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六七年，那個時代，那年年初，上海的大家庭遭遇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抄家」。
被抄家的那一天，確切地說是那幾個小時裏，老宅裏樓上樓下的每個房間裏所有值錢的東西，大到有兩麵大鏡子的紅木衣櫥、小到首飾、銀元、書籍、飾品等等，該沒收的家庭財產統統被拿走了，撒落一地的悲涼、留下一片的雜亂、以及不敢吭聲的一群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這隻不起眼的箱子卻默默地還在外公的房間裏，普普通通的它沒有成為紅衛兵們的抄家「戰果」。沒有被搬走，就這樣繼續跟著外公呆在老宅裏。
鬥轉星移、世事變化，隨著城市的更新改造，老宅被拆。在沒有固定住所過渡在外的幾年裏，這隻箱子也是跟著外公輾轉各處，直到一九八九年搬入位於長寧區內環的新公房。大家庭裏的孩子們在時代的變遷與發展中漸漸長大成人，日就月將、各赴前程，沉浸在忙綠的生活中，一天又一天。
二零零一年初，活了一個世紀的外公走了，之後因為房子無人居住打算用作他用，當時已經移居海外的表哥回上海著手清空房間裏麵的東西。有一天母親說：「爹爹（注:上海話外公的叫法）有隻箱子沒人要。」
我隨口應了一句：「沒人要的話就給我吧。」
清晰地記得當時說這話的我，既不清楚是什麽樣的箱子，也沒有多問，作為孫輩中排行最小的一個，外公從小對我寵愛有加，所以想到的就隻是要把東西保存下來，扔了太可惜。
就這樣，大家庭裏問過一圈後沒人要的這隻老箱子，被搬去了父母家。放在父母家的天井小屋裏，這一放又是二十餘年。
去年十月我回上海，疫情原因被統一隔離了十天，出關後第一件事情就去看了父母的房子。時光流逝，歲月不居，父親去世後母親繼續留在舊金山生活，這次輪到我回去著手整理清空父母的房子。
房子久不住人，期間政府統一對高樓外牆裝修，施工時不僅把天井小屋的門和窗的玻璃都損壞而碎地一片，天井裏厚厚的垃圾更是無人理會，箱子就放在天井小屋裏的門旁邊，少不了受到多年的風吹和雨襲。
那段時間裏，我每天窩在房間裏麵集中精力努力做事，整理出大量的書籍信件、證件證書、相冊筆記、衣物用品、鍋碗瓢盆後，唯獨忘記了天井小屋裏還有那隻老箱子。
直到叫來了清理工的那天，我忽然猶豫是留還是棄。糾結下來還是決定不能丟棄時，其中一位女清理工豪爽地說幫我送去我家。於是，老箱子放在她的助動車上，一溜煙而去，我走在後麵，遠遠地看著箱子，陽光下，風吹過，心中油然而生起一股莫名的惆悵。
老箱子放在寬大的客廳中央，我站在旁邊靜靜地看了一會兒，也是第一次看清眼前的這隻老箱子。
箱子長約八十厘米，寬和高也就是五十厘米上下，矩形側麵的四角柱是古老的榫卯結構，榫頭與卯眼在凹凸之間把木頭與木頭連接成直角，緊密地鑲嵌、穩穩地站立。箱子很特別，帶有底座，四周突出，被厚實的木條圍起來，看上去更顯牢固。
箱麵依稀看得出原本的朱紅大漆，夾雜著長年累月的斑駁；箱蓋上有一條細縫，拚接得並不嚴密。打開箱子，黑色漆裏，不露木胎。箱鎖造型很簡單，就是一根鎖插插進箱蓋和箱身上銅片對應的孔裏，便是上了鎖；箱側兩旁的提手倒是比鎖插厚粗而顯堅實。
如此平庸、老舊的一隻箱子，看不出絲毫的華麗與精湛，那天我戴上手套裏裏外外細細地擦了一遍後，呆呆地坐在地板上，回味著打開箱子時，還有一陣撲鼻而來的木頭特有的香氣，忽然覺得把它留下來是對的。
物也好人也罷，本質上是孤獨的，就如眼前的這隻箱子，粗算一下也是有一百五十年了吧，熬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十年、二十年，經曆過多少歲月的溝溝坎坎、滄海桑田，目睹過多少人事的故去與變化，也隻有它自己知道。
出於好奇箱子有底座，我還查了資料，得知帶有底座的衣箱是明代開始流行，入清以後，民族地域的緣故，為適合炕上疊放而無底座的衣箱開始增多。至於材料，因樟木味道不易婦女，明代的箱櫥多用杉木，而我聞到過的木香分明也不是樟木香。所以老箱子的年份可能遠不止一百五十年吧，不由的萬千感慨、湧上心頭。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歲月留下的這隻老箱子，如今安靜地放在上海、我家客廳的一角……
（此文首載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日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