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回走時，見那環衛工坐在橋旁歇息，便上前搭話。他正低頭吃著早餐，看見我走近，抬頭笑了笑。我發現他的臉上有些油膩，指關節粗大，指甲縫裏還留著灰。他說這段路已經掃完，待會兒還要去別的街區。他的語氣平靜，無半分怨尤。
記得有位朋友曾講起，凡爾賽宮的園丁們，修剪一叢灌木，誤差不得超過一法寸（2.7厘米），仿佛連自然的微微偏離，都是對太陽王秩序的冒犯。晨光中，身著銀邊綠製服的園丁們，手持鍍金剪刀，每一次開合，像在完成一場幾何的禱告。我一度深陷這種優雅的幻覺中，直到看見環衛工的掃帚，那些未被規訓的弧線，在街頭揚起比鍍金宮殿更神聖的塵埃。
有些人認為貴族意味著高貴出身、錦衣玉食，但其實真正打動人的，是由此產生的貴族精神（noblesse oblige），即“位高責重”。貴族可以因血統而得名，但貴族精神卻要靠自覺修煉。它要求人在擁有特權時，仍能心懷責任，敬重他人，用優雅與節製來回應世界。倘若隻有身份而無精神，再顯赫的貴族也不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東西方對“高貴”的理解，在這裏形成奇妙的對照。法國的貴族精神講究血統和禮儀，追求的是外在的優雅；而中國的士大夫精神，則更注重內在的堅守。
比如在凡爾賽宮，國王的晨起儀式（lever du roi）中，大臣們按身份依次遞上衣冠，甚至洗臉、進餐皆成禮製。這種外在的優雅和秩序，成了權力的象征。而在中國，士大夫們講究的是“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即便獨處一隅，也要持守操履。宋代範仲淹身居高位，依然安於一碗粥或一碟菜，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因境遇而改其誌向。東西方對高貴的理解，正是在這樣的日常細節中，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孔子說“士誌於道”，孟子言“貧賤不能移”，強調的都是精神上的自持。而我遇見的這位環衛工人，雖無華服加身，但他對待工作的那份專注，不正暗合了這種精神嗎？《論語》裏有這麽一句話：“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意思是：即便是執鞭駕車的小吏，隻要心存正道，亦不失尊嚴。這位環衛工，想必從未讀過聖賢書，但他彎腰掃地的姿態，恰似古時那些恪守其道的“執鞭者”。
這讓我想起明代的海瑞。嘉靖年間，嚴嵩當權，官員競相賄賂，唯獨他穿著打補丁的官服徒步走訪鄉裏。上級視察時，別的縣大擺筵席，他隻備了一碗青菜和一碟豆腐。上級怒斥他怠慢，他卻說：“百姓隻能吃這些，下官豈敢獨享美味？”後來他被貶回鄉，全部家當不過幾箱書，連路費都是同僚湊的。
海瑞與這位環衛工，一個是一品大員，一個是街頭勞動者，卻都在用最樸素的方式詮釋同一種東西，那就是人如何在塵埃中保持自己的軌跡。
我明白了，貴族精神與士大夫精神，本質上都是對人性光輝的詮釋。一個強調責任與擔當，一個注重氣節與操守，但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在浮躁的世界裏保持內心的定力，在卑微的處境中堅守做人的尊嚴。從凡爾賽宮的園丁到北京街頭的環衛工，這種精神穿越時空，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開出了相似的花。
東西方對“尊貴”的理解，在這裏形成奇妙的映照。法國的優雅講究形式與儀式，連剪枝都需鍍金防鏽的剪刀；而中國的傳統更重內在的持守，哪怕是一把掃帚隻是綁著加固用的鐵絲，卻能掃出自己的章法。但無論是凡爾賽宮的園丁，還是北京街頭的環衛工，他們以不同的工具，相同的專注，詮釋著對工作的敬重、對生活的坦然。
真正的文明不在宮殿的金頂上，而在掃帚與路麵摩擦的沙沙聲裏。當凡爾賽宮的遊客為鍍金剪刀的精確驚歎時，北京街角的環衛工正以掃帚為筆，在晨曦的道路上題寫“人”字的最後一捺。
北京的環衛工人
下麵的兩張畫片由AI製作，原創
凡爾賽宮的園丁
玉淵潭公園門口掃地的環衛工人
下麵的全部照片均為原創
工人們在北京永定河引水渠上，把打撈的水草運走
北京永定河引水渠畔的小花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