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的青年時代（三）大學年代（1）
以前我一直是個比較自信的人，但在高考後，我覺得物理考的很不理想，而重點理工科大學對於數、理、化的要求比較高，認為這下子真的給自己考砸了。似乎原來的一切願望都破滅了，連回上海見父母的勇氣都沒有了。在崇明參加高考後，我直接去了我鄉下的老家，一直躲在老家海門縣和啟東縣的兩個姐姐家裏。反正她們都是文盲，也根本不會問及考大學的事，而在生活上她們總是會對我百般的照顧。至於以後的日子怎麽過？當時在我的腦子裏幾乎是一片空白。
正當我在海門的大姐家和啟東的小姐姐家輪番著東藏西躲、避開與人接觸、見麵的時候，我的父親拿著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處打電報找我。當我接到電報時，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在我反複看了幾遍電文以後，才如釋重負的興奮異常的急著回上海。可是當時又正遇上了台風，老家的港口輪船比較小都暫時停止了航行。又不得不繞道去南通市港口乘船，因為那裏的客流量大，航行的輪船也比較大，一般的台風都不會停航，果然在那裏很順利地乘船回到了上海。隻是多花費了一些盤纏和精力，但在那個時候我相信即使再吝惜的人也不會去計較這些。
盡管當時父母找我找的很辛苦，但看到我終於回來了，連高興都來不及，更不會責怪我在鄉下老家呆這麽久。他們正忙著為我上大學作著準備，幸虧學校就在上海，用不著一下子為我準備很多，況且正值夏季。但我父母還是為我傾其所有給我買了一些新的衣服、床單和日用品，放在我父親以前用過的一隻皮箱裏。雖然皮箱原本的深棕色已經退成淡淡的黃色，可是黃銅搭扣還發著光亮，顯示著還具備著原有的功能，它也算是我家最能拿得出的唯一的一件東西。隨身還讓我帶著一隻網鬥，網鬥裏裝著夏天用的睡枕席、雨傘、臉盆、漱口杯、牙刷缸等用品。我騎著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
這是我在上海市區第一次騎腳踏車，盡管我在讀小學時曾是騎腳踏車上學的，我的車技應該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我父母總不放心我在上海的鬧市區騎腳踏車，父親執意送我一起去，他已經與同事說好了借兩輛腳踏車。因為我家當時住在南市區的大南門，而上海交大基礎部所在地是在法華鎮路，將由東向西跨越上海市的整個市區。市區馬路上的車輛、行人又那麽的多，父母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說實在話我的心裏也有幾分膽怯，隻是看到父親也已近退休年齡，為了我顯得衰老了許多，而我畢竟已經是個年青小夥，這些事還要麻煩父母覺得自己非常過意不去，於是在父親麵前還是裝的信心滿滿的，父親還是讓我獨自去了。隻是在臨走前再三提醒我一路上的交通規則，見我頻頻點頭後才放心讓我走。
當時上海馬路上各種車輛、騎腳踏車的人特別的多，父親的叮囑時時在我腦子裏回蕩，在人群中我一直順著人流朝著一致的方向前進時果然很順利也很安全，隻是在大、小轉彎轉時需要用手向前後的行人（騎車的人）做出我方向的示意時有些緊張，一隻手掌控車龍頭時，龍頭有些搖晃，但是憑著我年青人的掌控力，我還是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在路上花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上海市法華鎮路535號。
當時要好鄰居曾建議我乘公交車去學校報到，況且當時公交車的車票隻有4分、8分和一毛錢的幾種，何樂而不為？但又被另一個要好鄰居所否定，正因為公交車票價便宜，那時即使外出辦一點點的小事都喜歡往公交車上一跳就走了，於是起初上海人乘公交車叫上公交車，後來都被稱之為擠公交車。我右手提著皮箱，左手拎著網鬥怎能上得了公交車？所以我隻能騎著由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並且還可以節省我好幾毛錢。可你別小看那幾毛錢，它可在我的零花錢中占有重要比例。
這裏沒有高大的現代化的教學大樓和寬敞明亮的教室，但這裏畢竟也是我們向往已久的科學殿堂的一個部分，我們很珍惜這裏的一切。
我被分配在412小班，全班30人。班級裏男女生比例懸殊，女同學才5位，但幾乎都是上海同學。從口音和穿著打扮看出上海同學要占一半之多，其餘的就是我們常習慣稱呼的所謂北方同學和南方同學。
報到的當天，我搬進了一棟宿舍的二樓一個房間，在這二十來平方米的房間裏，靠兩側的牆壁各設置著兩張鐵製雙人床，床的兩端放著書架，房間的中間麵對麵的放著四張不大的雙人寫字台，兩邊各配備四把椅子，把房間塞的滿滿的。我進去的時候，房間裏已經來了兩個同學，他們熱情地與我招呼，自我介紹他們分別來自廣州和福建的。我被分配在一個鋪的上鋪，帶來的箱子暫時放在床鋪底下，地麵倒是木地板比較幹燥，箱子不容易受潮。其餘的空間應該讓給我下鋪的同學，帶來的網鬥暫時放在自己上鋪的鋪位上。待我把網鬥裏的東西分解後，隻剩下的網鬥一點也不占體積的放在我的皮箱上麵。似乎很順利、妥當的安排了一切。
在我之後，陸續來了其餘的五位同學，毋庸置疑他們都是上海同學才這麽姍姍來遲，畢竟都是年青人，相互作了介紹後便成了同宿舍的同學了。
學校還沒有正式上課，不大的校園在白天都四處走過；校園周圍的馬路、商店都光顧過。晚飯以後，大家都進入了宿舍的房間，房間裏的燈早已經亮起。彼此都是初次見麵，也沒有太多的話題交流，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味著一天來的新的感受；有的坐在寫字台旁的椅子上，忙著給家裏或同學、朋友寫信；有的坐在自己的床上，出神地想著什麽……。
我也爬上了自己上鋪的床，坐在床頭，無意間看到潔白的牆壁上呈現了我很清晰的頭像，我突發奇想地要把頭像畫下來，於是我拿起鉛筆先把牆上頭像的輪廓畫下，然後準備慢慢畫成自己的頭像。正當我在仔細畫的時候，突然進來幾個關心我們生活，學習的基礎部老師，我一下子緊張極了，害怕給老師留下壞印象，但根本來不及把頭像擦去或用什麽把它遮掩起來。顯然被其中一位老師首先看到了，他專致地看了一下，想不到他反而高興地笑著對著大家說：“我發現了一個藝術家。”說的我一下子慚愧地低下了頭，慶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師。
我們高中同班同學考入交大的有五位，他們分別在船製係(一係)、冶金係(七係)、其中兩個女同學在無線電係（四係），我獨自在船動係(二係)。我們都在忙於全新的課程學習，彼此見麵的機會很少，偶然相約在星期天一起去看望在上海第二醫學院或華東紡織學院的同學。平時幾乎一直在與自己小班裏的同學朝夕相處在一起。
但畢竟才剛剛相處在一起，彼此都不甚了解，在課餘時間裏一般總是與自己的老鄉或與臨近家鄉的同學在一起。班級裏為數不多的幾個北方同學顯得比較沉默、穩重，相對缺乏了一些年青人的朝氣。這可能與他們的年齡普遍偏大有關。幾個南方同學總是愛和大班裏的其他南方同學在一起，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說著他們家鄉的話，我們聽起來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麽？但他們顯得比較活躍。
雖然上海同學在所有的小班裏在人數上占有絕對的的優勢，但可能是他們在這具有百餘年移民曆史城市裏呆久了的緣故，倒有點海派風格，他們似乎都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把我這個有點假冒的上海人也納進去了。後來，他們中的幾個上海同學竟然成為了非常要好的同學。我在其中確實有點受寵若驚，因為他們都是出生、成長在上海，家庭條件優渥，有的是資字當頭的家庭，而我隻是個操著一口家鄉口音上海話的農村學生，他們竟然對我那麽的友好，使我與他們在一起覺得很開心。
當時我們不像高中時有班主任來管理我們，而是由學校政工係統派來的政治指導員來管理我們的，他們都是曆屆的留學學生，當然他們都是屬於政治上過得硬的又紅又專的學生，大部分當了兩三年政治指導員以後會提升為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也有把學生中的尖子畢業後直接留下或再讀研究生留校後直接擔任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的；也有個別政治指導員後來淪為打雜的。
當時擔任我們的政治指導員是我們二係鍋爐專業六二屆畢業生，矮矮的個子，顯得很謙卑，雖然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估計他是江浙一帶的人。我們進校時他已經當了四年政治指導員了，盡管我們數次看到他在躍躍欲試的給鍋爐專業的學生講課，可是最終未能在這講台上站穩腳，繼續做我們的政治指導員，似乎沒有個盡頭。
可是他已經快到了當婚論嫁的時候了，從他在我們的課餘活動中總是圍著我們班的兩個女同學轉知道，他連一個女朋友還沒有，我幾乎有些同情他起來，為什麽學校一定要把他留在學校？倘若當時他去了企業或事業單位，六二年的時候，大學生在社會上是屬於比較稀缺的，或許他已經事業有成、成家立業了。
六 我的青年時代（三）我的大學年代（1）
Aurora2015 (2025-07-12 13:13:22) 評論 (0)
六 我的青年時代（三）大學年代（1）
以前我一直是個比較自信的人，但在高考後，我覺得物理考的很不理想，而重點理工科大學對於數、理、化的要求比較高，認為這下子真的給自己考砸了。似乎原來的一切願望都破滅了，連回上海見父母的勇氣都沒有了。在崇明參加高考後，我直接去了我鄉下的老家，一直躲在老家海門縣和啟東縣的兩個姐姐家裏。反正她們都是文盲，也根本不會問及考大學的事，而在生活上她們總是會對我百般的照顧。至於以後的日子怎麽過？當時在我的腦子裏幾乎是一片空白。
正當我在海門的大姐家和啟東的小姐姐家輪番著東藏西躲、避開與人接觸、見麵的時候，我的父親拿著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處打電報找我。當我接到電報時，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在我反複看了幾遍電文以後，才如釋重負的興奮異常的急著回上海。可是當時又正遇上了台風，老家的港口輪船比較小都暫時停止了航行。又不得不繞道去南通市港口乘船，因為那裏的客流量大，航行的輪船也比較大，一般的台風都不會停航，果然在那裏很順利地乘船回到了上海。隻是多花費了一些盤纏和精力，但在那個時候我相信即使再吝惜的人也不會去計較這些。
盡管當時父母找我找的很辛苦，但看到我終於回來了，連高興都來不及，更不會責怪我在鄉下老家呆這麽久。他們正忙著為我上大學作著準備，幸虧學校就在上海，用不著一下子為我準備很多，況且正值夏季。但我父母還是為我傾其所有給我買了一些新的衣服、床單和日用品，放在我父親以前用過的一隻皮箱裏。雖然皮箱原本的深棕色已經退成淡淡的黃色，可是黃銅搭扣還發著光亮，顯示著還具備著原有的功能，它也算是我家最能拿得出的唯一的一件東西。隨身還讓我帶著一隻網鬥，網鬥裏裝著夏天用的睡枕席、雨傘、臉盆、漱口杯、牙刷缸等用品。我騎著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
這是我在上海市區第一次騎腳踏車，盡管我在讀小學時曾是騎腳踏車上學的，我的車技應該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我父母總不放心我在上海的鬧市區騎腳踏車，父親執意送我一起去，他已經與同事說好了借兩輛腳踏車。因為我家當時住在南市區的大南門，而上海交大基礎部所在地是在法華鎮路，將由東向西跨越上海市的整個市區。市區馬路上的車輛、行人又那麽的多，父母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說實在話我的心裏也有幾分膽怯，隻是看到父親也已近退休年齡，為了我顯得衰老了許多，而我畢竟已經是個年青小夥，這些事還要麻煩父母覺得自己非常過意不去，於是在父親麵前還是裝的信心滿滿的，父親還是讓我獨自去了。隻是在臨走前再三提醒我一路上的交通規則，見我頻頻點頭後才放心讓我走。
當時上海馬路上各種車輛、騎腳踏車的人特別的多，父親的叮囑時時在我腦子裏回蕩，在人群中我一直順著人流朝著一致的方向前進時果然很順利也很安全，隻是在大、小轉彎轉時需要用手向前後的行人（騎車的人）做出我方向的示意時有些緊張，一隻手掌控車龍頭時，龍頭有些搖晃，但是憑著我年青人的掌控力，我還是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在路上花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上海市法華鎮路535號。
當時要好鄰居曾建議我乘公交車去學校報到，況且當時公交車的車票隻有4分、8分和一毛錢的幾種，何樂而不為？但又被另一個要好鄰居所否定，正因為公交車票價便宜，那時即使外出辦一點點的小事都喜歡往公交車上一跳就走了，於是起初上海人乘公交車叫上公交車，後來都被稱之為擠公交車。我右手提著皮箱，左手拎著網鬥怎能上得了公交車？所以我隻能騎著由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並且還可以節省我好幾毛錢。可你別小看那幾毛錢，它可在我的零花錢中占有重要比例。
這裏沒有高大的現代化的教學大樓和寬敞明亮的教室，但這裏畢竟也是我們向往已久的科學殿堂的一個部分，我們很珍惜這裏的一切。
我被分配在412小班，全班30人。班級裏男女生比例懸殊，女同學才5位，但幾乎都是上海同學。從口音和穿著打扮看出上海同學要占一半之多，其餘的就是我們常習慣稱呼的所謂北方同學和南方同學。
報到的當天，我搬進了一棟宿舍的二樓一個房間，在這二十來平方米的房間裏，靠兩側的牆壁各設置著兩張鐵製雙人床，床的兩端放著書架，房間的中間麵對麵的放著四張不大的雙人寫字台，兩邊各配備四把椅子，把房間塞的滿滿的。我進去的時候，房間裏已經來了兩個同學，他們熱情地與我招呼，自我介紹他們分別來自廣州和福建的。我被分配在一個鋪的上鋪，帶來的箱子暫時放在床鋪底下，地麵倒是木地板比較幹燥，箱子不容易受潮。其餘的空間應該讓給我下鋪的同學，帶來的網鬥暫時放在自己上鋪的鋪位上。待我把網鬥裏的東西分解後，隻剩下的網鬥一點也不占體積的放在我的皮箱上麵。似乎很順利、妥當的安排了一切。
在我之後，陸續來了其餘的五位同學，毋庸置疑他們都是上海同學才這麽姍姍來遲，畢竟都是年青人，相互作了介紹後便成了同宿舍的同學了。
學校還沒有正式上課，不大的校園在白天都四處走過；校園周圍的馬路、商店都光顧過。晚飯以後，大家都進入了宿舍的房間，房間裏的燈早已經亮起。彼此都是初次見麵，也沒有太多的話題交流，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味著一天來的新的感受；有的坐在寫字台旁的椅子上，忙著給家裏或同學、朋友寫信；有的坐在自己的床上，出神地想著什麽……。
我也爬上了自己上鋪的床，坐在床頭，無意間看到潔白的牆壁上呈現了我很清晰的頭像，我突發奇想地要把頭像畫下來，於是我拿起鉛筆先把牆上頭像的輪廓畫下，然後準備慢慢畫成自己的頭像。正當我在仔細畫的時候，突然進來幾個關心我們生活，學習的基礎部老師，我一下子緊張極了，害怕給老師留下壞印象，但根本來不及把頭像擦去或用什麽把它遮掩起來。顯然被其中一位老師首先看到了，他專致地看了一下，想不到他反而高興地笑著對著大家說：“我發現了一個藝術家。”說的我一下子慚愧地低下了頭，慶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師。
我們高中同班同學考入交大的有五位，他們分別在船製係(一係)、冶金係(七係)、其中兩個女同學在無線電係（四係），我獨自在船動係(二係)。我們都在忙於全新的課程學習，彼此見麵的機會很少，偶然相約在星期天一起去看望在上海第二醫學院或華東紡織學院的同學。平時幾乎一直在與自己小班裏的同學朝夕相處在一起。
但畢竟才剛剛相處在一起，彼此都不甚了解，在課餘時間裏一般總是與自己的老鄉或與臨近家鄉的同學在一起。班級裏為數不多的幾個北方同學顯得比較沉默、穩重，相對缺乏了一些年青人的朝氣。這可能與他們的年齡普遍偏大有關。幾個南方同學總是愛和大班裏的其他南方同學在一起，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說著他們家鄉的話，我們聽起來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麽？但他們顯得比較活躍。
雖然上海同學在所有的小班裏在人數上占有絕對的的優勢，但可能是他們在這具有百餘年移民曆史城市裏呆久了的緣故，倒有點海派風格，他們似乎都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把我這個有點假冒的上海人也納進去了。後來，他們中的幾個上海同學竟然成為了非常要好的同學。我在其中確實有點受寵若驚，因為他們都是出生、成長在上海，家庭條件優渥，有的是資字當頭的家庭，而我隻是個操著一口家鄉口音上海話的農村學生，他們竟然對我那麽的友好，使我與他們在一起覺得很開心。
當時我們不像高中時有班主任來管理我們，而是由學校政工係統派來的政治指導員來管理我們的，他們都是曆屆的留學學生，當然他們都是屬於政治上過得硬的又紅又專的學生，大部分當了兩三年政治指導員以後會提升為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也有把學生中的尖子畢業後直接留下或再讀研究生留校後直接擔任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的；也有個別政治指導員後來淪為打雜的。
當時擔任我們的政治指導員是我們二係鍋爐專業六二屆畢業生，矮矮的個子，顯得很謙卑，雖然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估計他是江浙一帶的人。我們進校時他已經當了四年政治指導員了，盡管我們數次看到他在躍躍欲試的給鍋爐專業的學生講課，可是最終未能在這講台上站穩腳，繼續做我們的政治指導員，似乎沒有個盡頭。
可是他已經快到了當婚論嫁的時候了，從他在我們的課餘活動中總是圍著我們班的兩個女同學轉知道，他連一個女朋友還沒有，我幾乎有些同情他起來，為什麽學校一定要把他留在學校？倘若當時他去了企業或事業單位，六二年的時候，大學生在社會上是屬於比較稀缺的，或許他已經事業有成、成家立業了。
以前我一直是個比較自信的人，但在高考後，我覺得物理考的很不理想，而重點理工科大學對於數、理、化的要求比較高，認為這下子真的給自己考砸了。似乎原來的一切願望都破滅了，連回上海見父母的勇氣都沒有了。在崇明參加高考後，我直接去了我鄉下的老家，一直躲在老家海門縣和啟東縣的兩個姐姐家裏。反正她們都是文盲，也根本不會問及考大學的事，而在生活上她們總是會對我百般的照顧。至於以後的日子怎麽過？當時在我的腦子裏幾乎是一片空白。
正當我在海門的大姐家和啟東的小姐姐家輪番著東藏西躲、避開與人接觸、見麵的時候，我的父親拿著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處打電報找我。當我接到電報時，還不相信這是事實，在我反複看了幾遍電文以後，才如釋重負的興奮異常的急著回上海。可是當時又正遇上了台風，老家的港口輪船比較小都暫時停止了航行。又不得不繞道去南通市港口乘船，因為那裏的客流量大，航行的輪船也比較大，一般的台風都不會停航，果然在那裏很順利地乘船回到了上海。隻是多花費了一些盤纏和精力，但在那個時候我相信即使再吝惜的人也不會去計較這些。
盡管當時父母找我找的很辛苦，但看到我終於回來了，連高興都來不及，更不會責怪我在鄉下老家呆這麽久。他們正忙著為我上大學作著準備，幸虧學校就在上海，用不著一下子為我準備很多，況且正值夏季。但我父母還是為我傾其所有給我買了一些新的衣服、床單和日用品，放在我父親以前用過的一隻皮箱裏。雖然皮箱原本的深棕色已經退成淡淡的黃色，可是黃銅搭扣還發著光亮，顯示著還具備著原有的功能，它也算是我家最能拿得出的唯一的一件東西。隨身還讓我帶著一隻網鬥，網鬥裏裝著夏天用的睡枕席、雨傘、臉盆、漱口杯、牙刷缸等用品。我騎著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
這是我在上海市區第一次騎腳踏車，盡管我在讀小學時曾是騎腳踏車上學的，我的車技應該是毋容置疑的。但是我父母總不放心我在上海的鬧市區騎腳踏車，父親執意送我一起去，他已經與同事說好了借兩輛腳踏車。因為我家當時住在南市區的大南門，而上海交大基礎部所在地是在法華鎮路，將由東向西跨越上海市的整個市區。市區馬路上的車輛、行人又那麽的多，父母的擔心是不無道理的。說實在話我的心裏也有幾分膽怯，隻是看到父親也已近退休年齡，為了我顯得衰老了許多，而我畢竟已經是個年青小夥，這些事還要麻煩父母覺得自己非常過意不去，於是在父親麵前還是裝的信心滿滿的，父親還是讓我獨自去了。隻是在臨走前再三提醒我一路上的交通規則，見我頻頻點頭後才放心讓我走。
當時上海馬路上各種車輛、騎腳踏車的人特別的多，父親的叮囑時時在我腦子裏回蕩，在人群中我一直順著人流朝著一致的方向前進時果然很順利也很安全，隻是在大、小轉彎轉時需要用手向前後的行人（騎車的人）做出我方向的示意時有些緊張，一隻手掌控車龍頭時，龍頭有些搖晃，但是憑著我年青人的掌控力，我還是順利地過了一關又一關，在路上花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上海市法華鎮路535號。
當時要好鄰居曾建議我乘公交車去學校報到，況且當時公交車的車票隻有4分、8分和一毛錢的幾種，何樂而不為？但又被另一個要好鄰居所否定，正因為公交車票價便宜，那時即使外出辦一點點的小事都喜歡往公交車上一跳就走了，於是起初上海人乘公交車叫上公交車，後來都被稱之為擠公交車。我右手提著皮箱，左手拎著網鬥怎能上得了公交車？所以我隻能騎著由父親借來的一輛腳踏車去學校報到，並且還可以節省我好幾毛錢。可你別小看那幾毛錢，它可在我的零花錢中占有重要比例。
這裏沒有高大的現代化的教學大樓和寬敞明亮的教室，但這裏畢竟也是我們向往已久的科學殿堂的一個部分，我們很珍惜這裏的一切。
我被分配在412小班，全班30人。班級裏男女生比例懸殊，女同學才5位，但幾乎都是上海同學。從口音和穿著打扮看出上海同學要占一半之多，其餘的就是我們常習慣稱呼的所謂北方同學和南方同學。
報到的當天，我搬進了一棟宿舍的二樓一個房間，在這二十來平方米的房間裏，靠兩側的牆壁各設置著兩張鐵製雙人床，床的兩端放著書架，房間的中間麵對麵的放著四張不大的雙人寫字台，兩邊各配備四把椅子，把房間塞的滿滿的。我進去的時候，房間裏已經來了兩個同學，他們熱情地與我招呼，自我介紹他們分別來自廣州和福建的。我被分配在一個鋪的上鋪，帶來的箱子暫時放在床鋪底下，地麵倒是木地板比較幹燥，箱子不容易受潮。其餘的空間應該讓給我下鋪的同學，帶來的網鬥暫時放在自己上鋪的鋪位上。待我把網鬥裏的東西分解後，隻剩下的網鬥一點也不占體積的放在我的皮箱上麵。似乎很順利、妥當的安排了一切。
在我之後，陸續來了其餘的五位同學，毋庸置疑他們都是上海同學才這麽姍姍來遲，畢竟都是年青人，相互作了介紹後便成了同宿舍的同學了。
學校還沒有正式上課，不大的校園在白天都四處走過；校園周圍的馬路、商店都光顧過。晚飯以後，大家都進入了宿舍的房間，房間裏的燈早已經亮起。彼此都是初次見麵，也沒有太多的話題交流，各自忙著自己的事。有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味著一天來的新的感受；有的坐在寫字台旁的椅子上，忙著給家裏或同學、朋友寫信；有的坐在自己的床上，出神地想著什麽……。
我也爬上了自己上鋪的床，坐在床頭，無意間看到潔白的牆壁上呈現了我很清晰的頭像，我突發奇想地要把頭像畫下來，於是我拿起鉛筆先把牆上頭像的輪廓畫下，然後準備慢慢畫成自己的頭像。正當我在仔細畫的時候，突然進來幾個關心我們生活，學習的基礎部老師，我一下子緊張極了，害怕給老師留下壞印象，但根本來不及把頭像擦去或用什麽把它遮掩起來。顯然被其中一位老師首先看到了，他專致地看了一下，想不到他反而高興地笑著對著大家說：“我發現了一個藝術家。”說的我一下子慚愧地低下了頭，慶幸自己遇到了好老師。
我們高中同班同學考入交大的有五位，他們分別在船製係(一係)、冶金係(七係)、其中兩個女同學在無線電係（四係），我獨自在船動係(二係)。我們都在忙於全新的課程學習，彼此見麵的機會很少，偶然相約在星期天一起去看望在上海第二醫學院或華東紡織學院的同學。平時幾乎一直在與自己小班裏的同學朝夕相處在一起。
但畢竟才剛剛相處在一起，彼此都不甚了解，在課餘時間裏一般總是與自己的老鄉或與臨近家鄉的同學在一起。班級裏為數不多的幾個北方同學顯得比較沉默、穩重，相對缺乏了一些年青人的朝氣。這可能與他們的年齡普遍偏大有關。幾個南方同學總是愛和大班裏的其他南方同學在一起，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說著他們家鄉的話，我們聽起來根本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麽？但他們顯得比較活躍。
雖然上海同學在所有的小班裏在人數上占有絕對的的優勢，但可能是他們在這具有百餘年移民曆史城市裏呆久了的緣故，倒有點海派風格，他們似乎都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把我這個有點假冒的上海人也納進去了。後來，他們中的幾個上海同學竟然成為了非常要好的同學。我在其中確實有點受寵若驚，因為他們都是出生、成長在上海，家庭條件優渥，有的是資字當頭的家庭，而我隻是個操著一口家鄉口音上海話的農村學生，他們竟然對我那麽的友好，使我與他們在一起覺得很開心。
當時我們不像高中時有班主任來管理我們，而是由學校政工係統派來的政治指導員來管理我們的，他們都是曆屆的留學學生，當然他們都是屬於政治上過得硬的又紅又專的學生，大部分當了兩三年政治指導員以後會提升為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也有把學生中的尖子畢業後直接留下或再讀研究生留校後直接擔任講課老師、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的；也有個別政治指導員後來淪為打雜的。
當時擔任我們的政治指導員是我們二係鍋爐專業六二屆畢業生，矮矮的個子，顯得很謙卑，雖然已經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但估計他是江浙一帶的人。我們進校時他已經當了四年政治指導員了，盡管我們數次看到他在躍躍欲試的給鍋爐專業的學生講課，可是最終未能在這講台上站穩腳，繼續做我們的政治指導員，似乎沒有個盡頭。
可是他已經快到了當婚論嫁的時候了，從他在我們的課餘活動中總是圍著我們班的兩個女同學轉知道，他連一個女朋友還沒有，我幾乎有些同情他起來，為什麽學校一定要把他留在學校？倘若當時他去了企業或事業單位，六二年的時候，大學生在社會上是屬於比較稀缺的，或許他已經事業有成、成家立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