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六十二年前的照片能夠保持至今，實屬不易，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那年的爸爸還沒有成家，雖然受到牽連遭遇審查，雖然工資被一次次割得很低，但是在衛星中學的十幾年裏，爸爸在他最好的年紀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他的才華與人格魅力、身上所特有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清高，讓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都視爸爸如楷模、如父親般的敬重。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在曆史轉折中，迎來了撥亂反正，大量錯案得到平反昭雪。那段時間裏，我也是隱隱地感覺到周邊明顯的變化，好像人人都能嗅到一縷希望，仿佛空氣也變得明亮起來。
直到有一天放學回家，我一個人在房間裏做功課，家裏來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是找爸爸，齊耳的短發幾乎都已發白，她對我說：「妹妹，你爸爸還沒有回家，我就跟你說幾句，我是培明女中的校長。」她告訴我：「你父親被告知平反時很激動，所以今天我來看看他。」她還指著自己的一隻眼睛，用她那濃重的上海話對我著說：「妹妹你看，我的這隻眼睛是看不見的，被他們鬥瞎的。」
妹妹是上海人對小女孩的稱呼，提及的「鬥」則是指文革時期被批鬥迫害的過往。
那天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大人般地被對待，我認真地傾聽，不多的話語中，令我感受到的是他們那一代人曾有悲涼與內心的不屈。
這也是我唯一一次正麵聽到爸爸平反的事情，結合後來知道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武漢的經曆，他們都是一批的，那些複雜與漫長歲月中所造成內心的痛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
正式平反前爸爸已經重新得到重用，離開了衛星中學，而衛星中學在一九八零年七月被合並後也已經不存在了，當年的校址，如今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所學校的地址。在我認識的衛星中學的老師們、在他們的故事中，動蕩時期的衛星中學雖然也未能幸免爭鬥，但它似一顆平凡的星星，讓那些在黑暗裏走路的人們有過光亮、有過棲息。
那些走出衛星中學、走向世界的莘莘學子，那些師生情，同窗誼，從來就沒有消失。
衛星中學，有一屆又一屆學生們的青春，有老師們、父輩們，那一代人的人生足跡，還有我對它的記憶。
師恩難忘，每年教師節，當我讀到「一支粉筆，點撥知識王國的迷津；一塊黑板，記下了老師的無限深情；一個講台，映著老師的艱辛；三尺教鞭，指點通向理想的道路。在這不尋常的日子裏，敬祝老師幸福快樂！」我會淚眼盈眶！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世界日報）
衛星中學（下）
天涯為客 (2025-08-21 11:10:57) 評論 (0)
這張六十二年前的照片能夠保持至今，實屬不易，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日，那年的爸爸還沒有成家，雖然受到牽連遭遇審查，雖然工資被一次次割得很低，但是在衛星中學的十幾年裏，爸爸在他最好的年紀裏，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他的才華與人格魅力、身上所特有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清高，讓這些學生中的很多人都視爸爸如楷模、如父親般的敬重。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在曆史轉折中，迎來了撥亂反正，大量錯案得到平反昭雪。那段時間裏，我也是隱隱地感覺到周邊明顯的變化，好像人人都能嗅到一縷希望，仿佛空氣也變得明亮起來。
直到有一天放學回家，我一個人在房間裏做功課，家裏來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是找爸爸，齊耳的短發幾乎都已發白，她對我說：「妹妹，你爸爸還沒有回家，我就跟你說幾句，我是培明女中的校長。」她告訴我：「你父親被告知平反時很激動，所以今天我來看看他。」她還指著自己的一隻眼睛，用她那濃重的上海話對我著說：「妹妹你看，我的這隻眼睛是看不見的，被他們鬥瞎的。」
妹妹是上海人對小女孩的稱呼，提及的「鬥」則是指文革時期被批鬥迫害的過往。
那天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大人般地被對待，我認真地傾聽，不多的話語中，令我感受到的是他們那一代人曾有悲涼與內心的不屈。
這也是我唯一一次正麵聽到爸爸平反的事情，結合後來知道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武漢的經曆，他們都是一批的，那些複雜與漫長歲月中所造成內心的痛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
正式平反前爸爸已經重新得到重用，離開了衛星中學，而衛星中學在一九八零年七月被合並後也已經不存在了，當年的校址，如今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所學校的地址。在我認識的衛星中學的老師們、在他們的故事中，動蕩時期的衛星中學雖然也未能幸免爭鬥，但它似一顆平凡的星星，讓那些在黑暗裏走路的人們有過光亮、有過棲息。
那些走出衛星中學、走向世界的莘莘學子，那些師生情，同窗誼，從來就沒有消失。
衛星中學，有一屆又一屆學生們的青春，有老師們、父輩們，那一代人的人生足跡，還有我對它的記憶。
師恩難忘，每年教師節，當我讀到「一支粉筆，點撥知識王國的迷津；一塊黑板，記下了老師的無限深情；一個講台，映著老師的艱辛；三尺教鞭，指點通向理想的道路。在這不尋常的日子裏，敬祝老師幸福快樂！」我會淚眼盈眶！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世界日報）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在曆史轉折中，迎來了撥亂反正，大量錯案得到平反昭雪。那段時間裏，我也是隱隱地感覺到周邊明顯的變化，好像人人都能嗅到一縷希望，仿佛空氣也變得明亮起來。
直到有一天放學回家，我一個人在房間裏做功課，家裏來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說是找爸爸，齊耳的短發幾乎都已發白，她對我說：「妹妹，你爸爸還沒有回家，我就跟你說幾句，我是培明女中的校長。」她告訴我：「你父親被告知平反時很激動，所以今天我來看看他。」她還指著自己的一隻眼睛，用她那濃重的上海話對我著說：「妹妹你看，我的這隻眼睛是看不見的，被他們鬥瞎的。」
妹妹是上海人對小女孩的稱呼，提及的「鬥」則是指文革時期被批鬥迫害的過往。
那天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大人般地被對待，我認真地傾聽，不多的話語中，令我感受到的是他們那一代人曾有悲涼與內心的不屈。
這也是我唯一一次正麵聽到爸爸平反的事情，結合後來知道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武漢的經曆，他們都是一批的，那些複雜與漫長歲月中所造成內心的痛苦，不是我們能夠想象的。
正式平反前爸爸已經重新得到重用，離開了衛星中學，而衛星中學在一九八零年七月被合並後也已經不存在了，當年的校址，如今也已經變成了另外一所學校的地址。在我認識的衛星中學的老師們、在他們的故事中，動蕩時期的衛星中學雖然也未能幸免爭鬥，但它似一顆平凡的星星，讓那些在黑暗裏走路的人們有過光亮、有過棲息。
那些走出衛星中學、走向世界的莘莘學子，那些師生情，同窗誼，從來就沒有消失。
衛星中學，有一屆又一屆學生們的青春，有老師們、父輩們，那一代人的人生足跡，還有我對它的記憶。
師恩難忘，每年教師節，當我讀到「一支粉筆，點撥知識王國的迷津；一塊黑板，記下了老師的無限深情；一個講台，映著老師的艱辛；三尺教鞭，指點通向理想的道路。在這不尋常的日子裏，敬祝老師幸福快樂！」我會淚眼盈眶！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四年九月五日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