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在藝專任教的日子（上）

在省藝專任教的日子

                                      1、 幹校重新分配工作

       1972年春天，林彪事件已經過去半年，這件在世界範圍都臉麵掃地的政治醜聞，在國人心中引起的震撼和困惑，已經逐漸煙消雲散，人們在意識到自己被愚弄以後，都不想再當傻瓜，期待開始過一種新生活。但新生活在哪裏？

省五七幹校一大隊四連（即原省文化局）領導班子在我的抵製和堅持下，被迫對我的審查結論一改再改，最後由省五七幹校一大隊肖軍代表出麵，征求我的意見，並要求我在審查結論上簽字。

       我雖然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了迫害，沒有給我賠禮道歉，也沒有在原省文化局群眾中給我恢複名譽，心裏十分不平，但肖軍代表一番話，讓我的委屈情緒得到很大緩解。

     他說，在革命隊伍中，對幹部進行審查，已經是一種傳統。在審查過程中，有的人受的委屈比你還大——隔離審查，不準回家；拍桌子瞪眼，甚至搞逼供信……什麽情況都可能發生。你的問題，嚴格按照黨的政策，堅持實事求是，經過內查外調，終於搞清楚，寫的結論沒留什麽尾巴，這對你以後的工作，隻有好處，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

肖代表講得有道理，因為我知道，從延安時期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死的人無計其數，便在審查結論上簽了字。

肖代表又說，根據你的願望，上級研究決定，分你到貴州省藝術專科學校去教書。你還有什麽意見？

       的確，就工作分配問題，肖代表曾經征求過我的意見。我當時曾經表示，我的情況不適合在黨政機關工作，因為我不是黨員。但內心真正的想法是，經過六七年的親身體驗，我認識到，黨政機關裏的幹部，隻有像劉培華和婁廣華一樣喪盡天良，才能站住腳，才可能往上爬；你要是做一個正直的人，堅持說真話，或是你出身成分不好，你即使夾著尾巴做人，在這些機關你也很難混下去——運動一來，弄不好，隨時可能被整到勞改農場去。所以，對我來說，隻適合去搞業務。

搞什麽業務呢？在這種政治運動不斷的社會裏，遠離政治，搞純技術最好；可我不是學理工的，我學的專業是戲劇文學。這個專業強調為政治服務，動輒犯錯誤，假如出了問題，再和家庭出身一聯係，問題就更嚴重……想來想去，覺得自己高中三年英語課學得還認真，隻要有教材，加上努力，在這個窮鄉僻壤給初中學生上英語課，還是可以混飯吃的。因此，我向肖代表提出，是否可以分我到中學去教英語？所以我問，到藝校讓我教什麽呢？

肖代表說，至於教什麽課，由省藝校的領導來安排。

就這樣，從1965年走出中戲校門，來到貴州，文化大革命折騰六七年，終於開始搞業務了。那年我已經34歲。

                                        2 破敗的省藝校

      省藝校離貴陽市中心不遠，騎自行車出城往南去花溪方向，還不到太慈橋，大概一刻鍾就可以到藝校。

     為了到藝校上班，我們夫妻勒緊褲腰帶，買了一輛自行車。去藝校報到那天，正是初春季節，天氣晴朗，馬路上車來人往。“一打三反”和“清隊”運動曾經使我心灰意冷，而林彪事件又進一步使我的理想信念破滅。那些日子，我曾經變得十分頹唐，心想我這一輩子還能幹什麽？無非養兒育女，了此殘生。沒想到，離開省文化局以後，一種新的生活即將在我麵前展開……

      可是，當我走進藝校大門，我的激動心情馬上煙消雲散。因為作為省藝術專科學校和我想象中的樣子，簡直差別太遠。走進校門，隻見整個校園裏麵沒有綠樹，沒有花壇，到處高低不平，雜草叢生，一片荒涼景象。再看藝校大門裏的收發室，裏麵擺著一張陳舊的課桌和一把椅子，室內空空蕩蕩。收發室對麵不遠處，是十幾間低矮的平房，就像北方鄉下農民住的土屋，人說那是教師宿舍。再往校園裏走，下個小坡，是一個籃球場，籃球架陳舊不堪，而在籃球場的另一端，正在蓋一棟獨門獨院的宿舍，聽人說，那是專門為文革前調來的校長劉大嵩一家蓋的“校長院”，尚未完工。籃球場的南麵稍微像樣的一棟建築是四層教學樓。而籃球場的東麵，是類似工棚一樣的學生食堂。再往東是三層紅磚樓，是學生宿舍。

     整個藝校，從校園裏的一片荒涼，到宿舍和教學樓建築的陳舊，使我不免想到，這難道就是貴州省的藝術專科學校？貴州的藝術人才就在這裏培養？從貴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十五六年的時間，莫非貴州的貧窮落後麵貌依然像解放初期？麵對藝校一片荒涼破敗的景象，我對貴州的貧窮落後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經詢問，我在教學樓三樓找到藝校辦公室，敲門進去，隻見一個中年男人戴副眼鏡，坐在辦公桌前，他就是辦公室主任李祖楠。李主任看了我一眼，麵無表情，我說是來報到。他接過幹校給我開的報到函，打量我一眼，說你的檔案已經從幹校轉過來，經校領導研究，決定你到我們學校文化課教研室，由教研室負責人蔣大鵬老師給你安排教學工作。說著，就派坐在他對麵的一位姓孫的女同誌帶我去找蔣大鵬。

       從三樓的辦公室走下來，向東繞過學生宿舍樓，蔣大鵬就住在學生宿舍後麵的兩間小平房裏，小孫敲門，隻見一位瘦瘦的中年人開了門，小孫對他說，這就是從五七幹校分來的李老師，李主任說，你可以把情況向李老師介紹一下，說完轉身就走了。

蔣大鵬把我讓進他的宿舍，讓我坐在一個方桌旁的椅子上，對我說，教研組已經得到通知，聽說你要來我們組，大家都很高興。現在的情況是，學校還沒有開學，音樂舞蹈班和京劇班正在招生。他又說，文革前，學校還有一個黔劇班，現在，參加文革的學生都已經分配走了，你分到我們文化課教研組，我們負責給初中班上文化課，學校還有一個高中班，這個班由貴大畢業的一位老師負責。經小組研究，決定讓你給京劇班上語文和數學課。說著，還把已經準備好的教材發給我。最後，他說現在學校裏除了招生，沒有其它什麽事，你每周五上午來學校參加政治學習，來看看有什麽事情，其餘時間可以在家裏備課。就這樣，我成了貴州省藝術專科學校的一位正式教師。

                                          3、走進藝校以後

       通過每周五的政治學習，我認識了文化課教研組的幾位教師。在文化課教研組裏，有三個男性和四個女性共7名教師。男性教師除了臨時負責人蔣大鵬以外，還有一個姓張的中年教師；四個中年女性的姓名是屠秀珍，李曼蘭，另一個姓孟，還有一個年紀稍小一些的，大家叫她小黃。我們7個人負責兩個京劇班和一個舞蹈班的初中語文、數學和政治課的教學任務。

每次政治學習，都由蔣大鵬主持。蔣大鵬比我年長幾歲，他性格溫和，說話細聲細語，看來是個脾氣很好的老好人。所以，我們的政治學習就完全不像在省文化局那樣正兒八經，在那裏大家發言都是報紙腔和社論調，言不由衷。來到藝校，蔣大鵬主持每周五的政治學習，除了讀中央文件或報紙上的社論文章以外，大家往往是坐在一起閑談聊天，實際上是大家交流社會新聞，或是學校情況，我們三個男老師常常是坐在旁邊很少講話，聽四位女將的發言。

      在四個中年女教師裏，聽口音屠秀珍一口北京腔，估計是從北京來的。所以，在偏僻落後的貴州，屠秀珍對我有一種老鄉見老鄉的熱情和友好。屠秀珍的年齡大概比我大一些，長得個子不高，腰寬體壯，樣子十分精明。她就住在學校的教學樓裏，丈夫在貴州廣播電台工作，她有一個胖胖的兒子尚未到讀書的年齡。

屠秀珍知道我住在城裏以後，她就經常把一個辭海大小的塑料桶交給我，讓我幫她從市內給她買醬油。當時貴陽人都喜歡到味純園專賣店買醬油，因為這家的醬油味道好。這樣，一來二去，屠秀珍就和我接觸多一些，成了溝通交流的朋友。

從屠秀珍那裏，我了解到，藝校在文革初期學生造反鬧得很凶，特別是京劇班的學生，在北京南下串聯的紅衛兵煽動和組織下，打校長，鬥老師，把學校搞得天翻地覆。所以，現在學校變得冷冷清清，就像一場天災人禍剛剛過去，大家在心灰意冷中，彼此變得十分疏遠，不知道日子如何混下去。

一天，屠秀珍問我，你見過劉校長嗎？我說，還不認識。她說，經常蹲在校園土坎上抽煙的那個高個子黑臉膛男人，五十多歲的樣子，就是劉大嵩校長。聽說劉校長是個部隊幹部，打仗很勇敢，沒多少文化，南下到貴州以後，開始在赫章縣當縣委書記，娶了原來國民黨時期偽縣長的女兒做老婆。他是山東人，聽說家裏原來有老婆，好像是離婚沒離家。屠秀珍又說，也不知道什麽原因，組織部門在文革前把劉大嵩這樣一個部隊幹部調到藝校來當校長，他既沒有文化，又不懂藝術，這不是外行來領導內行嗎？看來，屠秀珍屬於心直口快那種性格，經過文化大革命，許多人都不像文革前那樣忌諱議論領導，朋友之間敢講真話了。

      來到貴州以後，我漸漸知道，在貴州的省級和市級機關，許多領導人都是“南下幹部”。所謂南下幹部，是指1950年從北方隨部隊進入貴州，完成剿匪任務以後，就轉業到地方，根據他們在部隊的級別，轉業到地方以後，上至省委省政府領導，下至各單位的頭頭腦腦，大小都是官。但我還第一次知道，像劉大嵩這樣的部隊幹部，也來藝校當校長。劉大嵩在部隊可能是個團級幹部，因此轉業到地方，就是縣級領導。

屠秀珍還告訴我，文化大革命開始，藝校的造反派把劉大嵩揪出來關進牛棚，沒好久，赫章縣的造反派就來貴陽，把他揪回赫章進行批鬥。跟著一起去赫章的藝校造反派回來講，劉大嵩在那個貴州最窮的縣裏，簡直就是個土皇帝，說一不二。回來的人講，赫章縣城外有一片水田，每到夏天，水田裏的青蛙叫聲一片，弄得劉大嵩睡不好覺，他就命令縣城裏老百姓半夜裏起來，到水田裏去打青蛙，你說他像不像土皇帝？

經屠秀珍這麽一介紹，我每次來藝校開會或參加政治學習，都開始注意校園裏有沒有一個黑臉膛男人。果然，在籃球場旁邊的土坎上，經常有一個黑臉大漢蹲在那裏，口裏叼著一直香煙，雙眼注視著籃球場那邊尚未完工的“校長院”。他那樣子就像一個老農民，在望著自己地裏的莊稼，即使有學校的教師或工作人員走過他麵前，他也目不轉睛，理也不理。我心想，這個山東大漢，在部隊裏大概是個狠角色，能打仗，升了官以後，對手下戰士可能就是這個樣子，滿臉冷酷無情。下到地方，當了縣委書記，自然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現在他的臉上除了冷酷無情以外，又增添了仇恨和傲慢，即對造反派的仇恨，對手下人的傲慢。因此，我開始擔心，假如他劉大嵩知道我曾經是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將來會不會整我，給我小鞋穿？

不過，屠秀珍告訴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和打擊，現在劉大嵩已經懶得管學校的事情，他唯一的願望就是盼著早點把他的校長院建起來，全家人搬進去住新房，估計他已經離退休沒有幾年了。

     藝校還有一位叫朱石麟的副校長，屠秀珍說，朱校長是搞音樂的，他主要是負責音樂班的教學。朱校長家住市內，有他的課，或者有事情，他就來學校，平日也看不見他。他在運動初期也受到造反派的衝擊，情緒受到很大影響，除了上課，學校的事情他也懶得管。現在，學校裏行政上的事情，就是李祖楠和小孫在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