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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照相館》的這個情節安排可謂置中國人於忘恩負義之地
電影裏，吉祥照相館老板金承宗和徒弟阿昌，冒著生命危險，把日軍攝影師伊藤秀夫拍下的日軍屠殺中國軍民、奸淫婦女等罪行的部分底片，縫在衣角送了出去，經西方報紙刊發，外界才得悉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惡，紛紛抗議日軍暴行，聲援中國。
真實的曆史裏，冒死送出日軍暴行影像罪證的，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幹事喬治•費奇。
相關影像是由美國聖公會南京道勝堂傳教士約翰·馬吉拍攝的。
馬吉也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同時也是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他有一部16毫米攝影機，在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冒死偷偷拍下了大量日軍暴行現場畫麵，總共有4盤膠片，總時長105分鍾。
為了讓西方國家知悉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馬吉托付喬治·費奇，把這些膠片送出日軍控製下的南京。
1938年2月，費奇向駐守南京的日軍指揮部提出，要到上海去采辦一批藥品，獲得了通行證，他把膠片偷偷縫在自己的駝毛大衣夾層，乘坐日本軍列去了上海。
他把膠片交給英國記者田伯烈，後者送到柯達公司進行衝印拷貝，原始膠片分別通過外交郵袋與商船兩種方式，送到英國和美國 。
1938年3月，美國《生活》雜誌刊登了部分照片，立即引發國際震動，也讓日本當局甚是驚慌，外務省辯稱，“那些照片是偽造的”。日本政府一時灰頭土如，以至於後來在武漢等地都不敢再搞大屠殺，這是曆史事實。
費奇還在美國各地巡回演講，並放映馬吉拍攝的影片，不斷地向美國人揭露日軍在南京的罪行。
喬治·費奇
後來在東京審判中，費奇送出的馬吉影像，被軍事法庭列為第324號證據，有力地指證了當年日軍最高指揮官鬆井石根縱容部下屠殺的罪行。
馬吉拍攝的紀錄影片，是迄今發現的記錄南京大屠殺情景的唯一動態影像，後來，與《拉貝日記》一起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
約翰·馬吉在鼓樓醫院拍攝下的被日軍刺了37刀的李秀英
中國人有沒有保存過那些日寇屠殺中國人的照片？
答案是肯定的。
電影裏麵阿昌原型叫羅瑾，時年15歲，1938年初，他到南京估衣廊附近的華東照相館當學徒，一次，他給一名日軍軍官衝洗膠卷，發現有許多日軍屠殺軍民、奸淫婦女等暴行的照片，大受震驚，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加印了30多張，後來挑選了16張，貼在一個小本子上，做成一冊，把其他的燒毀了。
1940年，羅瑾從照相館辭職，到偽當局辦的交通電訊集訓隊學習，地點在毗盧寺內，他把相冊藏到集訓隊宿舍的床板下。
1941年初的一天，偽當局憲兵突然到寺內進行大清查，羅瑾匆忙把相冊藏到寺內的廁所牆洞裏，外麵糊上泥巴。
羅瑾自製的小相冊
幾天後，羅瑾在集訓隊的同學吳旋上廁所時，偶然發現了牆洞裏的相冊，看到那些駭人的照片，他既高興又害怕，就秘密藏在寺裏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羅瑾以為相冊是被發現了，自己會被抓走問罪，他嚇得立即逃離了南京。
後來，吳旋一直秘密珍藏著相冊。
1946年，南京政府張貼布告，向市民征集日軍罪證。吳旋就把那本相冊交了上去。
在對侵華日軍戰犯進行審判時，那本相冊成了給南京大屠殺案主犯、原日軍第六師團長穀壽夫定罪的“京字第一號鐵證”。
也就是說，在日本投降之前，華東照相館的學徒羅瑾並沒有把日軍的罪證送出去，更談不上刊登在西方報紙上，引發國際關注了。
真正第一時間冒死把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影像膠卷送出南京，並且在國外媒體公開披露的，是美國人費奇等西方人士，而非華東照相館中國學徒羅瑾等人。庇護南京百姓和撤退國軍的也是外國傳教士，外國醫生，外國記者.…這部電影隻字不提。
也許，《南京照相館》的編導是希望由國人來完成此一壯舉，心情可以理解，但編導在不可能不知道馬吉、費奇等西方人士當年的壯舉情況下，依然罔顧史實，改成電影主角國人阿昌來完成，可謂有移花接木、偷梁換柱、搶奪他人功勳之嫌。非常不地道。
八十年來，我們知道南京大屠殺已經是1980年代末，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拉貝日記》？本來，拍十部電影來褒揚當年在南京的“國際義人”對南京人民所做的一切都嫌不夠。無論中國人或政府都還沒有來得及隔空對他們說一聲“謝謝”啊！
而這部《南京照相館》的編導為了打造這部“愛國主義”題材的商業片，電影的主題相片和照相事跡都是虛構的，用移花接木、偷梁換柱的情節安排徹底抹殺了約翰·馬吉、喬治•費奇等“國際義人”的英勇事跡，可謂置中國人於忘恩負義之境地。
我們民族知恩圖報的優良傳統呢？
我們的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呢？
（圖文均來自於網絡，稍有改動。向原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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