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的十年教學成長(4)恩師袁福老校長，精心栽“培”
（敬愛的袁校長）
1979年9月，經安大庭校長同意，我“借調”到母校華師一附中上班了。
袁校長與語文組黨支部書記、語文特級教師陳治平老師、語文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研究後，決定讓我到初一年級教語文。特地安排資深語文教師劉友三老師當我的“師傅”——指導老師。
（1982年，我的恩師劉友三老師與我在東湖秋遊時合影）
劉老師當時執教中央教科所新編的《語文》改革教材實驗班，是湖北省六個教材改革實驗班之一，由省教研室語文科教研員譚愛旭老師負責。劉老師當時年近六十，老當益壯，積極參加語文教改，在教學中堅持按照教材的編輯意圖實施改革教學。劉老師教初一四班，我教初一二班。袁校長要求教導處把我每周的六節課，都安排在劉老師之後，先聽劉老師是怎麽上那一節課，再去上自己班的課。每周劉老師主持的集體備課，還有一位中年女教師詹恩平，一位華師剛畢業的年輕漂亮的女老師甘曉星。每次集體備課，要求一位老師主講，然後大家討論，形成集體備課的基本要求，各人再去備課、上課。而且，要求我每上一節課之前，先聽劉老師的課，認真寫好聽課筆記，詳細教案，經劉老師審查同意後，再去教室上課。我們四人一間辦公室，劉姥姥（大家對劉老師的昵稱）住在學校教師公寓；詹老師住在學校附近；“小心肝”（也是昵稱，把她的原名倒過來的諧音“曉星甘”）和我都住在校外。我們這四個人的小集體，可謂“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團隊。後來，有一次在大東門公交站偶遇，才知我們兩人都住在礄口區。以後下班回家，我們就經常一起走。
（甘曉星後來調到廣東省中山市，退休後，她的女兒結婚時，請我們夫婦到中山聚會時合影。）
1979年9月1日秋季開學，在安大庭校長傾情全力支持下，沒有拿到“調令”的我，先行回到母校工作。一邊教學一邊“跑”調動手續。
回到母校，袁校長要求我跟班學習教材教法，夯實課堂教學基本功。
那一年，湖北省教研室的語文教研員譚愛旭老師，負責組織全省幾所重點中學試教中央教科所編的《語文》課本。華師一附中的初一（4）班，是《語文》教材改革實驗班。執教的是年近花甲的資深老教師劉友三。
袁校長決定，讓我跟著劉老師邊教邊學。袁校長說：“劉老師學養功底深厚，又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能說會寫。希望你好好跟班學習。我已經跟你們語文組長吳六林老師說好了，他會安排的。”
袁校長帶我到語文教研組，對吳老師說：“培永從今天起。就是你的‘兵’了，強將手下無弱兵啊！相信你一定能帶好他的！”
吳老師非常熱情地對我說：“非常高興歡迎你回來!你從初一開始教吧！給你一個班的課，還要跟著劉友三老師學習，我已經跟教導處協商好了，你的課與劉老師的課錯開排。你必需聽劉老師的每一節課，並認真寫好聽課筆記。劉老師有時間就去聽你的課，你要虛心請劉老師評課，記錄每一次評課的內容。劉老師教的是實驗教材，經常要外出參加湖北省實驗教材的工作會議，劉老師外出開會時，你要代劉老師去實驗班上課，所以，你還要與實驗班的班主任遊老師加強聯係，多了解學生的情況。(吳老師後來才知道，遊麗昭與我是母校高中同班同學，先我一年調回母校，執教的項武義數學實驗教材，是教育部與中國數學科學研究所羅聲雄教授主持的數學改革實驗。)先說這些吧！我帶你去劉老師的辦公室與他們見麵吧。”
走進初一年級語文備課組辦公室，吳老師對年近花甲的劉老師說：“劉老，袁校長讓我帶李培永來拜師啦！他從今天開始就跟著你學習。”劉老師笑著說：“謝謝校長和組長給我派一個助教來了！歡迎小李！他指著緊挨著他的一張辦公桌說，對麵就是你的位子，你旁邊的是小甘老師，她對麵的是詹老師。”
吳老師告訴我教二班的語文。劉老師當時教四班，該班使用中央教科所編的語文實驗教材，是湖北省教研室的語文教改實驗班之一。領導還讓我與劉老師一起參加教改實驗，一起備課、跟班聽課。劉老師年近花甲，和顏悅色，滿臉微笑地說：“聽了你來學校試教的幾節課，感覺你蠻會上課，現在調回來了，非常好啊！”
“劉老師，還沒有辦好調動手續，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辦好。”
“你不必擔心，袁校長既然安排了你的工作，調動手續隻是個時間問題了，你不用擔心。你現在住哪裏呀？”
“我還住在礄口區水廠路中學。”
“哦！不要緊，離學校是遠了一點，但是我們學校不坐班，我去跟教導處打個招呼，讓他們早上一二節不排你的課。但是一三五早自習時間，你必需按時到教室輔導學生。你還年輕，起早床沒有問題吧？”
“劉老師，沒有問題，天天起早床都沒有問題。先按教導處排的課表上課吧。”
“沒有關係，這是學校的規矩。老師不坐班，但是上課不得遲到或缺席；還有我們每周一上午的集體備課時間，和每周四下午的政治學習時間，是不能遲到缺席的。其他時間老師們可以自由支配。”
“謝謝劉老師！還有學校的許多規矩和要求，請您隨時指教。”
“好吧！下午我帶你去班上與學生見麵。這裏有兩個班學生的名單，你先熟悉一下。”
劉老師熱情開朗，說話幽默風趣。我們正說著，一位年輕漂亮的女老師走了進來。他笑著說：“小心肝來了！好，給你介紹一下，他是我的助教李培永。她叫甘曉星，是我們語文組的‘小心肝’！她和詹老師都非常關照我這個老頭子。”小甘立即說：“劉老師是我們的‘劉姥姥’啊！”
劉老師老當益壯，花甲老人不僅積極參加語文教改實驗，還經常參加省、市語文教學研究會的活動，在會上給全省、全市的教師代表上示範課。後來，他經常帶我一起去武漢中學、武漢市實驗學校等學校去聽課。他說，我們學校經常有外校的老師來聽課，有時還要搞公開課。不管是去外麵上示範課，還是別人來聽我們的課，我們都要來真的，不要搞假的。他說：“一節課不見得能表現出一個老師的水平來，不求一日之功，不搞虛假之課。”他不僅教我怎麽教學，更是在教我如何做人。我牢記恩師的教導，一直堅持來真的，永遠給學生最真實的，把他這種“求真務實”的精神傳承下去。
跟著劉老師聽課，學習如何上好語文課，不僅在課堂上學到了許多許多，諸如一節課如何講清要點、突出重點和突破難點等等基本要求。跟著他外出聽課，隨時都可以學到教科書上學不到的東西。還記得，有一次聽完課，回校途中，劉老師就那節課大發感慨。他說：“一個語文教師，要有駕馭教材的本領，那些什麽參考書之類的東西，隻能作‘參考’，最根本的是要根據教材的具體內容和學生的實際水平，恰當的處理教材。講一篇課文，特別要善於要抓主要線索，好像農村過年殺豬一樣，要殺到腔裏去，東一刀，西一刀，豬亂叫，人累死，豬還殺不死。”
劉老師由此談到作為一個語文老師，要做“有心人”，時時事事處處，注意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與語文教學聯係起來，天長日久，必有長進。他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要把這些心得體會隨時記下了，日積月累，就能在上課時信手拈來，讓課堂教學活起來。從此，我牢記劉老的這句話，每天無論多忙、多累，都堅持三記：班主任工作日記；教學後記；我的日記。
劉老師更是一位“熱心人”。
1982年2月17日，劉老師轉達了學校領導和教研組的決定，本學期讓我代表文科，在全校舉行一次大型公開課，全校老師和所有領導都要去聽課。袁校長親自找我談上公開課的事，他強調這是學校建校以來第一次大型公開課，全校各科老師和所有領導，都要去聽課。華師教育係的肖宗六教授要來聽課，並即時評課。要求我一定要認真準備，並告訴我，學校已經決定公開課於3月11日舉行。
為了保證這次大型公開課萬無一失，而又真實。劉老師讓我先在四班試教。在劉老師的精心組織之下，試教效果很好。當天晚上，劉老師對我試教的這節課提出了詳細而周密的意見，並告訴我，這幾天要常常在腦子裏“過電影”。
他說：“整個課堂教學結構緊湊完整，無懈可擊。小毛病有兩個：第一，講第一部分內容太囉嗦，還要簡捷明了，點到即可。要記住‘該講的一句也不能少，不該講的半句也嫌多’；第二，多讓學生活動，想辦法讓學生多讀，一定要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其他聽課的老師們也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1982年3月11日下午的大型公開課結束了，基本上完成了任務。老師們充分肯定了成績，也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見，使我受益非淺。原華師一附中管教學的副校長、時任華師教育係教授肖宗六老師的總結發言，更是令人深思。他勉勵我要虛心聽取老教師的意見，不斷爭取進步。
袁校長最後讓我發言。我非常感謝母校領導和老師的關懷和鼓勵。分析這節課基本成功的原因，離不開學校領導的指導，與老教師們的具體幫助，特別是劉友三老師，他從始至終熱情鼓勵，精心指導。我現在在一附中領導和老師們麵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驕傲，我深知這次講公開課是“班門弄斧”，但是，為了提高自己，我不得不“弄斧”到“班門”。我一定記住前輩的諄諄教導，虛心苦學，爭取做一個完全符合省重點中學要求的語文老師。
劉老師不僅教我怎麽上好課，還教我學習寫教育隨筆、教學論文。我在華師一附中工作期間，每一篇文章，都是他和陳治平老師精心指導、反複修改，並推薦到《語文教學與研究》、《中學語文》等刊物公開發表。比如，大型公開課後，陳老師給我寫的《課堂教學實錄》作過修改。劉老師對我寫的隨筆《教亦多術矣，運用在乎人》也作過修改。劉老師還讓我跟他一起，為華師出版社編寫了《初中語文基礎知識及運用》一書，後來多次再版。
每次參加湖北省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年會，陳老師是會長，在大會上要作年會工作報告；劉老師是資深會員、著名教師，他要給大會上示範課。盡管非常忙，但是，他們兩位前輩一定要幫我確定大會發言提綱，提示發言內容要點。鼓勵我一定要講好。
每次與兩位老前輩一起去參加年會，都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他們兩位是老同事、老同鄉，都是學識淵博的語文教育家。與他們兩位一起聊天就是一種享受。劉老師風趣橫生，笑聲不斷；陳老師嚴肅認真，不苟言笑，講話句句實在。
1982年6月21日，上午，劉老師告訴我，下學期我們兩個可能要分別了。他說得很有風趣也充滿感情。兩年來，我與劉老朝夕相處，我從心裏是舍不得離開他的。他待人熱情、教學有方、勤於創作。我在他的幫助下，學到了很多東西，能與這樣的老教師共事確實是人生之大幸！
臨別之際，他再三強調，一定要多讀書，多動筆寫文章。他引用聞一多與吳晗的一段談話：“我們不停的吐出去，哪裏有那麽多的東西，因而要多讀一點書。”
我慶幸，回母校第一位恩師劉友三老師，兩年時間指導我學語文教語文，讓我受益終生。
原來，袁校長得知，教育部決定，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新編的分科型初中語文實驗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在全國各省、直轄市的兩所城市重點中學、兩所農村重點中學進行試教。
袁校長立即報告省教育廳和省教研室，要求參加全國第一輪語文教改實驗。省教育廳和省教研室最後決定華師一附中一個班、武昌實驗中學兩個班、黃岡中學和沙市三中各兩個班參加全國第一輪教材改革實驗。
人教社的這套分編型語文教材《閱讀》和《作文·漢語》，是建國以來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與該社傳統的《語文》課本完全不一樣。而且，進行這套教材改革實驗的規模，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根據教育部的通知，全國各省、直轄市必須有兩個城市和兩個農村的省級重點中學參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實驗。各省市教學研究室具體負責組織工作，人教社負責編輯教材、組織實施教材改革理論和實踐指導工作。每年暑假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執教老師學習教材、集體備課、交流總結經驗。
省教育廳和省教研室最後決定華師一附中一個班、武昌實驗中學兩個班、黃岡中學和沙市三中各兩個班參加全國第一輪教材改革實驗。
袁校長找我談話，熱情而又親切，他說：“培永啊！讓你去參加人教社編輯出版的初中分編型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是給你一次學習的好機會。這項改革實驗，從初一開始，到高三結束，六年時間。你就可以完成中學教育教學一次大循環。你還年輕，這對你的教育教學成長非常有利。希望你一定要珍惜這難得的機遇！這次教材改革實驗，從教育部、人教社到省教研室都非常重視，將來會有許多學習的機會，隻要你自己抓緊機會，將來一定大有作為！為了搞好我們學校這個實驗班，我與你們組的支部書記陳治平老師、教研組長吳六林老師研究後，決定請汪厚鐸老師當你的指導老師。”
（敬愛的汪老師在他的書房。）
吳六林老師跟我談語文教改工作問題，說：“學校決定請汪老師跟你一起備課，希望你一定多征求汪老師的意見。汪老師熱心教改、知識豐富、肯動腦筋、能出點子；你要做語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劉友三老師那樣，注意積累資料，多動腦筋。”他說：“這個擔子很重，千萬不能辜負家長和校長對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虛心向汪老師學習，多做工作，勤於思考，善於積累，經常總結，爭取實驗成功。
1982年9月2日，開學第一節課，汪老師聽我講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下午備課時，他就這節課談了近40分鍾的意見，肯定了優點，指出了問題，還就個別問題展開了討論。汪老師對這節課很滿意。以前在母校讀了六年書，還不認識汪老師。短短幾天接觸，我覺得汪老師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紹一樣，性子很急。他工作認真，學問淵博，記憶力強，獨立分析問題能力很強，不隨大流，敢於堅持個人見解。總而言之，我將從他那裏學到許許多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
汪老師第二次聽我的課，課後便評講了，他肯定優點後指出，這節課的問題是時間抓得不緊，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視這個問題，非常嚴肅地指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教學上的自由主義，往往是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脫口而出。以後在教學上不能搞自由主義，一定要有計劃有目的的講課”。“該講的一句不少，不該講的半句嫌多”這也是劉友三老師傳授給我的課堂教學經驗之一。
我在實驗班上的第一次公開課，嚴格說來是失敗的，但是幾位聽課的老教師還是充分肯定了成績，同時也指出了問題。
吳六林老師認為，老師自己的普通話不標準，因此不敢嚴格要求學生，以後要加強學習普通話，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黃伯宜老師認為整個課堂教學的結構還可以，但是沒有形成高潮。還要注意板書規範：“分”應該寫“八、刀”，不能寫成“人、刀”或者“入、刀”。汪老師非常體貼地說：“幾個月來，你是處於內憂外患（開學之初，班級在調整，愛人生病住院）之中，講課出現這些問題，也難怪。”
汪老師最後還告訴我：“上公開課與平時上課要兩樣處理，當斷則斷，不要在枝節問題上浪費時間，再就是緊扣時間安排，不要輕易耽誤時間。”
一周後，為武鋼三中來聽課的老師們上了一節《想和做》的公開課。汪老師課前與我一起備課，設計教案。針對上次公開課存在的問題，汪老師一再強調在掌握時間時，寧可多幾分鍾，切不可安排太緊。教學目的要單一化，不要麵麵俱到。在克服一種錯誤傾向時要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的發生。
他陪外校老師聽課後，肯定這是一堂啟發式的課，基本上達到了張誌公先生“講台上下融為一體”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吳老師讓我和汪老師，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開課《孔乙己》的事情。屆時來聽課的，有200左右華師大中文係的見習生，還有各地來的近百位語文老師。
吳老師再三叮囑，一定要認真研究一下教案。
汪老師語文討論時說：“教案沒有什麽看頭了，關鍵是要在課堂上發揮已經養成的好作風。”因此，他又談到：“我認為我們的初中語文教改實驗基本成功，有兩大突破。一是課堂教學搞活了，這有兩個經驗要總結，首先是培養了學生的好習慣；再就是教學民主作風好。二是作文教學可稱是最大的成功經驗，老師基本上從作文堆中爬出來了。說成功是因為學生未由於教師不批改而無興趣，另外，學生寫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說服力的。”他認為要認真從這兩方麵進行書麵總結。
大型公開課《孔乙己》快要下課之前，學生即席提問“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這句話中的‘大約’和‘的確’是矛盾的，作者為什麽要這樣寫？”引起學生熱烈討論。最後一個學生的發言說：“我覺得這一句可以這樣理解：這個‘大約’是因為孔乙己死了那麽多年，沒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隻能根據推測來判斷。推測的根據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說明他的死是帶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後麵用‘的確’孔乙己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很窮，所以他死了就沒有人知道得那麽確切了，隻能用‘大約’這個詞說明。”
該生的發言剛一結束，在場聽課的大學見習生們長時間熱烈鼓掌，下課鈴聲在掌聲中響起。公開課圓滿完成了任務。
汪老師不僅是語文教學改革的實踐者和領路人，而且特別善於總結經驗教訓。我初中三年試教的所有總結和論文，都是在汪老師直接指導下完成的。難忘恩師賜教之恩！
更要感謝袁校長，精心栽“培”，讓我在語文教學成長高速路上健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