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規劃及其硬傷 (2)

當搜集北京城市規劃的資料時，看得越多越膽戰心驚。和平解放北京本來就為重新規劃建設北京留下一個不必在廢墟上去建好得多，起碼少了大清大拆的各項表麵或隱性成本。

以下數段文字見於祁峰在國管局門戶網站的文章“新中國成立初期在京中央機關職工住房供應述略”(https://www.ggj.gov.cn/zgjghq/2023/2308/202308/t20230817_43869.htm):

1.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兩支先遣隊奉命趕赴北平打前站。一支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率領，主要任務是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移駐香山作準備，以“勞動大學”名義，首先接收了西直門以西至香山範圍內敵偽軍房屋，以及華北中學、沙灘“北大”等處的校舍。還出資購置了一部分房產，主要分布在西城。另一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齊燕銘率領，奉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示，首先接收了中南海和北京飯店。他們以“中南海辦事處”的名義對外聯係，著手清理房屋、清除垃圾，修繕懷仁堂、勤政殿等處，還接收了六國飯店、翠明莊賓館等一批賓館飯店，為籌備新政協會議作準備”。

2. “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成立，下設北平市政府、物資接管委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由軍管會主任葉劍英兼北平市長。4日，葉劍英和副市長徐冰在中南海宣布按係統完整接管。各機關進城後，紛紛自行接管房屋。曾親曆接收中南海的夏傑同誌回憶說，“北平剛剛解放，新舊政權交替很不穩定，我方入城的地方單位和部隊很多，隸屬關係複雜，進城後鋪攤子占房占地的現象極其普遍”。 “隨著黨政軍群機關大批進駐，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房屋供不應求之下”，許多機關不惜高價競購搶租”， “在市麵上亂抓亂搶，不惜金錢互出高價”， “引起房價飛漲和市民不滿”。

3. “自1949年8月起，北平市房委會向財政部請款購房，首批共購置房屋35處。此後，清管局購房組、交易所相繼為機關購房。至1952年5月，北平市房委會、政務院房委會累計購房400處、24036間” 。

4. “1949年，政務院首次提出配建房屋6000間。因季節關係，年內僅開工1980間，這與1950年初各機關申請購房9996間的需求相去甚遠”。 “1950年9月2日，政務院房委會第七次會議傳達周總理指示的同時，決定建房6000間，預算6000萬斤米。這一預算較年初已打折扣，而此時中央機關用房需求已飆升至51600間，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傳遞的信息是：

1. 西直門以西至香山的西城範圍主要是為保衛剛從西柏坡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移駐香山作準備。解讀：中央及軍委不可能長駐香山，是臨時性質，例如毛澤東住在雙清別墅。

2. 清理房屋、清除垃圾，修繕懷仁堂、勤政殿等處，還接收了六國飯店、翠明莊賓館等一批賓館飯店，為籌備新政協會議作準備。解讀：這些前期工作是為中央當時的領導人從香山移居作準備，也為各路民主黨派人物到京後的住所安排，以方便召開新政協會議。假如都是以臨時性質的安排沒有問題，因為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主持人為李克農，長期負責情報工作）在進駐北京後就委托梁思成組織清華大學師生設計中央領導人在西郊新城區的住宅規劃。但李克農權力有限，加上設計及改建需時，新任的各中央領導人入京後早就各占地盤，即使建成也挪不動他們；例如薄一波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區按院胡同（三環內）一座帶花廳的四合院，到1957年更要求陶宗震按照他夫婦的設想，將舊房子和花廳都得拆掉，然後在院子中間新蓋一棟呈直角狀的小樓，並在內轉角處設入口。最終陶宗震保留了院子原有布局，僅在邊上起了一棟建築麵積約200平方米的二層小樓（2009年，按院胡同被拆除）。200平方米及加上原四合院的麵積是多少？薄一波僅是個副總理已經是這樣了，其它的呢？建國連10年都不到，新的階級已然成型，偉大何在？

3. 隨著黨政軍群機關大批進駐，在市麵上亂抓亂搶，不惜金錢互出高價競購搶租，引起房價飛漲和市民不滿。北京人口迅速增加。解讀：打江山﹑坐江山，以各自優勢搶占地盤，與抗戰勝利時無異。這些早期黨政軍群機關人員入京的後代基本占北京現代人口的相當部份，也是依權力大小死占國家頂級教育資源者。所謂的紅二代及紅三代基本集中在北京就清楚了。

4. 收繳內敵偽軍房屋，以及華北中學、沙灘“北大”等處的校舍。還出資購置了一部分房產，主要分布在西城。這本來是為北京城市規劃的土地儲備計劃的部份，後來都亂套了。

所謂的亂套有多方麵的原因：

其一是中南海的占用使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屁股挪動不了，環境優美及易於交流；這種情況延續到四人幫倒台時還變不了，看葉劍英等人密商的地點就可以明白。

其二是毛澤東無法變更的階級鬥爭思想早在1949年之前就形成，一是在天安門舉行建國大典，向封建皇朝行結幕禮（但走向了更封建獨裁的路）；二是巡遊閱兵必須經東交民巷，向西方示威 (同樣的在1972年後結束了及和解)。

其三是整個統治層根本不清楚如何從奪取政權到建設國家的身份轉變，連架構等都全麵求助於斯大林。

其四是北京城市規劃還沒有成形，連“中央機關用房需求已飆升至51600間”, 幾乎為周總理指示傳達政務院房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建房6000間” 的9倍；假如連其它的以同樣數目計算，10萬間都安排不過來。

其五是蘇聯專家的解讀是“黨中央和政務院已經在中南海了，天安門這一帶已經設了重要部門，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業部都在東交民巷，外交部在東單北邊，天安門已經是你們新的行政中心了”。

更慘的是所有的城市規劃設計者無法弄清楚北京的未來規劃及前瞻，包括梁思成等在內。頭腦清醒的莫如林徽因，甚至梁思成也因為她而走上建築之道（當時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係不收女生），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在2024年追發她的學位證書不無道理。

時下各種傳聞不少，例如：1．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在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是煙囪”；2．彭真建議拆天安門；3．因拆永定門與吳唅決裂；等等不一而足，真真假假，見仁見智。

實際上當中南海成為黨中央所在地已是亂局，全國政治中心與曆史文化最應該保留的部份混在一起分割不了，這難免即使是參與城市規劃的人都隻能服從中央的。電安門廣場的一再擴建就是一例，僅是為了所謂的國慶節﹑大閱兵之類滿足宣示權力而已。假如有其它安排，這種活動也不是不可以舉行的。試舉例：



圖中所示： A人民大會堂及人大辦公地點  B 廣場 C 黨中央所在地

D 主要國家領導人居住區域 E 各部委領導人居住區域

F 民主黨派辦公及居住區域外 G 各主要單位領導人居住區域

H 中央軍委駐地

上圖的設想是我的，基礎是在日本編製的北京都市計劃及梁陳方案之上，算是事後炮。但假如在梁陳方案初定，並逐步完善的情況下，即使沒有那麽理想，也不至於落到現在無法翻盤的傷痛 – 多委曲的“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四套機構”，不得不在於2015年10月1日起從市中心遷往北京市東部郊區通州辦公；現在是將一些單位和高校遷到雄安新區去，雷聲大﹑雨聲小。

這得說說雄安新區，為什麽不把它作為一個政治中心來興建？一天不建成，一天有可能災害都可以雷打不動的不搬遷，怎樣說都有理。在北京的機構變來變去，時擴充時精簡，舊的地盤不動，新的單位又增，於是乎見縫插針地胡亂新建，越建越離譜。

北京有句老話是“東富西貴﹑北賤南貧”，那是因應曆史而來的話；即使在日占期間的規劃也是在西區的日本商號及日本人聚居之所（約有4000人在這一帶）。

“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初還幾乎保存完整的3000多條北京古城胡同，到90年代僅剩1200餘條。後來胡同消失的速度更快。僅2007年9月，北京就有361條胡同同時在拆。胡同與四合院骨肉相連，胡同的消失就意味著四合院的消失。老舍兒子、作家舒乙說，胡同是北京的第二城牆。胡同的消失使得北京的古都風貌底色漸漸褪去”（新世紀：“北京那些事兒：北京城沒有毀於戰爭，沒有毀於革命，而是毀於建設”， 2025 年 8 月 5 日  http://hx.cnd.org/?p=248994）。

上述的胡同多在三環之內，相當部份也分配在西區。再這樣下去，北京的古都風貌底色不僅是漸漸褪去，再過若幹年後，恐怕僅剩故宮在林立的高樓下顯得渺小。“胡同”二字已經簡化及普及，原來應是“衚衕”，原可以“行”，現在沒有了。

西區本來是富貴之地，部份親王府公主府貝勒府多在城西區，民國初期不少親王府公主府貝勒府及宗親府第被變賣，相當部份被改建，而富貴人家買入的仍依原格局略作改變而已。假如將這些（尤其是沒收日本資產部份）坐落在政治中心區域的轉為相當部份領導人的住所，既滿足了他們“打江山坐江山”的心理需求，也可以在行政的嚴格規限下保護這些已在戰火餘生的建築。胡同的變化也不會很大，那後麵大拆大建的機會也沒有了。

北京大學曆史係李孝聰教授有親身的體會，他在“20世紀北京城市功能布局的記憶與描述”（《文匯學人》2016年11月18日）中說他是在1948年“隨父母從四川搬到北京，居住在西城翠花街3號的北大醫院第六宿舍。那是一座帶假山池塘的王府大院，分東、西兩組院落，東院是敞廳、戲台，西院是進深三院的住宅，朱紅色的大門有5級台階，配4個門當、2座石鼓獅子門墩，十分氣派”。他這個京城老住戶像其它居民一樣隨成分的改變，“從二環以內的城裏，先搬到城外的魏公村， ‘失去了城裏人的身份’；再搬家到三環路與四環路之間的黃莊，又搬到四環路以外的北京大學宿舍；而父母的家甚至搬遷至五環路以外的西二旗”。也就是說尋常百姓的選擇是沒有的。

在同一文中，李孝聰說“老北京城市建築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鮮明的，但是隨著城市人口的增長，四合院式的平房難以適應人口壓力對住宅的需求。政府不斷地拆除一些四合院，改建高層住宅樓。盡管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種改建從未停止過，但是截止到80年代末，北京城市的傳統文化特征還沒有被破壞。這是因為過去四十年遷入北京城市的人口，在經濟收入、政治地位、社會威望和文化水平方麵基本上是協調的、均質的，與北京城市文化特征基本上是和諧的。近20年來，情況發生了顯著的改變，打破了城市階層與城市文化的均質性。這種變化不僅導致對住房和購物有高標準的追求，而且追逐與市中心接近的良好區位，造成現代風格的政府大樓、高層寫字樓、賓館飯店在老城區內爭相建造，車輛在城區的擁堵。尤其那些象征金錢與欲望的全金屬玻璃外殼式建築，不僅消耗大量能量，而且同北京傳統的城市特征是極不和諧，它們不僅蠶食著北京城的傳統文化風貌，也奪走了北京人追求靜謐淡雅的情懷”。

這就與城市規劃及長期穩定的政策有關了。倘若如圖中的政治中心區域及曆史文化保護區域雷打不動，那現代風格的政府大樓、高層寫字樓、賓館飯店隻能在圖中北京市政府以北的地區發展；“那些象征金錢與欲望的全金屬玻璃外殼式建築”的高層寫字樓、賓館飯店商場則先會在商業經濟發展區域內進行。我在北京的時間還沒有那麽多高層建築，後來則可以在輕工業區域和平民區域裏分期限高的向外推進。按文章發表的時間看，剛好在我辭職離開北京之後不久所管理的項目在城西，名目是內貿部糧油進出口公司辦公樓，在一條胡同內，也隻是加建部份及重新裝修而已。香港回歸後，國內走上了美其名發“土地財”的路，且說演越烈，這股風很快傳遍東南西北，用太多經不起曆史的所謂高樓大廈來證明現代化超越歐美，甚而說來越覺得中國以外的“土”。

不經覺間又些了一篇，恐怕還要續一篇。但在這裏需向其它閱者道歉，於“在北京的日子”裏誤將慶親王府題作孚親王府，這是在今天查資料時發覺的。見北京旅遊網綜合文章“京城皇家府邸 胡同裏的顯赫地標”（ 2018年3月14日），文中的描述是這樣的：“慶親王府西城區定阜街3號。為清末再封慶親王奕劻的王邸，慶王府當是在光緒十年(1884)晉封慶郡王後按王府規製改建，始稱王府。王府建築分3大部分。中央是主要殿堂，現隻餘後寢1座。東部亦已改建。現隻西部尚基本保存完整。西部是王府的生活居住區，有三組並排的院落。原廳堂均有名稱，懸有匾額。最後是一座二層樓，俗稱梳妝樓或繡樓，現存三組院落，各有大門出入，1949年後，京津衛戍區司令部設此，為北京市重點保護文物”。文章中同時有該王府的入口圖片：



無論入門部份﹑院落及梳妝樓（或繡樓）都符合個人記憶，除王府名稱外，還將繡樓誤解為戲台。解作繡樓是正確的，是內院深閨的地方。門外整潔得很，估計裏麵的原住戶已騰退，是否已還完或修繕了？隻可惜現在門口擺了個“禁止入內”的牌子，能否進去看機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