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名義上已經不再繼續為白宮工作，他曾經領導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DOGE)依然走在其設計的軌跡上，現在正在爭分奪秒地建立一個中央數據庫。該數據庫將擁有數百萬美國公民和居民的大量個人信息，包括有關社會保障、稅收、醫療診斷和其他私人信息的數據。
在此之前，這些數據都分別存在於不同政府部門的數據庫中，這些數據彼此獨立，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現在，DOGE 的中央數據庫中將同時擁有所有數據，並將原來獨立的數據關聯起來。
也許有人會說，這不是壞事，可以極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遺憾的是，事情並不那麽簡單。且不說種種跡象表明，DOGE 團隊不具備建立一個能有效保存和處理敏感數據的數據庫所需要的專業素質，就是真的由最合格的專業人員來做這件事，這也是個非常危險的設計。
最大的隱患：數據安全和不當應用
建立一個政府中央數據庫的隱患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個是不利於數據安全；另一個是為數據濫用提供了方便。
數據安全問題很容易理解。有一個中央數據庫對駭客來說是個極大的好消息，打入中央數據庫就可以得到所有數據。否則還必須一個數據庫、一個數據庫地設法進入。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美國的選舉都不是線上的。如果駭客要進入係統，他們必須一個投票機、一個投票機那樣做。做一台投票機都不容易，還要係統性地做，做到能夠影響選舉結果，幾乎就是不可能。
安全公司 Coalfire 的網絡安全專家查爾斯·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說：“分離和分割是健全網絡安全的核心原則之一。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意味著我不需要一個雞蛋、一個雞蛋地去找——我可以直接偷走籃子。”
不那麽容易理解的是為什麽從應用角度來說，中央數據庫也不是一個好主意。
有時候，有些數據的組合與關聯是有意義的，也是需要的。調查 2001 年 9 月 11 日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恐怖襲擊前情報失誤的委員會，強調了情報機構和刑事調查人員之間的溝通失誤；作為回應，國會成立了國土安全部，部分原因就是為了合並資源。
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其他合並美國人敏感數據的嚐試，都被以公民自由為由否決了。這是激烈的公眾辯論後的結果，為的是防止政府濫用數據，將其作為政治工具。
而且，合並的做法很可能違背了《隱私法》。
《1974 年聯邦隱私法》阻止聯邦跨機構數據合並
約翰遜政府曾在 20 世紀 60 年代提議將所有聯邦檔案合並成一個新的國家數據庫。政府稱隻是想消除重複記錄並進行統計分析，但民眾憤怒了。結果該數據庫計劃被取消，國會通過了《1974 年聯邦隱私法》，要求聯邦機構在跨機構披露個人數據前必須征得同意。
可能有人不解，這些數據已經在政府手裏了，隻是在不同機構中，怎麽是否集中起來還與隱私有關了？
其實隻要想一想為什麽 DOGE 那麽迫不及待地要進入一個又一個政府機構的數據庫就可以理解了。因為這些數據庫不相連，沒有一個部門知道某個人的全部信息，集中起來後，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記不記得有很多在讀外籍學生，隻因為有過開車超速罰單就被取消學生簽證？這就是把不同機構的數據連起來才可能發現的。
DOGE 要求進入稅務局數據庫的理由之一，就是查找它正在調查的移民的地址。
關於建立中央數據庫，長期從事公民自由事務的律師、政策與民權組織“民主與技術中心”(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的人工智能治理高級顧問凱文·班克斯頓(Kevin Bankston)說：“這就是我們一直害怕的東西。對於願意違法的政府來說，全套極權主義的基礎設施已經在那裏了。”
給每個人建立“檔案”是極其可怕的事情
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對這樣的數據集中應該很熟悉——這就是“檔案”。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有一份“檔案”，人到哪裏，這份“檔案”就跟到哪裏。“檔案”是保密的，人事部門的人可以看，有關領導需要的時候可以看，本人卻完全不知道裏麵有什麽。但是，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與你政治、經濟和人際關係相關的信息都在裏麵，包括是否參與過任何抗議活動，是否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有沒有任何行政記過等。哪怕沒有任何政治記錄，讀書時學校老師給的評語也會跟你一輩子。“檔案”裏記錄的親戚關係也往往稀奇古怪，有些八杆子打不著、從來沒見過麵的遠親，因為犯了嚴重“錯誤”，就會不知不覺地影響到你的前途。
現在，隨著科技發展，這樣的“檔案”可以包括更多的內容，也更便於搜索。DOGE 所建的中央數據庫就可能包括心理或精神健康記錄、戒毒記錄、不良信用記錄、家事法庭記錄、收到/支付的贍養費、所欠聯邦稅額，等等等等。如果存心要找茬，沒有人敢保證自己不會有一丁點把柄。
再退一萬步說，即便沒有絲毫把柄，一旦被起訴，哪怕最後證明了自己的清白，單是走過法律程序，就能剝去你一層皮。更何況，當政府要決意無視法律時，個人要與國家機器抗爭，難於上青天。《新聞周刊》報道的一個故事（下圖）就是個極好的例子。
說的是今年 4 月移民及海關執法局的某個逮捕行動中，特工逮捕了包括默維爾·古鐵雷斯(Merwil Gutiérrez)在內的三個少年。這時，一個特工意識到古鐵雷斯不是他們要找的人，說“不，他不是那個人。”邊上的特工卻說：“不管，帶走了再說。”
現在古鐵雷斯已經被關在薩爾瓦多那個臭名昭著的 CECOT 監獄，就是說他被判定為幫派成員了。古鐵雷斯唯一的錯誤就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但這也說明了，一旦政府決意要“莫須有”，要證明自己無辜，非常難。
所以，政府各部門的數據庫分別獨立存在是有道理的，給每個人建立“檔案”是極其可怕的事情。搞一個中央數據庫，一旦被用來當作政治工具，那一定是要搞誰誰死，萬幸能不死的，也要去掉半條命。
民主的代價非常昂貴。但去除民主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
幾天前一個朋友告訴我：“政府各部門間不分享數據，我的經曆是，用每一個不同機構的涉密數據，我都要申請單獨的背景調查——教育部、勞工部、社安局、健康社會部等都做過漫長的申請。最開始我也不理解為什麽不能提高效率，分享調查結果。一個老研究員告訴我是為了保護隱私，但我其實隻是淺表地懂了，根本猜不到是要防眼下這種混賬做法。”
我說，這就是民主的代價。民主要求我們有正當的法律程序，民主保障我們有足夠的隱私權，民主製度需要防備政府機構被當成整治政敵的工具。
這樣做有弊端嗎？有啊！也許什麽都連上，不少懸案馬上就能破了。放棄這個“便利”，是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寧可放棄破案的可能，也不能給製造冤案創造條件。
4 月 30 日，以揭示科技對隱私、公平和民主的影響而聞名的美國知名調查記者朱莉婭·安格溫(Julia Angwin)在《紐約時報》發表觀點文章指出：“DOGE 正在為川普政府組建一個龐大的國內監控係統——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她在文章中揭露：“一些聯邦工作人員被告知，DOGE 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審查他們的通信，以找出那些對馬斯克或川普有抵觸情緒的人（並可能懲罰或解雇他們）。這意味著政府已經以驚人的速度逆轉了我們長期以來為防止濫用政府數據而對其進行隔離的曆史......現在，他們似乎正在複製許多獨裁政權的標誌性做法：為每一個人建檔立冊，以便有人抗議時予以懲罰。”
所有這些都告訴我們：民主的代價非常昂貴。但去除民主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
參考資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5/07/doge-government-data-immigration-social-security/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30/opinion/musk-doge-data-ai.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09/us/politics/trump-musk-data-access.html
本文作者授權聯合發表與“美國華人雜談”和“信息正義”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