漫長的壓抑裏保持尊嚴，守住自己，也守住我們這個家。
如今，母親已然作古。可她種下的五棵樹依舊昂然挺立，在不同的方向開枝散葉，但根，卻依舊纏繞在一起，從未分離。這根裏，有她的愛，有她的教誨，也有段調元先生曾點燃的那一點微光。我們會把這份纏繞著的溫暖、堅定與尊嚴，繼續傳下去，代代不忘。
此文發表在世界日報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