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專著《被忽視的中華民國》（作者中文譯名韋唐仕 ）用史實證明，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毛澤東趁日本侵華之機，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靠暴力、宣傳加共特顛覆的。《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 （一九零五－一九七二）可與《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裏德（ 一八八七－一九二零）相提並論。裏德是共產國際收買和利用的紅色筆杆子，他罔顧事實地宣傳不仁不義的列寧和“十月革命”與理想無關，是私欲的作用。
張威在專文《一九三六：斯諾赴紅區采訪的台前幕後》中則證實經濟誘因是斯諾冒險去蘇區的一個原因，這之前斯諾早已是共產國際間諜的親密戰友。但一直到美國的麥卡錫時代，斯諾才被公認為“共產黨的走狗”、“賣國賊”、“左翼記者中最成功的一個”，他的報道“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毛澤東則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我們絕不會忘記這一點。”正是斯諾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偽造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硬是把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災星包裝成了大救星。
裏德在蘇聯死後，是三個受到蘇共厚葬的美國共產黨徒之一。斯諾則與史沫特萊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杆子。
斯諾還象裏德一樣也為蘇共作過宣傳，於一九四七年發表過《斯大林需要和平》。張戎夫婦的研究成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透露，在莫斯科禁止毛澤東再接待斯諾後，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派斯特朗周遊列國，為他宣傳。斯特朗遵命寫作文章《毛澤東思想》和書《中國的黎明》，宣稱毛澤東“用馬克思、列寧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方式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整個亞洲可以從中國學到比蘇聯更多的東西”，還斷言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響了歐洲有些政府戰後的模式”。
正是因為有這些洋奴才的存在，被正人君子視為赤匪的共產黨才得以顛覆以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為宗旨，以憲政為目標的中華民國。介紹洋奴才的所作所為，是希望讀者明白共產黨的宣傳多麽狡猾，多麽害人。
共產黨的根源
《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出版。主要作者德國人馬克思對世界充滿仇恨。“我剩下的隻有仇恨”之類的獨白在其作品中屢見不鮮。與他一起在倫敦搞過第一國際的俄國同類巴枯寧（Bakunin）表示：“馬克思是極度自大的，自大到肮髒和瘋狂。”《共產黨宣言》不是馬克思的自由創作，而是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同盟交給他的任務。馬克思靠恩格斯的協助才得以完成這一欺世大謊。《共產黨宣言》蔑視天理人倫，把有產階層視為敵人，號召用暴力剝奪私有財產，砸爛社會秩序，推翻現有製度。《共產黨宣言》以“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開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結束，對心懷不滿的青年極具煽動性、誘惑力！《共產黨宣言》蔑視人權，宣傳暴力，美其名曰“革命”，自然會被正人君子視為禍害而遭到抵製。所以，馬克思在倫敦死時，還是個不受歡迎的文痞。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產黨宣言》獲得各國痞子的共鳴，導致共產暴力到處蔓延。一九一七年，以列寧為首的共產暴徒終於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篡奪俄國政權。一九一九年，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受蘇共掌握的第三共產國際，企圖顛覆別國政府，赤化世界。
中共聽命於莫斯科
列寧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也即共產國際後，開始在各國秘密組建分部，妄圖奪取各國政權。裏德在同年成立第一個美國共產黨。在中國，反傳統反道德的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開始宣傳外來邪說。一直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後，荷蘭共產黨徒馬林被派到中國，才於一九二一年召開了隻有十五個中外共產黨徒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給中共提供經費不說，還給中共培訓職業幹部比如王明和康生。中國共產黨也象美國共產黨一樣，從一開始就聽命於共產國際。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各國共產黨都在本國搞恐怖活動。比如，保加利亞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企圖暗殺保加利亞皇室，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保加利亞皇帝及其部長卻得以幸免於難，諸如此類。德國納粹、日本法西斯等的興起與共產黨搞無視私有財產、民族文化和國家利益的國際恐怖活動密切相關。
共產國際於一九三七年曾組織三千人的紅色縱隊前去西班牙支持西共的暴政。白求恩等外國共產黨徒則在西共失敗後到中國支持中共。
鑒於共產黨在美國的違憲活動，裏德被起訴後逃亡蘇聯。遺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麥卡錫為代表的政要才得以逐步促使美國政府調查和清除紅色勢力。一九四七，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發表了對外政策谘文，聲明：世界已分成兩個敵對營壘，蘇聯的極權主義“危害著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承擔責任，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的途徑，“支持各國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四九年宣布，美國共產黨是“教唆人們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陰謀組織”。美共轉入地下，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共才在改頭換麵後，重新獲得合法地位。美共從成立起一直接受蘇共的經費，在一九八七年達到三百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共批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後，才失去蘇共的經援。
在美國秘密加入共產黨的也有華人比如冀朝鼎。這些紅色華人都算共特，都暗中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而出力。冀朝鼎於一九四一年被派回中國，成為中華民國財經界的要員，他利用其職務和地位，“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為解放區購買醫藥器械，掩護許多地下黨員工作。”冀朝鼎一邊領取國民政府的俸祿，一邊破壞中華民國的經濟，堪稱民族敗類。他的弟弟冀朝鑄一九五零年回到大陸，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可悲的是冀朝鑄也隻能在美國才能出版英文回憶錄《毛的得力助手》。這本書因不夠客觀，且無深度， 替自己說話而被平寬譯室的主持人中斷翻譯。一九七零年，斯諾到中國為毛共的國慶捧場，在天安門上與毛匪亮相時為他們翻譯的就是冀朝鑄。一九七二年，尼克鬆到北京，周恩來身後的翻譯也是冀朝鑄，然而在中共發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來身後的冀朝鑄卻被抹殺了。這位毛助手九十年代還出任過聯合國副秘書長。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為了與美國和英國聯合抵製德國納粹才宣布解散共產國際－這個違背各國憲法的國際恐怖組織。
共產恐怖組織沒能顛覆美國和英國，但卻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顛覆了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黨及其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以毛澤東為首的共匪趕到了台灣。共黨霸占中國後，血腥整人運動不斷，至少八千萬大陸人死於非命。當台灣人可以象各國人一樣在公園煉法輪功的時候，大陸人卻會因為信仰法輪功而慘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
共產國際的各國成員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在中共當局對外國共產黨員的態度上也可得到印證。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別發行了一套郵票以“中國人民之友”紀念對中共貢獻最大的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 。這三個紅色筆杆子都為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篡奪政權，顛倒黑白，抹黑民國政府，美化蘇區共匪。與他們相關的扭曲真相的紅色宣傳品無數，其中以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造成的效應最大。中共媒體宣稱，它“一個月之內，五次再版，美國國務院把這本書列為是美國官員了解中國的二十本必讀書之一”，鳳凰衛視網站上還有文稱“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紅星照耀中國》 調整了對華政策”。
斯諾與讓他一見鍾情的海倫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歲的斯諾靠混船票跑到繁華的上海尋找出路。他很快成為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羅的筆杆子。斯諾在上海的紅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發表了不少報道，影響了不少讀者，其中之一叫海倫（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倫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特意帶著剪輯的一大本斯諾報道約見作者。對海倫的一見鍾情讓在上海的美國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諾打消了離開中國的念頭。海倫拒絕了斯諾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諾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書稿《遠東前線》後，他倆才於一九三二年聖誕節結婚。
在民國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
鳳凰衛視的斯諾宣傳片采訪過的武際良在海倫百歲冥誕時發表紀念長文《綿綿不絕中國情》，其中表示，“海倫稱：她和斯諾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時期，是一個‘二人工作隊’，一個‘工合’式的成就，而且為不少人和曆史事件提供過動力”。“工合”全名為“美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是在海倫的建議下由另一個國際共運成員路易·艾黎出麵於一九三八年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紅色經濟組織，打著迷人的旗號，暗中支持共黨。海倫為此寫作宣傳品《中國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運動紀實》。
一九三三年春，斯諾夫婦遷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諾從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應燕京大學新聞係主任梁士純邀請，任燕大新聞係客座講師，以教師身份搞紅色宣傳。而燕京大學本來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團體依靠他們的財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教會大學。就是說在與共產主義對立的教會大學，紅色鼴鼠也能出任教職，宣傳違背基督的邪說，可想而知紅色勢力如何無孔不入了。
共產國際為了阻止民國政府消除共產共妻的紅色恐怖主義，一再挑動幼稚的愛國學生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將共產國際與民國政府的矛盾轉嫁為中日兩國的矛盾，混淆視聽，欺騙民眾。斯諾夫婦把中共地下黨員撰寫的《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譯成英文，打印數十份，分送給駐北平的外國記者，通過他們製造國際輿論和壓力。 在斯諾的家還密謀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具體步驟。海倫寫了造成一百多人受傷的“一二·九”的係列報道，連續發表在紅色周刊《密勒氏評論》上達半年之久。
參與“一二·九”的燕大學生黃華和龔普生、龔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諾的家，都受到紅色宣傳的迷惑。黃華和龔澎於一九三六年，龔普生於一九三八年分別加入共產黨。斯諾夫婦協助發起的所謂“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導致一大批愛國青年象黃、龔一樣誤入歧途，成為馬列子孫。對此武際良寫道，“由於海倫當時表現得十分活躍，北平學界不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學者胡適曾在一次教職工會上誣稱：‘這次運動是由斯諾夫人發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錢，就是得了羅斯福總統的資助。’”
如果說魯迅是宣傳蘇共的頭號中文筆杆子的話，那麽，斯諾就是宣傳中共的頭號英文筆杆子。也因此最遲從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諾就開始著手配合共產國際宣傳魯迅，準備翻譯出版英譯本魯迅小說選集。魯迅日記在二十一日記載：“晚晤施樂君。”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諾就可能通過賽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編的英文月刊《亞洲》上發表評論和譯作，吹捧魯迅。一九三六年五月，為了把魯迅等文痞當作“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推向世界，斯諾在翻譯姚克的陪同下采訪魯迅。同年由斯諾夫婦在楊剛等紅色文人的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就在共產國際的老根據地倫敦出版。此書推介了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包括楊剛的自傳性小說《日記拾遺》。此前海倫就在楊剛的幫助下，以“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為名發表論文，推薦接受中共領導的紅色筆杆子， 這篇論文作為附錄編入《活的中國》。然而在紅色中國，楊剛於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殺身亡。
對《活的中國》斯諾在他的自傳《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中承認：“作為藝術，這本小書可能沒有什麽意義”。（《外國友人憶魯迅》，第四十六頁）然而當時魯迅們“聽將令”寫出的宣傳品讓斯諾夫婦深受誤導，海倫在回憶編譯《活的中國》的體會時寫道：“一個人隻有親身領教了這種嚴酷、落後、充滿迷信與殘暴製度，才能識別共產黨人努力從基層改變中國的了不起的進步性。” 因此，武際良斷定，“兩個斯諾通過編譯《活的中國》，為他們後來，為什麽一定要冒險訪問陝北，探索中國革命的真相，寫作《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的思想背景作了鋪墊。”
斯諾不僅積極配合紅色勢力顛倒黑白，吹捧魯迅，還歪曲事實，宣傳“共匪”，欺騙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慶齡按毛澤東的指示，安排斯諾和馬海德在假牧師董健吾帶領下，通過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劉鼎，違背國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潛入共產國際在中國割據的蘇區。斯諾是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馬海德則是蘇區的第一個外國醫生，從此分別成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幫手。
海倫隨後想到延安，但隻抵達西安，於是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訪張學良後，在《密勒氏評論》等紅色媒體上發表《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這之後又在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喉舌《中國呼聲》上發表《東北軍想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報道。對此武際良稱，“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最早向國內外公眾透露出要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呼聲”。就是說，海倫不僅協助斯諾包裝毛澤東及其共黨，而且還參與共黨為發動“西安事變”而搞的紅色宣傳。
一九三七年，海倫通過黃敬（俞啟威）獲知延安五月要舉行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於是與去開會的黃敬於四月趕到延安。海倫象斯諾一樣在蘇區受到四個月的款待，采訪了斯諾沒能見到的朱德等共匪頭目，補充了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相關內容和照片。海倫在延安期間，又名“七·七事變”的“盧溝橋事變”發生。
海倫協助中共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迷惑世人，她還把毛澤東對她撒的謊以《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為題，先在北平出版的紅色雜誌上發表，後被巴黎出版的紅色《救國時報》轉載，為毛澤東誤導國內外民眾。海倫宣稱，“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國的縮影。”
斯諾夫婦為毛澤東竊國撒謊騙人
毛澤東借斯諾夫婦傳播了無數的謊言，眾所週知的有被張戎夫婦證偽的“飛奪瀘定橋”和“紅軍長征北上抗日”。
毛澤東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居然表示，共產國際不是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外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除此之外，毛澤東還以被通緝之身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麵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
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諾的相關宣傳比如《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有紅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體發表。斯諾竭盡美化毛澤東，宣傳共產黨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產黨員比如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邵力子的協助下，惡棍與匪區被漂白， 斯諾們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澤東和蘇區，其中包括於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發行《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也在倫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產黨員胡愈之等翻譯後在上海發行中譯本。為了吸引讀者，迷惑世人，改名為《西行漫記》。
斯諾的宣傳在“西安事變”後，通過尾崎秀實在日本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以《五千英裏的大進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記錄》和《毛澤東自傳》為題發表。
對此，張戎夫婦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道，“斯諾寫的一切都經毛細細過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諾卻稱毛“絕沒有審改任何我的東西”。“《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毛和中共的看法”。不僅如此，“斯諾的書在中國激進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參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產黨最早的成員。”
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先被地下黨員譯成中文加以傳播， 後於一九三九年在國外發行。為了混淆視聽，海倫還用了匿名：尼姆·威爾斯。斯諾夫婦的紅色宣傳迷惑深遠。外國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中國人、中華文化充滿好感，但缺乏了解，讓洋鼓手能借機偷梁換柱獲取他們對中共的認可。
這些借洋奴之手炮製的紅色宣傳品誤導了中外無數的熱血青年，讓他們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味語）的共軍占領區誤作自由聖地而投奔 。斯諾們為中共迷惑世人，顛倒黑白，詆毀領導國軍保衛中華民國的蔣中正起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諾再次到延安采訪毛澤東，並在報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尋常的安詳，好像什麽事情也不會使他煩惱。他寬宏大量，同蔣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 其時蔣中正在領導國軍英勇抗日，毛澤東則躲在後方為非作歹，擴張勢力！ 斯諾為了吹捧毛澤東，而詆毀蔣中正，但司徒雷登卻在他的回憶錄中引用自己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來表達他對蔣中正的評價：
“但是對他的尊敬主要是基於精神和道德。 由於中國人受到留心注意他們的統治者道德水平的訓練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多，也沒有在這方麵發生更為精於此道的幻滅，所以這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上個十月末是蔣介石五十歲生辰，在全中國自發了她曆史上沒有先例的慶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時候，幾乎普遍都在焦慮，以及當他被釋放的消息來到的時候，強烈洋溢著的放心和歡樂。”
與此同時， 共產國際一直在成立各種組織，包括上麵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滲透民國，欺騙民眾。
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後，斯諾在其報道中，繼續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終於被國民政府取締外國記者特權，被迫回到美國，與海倫一起繼續宣傳中共。女共黨成員龔普生也於同年被周恩來派往美國，秘密搞紅色滲透。羅斯福、賽珍珠等都是她的滲透對象。她後來的丈夫章漢夫則於一九二七年在美國留學時就加入美國共產黨。“文革”時，龔普生夫婦等紅色臥底都遭到共產黨的迫害。長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於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進秦城監獄，近四年後死時，身上衣衫已經破爛不堪。
當斯諾等赤色分子在美國繼續濫用言論自由，大力宣傳共產黨，抹黑國民黨之時，因相信他們而投奔蘇區的無數愛國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論自由。《思痛錄》的作者，“一二·九”的參與者韋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歲的韋君宜被騙入共黨，於一九三九年放棄赴美留學而排除萬難投奔斯諾們讚頌的匪區。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消滅個人意誌，樹立獨裁專製的“延安整風”。韋君宜的丈夫楊述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 雖然他是因從事違法活動被國民政府抓捕過的共產黨人！韋君宜迫不得已勸說楊述，違背事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並編造謊言來向黨組織坦白交代。韋君宜們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被騙上了共產黨的賊船，把他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的竊國事業。韋君宜們被迫犧牲“自己的良心”，變成毛澤東的應聲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了他們的思想枷鎖，他們再也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連《思痛錄》也是韋君宜偷偷寫下來，遭審查刪節後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二戰後擔任過國共矛盾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胡適分別為該書作序。次日，台灣的《大華晚報》即開始翻譯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可是，這本回憶錄完整譯本至今也被禁止在牆國出版。國民政府和共產極權誰是誰非，誰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譯周惠民為了讓讀者認識“一位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未來終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認為雖是一個美國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司徒雷登”，隻好把自己的譯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聯網上發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說，“我在中國的建樹使我有名聲；在那些建樹顯然被摧毀的時刻，我出任了我國的駐華大使；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慮還都是心靈上的。我知道許多陷在（大多數是自願留下的）中國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被粗暴地對待著，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監獄，有些在心靈上和肉體上受到折磨，有些不準接觸自己的中國和其他朋友，幾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少數在這種對待下死去了。千百萬中國人受到的對待更為悲慘。許多被處死，許多因饑餓而死去。最近聽說不少於四千萬人被強製勞動。許多人寧願背井離鄉，在流亡中受苦受難。許多其他的則盼望能夠流亡在外，但是卻無法逃脫出來。”
胡適在序言中表示，馬歇爾作為調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幹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是，這個武器隻能限製、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裏，他們可以從蘇聯占領軍和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胡適認識到了美國政府的錯誤，也為美國政府指出了挽回錯誤的作法：不承認中共暴政！他繼續寫到：“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曆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
斯諾為毛共欺騙世界至死方休
在“紅星照耀的中國”，毛澤東獨掌大權的二十七年裏，斯諾三次被毛“照耀”。第一次是在毛澤東搞“大躍進”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中。中共一邊將西方媒體對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一邊把斯諾之流招到大陸。斯諾一九六零年到淪陷區後，一如既往地為中共欺騙世人。他在采訪記中寫道：“為了慶祝我們的會麵，他（毛）和我對飲了少許貴州出產的烈酒‘茅台’。他還拿出中國紅酒奉客，這種紅酒在華北的酒莊有售，售價為人民幣一元，數量不限。”斯諾們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出口轉內銷”，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中共抵擋民意的思想大棒。
斯諾在馬列中國公款旅遊了五個月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了《大河彼岸》。他專門針對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西方媒體對紅色中國存在著饑荒的報道表示，“據我所知，沒有一位非共產主義者在訪問中國期間提供出經證實的有關饑餓的例證”並斷言“我在中國沒有看到饑餓的人”。斯諾閉著眼睛謳歌暴君和暴政下的慘狀。斯諾認為，毛澤東對西方文學的知識比任何其他西方統治者對中國文學的知識要多得多，斯諾聲稱，“在整個國家中，我看到每個農民的家庭都起碼具備以下各種家庭設備，而且超過一件以上：壁鍾、收音機、暖水壺、各種家什、電燈、充足的被褥、多餘的衣服、甚至書籍等……”！
鑒於在西方，紅色中國是專製國家、獨裁國家、警察國家和搞個人崇拜的國家的同義語，斯諾就胡謅什麽因為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曆史的基因，不可能讓它一下子消除。
總之，斯諾很討毛共歡心，得以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十月，再次訪問已害死了幾千萬國民的共產暴政。這次毛共不僅發了毛澤東與斯諾會見的消息，還在《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毛澤東同斯諾會見的大幅照片。把斯諾稱為“《西行漫記》的美國作者”。
這之後，斯諾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提出到馬列中國訪問，遭到拒絕。但一九七零年早春，周恩來卻要毛共駐法國大使黃鎮盡快促成斯諾到紅色中國訪問。斯諾既是“文革”前被允許到淪陷區的最後一名外國人，又是“文革”中被毛澤東親自邀請到淪陷區的外國人。
按照竇應泰發表的《黃鎮與美記者斯諾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訪華內幕》所說，邀請斯諾，是因為“主席有許多重大的見解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傳達到西方，傳遞到世界去。經過我們反複考慮，最後才認定斯諾先生是最為合適的信使”。
一九七零年八月十四日夜，斯諾夫婦抵達中國。開始了中共需要的第三次紅色之旅。
這次斯諾與第二任妻子路易絲·維勒·斯諾被邀請參加共產黨的國慶， 象毛一樣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喇叭裏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見入選的群眾高呼毛澤東自己擬定的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斯諾夫婦在城樓上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還於十二月十八日與斯諾長談，借以向外界傳遞信息。毛的身邊人吳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澤東的五步高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始末》中透露，毛向吳表示：“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斯諾是毛需要的紅娘。毛告訴吳，“ 讓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它的說服力有時比我們自己在那裏吹作用還大呢。”
斯諾還被毛澤東用作他搞中共內鬥的道具。 毛在與斯諾談話中，針對林彪因想討毛歡心而提出的“四個偉大”，說：“什麽‘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
毛的這一講話以《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發給中共全黨學習。
我研讀過這個談話紀要，但作為“文革”同齡人，我隻能得出這不是兩個正常人在對話，而是兩個非正常人在自說自話。
我隻好請教“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她回答：“我看到過這些話所引起的後果或所指代的現實，感覺很不一樣。
比如，毛說拿老師‘開刀’，我在《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引用過。真的殺老師。
比如，毛說‘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當時就取締小型農貿市場，農民就不能賣自己的產品，成為徹底的‘奴隸’。
比如，毛說‘真正信教的很少’，他就敢愚弄煽動群眾‘革命’。
比如，毛說，‘什麽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當時真的就是把一大批共產黨幹部都‘打倒’和‘鬥爭’，手段很殘忍。”
就是說，生活在瑞士的斯諾可能也象我一樣根本不知毛在說啥，不過這個紀要泄露，他確實不是什麽外國記者，而是共產奴才。請看，他對暴君的表白：“有一個問題我還不大清楚，即主席對我講這些，是供公開發表用，還是作為介紹背景材料，還是朋友之間的交談，還是三者兼而有之”。一個稱職的記者就是要竭盡全力從公眾人物口中獲知信息並公諸於眾。隻有奴才會隻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寫作。
而毛澤東則在會談結束時表示，“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複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確實，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起就對斯諾撒謊，而斯諾則一直忠實地傳播毛的謊言，淪為共產黨的奴才，毛澤東的話筒，到死方休。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的七十七歲生日前一天， 也是西方的聖誕節第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的通欄大標題，發表毛澤東在國慶節同斯諾夫婦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照片。新華社的報道說：“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最近會見了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先生，並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斯諾又一次幫助中共欺騙了國民！此時旅居匪區的外國共產黨員比如愛潑斯坦已被毛共投入大牢，中共稱之為“美國友好人士”的斯諾則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視為危險的共產黨徒。斯諾象史沫特萊一樣因其紅色劣跡在美國受到追查，史沫特萊死在英國，斯諾則死在瑞士。
一九七一年春天，斯諾將他在北京與毛澤東的長談，整理成文，以《我們同毛澤東談了話》為題發表，代毛澤東向自由世界表示他歡迎尼克鬆以任何名義訪華，再次為中共欺騙世人，獲得承認製造輿論。這是斯諾的最後一篇“獨家內幕新聞”。一九七二年，在尼克鬆抵達北京的前一個星期，中國的大年初一斯諾死於癌症。隨尼克鬆訪華的有七十二位記者，但中共卻不敢讓他們誰采訪毛澤東。可是，這不影響他們中的索爾茲伯裏以斯諾為榜樣，在中共的另一個美國朋友謝偉思的協助下，於一九八五年寫出《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表明他曆來親共，無論是蘇共、越共，還是中共。
兩任妻子兩種選擇
海倫於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國，一直從事紅色宣傳，促使美國沒能執行既定國策，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導致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紅色中國成立在即，“兩人工作隊”也完成了使命。離婚後，海倫獨自留在夫婦倆靠出賣良知買來的房子裏，繼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雖然一九五零年，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就通過了反共的《麥卡錫法》，但一九五二年，海倫還是以《紅塵》為名，在美國發表她在延安采訪時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的紅色幻象。在紅色勢力的影響下，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強占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海倫曾專程前去歡迎中共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大使黃華到紐約赴任並撰文加以祝賀。
第二年，《紅塵》再版時，書名改為《中國共產黨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請海倫以《續西行漫記》作者的身份到淪陷區訪問。這次訪問後，海倫寫了美化紅色暴政的《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一九七八年，海倫再次到牆國，她沿著四十多年前她與斯諾在中國走過的紅色路線，拍攝了一部電視片並撰寫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記》一書。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產黨猿入境的美國，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在這八天裏，鄧小平專門會見了海倫。這一年，《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也在美國再版，繼續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西方各國都抨擊和製裁中共暴政。海倫卻寫信給老布什總統，不同意美國製裁中共。針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製裁政策，海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發起成立“支援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美國分會”，並同一些紅色美國人聯名寫信給老布什總統，呼籲通過這一組織，給共產黨獨裁的馬列中國貸款。
因此，中共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名義，於一九九一年專門授予海倫所謂的“理解與國際友誼獎”；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授予海倫“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稱號。 海倫一九九七年死於美國後，龔普生等中共官員出席她的葬禮。海倫的紅色宣傳品在美國缺乏市場，但還繼續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親友還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海倫比斯諾左，但影響不如斯諾。在斯諾病重時，毛澤東甚至派了馬海德帶著醫療組去瑞士給他治療。馬海德當年與斯諾一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到蘇區為中共效勞， 後娶了個投奔延安的女演員，終身在大陸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奮鬥，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頭，依然至死不悟。
斯諾死後，根據其遺願，中共當局將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執教過的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中共奪取政權後，燕京大學於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園被北京大學鳩占鵲巢。對此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在回憶錄的前言中寫到：“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中國，有許多是好的，也有許多是壞的。自從他們接管了之後，前一種就少了下來，後一種卻多了起來。我一生和我的教會和教育同工們的努力，是奉獻給使好的變得更好，使壞的變得不那麽不好。可以眼見的那些努力中相當一部分的證據，已經瓦解幻滅了：有些工廠、設備、教堂、學校、建築物和醫院被破壞了，更多的一些被共產黨為他們的目的而占用了。”
雖然司徒雷登想葬身燕園的願望至今未能實現，不過斯諾的靈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寧，因為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於非命，他們的冤魂肯定會找毛澤東的洋鼓手討說法。
斯諾離婚後與小他十五歲的美國女演員路易絲·維勒結婚。維勒告訴曾拜訪過他的一名大陸學者，“周恩來參加骨灰安放儀式時，她感謝中共派出醫療隊，周的回答是，這個不值一提，我們為斯諾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諾先生為我們所做的，相差甚遠呢”。
確實如此，斯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起了難以估計的巨大作用。在斯諾率先投入紅色宣傳，謳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蘇區和紅軍前，共產黨給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群“流寇”。即使通過斯諾等洋奴的宣傳，中共在國際社會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華民國還是無足輕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兩億五千萬中國人參加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他們投票選舉國大代表，凡獲得五百個簽名的人，都可被選為國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選民參加選舉，隻有中共占領區或曰蘇區的居民無法參加選舉。對此美國的《時代》雜誌十二月一日報道說：“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識字與否都可參加選舉，隻要他們沒有因為叛國，政治腐敗或吸毒坐過牢。 但因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而在中共的占領區沒有舉行選舉，所以參選的人數較少。（……）這件事的關鍵在於，如果共產黨打贏了，就不會再有選舉了。”通過這次史無前例的普選選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國大代表，比選舉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幹擾。
共產黨打敗了以實現憲政為目標的國民黨，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傳。共產黨靠大大小小的斯諾和魯迅，顛倒黑白，欺騙世人。被紅色宣傳誣蔑成獨裁者的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開的國大代表大會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說，得人心的是蔣中正，而非毛澤東。連“為人民服務”都是蔣中正先在中華民國提出來，後在紅色中國被收入毛語錄的。
好在斯諾的遺孀維勒後來因“六四”屠殺與中共決裂。她同情“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曾拒絕中共的邀請像斯諾一樣到馬列中國公費旅遊，充當中共的棋子。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遊簽證去北京給斯諾掃墓，想順便去探望失去愛子的丁子霖並麵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過媒體發表聲明稱 “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裏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可是她與兒子遭到中共警匪的無理阻攔。她在結束這次私人之旅時，發表聲明說：“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會支持我的行動。”她還決定在馬列中國的政治狀況沒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觀光。從此，斯諾遺孀也被打成“反華勢力”。 因此，有大陸80後撰文表示維勒是《一朵鮮花插在了斯諾上》。
事實證明，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踐踏人權的紅色暴政。斯諾的同類不少，也不乏後繼者，揭露斯諾的目的，一是告誡中共的洋鼓手，紅色劣跡會被曆史記錄下來，二是希望有助讀者識破洋鼓手。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三章〈毛澤東的洋鼓手斯諾及其他〉
如對全書感興趣，可到編程隨想的藏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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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洋鼓手斯諾及其他
德國徐沛 (2025-08-10 10:24:46) 評論 (0)
德文專著《被忽視的中華民國》（作者中文譯名韋唐仕 ）用史實證明，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是毛澤東趁日本侵華之機，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靠暴力、宣傳加共特顛覆的。《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 （一九零五－一九七二）可與《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裏德（ 一八八七－一九二零）相提並論。裏德是共產國際收買和利用的紅色筆杆子，他罔顧事實地宣傳不仁不義的列寧和“十月革命”與理想無關，是私欲的作用。
張威在專文《一九三六：斯諾赴紅區采訪的台前幕後》中則證實經濟誘因是斯諾冒險去蘇區的一個原因，這之前斯諾早已是共產國際間諜的親密戰友。但一直到美國的麥卡錫時代，斯諾才被公認為“共產黨的走狗”、“賣國賊”、“左翼記者中最成功的一個”，他的報道“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毛澤東則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我們絕不會忘記這一點。”正是斯諾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偽造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硬是把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災星包裝成了大救星。
裏德在蘇聯死後，是三個受到蘇共厚葬的美國共產黨徒之一。斯諾則與史沫特萊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杆子。
斯諾還象裏德一樣也為蘇共作過宣傳，於一九四七年發表過《斯大林需要和平》。張戎夫婦的研究成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透露，在莫斯科禁止毛澤東再接待斯諾後，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派斯特朗周遊列國，為他宣傳。斯特朗遵命寫作文章《毛澤東思想》和書《中國的黎明》，宣稱毛澤東“用馬克思、列寧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方式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整個亞洲可以從中國學到比蘇聯更多的東西”，還斷言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響了歐洲有些政府戰後的模式”。
正是因為有這些洋奴才的存在，被正人君子視為赤匪的共產黨才得以顛覆以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為宗旨，以憲政為目標的中華民國。介紹洋奴才的所作所為，是希望讀者明白共產黨的宣傳多麽狡猾，多麽害人。
共產黨的根源
《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出版。主要作者德國人馬克思對世界充滿仇恨。“我剩下的隻有仇恨”之類的獨白在其作品中屢見不鮮。與他一起在倫敦搞過第一國際的俄國同類巴枯寧（Bakunin）表示：“馬克思是極度自大的，自大到肮髒和瘋狂。”《共產黨宣言》不是馬克思的自由創作，而是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同盟交給他的任務。馬克思靠恩格斯的協助才得以完成這一欺世大謊。《共產黨宣言》蔑視天理人倫，把有產階層視為敵人，號召用暴力剝奪私有財產，砸爛社會秩序，推翻現有製度。《共產黨宣言》以“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開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結束，對心懷不滿的青年極具煽動性、誘惑力！《共產黨宣言》蔑視人權，宣傳暴力，美其名曰“革命”，自然會被正人君子視為禍害而遭到抵製。所以，馬克思在倫敦死時，還是個不受歡迎的文痞。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產黨宣言》獲得各國痞子的共鳴，導致共產暴力到處蔓延。一九一七年，以列寧為首的共產暴徒終於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篡奪俄國政權。一九一九年，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受蘇共掌握的第三共產國際，企圖顛覆別國政府，赤化世界。
中共聽命於莫斯科
列寧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也即共產國際後，開始在各國秘密組建分部，妄圖奪取各國政權。裏德在同年成立第一個美國共產黨。在中國，反傳統反道德的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開始宣傳外來邪說。一直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後，荷蘭共產黨徒馬林被派到中國，才於一九二一年召開了隻有十五個中外共產黨徒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給中共提供經費不說，還給中共培訓職業幹部比如王明和康生。中國共產黨也象美國共產黨一樣，從一開始就聽命於共產國際。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各國共產黨都在本國搞恐怖活動。比如，保加利亞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企圖暗殺保加利亞皇室，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保加利亞皇帝及其部長卻得以幸免於難，諸如此類。德國納粹、日本法西斯等的興起與共產黨搞無視私有財產、民族文化和國家利益的國際恐怖活動密切相關。
共產國際於一九三七年曾組織三千人的紅色縱隊前去西班牙支持西共的暴政。白求恩等外國共產黨徒則在西共失敗後到中國支持中共。
鑒於共產黨在美國的違憲活動，裏德被起訴後逃亡蘇聯。遺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麥卡錫為代表的政要才得以逐步促使美國政府調查和清除紅色勢力。一九四七，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發表了對外政策谘文，聲明：世界已分成兩個敵對營壘，蘇聯的極權主義“危害著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承擔責任，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的途徑，“支持各國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四九年宣布，美國共產黨是“教唆人們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陰謀組織”。美共轉入地下，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共才在改頭換麵後，重新獲得合法地位。美共從成立起一直接受蘇共的經費，在一九八七年達到三百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共批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後，才失去蘇共的經援。
在美國秘密加入共產黨的也有華人比如冀朝鼎。這些紅色華人都算共特，都暗中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而出力。冀朝鼎於一九四一年被派回中國，成為中華民國財經界的要員，他利用其職務和地位，“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為解放區購買醫藥器械，掩護許多地下黨員工作。”冀朝鼎一邊領取國民政府的俸祿，一邊破壞中華民國的經濟，堪稱民族敗類。他的弟弟冀朝鑄一九五零年回到大陸，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可悲的是冀朝鑄也隻能在美國才能出版英文回憶錄《毛的得力助手》。這本書因不夠客觀，且無深度， 替自己說話而被平寬譯室的主持人中斷翻譯。一九七零年，斯諾到中國為毛共的國慶捧場，在天安門上與毛匪亮相時為他們翻譯的就是冀朝鑄。一九七二年，尼克鬆到北京，周恩來身後的翻譯也是冀朝鑄，然而在中共發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來身後的冀朝鑄卻被抹殺了。這位毛助手九十年代還出任過聯合國副秘書長。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為了與美國和英國聯合抵製德國納粹才宣布解散共產國際－這個違背各國憲法的國際恐怖組織。
共產恐怖組織沒能顛覆美國和英國，但卻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顛覆了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黨及其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以毛澤東為首的共匪趕到了台灣。共黨霸占中國後，血腥整人運動不斷，至少八千萬大陸人死於非命。當台灣人可以象各國人一樣在公園煉法輪功的時候，大陸人卻會因為信仰法輪功而慘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
共產國際的各國成員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在中共當局對外國共產黨員的態度上也可得到印證。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別發行了一套郵票以“中國人民之友”紀念對中共貢獻最大的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 。這三個紅色筆杆子都為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篡奪政權，顛倒黑白，抹黑民國政府，美化蘇區共匪。與他們相關的扭曲真相的紅色宣傳品無數，其中以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造成的效應最大。中共媒體宣稱，它“一個月之內，五次再版，美國國務院把這本書列為是美國官員了解中國的二十本必讀書之一”，鳳凰衛視網站上還有文稱“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紅星照耀中國》 調整了對華政策”。
斯諾與讓他一見鍾情的海倫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歲的斯諾靠混船票跑到繁華的上海尋找出路。他很快成為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羅的筆杆子。斯諾在上海的紅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發表了不少報道，影響了不少讀者，其中之一叫海倫（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倫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特意帶著剪輯的一大本斯諾報道約見作者。對海倫的一見鍾情讓在上海的美國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諾打消了離開中國的念頭。海倫拒絕了斯諾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諾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書稿《遠東前線》後，他倆才於一九三二年聖誕節結婚。
在民國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
鳳凰衛視的斯諾宣傳片采訪過的武際良在海倫百歲冥誕時發表紀念長文《綿綿不絕中國情》，其中表示，“海倫稱：她和斯諾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時期，是一個‘二人工作隊’，一個‘工合’式的成就，而且為不少人和曆史事件提供過動力”。“工合”全名為“美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是在海倫的建議下由另一個國際共運成員路易·艾黎出麵於一九三八年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紅色經濟組織，打著迷人的旗號，暗中支持共黨。海倫為此寫作宣傳品《中國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運動紀實》。
一九三三年春，斯諾夫婦遷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諾從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應燕京大學新聞係主任梁士純邀請，任燕大新聞係客座講師，以教師身份搞紅色宣傳。而燕京大學本來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團體依靠他們的財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教會大學。就是說在與共產主義對立的教會大學，紅色鼴鼠也能出任教職，宣傳違背基督的邪說，可想而知紅色勢力如何無孔不入了。
共產國際為了阻止民國政府消除共產共妻的紅色恐怖主義，一再挑動幼稚的愛國學生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將共產國際與民國政府的矛盾轉嫁為中日兩國的矛盾，混淆視聽，欺騙民眾。斯諾夫婦把中共地下黨員撰寫的《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譯成英文，打印數十份，分送給駐北平的外國記者，通過他們製造國際輿論和壓力。 在斯諾的家還密謀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具體步驟。海倫寫了造成一百多人受傷的“一二·九”的係列報道，連續發表在紅色周刊《密勒氏評論》上達半年之久。
參與“一二·九”的燕大學生黃華和龔普生、龔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諾的家，都受到紅色宣傳的迷惑。黃華和龔澎於一九三六年，龔普生於一九三八年分別加入共產黨。斯諾夫婦協助發起的所謂“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導致一大批愛國青年象黃、龔一樣誤入歧途，成為馬列子孫。對此武際良寫道，“由於海倫當時表現得十分活躍，北平學界不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學者胡適曾在一次教職工會上誣稱：‘這次運動是由斯諾夫人發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錢，就是得了羅斯福總統的資助。’”
如果說魯迅是宣傳蘇共的頭號中文筆杆子的話，那麽，斯諾就是宣傳中共的頭號英文筆杆子。也因此最遲從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諾就開始著手配合共產國際宣傳魯迅，準備翻譯出版英譯本魯迅小說選集。魯迅日記在二十一日記載：“晚晤施樂君。”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諾就可能通過賽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編的英文月刊《亞洲》上發表評論和譯作，吹捧魯迅。一九三六年五月，為了把魯迅等文痞當作“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推向世界，斯諾在翻譯姚克的陪同下采訪魯迅。同年由斯諾夫婦在楊剛等紅色文人的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就在共產國際的老根據地倫敦出版。此書推介了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包括楊剛的自傳性小說《日記拾遺》。此前海倫就在楊剛的幫助下，以“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為名發表論文，推薦接受中共領導的紅色筆杆子， 這篇論文作為附錄編入《活的中國》。然而在紅色中國，楊剛於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殺身亡。
對《活的中國》斯諾在他的自傳《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中承認：“作為藝術，這本小書可能沒有什麽意義”。（《外國友人憶魯迅》，第四十六頁）然而當時魯迅們“聽將令”寫出的宣傳品讓斯諾夫婦深受誤導，海倫在回憶編譯《活的中國》的體會時寫道：“一個人隻有親身領教了這種嚴酷、落後、充滿迷信與殘暴製度，才能識別共產黨人努力從基層改變中國的了不起的進步性。” 因此，武際良斷定，“兩個斯諾通過編譯《活的中國》，為他們後來，為什麽一定要冒險訪問陝北，探索中國革命的真相，寫作《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的思想背景作了鋪墊。”
斯諾不僅積極配合紅色勢力顛倒黑白，吹捧魯迅，還歪曲事實，宣傳“共匪”，欺騙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慶齡按毛澤東的指示，安排斯諾和馬海德在假牧師董健吾帶領下，通過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劉鼎，違背國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潛入共產國際在中國割據的蘇區。斯諾是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馬海德則是蘇區的第一個外國醫生，從此分別成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幫手。
海倫隨後想到延安，但隻抵達西安，於是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訪張學良後，在《密勒氏評論》等紅色媒體上發表《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這之後又在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喉舌《中國呼聲》上發表《東北軍想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報道。對此武際良稱，“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最早向國內外公眾透露出要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呼聲”。就是說，海倫不僅協助斯諾包裝毛澤東及其共黨，而且還參與共黨為發動“西安事變”而搞的紅色宣傳。
一九三七年，海倫通過黃敬（俞啟威）獲知延安五月要舉行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於是與去開會的黃敬於四月趕到延安。海倫象斯諾一樣在蘇區受到四個月的款待，采訪了斯諾沒能見到的朱德等共匪頭目，補充了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相關內容和照片。海倫在延安期間，又名“七·七事變”的“盧溝橋事變”發生。
海倫協助中共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迷惑世人，她還把毛澤東對她撒的謊以《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為題，先在北平出版的紅色雜誌上發表，後被巴黎出版的紅色《救國時報》轉載，為毛澤東誤導國內外民眾。海倫宣稱，“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國的縮影。”
斯諾夫婦為毛澤東竊國撒謊騙人
毛澤東借斯諾夫婦傳播了無數的謊言，眾所週知的有被張戎夫婦證偽的“飛奪瀘定橋”和“紅軍長征北上抗日”。
毛澤東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居然表示，共產國際不是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外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除此之外，毛澤東還以被通緝之身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麵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
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諾的相關宣傳比如《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有紅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體發表。斯諾竭盡美化毛澤東，宣傳共產黨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產黨員比如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邵力子的協助下，惡棍與匪區被漂白， 斯諾們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澤東和蘇區，其中包括於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發行《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也在倫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產黨員胡愈之等翻譯後在上海發行中譯本。為了吸引讀者，迷惑世人，改名為《西行漫記》。
斯諾的宣傳在“西安事變”後，通過尾崎秀實在日本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以《五千英裏的大進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記錄》和《毛澤東自傳》為題發表。
對此，張戎夫婦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道，“斯諾寫的一切都經毛細細過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諾卻稱毛“絕沒有審改任何我的東西”。“《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毛和中共的看法”。不僅如此，“斯諾的書在中國激進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參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產黨最早的成員。”
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先被地下黨員譯成中文加以傳播， 後於一九三九年在國外發行。為了混淆視聽，海倫還用了匿名：尼姆·威爾斯。斯諾夫婦的紅色宣傳迷惑深遠。外國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中國人、中華文化充滿好感，但缺乏了解，讓洋鼓手能借機偷梁換柱獲取他們對中共的認可。
這些借洋奴之手炮製的紅色宣傳品誤導了中外無數的熱血青年，讓他們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味語）的共軍占領區誤作自由聖地而投奔 。斯諾們為中共迷惑世人，顛倒黑白，詆毀領導國軍保衛中華民國的蔣中正起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諾再次到延安采訪毛澤東，並在報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尋常的安詳，好像什麽事情也不會使他煩惱。他寬宏大量，同蔣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 其時蔣中正在領導國軍英勇抗日，毛澤東則躲在後方為非作歹，擴張勢力！ 斯諾為了吹捧毛澤東，而詆毀蔣中正，但司徒雷登卻在他的回憶錄中引用自己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來表達他對蔣中正的評價：
“但是對他的尊敬主要是基於精神和道德。 由於中國人受到留心注意他們的統治者道德水平的訓練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多，也沒有在這方麵發生更為精於此道的幻滅，所以這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上個十月末是蔣介石五十歲生辰，在全中國自發了她曆史上沒有先例的慶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時候，幾乎普遍都在焦慮，以及當他被釋放的消息來到的時候，強烈洋溢著的放心和歡樂。”
與此同時， 共產國際一直在成立各種組織，包括上麵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滲透民國，欺騙民眾。
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後，斯諾在其報道中，繼續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終於被國民政府取締外國記者特權，被迫回到美國，與海倫一起繼續宣傳中共。女共黨成員龔普生也於同年被周恩來派往美國，秘密搞紅色滲透。羅斯福、賽珍珠等都是她的滲透對象。她後來的丈夫章漢夫則於一九二七年在美國留學時就加入美國共產黨。“文革”時，龔普生夫婦等紅色臥底都遭到共產黨的迫害。長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於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進秦城監獄，近四年後死時，身上衣衫已經破爛不堪。
當斯諾等赤色分子在美國繼續濫用言論自由，大力宣傳共產黨，抹黑國民黨之時，因相信他們而投奔蘇區的無數愛國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論自由。《思痛錄》的作者，“一二·九”的參與者韋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歲的韋君宜被騙入共黨，於一九三九年放棄赴美留學而排除萬難投奔斯諾們讚頌的匪區。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消滅個人意誌，樹立獨裁專製的“延安整風”。韋君宜的丈夫楊述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 雖然他是因從事違法活動被國民政府抓捕過的共產黨人！韋君宜迫不得已勸說楊述，違背事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並編造謊言來向黨組織坦白交代。韋君宜們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被騙上了共產黨的賊船，把他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的竊國事業。韋君宜們被迫犧牲“自己的良心”，變成毛澤東的應聲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了他們的思想枷鎖，他們再也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連《思痛錄》也是韋君宜偷偷寫下來，遭審查刪節後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二戰後擔任過國共矛盾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胡適分別為該書作序。次日，台灣的《大華晚報》即開始翻譯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可是，這本回憶錄完整譯本至今也被禁止在牆國出版。國民政府和共產極權誰是誰非，誰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譯周惠民為了讓讀者認識“一位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未來終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認為雖是一個美國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司徒雷登”，隻好把自己的譯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聯網上發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說，“我在中國的建樹使我有名聲；在那些建樹顯然被摧毀的時刻，我出任了我國的駐華大使；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慮還都是心靈上的。我知道許多陷在（大多數是自願留下的）中國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被粗暴地對待著，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監獄，有些在心靈上和肉體上受到折磨，有些不準接觸自己的中國和其他朋友，幾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少數在這種對待下死去了。千百萬中國人受到的對待更為悲慘。許多被處死，許多因饑餓而死去。最近聽說不少於四千萬人被強製勞動。許多人寧願背井離鄉，在流亡中受苦受難。許多其他的則盼望能夠流亡在外，但是卻無法逃脫出來。”
胡適在序言中表示，馬歇爾作為調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幹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是，這個武器隻能限製、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裏，他們可以從蘇聯占領軍和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胡適認識到了美國政府的錯誤，也為美國政府指出了挽回錯誤的作法：不承認中共暴政！他繼續寫到：“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曆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
斯諾為毛共欺騙世界至死方休
在“紅星照耀的中國”，毛澤東獨掌大權的二十七年裏，斯諾三次被毛“照耀”。第一次是在毛澤東搞“大躍進”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中。中共一邊將西方媒體對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一邊把斯諾之流招到大陸。斯諾一九六零年到淪陷區後，一如既往地為中共欺騙世人。他在采訪記中寫道：“為了慶祝我們的會麵，他（毛）和我對飲了少許貴州出產的烈酒‘茅台’。他還拿出中國紅酒奉客，這種紅酒在華北的酒莊有售，售價為人民幣一元，數量不限。”斯諾們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出口轉內銷”，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中共抵擋民意的思想大棒。
斯諾在馬列中國公款旅遊了五個月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了《大河彼岸》。他專門針對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西方媒體對紅色中國存在著饑荒的報道表示，“據我所知，沒有一位非共產主義者在訪問中國期間提供出經證實的有關饑餓的例證”並斷言“我在中國沒有看到饑餓的人”。斯諾閉著眼睛謳歌暴君和暴政下的慘狀。斯諾認為，毛澤東對西方文學的知識比任何其他西方統治者對中國文學的知識要多得多，斯諾聲稱，“在整個國家中，我看到每個農民的家庭都起碼具備以下各種家庭設備，而且超過一件以上：壁鍾、收音機、暖水壺、各種家什、電燈、充足的被褥、多餘的衣服、甚至書籍等……”！
鑒於在西方，紅色中國是專製國家、獨裁國家、警察國家和搞個人崇拜的國家的同義語，斯諾就胡謅什麽因為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曆史的基因，不可能讓它一下子消除。
總之，斯諾很討毛共歡心，得以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十月，再次訪問已害死了幾千萬國民的共產暴政。這次毛共不僅發了毛澤東與斯諾會見的消息，還在《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毛澤東同斯諾會見的大幅照片。把斯諾稱為“《西行漫記》的美國作者”。
這之後，斯諾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提出到馬列中國訪問，遭到拒絕。但一九七零年早春，周恩來卻要毛共駐法國大使黃鎮盡快促成斯諾到紅色中國訪問。斯諾既是“文革”前被允許到淪陷區的最後一名外國人，又是“文革”中被毛澤東親自邀請到淪陷區的外國人。
按照竇應泰發表的《黃鎮與美記者斯諾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訪華內幕》所說，邀請斯諾，是因為“主席有許多重大的見解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傳達到西方，傳遞到世界去。經過我們反複考慮，最後才認定斯諾先生是最為合適的信使”。
一九七零年八月十四日夜，斯諾夫婦抵達中國。開始了中共需要的第三次紅色之旅。
這次斯諾與第二任妻子路易絲·維勒·斯諾被邀請參加共產黨的國慶， 象毛一樣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喇叭裏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見入選的群眾高呼毛澤東自己擬定的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斯諾夫婦在城樓上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還於十二月十八日與斯諾長談，借以向外界傳遞信息。毛的身邊人吳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澤東的五步高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始末》中透露，毛向吳表示：“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斯諾是毛需要的紅娘。毛告訴吳，“ 讓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它的說服力有時比我們自己在那裏吹作用還大呢。”
斯諾還被毛澤東用作他搞中共內鬥的道具。 毛在與斯諾談話中，針對林彪因想討毛歡心而提出的“四個偉大”，說：“什麽‘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
毛的這一講話以《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發給中共全黨學習。
我研讀過這個談話紀要，但作為“文革”同齡人，我隻能得出這不是兩個正常人在對話，而是兩個非正常人在自說自話。
我隻好請教“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她回答：“我看到過這些話所引起的後果或所指代的現實，感覺很不一樣。
比如，毛說拿老師‘開刀’，我在《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引用過。真的殺老師。
比如，毛說‘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當時就取締小型農貿市場，農民就不能賣自己的產品，成為徹底的‘奴隸’。
比如，毛說‘真正信教的很少’，他就敢愚弄煽動群眾‘革命’。
比如，毛說，‘什麽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當時真的就是把一大批共產黨幹部都‘打倒’和‘鬥爭’，手段很殘忍。”
就是說，生活在瑞士的斯諾可能也象我一樣根本不知毛在說啥，不過這個紀要泄露，他確實不是什麽外國記者，而是共產奴才。請看，他對暴君的表白：“有一個問題我還不大清楚，即主席對我講這些，是供公開發表用，還是作為介紹背景材料，還是朋友之間的交談，還是三者兼而有之”。一個稱職的記者就是要竭盡全力從公眾人物口中獲知信息並公諸於眾。隻有奴才會隻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寫作。
而毛澤東則在會談結束時表示，“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複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確實，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起就對斯諾撒謊，而斯諾則一直忠實地傳播毛的謊言，淪為共產黨的奴才，毛澤東的話筒，到死方休。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的七十七歲生日前一天， 也是西方的聖誕節第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的通欄大標題，發表毛澤東在國慶節同斯諾夫婦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照片。新華社的報道說：“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最近會見了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先生，並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斯諾又一次幫助中共欺騙了國民！此時旅居匪區的外國共產黨員比如愛潑斯坦已被毛共投入大牢，中共稱之為“美國友好人士”的斯諾則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視為危險的共產黨徒。斯諾象史沫特萊一樣因其紅色劣跡在美國受到追查，史沫特萊死在英國，斯諾則死在瑞士。
一九七一年春天，斯諾將他在北京與毛澤東的長談，整理成文，以《我們同毛澤東談了話》為題發表，代毛澤東向自由世界表示他歡迎尼克鬆以任何名義訪華，再次為中共欺騙世人，獲得承認製造輿論。這是斯諾的最後一篇“獨家內幕新聞”。一九七二年，在尼克鬆抵達北京的前一個星期，中國的大年初一斯諾死於癌症。隨尼克鬆訪華的有七十二位記者，但中共卻不敢讓他們誰采訪毛澤東。可是，這不影響他們中的索爾茲伯裏以斯諾為榜樣，在中共的另一個美國朋友謝偉思的協助下，於一九八五年寫出《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表明他曆來親共，無論是蘇共、越共，還是中共。
兩任妻子兩種選擇
海倫於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國，一直從事紅色宣傳，促使美國沒能執行既定國策，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導致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紅色中國成立在即，“兩人工作隊”也完成了使命。離婚後，海倫獨自留在夫婦倆靠出賣良知買來的房子裏，繼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雖然一九五零年，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就通過了反共的《麥卡錫法》，但一九五二年，海倫還是以《紅塵》為名，在美國發表她在延安采訪時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的紅色幻象。在紅色勢力的影響下，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強占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海倫曾專程前去歡迎中共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大使黃華到紐約赴任並撰文加以祝賀。
第二年，《紅塵》再版時，書名改為《中國共產黨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請海倫以《續西行漫記》作者的身份到淪陷區訪問。這次訪問後，海倫寫了美化紅色暴政的《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一九七八年，海倫再次到牆國，她沿著四十多年前她與斯諾在中國走過的紅色路線，拍攝了一部電視片並撰寫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記》一書。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產黨猿入境的美國，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在這八天裏，鄧小平專門會見了海倫。這一年，《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也在美國再版，繼續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西方各國都抨擊和製裁中共暴政。海倫卻寫信給老布什總統，不同意美國製裁中共。針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製裁政策，海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發起成立“支援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美國分會”，並同一些紅色美國人聯名寫信給老布什總統，呼籲通過這一組織，給共產黨獨裁的馬列中國貸款。
因此，中共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名義，於一九九一年專門授予海倫所謂的“理解與國際友誼獎”；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授予海倫“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稱號。 海倫一九九七年死於美國後，龔普生等中共官員出席她的葬禮。海倫的紅色宣傳品在美國缺乏市場，但還繼續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親友還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海倫比斯諾左，但影響不如斯諾。在斯諾病重時，毛澤東甚至派了馬海德帶著醫療組去瑞士給他治療。馬海德當年與斯諾一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到蘇區為中共效勞， 後娶了個投奔延安的女演員，終身在大陸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奮鬥，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頭，依然至死不悟。
斯諾死後，根據其遺願，中共當局將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執教過的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中共奪取政權後，燕京大學於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園被北京大學鳩占鵲巢。對此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在回憶錄的前言中寫到：“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中國，有許多是好的，也有許多是壞的。自從他們接管了之後，前一種就少了下來，後一種卻多了起來。我一生和我的教會和教育同工們的努力，是奉獻給使好的變得更好，使壞的變得不那麽不好。可以眼見的那些努力中相當一部分的證據，已經瓦解幻滅了：有些工廠、設備、教堂、學校、建築物和醫院被破壞了，更多的一些被共產黨為他們的目的而占用了。”
雖然司徒雷登想葬身燕園的願望至今未能實現，不過斯諾的靈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寧，因為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於非命，他們的冤魂肯定會找毛澤東的洋鼓手討說法。
斯諾離婚後與小他十五歲的美國女演員路易絲·維勒結婚。維勒告訴曾拜訪過他的一名大陸學者，“周恩來參加骨灰安放儀式時，她感謝中共派出醫療隊，周的回答是，這個不值一提，我們為斯諾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諾先生為我們所做的，相差甚遠呢”。
確實如此，斯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起了難以估計的巨大作用。在斯諾率先投入紅色宣傳，謳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蘇區和紅軍前，共產黨給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群“流寇”。即使通過斯諾等洋奴的宣傳，中共在國際社會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華民國還是無足輕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兩億五千萬中國人參加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他們投票選舉國大代表，凡獲得五百個簽名的人，都可被選為國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選民參加選舉，隻有中共占領區或曰蘇區的居民無法參加選舉。對此美國的《時代》雜誌十二月一日報道說：“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識字與否都可參加選舉，隻要他們沒有因為叛國，政治腐敗或吸毒坐過牢。 但因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而在中共的占領區沒有舉行選舉，所以參選的人數較少。（……）這件事的關鍵在於，如果共產黨打贏了，就不會再有選舉了。”通過這次史無前例的普選選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國大代表，比選舉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幹擾。
共產黨打敗了以實現憲政為目標的國民黨，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傳。共產黨靠大大小小的斯諾和魯迅，顛倒黑白，欺騙世人。被紅色宣傳誣蔑成獨裁者的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開的國大代表大會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說，得人心的是蔣中正，而非毛澤東。連“為人民服務”都是蔣中正先在中華民國提出來，後在紅色中國被收入毛語錄的。
好在斯諾的遺孀維勒後來因“六四”屠殺與中共決裂。她同情“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曾拒絕中共的邀請像斯諾一樣到馬列中國公費旅遊，充當中共的棋子。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遊簽證去北京給斯諾掃墓，想順便去探望失去愛子的丁子霖並麵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過媒體發表聲明稱 “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裏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可是她與兒子遭到中共警匪的無理阻攔。她在結束這次私人之旅時，發表聲明說：“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會支持我的行動。”她還決定在馬列中國的政治狀況沒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觀光。從此，斯諾遺孀也被打成“反華勢力”。 因此，有大陸80後撰文表示維勒是《一朵鮮花插在了斯諾上》。
事實證明，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踐踏人權的紅色暴政。斯諾的同類不少，也不乏後繼者，揭露斯諾的目的，一是告誡中共的洋鼓手，紅色劣跡會被曆史記錄下來，二是希望有助讀者識破洋鼓手。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三章〈毛澤東的洋鼓手斯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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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威在專文《一九三六：斯諾赴紅區采訪的台前幕後》中則證實經濟誘因是斯諾冒險去蘇區的一個原因，這之前斯諾早已是共產國際間諜的親密戰友。但一直到美國的麥卡錫時代，斯諾才被公認為“共產黨的走狗”、“賣國賊”、“左翼記者中最成功的一個”，他的報道“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毛澤東則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我們絕不會忘記這一點。”正是斯諾違背記者的職業道德偽造了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硬是把一個史無前例的大災星包裝成了大救星。
裏德在蘇聯死後，是三個受到蘇共厚葬的美國共產黨徒之一。斯諾則與史沫特萊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零）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杆子。
斯諾還象裏德一樣也為蘇共作過宣傳，於一九四七年發表過《斯大林需要和平》。張戎夫婦的研究成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透露，在莫斯科禁止毛澤東再接待斯諾後，毛澤東於一九四七年，派斯特朗周遊列國，為他宣傳。斯特朗遵命寫作文章《毛澤東思想》和書《中國的黎明》，宣稱毛澤東“用馬克思、列寧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方式解決每一個具體問題”，“整個亞洲可以從中國學到比蘇聯更多的東西”，還斷言毛的著作“完全可能影響了歐洲有些政府戰後的模式”。
正是因為有這些洋奴才的存在，被正人君子視為赤匪的共產黨才得以顛覆以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為宗旨，以憲政為目標的中華民國。介紹洋奴才的所作所為，是希望讀者明白共產黨的宣傳多麽狡猾，多麽害人。
共產黨的根源
《共產黨宣言》於一八四八年出版。主要作者德國人馬克思對世界充滿仇恨。“我剩下的隻有仇恨”之類的獨白在其作品中屢見不鮮。與他一起在倫敦搞過第一國際的俄國同類巴枯寧（Bakunin）表示：“馬克思是極度自大的，自大到肮髒和瘋狂。”《共產黨宣言》不是馬克思的自由創作，而是共產黨的早期組織共產主義同盟交給他的任務。馬克思靠恩格斯的協助才得以完成這一欺世大謊。《共產黨宣言》蔑視天理人倫，把有產階層視為敵人，號召用暴力剝奪私有財產，砸爛社會秩序，推翻現有製度。《共產黨宣言》以“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開始，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結束，對心懷不滿的青年極具煽動性、誘惑力！《共產黨宣言》蔑視人權，宣傳暴力，美其名曰“革命”，自然會被正人君子視為禍害而遭到抵製。所以，馬克思在倫敦死時，還是個不受歡迎的文痞。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產黨宣言》獲得各國痞子的共鳴，導致共產暴力到處蔓延。一九一七年，以列寧為首的共產暴徒終於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篡奪俄國政權。一九一九年，列寧在莫斯科成立受蘇共掌握的第三共產國際，企圖顛覆別國政府，赤化世界。
中共聽命於莫斯科
列寧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也即共產國際後，開始在各國秘密組建分部，妄圖奪取各國政權。裏德在同年成立第一個美國共產黨。在中國，反傳統反道德的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開始宣傳外來邪說。一直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後，荷蘭共產黨徒馬林被派到中國，才於一九二一年召開了隻有十五個中外共產黨徒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給中共提供經費不說，還給中共培訓職業幹部比如王明和康生。中國共產黨也象美國共產黨一樣，從一開始就聽命於共產國際。
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各國共產黨都在本國搞恐怖活動。比如，保加利亞共產黨於一九二五年企圖暗殺保加利亞皇室，造成一百多人死亡，然而保加利亞皇帝及其部長卻得以幸免於難，諸如此類。德國納粹、日本法西斯等的興起與共產黨搞無視私有財產、民族文化和國家利益的國際恐怖活動密切相關。
共產國際於一九三七年曾組織三千人的紅色縱隊前去西班牙支持西共的暴政。白求恩等外國共產黨徒則在西共失敗後到中國支持中共。
鑒於共產黨在美國的違憲活動，裏德被起訴後逃亡蘇聯。遺憾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麥卡錫為代表的政要才得以逐步促使美國政府調查和清除紅色勢力。一九四七，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發表了對外政策谘文，聲明：世界已分成兩個敵對營壘，蘇聯的極權主義“危害著美國的安全”；美國要承擔責任，通過經濟和財政援助的途徑，“支持各國的自由人民”，“采取果斷的行動”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四九年宣布，美國共產黨是“教唆人們以暴力推翻政府的陰謀組織”。美共轉入地下，直到一九六六年，美共才在改頭換麵後，重新獲得合法地位。美共從成立起一直接受蘇共的經費，在一九八七年達到三百萬美元。一九八九年，美共批評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後，才失去蘇共的經援。
在美國秘密加入共產黨的也有華人比如冀朝鼎。這些紅色華人都算共特，都暗中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而出力。冀朝鼎於一九四一年被派回中國，成為中華民國財經界的要員，他利用其職務和地位，“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經濟情報，為解放區購買醫藥器械，掩護許多地下黨員工作。”冀朝鼎一邊領取國民政府的俸祿，一邊破壞中華民國的經濟，堪稱民族敗類。他的弟弟冀朝鑄一九五零年回到大陸，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可悲的是冀朝鑄也隻能在美國才能出版英文回憶錄《毛的得力助手》。這本書因不夠客觀，且無深度， 替自己說話而被平寬譯室的主持人中斷翻譯。一九七零年，斯諾到中國為毛共的國慶捧場，在天安門上與毛匪亮相時為他們翻譯的就是冀朝鑄。一九七二年，尼克鬆到北京，周恩來身後的翻譯也是冀朝鑄，然而在中共發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來身後的冀朝鑄卻被抹殺了。這位毛助手九十年代還出任過聯合國副秘書長。
一九四三年，斯大林為了與美國和英國聯合抵製德國納粹才宣布解散共產國際－這個違背各國憲法的國際恐怖組織。
共產恐怖組織沒能顛覆美國和英國，但卻趁日本侵略中國之機顛覆了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黨及其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被以毛澤東為首的共匪趕到了台灣。共黨霸占中國後，血腥整人運動不斷，至少八千萬大陸人死於非命。當台灣人可以象各國人一樣在公園煉法輪功的時候，大陸人卻會因為信仰法輪功而慘遭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以牟取暴利！
共產國際的各國成員對中共奪取政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在中共當局對外國共產黨員的態度上也可得到印證。比如，中共在一九八五年特別發行了一套郵票以“中國人民之友”紀念對中共貢獻最大的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 。這三個紅色筆杆子都為了共產國際在中國篡奪政權，顛倒黑白，抹黑民國政府，美化蘇區共匪。與他們相關的扭曲真相的紅色宣傳品無數，其中以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造成的效應最大。中共媒體宣稱，它“一個月之內，五次再版，美國國務院把這本書列為是美國官員了解中國的二十本必讀書之一”，鳳凰衛視網站上還有文稱“美國總統羅斯福因《紅星照耀中國》 調整了對華政策”。
斯諾與讓他一見鍾情的海倫
一九二八年， 二十三歲的斯諾靠混船票跑到繁華的上海尋找出路。他很快成為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羅的筆杆子。斯諾在上海的紅色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一九一七－一九五三）上發表了不少報道，影響了不少讀者，其中之一叫海倫（一九零七－一九九七）。
一九三一年八月，海倫到上海美國總領事館工作，特意帶著剪輯的一大本斯諾報道約見作者。對海倫的一見鍾情讓在上海的美國人中感到孤立的斯諾打消了離開中國的念頭。海倫拒絕了斯諾的二十一次求婚，直到斯諾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書稿《遠東前線》後，他倆才於一九三二年聖誕節結婚。
在民國為共產國際顛倒黑白
鳳凰衛視的斯諾宣傳片采訪過的武際良在海倫百歲冥誕時發表紀念長文《綿綿不絕中國情》，其中表示，“海倫稱：她和斯諾的婚姻在其存在的時期，是一個‘二人工作隊’，一個‘工合’式的成就，而且為不少人和曆史事件提供過動力”。“工合”全名為“美國工業合作委員會”，是在海倫的建議下由另一個國際共運成員路易·艾黎出麵於一九三八年在中華民國成立的紅色經濟組織，打著迷人的旗號，暗中支持共黨。海倫為此寫作宣傳品《中國為建立民主而奠基：工合運動紀實》。
一九三三年春，斯諾夫婦遷居北平。 不懂中文的斯諾從一九三四年初春至第二年深秋，應燕京大學新聞係主任梁士純邀請，任燕大新聞係客座講師，以教師身份搞紅色宣傳。而燕京大學本來是美國基督教傳教團體依靠他們的財力和人力在司徒雷登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教會大學。就是說在與共產主義對立的教會大學，紅色鼴鼠也能出任教職，宣傳違背基督的邪說，可想而知紅色勢力如何無孔不入了。
共產國際為了阻止民國政府消除共產共妻的紅色恐怖主義，一再挑動幼稚的愛國學生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將共產國際與民國政府的矛盾轉嫁為中日兩國的矛盾，混淆視聽，欺騙民眾。斯諾夫婦把中共地下黨員撰寫的《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譯成英文，打印數十份，分送給駐北平的外國記者，通過他們製造國際輿論和壓力。 在斯諾的家還密謀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具體步驟。海倫寫了造成一百多人受傷的“一二·九”的係列報道，連續發表在紅色周刊《密勒氏評論》上達半年之久。
參與“一二·九”的燕大學生黃華和龔普生、龔澎姐妹等都曾出入斯諾的家，都受到紅色宣傳的迷惑。黃華和龔澎於一九三六年，龔普生於一九三八年分別加入共產黨。斯諾夫婦協助發起的所謂“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導致一大批愛國青年象黃、龔一樣誤入歧途，成為馬列子孫。對此武際良寫道，“由於海倫當時表現得十分活躍，北平學界不支持學生運動的北大學者胡適曾在一次教職工會上誣稱：‘這次運動是由斯諾夫人發起的，不是拿了莫斯科的錢，就是得了羅斯福總統的資助。’”
如果說魯迅是宣傳蘇共的頭號中文筆杆子的話，那麽，斯諾就是宣傳中共的頭號英文筆杆子。也因此最遲從一九三三年二月起，斯諾就開始著手配合共產國際宣傳魯迅，準備翻譯出版英譯本魯迅小說選集。魯迅日記在二十一日記載：“晚晤施樂君。”
從一九三五年一月起， 斯諾就可能通過賽珍珠在她第二任丈夫主編的英文月刊《亞洲》上發表評論和譯作，吹捧魯迅。一九三六年五月，為了把魯迅等文痞當作“現代中國文學運動”推向世界，斯諾在翻譯姚克的陪同下采訪魯迅。同年由斯諾夫婦在楊剛等紅色文人的協助下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就在共產國際的老根據地倫敦出版。此書推介了以魯迅為首的“左聯”成員，包括楊剛的自傳性小說《日記拾遺》。此前海倫就在楊剛的幫助下，以“現代中國文學運動”為名發表論文，推薦接受中共領導的紅色筆杆子， 這篇論文作為附錄編入《活的中國》。然而在紅色中國，楊剛於一九五七年就被迫自殺身亡。
對《活的中國》斯諾在他的自傳《我在舊中國十三年》中承認：“作為藝術，這本小書可能沒有什麽意義”。（《外國友人憶魯迅》，第四十六頁）然而當時魯迅們“聽將令”寫出的宣傳品讓斯諾夫婦深受誤導，海倫在回憶編譯《活的中國》的體會時寫道：“一個人隻有親身領教了這種嚴酷、落後、充滿迷信與殘暴製度，才能識別共產黨人努力從基層改變中國的了不起的進步性。” 因此，武際良斷定，“兩個斯諾通過編譯《活的中國》，為他們後來，為什麽一定要冒險訪問陝北，探索中國革命的真相，寫作《西行漫記》、《續西行漫記》的思想背景作了鋪墊。”
斯諾不僅積極配合紅色勢力顛倒黑白，吹捧魯迅，還歪曲事實，宣傳“共匪”，欺騙世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宋慶齡按毛澤東的指示，安排斯諾和馬海德在假牧師董健吾帶領下，通過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員劉鼎，違背國民政府的禁令，秘密潛入共產國際在中國割據的蘇區。斯諾是第一個采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馬海德則是蘇區的第一個外國醫生，從此分別成為中共的洋鼓手和洋幫手。
海倫隨後想到延安，但隻抵達西安，於是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采訪張學良後，在《密勒氏評論》等紅色媒體上發表《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這之後又在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喉舌《中國呼聲》上發表《東北軍想打回老家去！》的宣傳報道。對此武際良稱，“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最早向國內外公眾透露出要求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呼聲”。就是說，海倫不僅協助斯諾包裝毛澤東及其共黨，而且還參與共黨為發動“西安事變”而搞的紅色宣傳。
一九三七年，海倫通過黃敬（俞啟威）獲知延安五月要舉行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於是與去開會的黃敬於四月趕到延安。海倫象斯諾一樣在蘇區受到四個月的款待，采訪了斯諾沒能見到的朱德等共匪頭目，補充了斯諾名下的《紅星照耀中國》中的相關內容和照片。海倫在延安期間，又名“七·七事變”的“盧溝橋事變”發生。
海倫協助中共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迷惑世人，她還把毛澤東對她撒的謊以《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為題，先在北平出版的紅色雜誌上發表，後被巴黎出版的紅色《救國時報》轉載，為毛澤東誤導國內外民眾。海倫宣稱，“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英雄，是中國的縮影。”
斯諾夫婦為毛澤東竊國撒謊騙人
毛澤東借斯諾夫婦傳播了無數的謊言，眾所週知的有被張戎夫婦證偽的“飛奪瀘定橋”和“紅軍長征北上抗日”。
毛澤東還此地無銀三百兩，居然表示，共產國際不是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外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除此之外，毛澤東還以被通緝之身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麵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
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斯諾的相關宣傳比如《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有紅五角星的八角帽的照片等便在多家媒體發表。斯諾竭盡美化毛澤東，宣傳共產黨之能事。在中外地下共產黨員比如曾任國民黨宣傳部長的邵力子的協助下，惡棍與匪區被漂白， 斯諾們以不同方式美化毛澤東和蘇區，其中包括於一九三七年初，在北平出版發行《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和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自傳》。
一九三七年十月，《紅星照耀中國》也在倫敦出版。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地下共產黨員胡愈之等翻譯後在上海發行中譯本。為了吸引讀者，迷惑世人，改名為《西行漫記》。
斯諾的宣傳在“西安事變”後，通過尾崎秀實在日本的半月刊《時事畫報》上以《五千英裏的大進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記錄》和《毛澤東自傳》為題發表。
對此，張戎夫婦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寫道，“斯諾寫的一切都經毛細細過目，改了又改”。可是斯諾卻稱毛“絕沒有審改任何我的東西”。“《紅星照耀中國》的英文本在一九三七和第二年之交出版，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毛和中共的看法”。不僅如此，“斯諾的書在中國激進青年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吸引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參加中共，其中有西藏共產黨最早的成員。”
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先被地下黨員譯成中文加以傳播， 後於一九三九年在國外發行。為了混淆視聽，海倫還用了匿名：尼姆·威爾斯。斯諾夫婦的紅色宣傳迷惑深遠。外國人能被迷惑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中國人、中華文化充滿好感，但缺乏了解，讓洋鼓手能借機偷梁換柱獲取他們對中共的認可。
這些借洋奴之手炮製的紅色宣傳品誤導了中外無數的熱血青年，讓他們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實味語）的共軍占領區誤作自由聖地而投奔 。斯諾們為中共迷惑世人，顛倒黑白，詆毀領導國軍保衛中華民國的蔣中正起了難以估計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秋，斯諾再次到延安采訪毛澤東，並在報道中表示：“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尋常的安詳，好像什麽事情也不會使他煩惱。他寬宏大量，同蔣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 其時蔣中正在領導國軍英勇抗日，毛澤東則躲在後方為非作歹，擴張勢力！ 斯諾為了吹捧毛澤東，而詆毀蔣中正，但司徒雷登卻在他的回憶錄中引用自己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在北京《民主》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來表達他對蔣中正的評價：
“但是對他的尊敬主要是基於精神和道德。 由於中國人受到留心注意他們的統治者道德水平的訓練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多，也沒有在這方麵發生更為精於此道的幻滅，所以這個現象更能說明問題。上個十月末是蔣介石五十歲生辰，在全中國自發了她曆史上沒有先例的慶祝。更使人信服的是在他被扣留在西安的時候，幾乎普遍都在焦慮，以及當他被釋放的消息來到的時候，強烈洋溢著的放心和歡樂。”
與此同時， 共產國際一直在成立各種組織，包括上麵提到的“工合”，支持中共，滲透民國，欺騙民眾。
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借國軍之手清除黨內異己項英後，斯諾在其報道中，繼續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終於被國民政府取締外國記者特權，被迫回到美國，與海倫一起繼續宣傳中共。女共黨成員龔普生也於同年被周恩來派往美國，秘密搞紅色滲透。羅斯福、賽珍珠等都是她的滲透對象。她後來的丈夫章漢夫則於一九二七年在美國留學時就加入美國共產黨。“文革”時，龔普生夫婦等紅色臥底都遭到共產黨的迫害。長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章漢夫於一九六八年被打成“叛徒”投進秦城監獄，近四年後死時，身上衣衫已經破爛不堪。
當斯諾等赤色分子在美國繼續濫用言論自由，大力宣傳共產黨，抹黑國民黨之時，因相信他們而投奔蘇區的無數愛國青年已在一九四二年就失去了言論自由。《思痛錄》的作者，“一二·九”的參與者韋君宜就是受害者之一。十八歲的韋君宜被騙入共黨，於一九三九年放棄赴美留學而排除萬難投奔斯諾們讚頌的匪區。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動了消滅個人意誌，樹立獨裁專製的“延安整風”。韋君宜的丈夫楊述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 雖然他是因從事違法活動被國民政府抓捕過的共產黨人！韋君宜迫不得已勸說楊述，違背事實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並編造謊言來向黨組織坦白交代。韋君宜們為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被騙上了共產黨的賊船，把他們的聰明才智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的竊國事業。韋君宜們被迫犧牲“自己的良心”，變成毛澤東的應聲蟲，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了他們的思想枷鎖，他們再也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連《思痛錄》也是韋君宜偷偷寫下來，遭審查刪節後才得以出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二戰後擔任過國共矛盾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胡適分別為該書作序。次日，台灣的《大華晚報》即開始翻譯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可是，這本回憶錄完整譯本至今也被禁止在牆國出版。國民政府和共產極權誰是誰非，誰怕真相，一目了然！已是耄耋之人的翻譯周惠民為了讓讀者認識“一位對中國，對中國文化，對中國未來終生抱以拳拳之心的司徒雷登，一位自認為雖是一個美國人，但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司徒雷登”，隻好把自己的譯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在互聯網上發表。
司徒雷登在前言中說，“我在中國的建樹使我有名聲；在那些建樹顯然被摧毀的時刻，我出任了我國的駐華大使；這深深地使我感到哭笑不得。但是我的挫折、失望和焦慮還都是心靈上的。我知道許多陷在（大多數是自願留下的）中國的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被粗暴地對待著，有些遭到侮辱，有些被投入監獄，有些在心靈上和肉體上受到折磨，有些不準接觸自己的中國和其他朋友，幾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財產。有少數在這種對待下死去了。千百萬中國人受到的對待更為悲慘。許多被處死，許多因饑餓而死去。最近聽說不少於四千萬人被強製勞動。許多人寧願背井離鄉，在流亡中受苦受難。許多其他的則盼望能夠流亡在外，但是卻無法逃脫出來。”
胡適在序言中表示，馬歇爾作為調停人“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幹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是，這個武器隻能限製、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裏，他們可以從蘇聯占領軍和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胡適認識到了美國政府的錯誤，也為美國政府指出了挽回錯誤的作法：不承認中共暴政！他繼續寫到：“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我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曆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
斯諾為毛共欺騙世界至死方休
在“紅星照耀的中國”，毛澤東獨掌大權的二十七年裏，斯諾三次被毛“照耀”。第一次是在毛澤東搞“大躍進”導致四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中。中共一邊將西方媒體對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一邊把斯諾之流招到大陸。斯諾一九六零年到淪陷區後，一如既往地為中共欺騙世人。他在采訪記中寫道：“為了慶祝我們的會麵，他（毛）和我對飲了少許貴州出產的烈酒‘茅台’。他還拿出中國紅酒奉客，這種紅酒在華北的酒莊有售，售價為人民幣一元，數量不限。”斯諾們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出口轉內銷”，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中共抵擋民意的思想大棒。
斯諾在馬列中國公款旅遊了五個月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了《大河彼岸》。他專門針對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西方媒體對紅色中國存在著饑荒的報道表示，“據我所知，沒有一位非共產主義者在訪問中國期間提供出經證實的有關饑餓的例證”並斷言“我在中國沒有看到饑餓的人”。斯諾閉著眼睛謳歌暴君和暴政下的慘狀。斯諾認為，毛澤東對西方文學的知識比任何其他西方統治者對中國文學的知識要多得多，斯諾聲稱，“在整個國家中，我看到每個農民的家庭都起碼具備以下各種家庭設備，而且超過一件以上：壁鍾、收音機、暖水壺、各種家什、電燈、充足的被褥、多餘的衣服、甚至書籍等……”！
鑒於在西方，紅色中國是專製國家、獨裁國家、警察國家和搞個人崇拜的國家的同義語，斯諾就胡謅什麽因為中國有幾千年的封建曆史的基因，不可能讓它一下子消除。
總之，斯諾很討毛共歡心，得以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十月，再次訪問已害死了幾千萬國民的共產暴政。這次毛共不僅發了毛澤東與斯諾會見的消息，還在《人民日報》上登載了毛澤東同斯諾會見的大幅照片。把斯諾稱為“《西行漫記》的美國作者”。
這之後，斯諾分別於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提出到馬列中國訪問，遭到拒絕。但一九七零年早春，周恩來卻要毛共駐法國大使黃鎮盡快促成斯諾到紅色中國訪問。斯諾既是“文革”前被允許到淪陷區的最後一名外國人，又是“文革”中被毛澤東親自邀請到淪陷區的外國人。
按照竇應泰發表的《黃鎮與美記者斯諾等三位著名友人的訪華內幕》所說，邀請斯諾，是因為“主席有許多重大的見解要通過一定的途徑傳達到西方，傳遞到世界去。經過我們反複考慮，最後才認定斯諾先生是最為合適的信使”。
一九七零年八月十四日夜，斯諾夫婦抵達中國。開始了中共需要的第三次紅色之旅。
這次斯諾與第二任妻子路易絲·維勒·斯諾被邀請參加共產黨的國慶， 象毛一樣在天安門城樓上聽喇叭裏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見入選的群眾高呼毛澤東自己擬定的口號：“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斯諾夫婦在城樓上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還於十二月十八日與斯諾長談，借以向外界傳遞信息。毛的身邊人吳旭君名下的文章《毛澤東的五步高棋—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始末》中透露，毛向吳表示：“我在和尼克鬆吊膀子，要找紅娘啊。” 斯諾是毛需要的紅娘。毛告訴吳，“ 讓外國人進行宣傳，這種做法，它的說服力有時比我們自己在那裏吹作用還大呢。”
斯諾還被毛澤東用作他搞中共內鬥的道具。 毛在與斯諾談話中，針對林彪因想討毛歡心而提出的“四個偉大”，說：“什麽‘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
毛的這一講話以《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發給中共全黨學習。
我研讀過這個談話紀要，但作為“文革”同齡人，我隻能得出這不是兩個正常人在對話，而是兩個非正常人在自說自話。
我隻好請教“文革”史專家王友琴。她回答：“我看到過這些話所引起的後果或所指代的現實，感覺很不一樣。
比如，毛說拿老師‘開刀’，我在《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中引用過。真的殺老師。
比如，毛說‘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當時就取締小型農貿市場，農民就不能賣自己的產品，成為徹底的‘奴隸’。
比如，毛說‘真正信教的很少’，他就敢愚弄煽動群眾‘革命’。
比如，毛說，‘什麽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當時真的就是把一大批共產黨幹部都‘打倒’和‘鬥爭’，手段很殘忍。”
就是說，生活在瑞士的斯諾可能也象我一樣根本不知毛在說啥，不過這個紀要泄露，他確實不是什麽外國記者，而是共產奴才。請看，他對暴君的表白：“有一個問題我還不大清楚，即主席對我講這些，是供公開發表用，還是作為介紹背景材料，還是朋友之間的交談，還是三者兼而有之”。一個稱職的記者就是要竭盡全力從公眾人物口中獲知信息並公諸於眾。隻有奴才會隻按主子的意思行事寫作。
而毛澤東則在會談結束時表示，“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複講的一句話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確實，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起就對斯諾撒謊，而斯諾則一直忠實地傳播毛的謊言，淪為共產黨的奴才，毛澤東的話筒，到死方休。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的七十七歲生日前一天， 也是西方的聖誕節第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的通欄大標題，發表毛澤東在國慶節同斯諾夫婦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照片。新華社的報道說：“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主席，最近會見了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先生，並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斯諾又一次幫助中共欺騙了國民！此時旅居匪區的外國共產黨員比如愛潑斯坦已被毛共投入大牢，中共稱之為“美國友好人士”的斯諾則是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視為危險的共產黨徒。斯諾象史沫特萊一樣因其紅色劣跡在美國受到追查，史沫特萊死在英國，斯諾則死在瑞士。
一九七一年春天，斯諾將他在北京與毛澤東的長談，整理成文，以《我們同毛澤東談了話》為題發表，代毛澤東向自由世界表示他歡迎尼克鬆以任何名義訪華，再次為中共欺騙世人，獲得承認製造輿論。這是斯諾的最後一篇“獨家內幕新聞”。一九七二年，在尼克鬆抵達北京的前一個星期，中國的大年初一斯諾死於癌症。隨尼克鬆訪華的有七十二位記者，但中共卻不敢讓他們誰采訪毛澤東。可是，這不影響他們中的索爾茲伯裏以斯諾為榜樣，在中共的另一個美國朋友謝偉思的協助下，於一九八五年寫出《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表明他曆來親共，無論是蘇共、越共，還是中共。
兩任妻子兩種選擇
海倫於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回到美國，一直從事紅色宣傳，促使美國沒能執行既定國策，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浪潮”，導致共產國際顛覆中華民國。一九四九年，紅色中國成立在即，“兩人工作隊”也完成了使命。離婚後，海倫獨自留在夫婦倆靠出賣良知買來的房子裏，繼續“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雖然一九五零年，美國第八十一屆國會就通過了反共的《麥卡錫法》，但一九五二年，海倫還是以《紅塵》為名，在美國發表她在延安采訪時對中國共產黨人產生的紅色幻象。在紅色勢力的影響下，一九七一年，美國政府不再阻止中共暴政強占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海倫曾專程前去歡迎中共駐聯合國的第一任大使黃華到紐約赴任並撰文加以祝賀。
第二年，《紅塵》再版時，書名改為《中國共產黨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共邀請海倫以《續西行漫記》作者的身份到淪陷區訪問。這次訪問後，海倫寫了美化紅色暴政的《重返中國》和《毛澤東的故鄉》。一九七八年，海倫再次到牆國，她沿著四十多年前她與斯諾在中國走過的紅色路線，拍攝了一部電視片並撰寫出《七十年代西行漫記》一書。
一九七九年初，禁止共產黨猿入境的美國，正式接待第一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訪問。在這八天裏，鄧小平專門會見了海倫。這一年，《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也在美國再版，繼續迷惑世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後，西方各國都抨擊和製裁中共暴政。海倫卻寫信給老布什總統，不同意美國製裁中共。針對西方國家對中共的製裁政策，海倫於一九八九年七月，發起成立“支援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委員會美國分會”，並同一些紅色美國人聯名寫信給老布什總統，呼籲通過這一組織，給共產黨獨裁的馬列中國貸款。
因此，中共以中國作家協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名義，於一九九一年專門授予海倫所謂的“理解與國際友誼獎”；一九九六年，又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名義授予海倫“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稱號。 海倫一九九七年死於美國後，龔普生等中共官員出席她的葬禮。海倫的紅色宣傳品在美國缺乏市場，但還繼續由中共按需所用。她的親友還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海倫比斯諾左，但影響不如斯諾。在斯諾病重時，毛澤東甚至派了馬海德帶著醫療組去瑞士給他治療。馬海德當年與斯諾一起在宋慶齡的安排下到蘇區為中共效勞， 後娶了個投奔延安的女演員，終身在大陸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而奮鬥，直到“文革”中妻子被抓，家被抄，他自己被剃了光頭，依然至死不悟。
斯諾死後，根據其遺願，中共當局將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他曾執教過的燕京大學的未名湖畔。中共奪取政權後，燕京大學於五十年代被撤消，校園被北京大學鳩占鵲巢。對此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在回憶錄的前言中寫到：“在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中國，有許多是好的，也有許多是壞的。自從他們接管了之後，前一種就少了下來，後一種卻多了起來。我一生和我的教會和教育同工們的努力，是奉獻給使好的變得更好，使壞的變得不那麽不好。可以眼見的那些努力中相當一部分的證據，已經瓦解幻滅了：有些工廠、設備、教堂、學校、建築物和醫院被破壞了，更多的一些被共產黨為他們的目的而占用了。”
雖然司徒雷登想葬身燕園的願望至今未能實現，不過斯諾的靈魂在未名湖畔肯定不得安寧，因為僅“文革”，北大就有六十三人死於非命，他們的冤魂肯定會找毛澤東的洋鼓手討說法。
斯諾離婚後與小他十五歲的美國女演員路易絲·維勒結婚。維勒告訴曾拜訪過他的一名大陸學者，“周恩來參加骨灰安放儀式時，她感謝中共派出醫療隊，周的回答是，這個不值一提，我們為斯諾先生所做的，比起斯諾先生為我們所做的，相差甚遠呢”。
確實如此，斯諾為共產黨顛覆中華民國起了難以估計的巨大作用。在斯諾率先投入紅色宣傳，謳歌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蘇區和紅軍前，共產黨給人的印象就是由“文匪”領導的一群“流寇”。即使通過斯諾等洋奴的宣傳，中共在國際社會塑造了美好的形象，但它在中華民國還是無足輕重。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有近兩億五千萬中國人參加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他們投票選舉國大代表，凡獲得五百個簽名的人，都可被選為國大代表。有百分之七十的選民參加選舉，隻有中共占領區或曰蘇區的居民無法參加選舉。對此美國的《時代》雜誌十二月一日報道說：“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識字與否都可參加選舉，隻要他們沒有因為叛國，政治腐敗或吸毒坐過牢。 但因為這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選舉，而在中共的占領區沒有舉行選舉，所以參選的人數較少。（……）這件事的關鍵在於，如果共產黨打贏了，就不會再有選舉了。”通過這次史無前例的普選選出了二千九百六十一名國大代表，比選舉法少八十四名的原因是中共的幹擾。
共產黨打敗了以實現憲政為目標的國民黨， 靠的不是民心，而是宣傳。共產黨靠大大小小的斯諾和魯迅，顛倒黑白，欺騙世人。被紅色宣傳誣蔑成獨裁者的蔣中正，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召開的國大代表大會上，以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說，得人心的是蔣中正，而非毛澤東。連“為人民服務”都是蔣中正先在中華民國提出來，後在紅色中國被收入毛語錄的。
好在斯諾的遺孀維勒後來因“六四”屠殺與中共決裂。她同情“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曾拒絕中共的邀請像斯諾一樣到馬列中國公費旅遊，充當中共的棋子。二零零零清明，她以旅遊簽證去北京給斯諾掃墓，想順便去探望失去愛子的丁子霖並麵交人道捐款。行前她通過媒體發表聲明稱 “是一個母親和她的兒子，對另一位失去了兒子的母親所能表達的同情和安慰，這也是向所有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屠殺中失去親人、又在後來的歲月裏被剝奪了正常生活和自由的母親和難屬們，表達我們母子和他們的團結之心。”可是她與兒子遭到中共警匪的無理阻攔。她在結束這次私人之旅時，發表聲明說：“我不能繼續對基本人權受侵犯之事保持沉默，我知道我的丈夫一定會支持我的行動。”她還決定在馬列中國的政治狀況沒有改善之前，再也不去觀光。從此，斯諾遺孀也被打成“反華勢力”。 因此，有大陸80後撰文表示維勒是《一朵鮮花插在了斯諾上》。
事實證明，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的是至今奴役人民，踐踏人權的紅色暴政。斯諾的同類不少，也不乏後繼者，揭露斯諾的目的，一是告誡中共的洋鼓手，紅色劣跡會被曆史記錄下來，二是希望有助讀者識破洋鼓手。
註：此文是專著《無恥的洋人》第三章〈毛澤東的洋鼓手斯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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