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由申奧執導，主演陣容強大：劉昊然、高葉、王傳君、王驍、原島大地、王真兒、楊恩又出演。電影因為是在暑期上檔，有許多學生觀看，不少機關企業包場，官方也補貼了3000萬從而將票價降到了￥19.9，票房收入巨大。不過說這部電影是今年中國最佳電影，可能是有點誇大其實的。
當然，如果單看演員的表演，他們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的：
主角的流量明星——劉昊然在片中飾演的郵差蘇柳昌（阿昌），據說他一直背負著“演技質疑”的輿論壓力。也許因為麵生，我倒覺得他演得還不錯。他的表演大部分時間都是內斂的：麵對日軍的虛偽友好，他眼神中透出的戒備與壓抑；討論如何傳出底片時，他的猶豫與糾結，都藏在細微的動作和呼吸裏。
阿昌原本隻是個掙紮求生的普通人。為了活下去，他慌張地躲進照相館，冒充學徒混口飯吃，每天小心翼翼地給日軍衝洗所謂的“親善照”。然而，當一張張血淋淋的屠殺照片在暗房中顯影時，這個年輕人內心被徹底震撼。他從最初的畏縮、隻求自保，到後來與同伴並肩守護真相，轉變貫穿全片。影片並沒有將他拔高為“完美英雄”，而是讓觀眾看到了一個小人物如何在殘酷的曆史中被迫成長。
影片尾聲，那一聲嘶吼真是太有力量，太讓人震撼了。日本兵的刺刀刺進胸膛，他用盡最後一口氣用日文喊出：“我們永遠不可能是朋友，不可能……”
正如劉昊然自己所說：“阿昌需要留在那裏，他像一個曆史的判官一樣，告訴那個日軍攝影師，你試圖掩蓋和修改的東西，是不可能被修改的。”
高葉在《南京照相館》裏的表現，雖沒有《狂飆》裏“大嫂”那樣耀眼，但也依舊穩穩在線。她飾演亂世中漂泊無依的龍套演員林毓秀。都說，會演哭戲的演員才是一個好演員，在影片裏，她有多場哭戲，但並非聲嘶力竭，而是用壓抑的哽咽、嘴角的顫抖、淚水的決堤，把內心的憤怒、崩潰與求生掙紮層層遞進地呈現出來。尤其是這一幕：懷抱冰冷的嬰屍，被日軍槍口逼迫著微笑——那僵硬而戰栗的嘴角弧度，比哭更猙獰，成為全片最讓人揪心的瞬間，讓人禁不住地流淚。
王驍在《南京照相館》裏依然延續了他一貫的“好配角”特質。相比劉昊然飾演的主角阿昌，照相館小老板老金的戲份沒有那麽多轉折和戲劇性。有人覺得他演得平平，甚至有些過火，但也有人認為，他的表演自然、能讓觀眾真切代入這個小老板的處境。王驍是劇裏唯一的南京人，說一口地道的南京話。
他在送別妻女時說：“你爸爸也就有這點本事了。”，然後他一一拉下照相館的各式背景，帶著甚至有點得意的笑容，讓大家仿佛瞬間就遊遍了祖國的山河。溫馨裏透著酸澀。
最後他舉起照相機，直麵日軍槍口，說“老子是照相的”。在壓抑中透出一種骨子裏的倔強與憤怒，這一刻，他既是個人的抗爭者，也是千千萬萬普通南京人的縮影。起初觀眾可能覺得他有些魯莽，甚至“演過”，但細想，他別無選擇：妻子和女兒生死未卜，家園破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死拖延時間，為林毓秀和還是嬰孩的小兒子爭取最後的生機。正是這種沉默的爆發，構成了他的高光時刻——普通人被逼到極限時的必然選擇。
反派角色由中日混血兒原島大地飾演（攝影師伊藤秀夫），他幹淨秀氣的外表，讓觀眾一開始誤以為伊藤秀夫或許有良知，但隨著真麵目暴露，他的偽善與冷酷反而更加彰顯。電影中那個繈褓中的嬰兒之死，隻因他滿臉不耐煩地說了一句：“讓他別哭了。” 他沒有親自動手，卻比親手殺人更令人不寒而栗。他表麵對阿昌說“我們是朋友”，卻在給他的兩個通行證上做了標注，並對手下下令：“看到這兩個人，就殺了他們。”選用這樣一個外表的演員來飾演這個殘暴、又偽善的攝影師，極具諷刺意味，也暗示了日軍所謂的“人麵獸心”。
王真兒飾演老金的夫人趙宜芳。金夫人原本隻是平凡的妻子與母親，眼中全是丈夫和孩子，家幾乎就是她的全部世界。戰亂爆發後，她堅守的一切被摧毀，她開始理解何為同胞、何為家國。最初，她看不上林毓秀戲子的身份，不讓對方睡她的床；後來，卻心懷感恩，抱著林毓秀痛哭，並把全家糊口的幹糧拿出來托付。
與女兒拿著兩張通行證離開南京時，原以為是個生機，卻沒想到是催命符。性命垂危之際又看著女兒被日軍侵犯，那一刻趙宜芳的呐喊痛徹心扉，帶著直擊靈魂的感染力。王真兒演過不少我記不住她角色的電視劇，在這裏的表演，份量是最重的。
最後再聊一下電影裏的小演員楊恩又，最早認識她，是在她與朱一龍合作的《人生大事》中，那個鬼靈精怪的小刺頭——武小文。《南京照相館》中年僅十歲出頭的她飾演金婉儀，卻能精準傳遞出角色的悲情與沉重。她將一個年紀尚小卻目睹山河破碎、親人離散的孩子的痛苦，表現得入木三分。影片中，當大家通過抓鬮，將僅有的兩張通行證留給金婉儀和母親時，臨行前，她與父親告別，淚水如斷了線的珍珠，一顆顆滑落。那一刻，她的眼神裏充滿不舍、害怕與愧疚，以及本不該由她承受的痛苦與掙紮。這樣的情緒飽滿而真實，連許多成年演員都未必能精準拿捏。很有潛力的小童星。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演員們的表演出色，但這個闡述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期的曆史戰爭片，和真實的曆史有不少不符之處。
曆史就是曆史，沒必要用一個“國產英雄”去掩蓋兩個美國英雄(相片拍攝者約翰·馬吉（John Magee）和冒死送出相片者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揭露日軍暴行的正義行為，這種改編有“移花接木、偷梁換柱、搶奪他人功績之嫌”。我認為而麵對如此悲痛的一段曆史，僅有藝術創作是不夠的，還需要嚴謹的敘事、對真實曆史的敬畏，和認真的曆史分析。
下麵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著名的曆史老師袁騰飛的講演： "《南京照相館》：最該講的曆史真相為啥沒講?"是怎麽說的：
咱們迎來了這個抗戰勝利80周年了。 然後這個電影院裏就有很多關於抗戰的電影上映，其中呢有一個叫這個《南京照相館》。 這個電影上映之後，很快就在互聯網上引起了非常大的爭議。 有人說它是在煽動仇恨，也有人說它是還原了曆史真相，從而讓我們對民族經曆的苦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那麽為啥這部電影的熱度這麽高？ 其實在我看來啊，一方麵呢，是在抗戰勝利80周年的背景之下，這電影屬於是非常應景的作品。 另一方麵呢就是這部電影講了一段非常沉重的曆史，那就是發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殺。
這件事兒對於咱們中國人來說，那真的是不忍回顧。 當時的日本軍隊在南京城燒殺搶掠，犯下的罪行也是罄竹難書。 當然了日本人也知道自己幹的事情太禽獸了，所以對自己軍隊在南京的所作所為，那是嚴加保密，要麽是禁止拍攝。 就算有些內部隨軍記者拍了一些照片，那也逃不過審查，被打上了不許可的烙印，禁止公開發布傳播。 對於日軍來說，他們采取了一切措施，極力避免讓外界知道南京到底發生了什麽。 不過這些屠殺事件發生之後不久，國際社會就知道了。
日軍在南京城裏犯下的種種暴行，在《南京照相館》這部電影中，告訴我們的是咱們中國人，把日軍這些影像罪證傳播到世界。 咱們這個實話實說，這也是符合一部分事實的，不過在真實的曆史中，這件事兒主要是由一位名叫馬吉的美國牧師幹成的，是他把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手影視資料傳了出去，讓世界知道了這場慘劇。 而在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馬吉牧師拍攝的膠片也和另外兩本日記一起，成為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證據。
那麽在真實的曆史中，一個美國牧師為啥要拍攝大屠殺的景象? 這些膠片都記錄了什麽? 又是怎麽成為了南京大屠殺的證據的? 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個話題。
在咱們講正文之前，先得講一講這個馬吉牧師的背景。 這位馬吉牧師是美國聖公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早在1912年就來到了南京，到1937年的時候，他已經在南京生活了二十五年，所以他的中國話講的也是非常的流利。 在這段時間裏，馬吉在下關挹江門的道勝堂教堂傳教，不僅給窮人們布道，還教他們認字，並且給這些人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醫療服務。 馬吉牧師的這些善舉贏得了很多南京人的尊重和喜愛。
到了1937年7月7日，日本人挑起了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麵入侵中國。 這一年的秋冬季節，日軍占領了上海，並且逼近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 當時整個南京城裏人心浮動，大批有條件的外國人都走了，但是馬吉選擇留了下來。 他的動機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在戰爭中利用自己外國人的身份，為南京城裏無依無靠的窮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到了12月初，南京陷落在即，馬吉和南京城內的其他外國人在商量之後一致決定，效仿法國饒家駒神父在上海的做法，在南京成立一個安全區。
關於饒家駒神父的故事，我之前專門兒講過，大家要是感興趣的話，在咱們這個頻道裏搜索一下就能看了，在這兒就不多說了。
這個馬吉牧師，他們建立的這個安全區，是以美國大使館為核心，占地麵積接近四平方公裏，在裏麵設置了二十五個難民救助所。 到了12月13日南京陷落，這個安全區呢也開始運作。 當時中國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外國人，都承認這個安全區，而且承諾安全區非軍事化，希望這個安全區能阻止日軍闖入，最大程度的保護逃命的難民。 可惜整個南京城早就變成了人間地獄，獸性大發的日軍怎麽可能會把安全區放在眼裏？ 所以頻頻進入安全區燒殺搶掠。
馬吉牧師本來希望自己能夠在安全區盡可能的救助更多的難民，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不是救助的問題了。 因為日軍這麽大規模的暴行，不但讓傳統的救助工作收效甚微，而且極大的擊穿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為了阻止日軍繼續施暴，馬吉牧師也不是沒有努力抗爭過。 他經常舉著十字架站在安全區的入口，對著日軍大聲嗬斥，讓他們不得闖入。 但是日本人根本不聽他的，該發生的悲劇還是發生了。
不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馬吉並沒有被沮喪擊垮。 他決定用另一種方式為慘死的難民做點什麽。 他選擇的方式就是用影像把日軍的暴行記錄下來，正好馬吉牧師有一個16毫米的膠片攝影機，這玩意兒在當時可是一個稀罕物。 他平時就拿著這部攝影機記錄一下教堂的各種活動，早就把攝影機這種高端貨弄明白了，於是當日本人在安全區內外不分無差別的屠殺難民時，馬吉就拿起了自己的攝影機盡可能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拍了下來。
在他的鏡頭裏，有渾身鮮血的小女孩，有頭蓋骨被砍開卻僥幸活下來的小男孩，有眼神呆滯的母親，有燒毀的房屋，有被拖走的屍體，還有那些躲在教堂牆角瑟瑟發抖的難民。 這些場麵就連日軍自己的隨軍記者都不能隨便拍攝，怎麽能讓一個外國人拍下來呢？ 這是因為啊，馬吉拍的很多東西，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後果現場。像什麽傷員屍體，被燒毀的房屋，被砍傷的平民，遭到強奸之後的幸存者等等，這些影像都是在日軍施暴結束離開之後，馬吉牧師在安全區內拍攝的。
在當時，日本表麵上還在維持一個文明國家的形象，盡量避免和歐美國家撕破臉。 因此日本人麵對一個美國傳教士，還算是客氣的。 盡管這樣，馬吉還是萬分小心，因為在當時的南京城裏有不少日軍已經失去了最起碼的理智和人性，真要是和這幫禽獸硬碰硬的話，倒黴的還得是自己。 因此馬吉每次拿出攝影機都會非常謹慎，一方麵是保證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麵就是保證拍到的東西能夠清晰證明這就是日軍暴行的後果。
到了1938年一月，持續六周的大屠殺終於結束了。 日軍一方麵對外聲稱南京的秩序已經恢複，另一方麵又強迫那些躲在安全區裏的中國人回家，這實際上啊就是解散安全區。
馬吉牧師知道接下來他已經沒有了特殊身份的保護，日軍隨時都有可能搜查他，所以他必須盡快把手裏的膠片給送出去。 於是他把原始的膠片剪成了很多段，並且給每一段都做了一份拷貝。 當一些傳教士和西方外交官撤離南京的時侯，馬吉就把分成數段的膠片，交給幾個信得過的友人，其中包括美國紅十字會的成員，美國使館的工作人員等等。 他們有的人把膠片藏在了行李當中，有的人把膠片藏在了大衣的內襯裏，穿在身上帶到了上海的外國租界，還有的人把膠片藏在了外交郵袋當中，因為外交郵袋受到這個《維也納外交公約》的保護，所以不受日軍的檢查。 可以說，這是當時最安全的運輸方式。 而這些藏在外交郵袋中的膠片也安全抵達了上海租界和香港，最終輾轉送到了美國。
在馬吉的膠片到達美國之前，他和其他的西方人就已經用電報的形式，把南京城的悲劇報道給了外界。在1938年一月就已經讓西方媒體嘩然。
當時日本外務省內部警告大本營，如果繼續放任南京局勢，將會嚴重損害國際形象，特別是與美國的關係，甚至直截了當的說，南京之暴行因外人廣泛目擊，已無可能壓製，須有人對此負責，所以上海派遣軍司令長官鬆井石根也被撤職編入預備役，這也是日本對外戰爭曆史中，罕見的因為民事擾亂而更換高級將領的案例。
到了1938年春天，馬吉牧師也回到了美國，他立刻著手剪輯這些膠片，最終剪出來了十分鍾左右的成片。這是曆史上唯一一份在南京大屠殺時拍攝的影像資料。 隨後馬吉牧師把成片在教會紅十字會，大學和媒體機構中放映，而且馬吉親自出席放映會，給美國人現場講述南京城內發生的慘劇。
對於馬吉牧師來說，播放這些影片有兩個目的。 一是為南京幸存的難民爭取到更多的人道援助，二是出於傳教士的正義感，他就是要揭露南京城裏日軍的暴行。
等到這部影片放映之後，立馬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 在一些美國城市，觀眾還沒等到影片結束就淚灑當場，當時包括這個《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多家美國媒體，對南京暴行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報道。 大量美國教會和民間機構了解到南京的慘狀之後，紛紛慷慨解囊，對中國捐款捐物。
與此同時，影片中展示的日軍暴行也讓美國社會開始對日本有所警覺，甚至有人開始質疑美國政府的中立政策。 他們說，既然我們親眼看到了日本人犯下這些暴行，美國政府應該出手製止。 為什麽還要對日本保持中立？ 還有一部分國會議員看了馬吉的影片之後，強烈呼籲不能光在嘴上譴責日軍的暴行，起碼要有所行動才行。 這些民意的出現也成了美國對日本政策轉變的先聲。
而日本方麵得知馬吉放映影片，一開始還試圖辯解。 日本駐美國大使館還私下抗議美方傳播歪曲中國戰爭真相的影片。 而日本軍部從此之後，也加強了對戰地記者的管控，更多的照片被打上了不許可的印戳。
雖然從後麵的曆史進程上看，馬吉的影片沒有改變日軍在中國肆虐囂張的氣焰，但是西方世界對於日本觀感的急劇轉向，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這樣的轉向在幾年之後，也終於把日本推向了全麵與英美開戰的不歸路。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盟軍準備在日本首都東京審判戰犯，馬吉的影片就成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證據。 雖然馬吉本人沒有出席東京審判，但是他的影片，作為第146號呈堂證據，被中方檢察官向哲濬正式提交，並且當庭播放。
在這裏多說一句，在日本投降之後，日軍曾經是有計劃的銷毀各種罪證。 而在當時的審判現場，鬆井石根的辯護律師也聲稱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南京城內發生了大屠殺，更沒有證據能夠表明鬆井石根需要對此負責。
針對這些問題，中方檢察官向哲濬先是調取了鬆井石根親自簽發的命令，其中就有發揚日本威武而使中國畏服的說辭。 向哲濬還特別提醒法庭注意畏服的含義，這清楚地表明鬆井石根，不但對南京的暴行知情，而且是縱容的態度。
至於南京城裏到底發生了什麽? 那麽最有力的證據當然就是馬吉的影片了. 這個短短十分鍾的影片在法庭播放的時侯,成了整個審判中最沉重最沉默的時刻之一. 當時的一名記者回憶說,影片結束時整個法庭像是被凍結了,沒有人開口,隻有死一般的沉默。 等到影片放映結束幾分鍾了，法官才緩過神兒來，敲錘繼續審判。
麵對這樣鐵一般的證據，鬆井石根和其他幾名被告，要麽低頭不語要麽閉眼不看。 而日方辯護團律師表示，這是非官方的私人影像，有可能是被惡意剪輯加工的，不能作為呈堂證據。
不過，法官在仔細審閱了其他的材料之後，駁回了日方辯護律師的意見，給出的理由是影片由可信第三方，也就是美國牧師拍攝，經由諸如紅十字會美國國務院這樣的中立機構傳遞，並已在多方核實。法官們最後聲明，本影片具有目擊者拍攝，未經敵對政府操控的特性，可采信為證據。 這是戰爭審判史上首次使用影片作為動態直接證據。
馬吉這個影片的播放，讓南京大屠殺這一詞匯正式進入了國際法庭話語體係。
當然了，如果中方隻能拿出馬吉的影像資料，那也隻能是孤證。
幸好啊，當時的南京還有不少外國人留下了他們的證詞和日記。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國人拉貝的證詞和美國人魏特琳的日記。
拉貝是德國西門子公司在南京分部的負責人，同時也是一名納粹黨員。 當時日本和納粹德國的關係非常近，可以說是合作無上限的準盟友。 作為一個納粹黨員，如果貫徹黨性的話，拉貝理應是對日本軍隊的暴行充耳不聞。 但是他出於人道主義的原則，出於最基本的人性，不僅牽頭建立南京安全區，積極保護中國難民，還在南京大屠殺之時抗議日軍暴行，並把自己看到的一切記錄在案。
在那段日子裏，拉貝幾乎每天都以德國納粹黨員的身份，向駐南京日軍發出抗議：比如我親眼見到3名中國女性被拖進巷子，半小時後出來衣不蔽體，再比如日軍從平民中隨意拉人槍斃等等。
等到了1938年2月，拉貝調回德國之後，也把這些抗議信和手稿帶了回去，他還想著在德國國內講述自己在南京看到的慘劇，結果就遭到了蓋世太保的敲打，命令他不得公開談論南京事件。
而到了1946年東京審判的時候，此時的拉貝生活困頓身體狀況極差，雖然國民政府力邀他來東京，但是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能到東京出庭作證了。 即使如此，他當時保存下來的抗議公函也成了至關重要的呈堂證據。 比如有一封他寫給日本軍方的抗議信裏麵就說，日軍不顧安全區的標識和國旗，持續在區內抓人槍殺強奸婦女，我作為德國國民納粹黨員，無法理解這與日本皇軍仁政的精神有何相符之處。
拉貝的大量抗議信內容，和馬吉牧師的膠片完全能夠相互佐證。 而且如果一個納粹黨員都對日軍的暴行無法忍受，那麽這些日軍究竟有多麽的禽獸不如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拉貝之外，美國人魏特琳的日記也非常重要。 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教務長，她每天都在目睹日軍的暴行，幾乎天天都有婦女被日軍強行帶走暴力侵害。 為了阻止日軍暴行，魏特琳多次一個人站在大門口，阻攔持槍日軍入侵，但是根本無濟於事。 在此期間，她多次嚐試聯係日軍憲兵警察，德國使館，南京安全區委員會，留下了大量抗議記錄和對日軍無視承諾的筆記。
不幸的是，這個魏特琳在經曆了南京大屠殺之後，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最終在1941年自殺。 而她的日記在東京審判中作為重要的旁證，被用來支持日軍指揮官未加遏製士兵暴行的指控。
就這樣，馬吉的影片，拉貝的抗議信，和魏特琳的日記形成了三角互證結構，提高了證據鏈的強度。 可以說正是這些國際友人的影像記錄和文字證據，才構成了給南京大屠殺的元凶首惡們定罪的關鍵。
我原來寫的拉貝的文：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182/201806/35552.html
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戰爭罪行，其血腥與殘忍震驚了全世界。南京大屠殺是每一位中國人都不應忘記的曆史傷痛。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這一慘案卻幾乎被世界遺忘。
直到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挺身而出。1997年11月，她的著作《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出版。張純如通過大量原始檔案、第三方目擊者的記錄，以及中、日、西方的多重視角，全麵揭示了這段被遮蔽的曆史。她在1999年曾說過：“南京大屠殺終於在世界曆史中展開了自己最真實的那一頁。”
我曾專程前往她的墓地，悼念這位用筆與良知守護曆史真相的傑出華裔作家：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25182/202109/10280.html
今年是二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讓我們再次回望張純如為《南京大屠殺》所寫的前言。她的文字沒有渲染“仇恨教育”，而是以冷靜與真實，向世人呈現了一場人類曆史上慘烈的悲劇。
她書的前言如下：
“人類殘忍對待同胞的編年史講述著漫長而令人痛心的故事，但是如果說這類恐怖故事中人類的殘暴程度確實存在差別，那麽世界曆史上極少有什麽暴行可以在強度和規模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行的南京大屠殺相比。”
“毫無疑問，在日軍侵略中國的14年中，出現過無數難以付諸筆墨的暴行。我們永遠無法巨細無遺地了解，在千千萬萬個曾遭受日軍鐵蹄蹂躪的城市和鄉村中，究竟有過多少悲慘事件。但我們清楚地知道發生在南京的慘案，因為當時的一些外國人親眼目睹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並將消息傳播給世界；另外，一些親曆大屠殺的中國人僥幸生還，成為目擊證人。如果有哪個曆史事件可以揭露肆無忌憚的軍事冒險主義十惡不赦的本質，南京大屠殺是最好的例證。本書講述的正是這個事件。”
“更重要的是，如果將對特定時空範圍內日本人行為的批評等同於對全體日本人民的批評，這不僅是對那些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奪去生命的男女老少的侮辱，也是對日本人民的傷害。本書無意評判日本的民族性格，也不想探究什麽樣的基因構造導致他們犯下如此暴行。本書要探討的是文化的力量，這種力量既可以剝去人之為人的社會約束的單薄外衣，使人變成魔鬼，又可以強化社會規範對人的約束。”
“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我腦海中一直縈繞著喬治·桑塔亞納的不朽警句：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注：文中部分內容來自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