塗向真（Tu Xiang Zheng）
初夏的台灣，空氣滾燙得像剛剛掀開的蒸籠。1999年6月，我本已打算在舊金山度過一個陰涼的夏天——馬克·吐溫說得沒錯，舊金山的夏天是最寒冷的冬天。可計劃終究不敵變化，台灣那邊一封封傳真和電話追來，一句“就算求你幫忙，好嗎？”讓我實在無法再推脫。
於是，我又提著行李，坐上飛往台灣的航班。飛機降落時，窗外的熱浪像一堵無形的牆，隔絕了舊金山帶來的那點涼意。
這次我不是來講課，而是要親自參與一條MEMS生產線的籌建與規劃。好在，真正棘手的大頭不是我一個人扛著。公司裏，已經有三位博士分工明確，撐起了各自的責任區塊。
一
負責無塵室規劃的是Cheng博士。他四十出頭，眉清目秀，身材勻稱，若在書房裏著一襲長衫，倒真像舊時書院裏的翩翩舉子。
他的履曆耀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博士，曾在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實驗室擔任研究員，回台後在清華大學任教。連圍棋界也留有他的名字——他與大陸國手交鋒，互有勝負。
我們幾次在會議室碰頭，討論生產線空氣潔淨度的級別和氣流方向，他講得周到細致，幾乎沒有我插嘴的餘地。隻是，他定下的規格太高，我擔心將來花出去的錢會嚇壞出資人。
與技術討論無關的話題，有時也會插進來。Cheng博士至今單身，讓周圍人議論紛紛。有人說是他家教太嚴——他的父親曾是蔣經國的幕僚，典型的權貴世家出身，從小規矩森嚴。即使在台灣清華時，也有女同學向他示好，卻沒有結果。聽說這些年介紹人沒少跑斷腿，連我都見過他急匆匆去相親。想來，再嚴苛的擇偶觀，歲月總能慢慢熨平。
二
比起Cheng博士，Lai博士的生活顯得更像一首熱氣騰騰的生活曲。他還在台灣交大讀博時，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Lai是客家人，說話間帶著客家人的質樸與爽朗。
他負責芯片製造設備的規劃，傳統機械出身的他，為了跟上MEMS這股新潮，硬是在畢業前自學了不少微機械知識。每次他拿著設備圖紙找我討論，總是一臉憨笑：“前輩，這個可行不？那台設備我們得自己改。”
在台灣，台積電和聯電就像兩隻吞噬新人的巨獸，微電子專業的學生被吸得幹幹淨淨，Lai這樣的機械人，隻能靠轉型紮進MEMS的門縫裏。可他並不覺得苦，相反，他一邊在辦公室裏畫圖紙，一邊還惦記著家裏的兩個小孩，跟我講起孩子時，總是笑得像個大孩子。
三
Xu博士則是另一個樣子。他是道地的台灣閩南人，祖輩從福建渡海來到這片島嶼，紮根開荒，落地生根。
他負責封裝與測試，和外麵公司聯絡的事情一大堆，三天兩頭出差。每次回來，他會把一些儀器選型資料丟在我桌上：“前輩，幫我把把關。”
Xu博士在台大讀電子學，研究能力強。那天，他在會議室做了一個MEMS壓力傳感器的報告。我聽著聽著，突然發現他的理論曲線哪裏不對勁，當場提出來。他一開始還試著解釋，可越講越圓不過來，最後隻得承認測量有誤。
沒有誰把這場小小的駁斥放在心上。我們在顧問室裏仍舊時常探討實驗和數據。這裏沒有麵子可言，隻有對科學的尊重與執著。我始終覺得，做科學就該如此——沒有權威可端，沒有花架子，隻有真實與準確。
四
Long公司的顧問室像一個交織著不同背景的舞台。我是常駐的高級顧問，旁邊座位是Hu博士，台中東海大學的老師，一個身材魁梧、笑聲爽朗的江西老鄉。
他在美國德州讀的書，而我在Texas A&M當過訪問學者——這層“德州校友”的名頭，讓我們一拍即合。更何況，我們都是江西人，遠離家鄉，相見自然多了幾分親近感。
Hu博士父親當年是最早一批從大陸來台的人，鐵路上幹出了名堂，才在台中紮了根。Hu博士自己身高一米八五，大學時是籃球隊主力，常去大陸打校際賽。東海大學前任校長最愛帶他出訪，英語流利，談吐得體，身形挺拔，隨時都是一張流動的形象牌。
他的婚姻不算美滿，單身的周末，他常開車載我到處走。有次，他還叫來另一位江西老鄉Zhang博士，一起在台中小聚。Zhang博士是彰化師範的教授，出身更是顯赫：祖父是江西的督軍，父親也曾是國民黨高官。酒過三巡，我們幾個江西人在台灣島上談著家鄉，忽遠忽近的鄉音混著桌上冒著熱氣的牛肉麵，竟有幾分說不出的暖意。
那一整個初夏，台灣的烈日依舊灼人，而我們一群來自各處的人，卻在冷氣呼呼作響的顧問室裏，點著咖啡杯沿，一遍遍討論著潔淨室的氣流、芯片的工藝曲線、封裝的可靠性。
台北的熱浪像是在催促，而舊金山那灰白的霧又在心底輕輕回蕩。我想，無論在哪片土地，科學與人情都是支撐一切的根。等到立秋時節再回舊金山，那裏的風，應該還會涼得恰到好處吧。
五
草屯的夜晚，和白天一樣，悶熱卻不焦躁。加班後的顧問室，隻有我和Hu博士還沒走。
他坐在我對麵，一邊喝著便利店買來的凍頂烏龍，一邊盯著我桌上那份MEMS真空腔的設計草圖。
“塗教授，你說這批微加工的機台能不能直接找日本那家？”他咬著吸管問。
“日本人技術沒話說，但價錢也沒話說。”我指了指圖紙上的工序節點，“真要省成本，不如把一部分外包給國內熟悉的廠子。”
“可他們不一定做得出來吧？”Hu博士有點遲疑。
“先把最關鍵的做在自己手裏，剩下可分的慢慢磨合。”我笑了笑，“台灣是海島經濟，外包是常態，但有些核心還是要自己攥住。”
Hu博士點點頭，忽然把茶杯放下：“對了，教授塗，這周末跟我去台中轉轉，找Zhang博士一塊聚。上次你說還沒吃過真正的台中鹵肉飯？”
我笑著答應了，心裏盤算著要不要把Lai博士也叫上。那小子這幾天一頭紮進機台改造裏，熬得黑眼圈都出來了。
六
周末到了，Hu博士果然開著他的那輛老豐田，拉上我一路往台中開。
在一家老牌鹵肉飯店門口，Zhang博士已經等著了。他看上去年紀比我們略長，戴著一副深色金絲眼鏡，神情溫厚，說話慢條斯理。
“江西老表，來，坐坐坐。”他招呼我們入座，還特意吩咐店家多上一盤鹵蛋。
一碗熱騰騰的鹵肉飯端到麵前，飯香混著醬油味在鼻尖打轉，似乎連遠離家鄉的那點鄉愁都被安撫了。
Zhang博士講起自家的舊事，從他祖父在江西督軍的威風，到父親隨國府敗退來台，一路顛沛流離，講得平靜，卻在末了歎了口氣：“也是一代人風雨，一代人吃苦。到我們手裏，還算是好日子了。”
Hu博士夾了塊鹵蛋放我碗裏：“可不是嘛。你看咱們現在搞MEMS，也算趕了個好時候。”
“趕上了，也別掉隊。”我接過話頭，“台灣的MEMS要跟國際接軌，還差得遠。技術要過關，設備要自己掌握，人才還要再培養。”
三人相視一笑，桌麵上的茶杯輕碰，清脆一聲，仿佛這碗飯吃出了點理想主義的味道。
七
飯後散步時，Zhang博士說要帶我去看彰化師大新建的實驗樓，他邊走邊聊起學生的情況。
“現在學生有個毛病，喜歡拿現成的，不愛自己動手做。”他說著，有些無奈，“論文寫得花哨，可真到實驗室拆個傳感器，都嫌麻煩。”
我感慨地點點頭：“我們當年做實驗，連擴散爐都要自己做。現在條件好了，人反倒浮躁了。”
Zhang博士看著我：“所以你得多來幾趟，幫我們帶帶年輕人，把這股實幹的勁兒傳下去。”
我沒說話，隻是笑笑。夜風從校園盡頭的操場吹過來，帶著一點青草氣，遠處有學生在打籃球，青春的呐喊聲在操場上空回蕩。那一刻，我忽然覺得，這趟回來，也許比我原先計劃的更有意義。
八
回到草屯，工作還在繼續。Cheng博士依舊拿著潔淨室的規格和預算反複核算，Xu博士去了一趟新竹回來，帶回一大摞合作廠商的檢測方案，Lai博士則在辦公室支了個小床，索性夜裏也不回家。
某個深夜，我走到辦公區時，看見Lai博士正對著電腦發呆，桌上堆著泡麵盒和設備圖紙。
我走過去拍了拍他肩膀：“Lai博士，回去睡會兒吧，明天再幹。”
他揉揉眼睛，憨憨地笑：“前輩，這台設備要是能改成我們自己用的，就算累也值了。隻要改出來，我們台灣自己的MEMS廠就能少花好幾千萬。”
我看著他那雙通紅的眼睛，忽然覺得，這一代人的拚命，也許就是MEMS在這座島上紮根的真正土壤。
九
七月的末尾，台灣的空氣依舊濕熱，仿佛隨時能從天頂落下一場暴雨，卻又遲遲不肯落下。
Long公司那間顧問室裏，六個顧問有時全在，有時又隻剩我和Hu博士對著空蕩的辦公室喝茶。可無論如何，台麵上的草圖、計劃書、預算表和樣機實驗，總是一張接一張往前翻。
有時我會想起舊金山的冷霧，想起那裏街頭穿著夾克衫的年輕人，想起那座安靜的書房和沒寫完的筆記。但每當Lai博士或Xu博士拿著最新的測量數據跑過來時，我總覺得，那點涼意可以等一等。
科學沒有季節，隻有不斷流轉的光陰。等到立秋風起時，我想，我會帶著台灣這段滾燙的盛夏，回到那個陰冷卻寬容的舊金山，把未竟的東西，繼續寫下去。
十
立秋那天，我終於又踏上了飛往舊金山的航班。飛機衝出台灣那一層悶熱潮濕的雲海時，我透過舷窗，看到島嶼邊緣的海麵在陽光下泛著一層白亮的光，像一塊剛被水洗過的玉石。
回想起這一個多月，顧問室裏那張張圖紙、白板上的草稿、深夜的方便麵味，和那群或年輕或中年的麵孔，像一幀幀膠片疊在我腦海裏。
飛機在舊金山機場落地時，機艙裏忽然傳來一陣涼意——那是來自太平洋的風，帶著薄霧，輕易就把台灣那股粘稠的暑氣吹散了。
十一
回到舊金山的家時，我的房裏一切還和離開時一樣。書桌上堆著筆記和樣品盒，落地窗外是灰藍色的天，霧像輕薄的簾子，籠著遠處的街景。
我泡了杯熱咖啡，站在窗前，想起Cheng博士臨別前對我說的話：“塗教授，等這條生產線跑起來了，你可得再回來看看。”
我沒答應也沒拒絕，隻是點頭笑笑。可我心裏明白，這條線不是一條單純的生產線，它是一條試驗的延續，一條把MEMS從實驗室拉進現實世界的路徑。Cheng博士會繼續盯著潔淨室的塵埃數量，Lai博士還會守著那台自改的機台，Xu博士還要跑工廠跑實驗室，把封裝測試做得一點點嚴絲合縫。
而我呢？我的筆記裏，還寫著幾個沒來得及講清的想法，幾條想試試的驗證路徑，還有好幾個半完成的專利圖。
十二
那晚，舷窗外的街燈一盞盞亮起，我的腦子卻沒停下。窗台上那本隨手放著的筆記，被我重新翻開。我給自己衝了杯咖啡，把草稿紙鋪開，一邊對著白紙畫圖，一邊回想起草屯那間顧問室的味道——冷氣聲、打印機聲，偶爾響起的閩南話、客家話，還有那碗台中鹵肉飯裏蒸騰出來的鄉音。
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剛開始做微機電時，我跟著師兄在實驗室裏守到天亮，隻為了在一塊指甲蓋大的矽片上，做出一條細如發絲的腔道。當時誰能想到，這一小塊矽片，能把一個又一個實驗室連接成未來的產業線，把散落各地的人拉到同一張辦公桌前，帶著不同的口音、背景，卻為了同一件事耗上深夜。
十三
夜深了，街對麵有人從便利店出來，裹著厚外套，呼出的白氣在路燈下閃了一下就散了。
我合上筆記，關掉台燈前看了眼牆上的掛曆。1999年快要過去一半了。前麵的路，不知道會把我帶去哪裏——也許是舊金山更多寒冷的夏天，也許還有下一個燥熱的台灣初夏，或許還有寫不完的圖紙和論文。
那時，我住在舊金山漁人碼頭渡口對街的一間公寓裏，窗外就是那幢渡口房子，白天人來船往，海鳥掠過屋簷，夜裏潮聲拍岸，燈光把潮濕的街麵映得發亮。一推開窗，就能聞到海霧裏帶著鹽味的風。
可不管要去哪裏，隻要這些念頭還在，隻要還有人願意為一塊矽片爭到深夜，這條路就不會冷。
我拉開窗，夜裏的風裹著霧撲麵而來，那是熟悉的舊金山的味道，也混著一點從南方帶回來的，滾燙又真實的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