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向真:《人物小傳》 夭折的玲子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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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傳》 夭折的玲子

2016年3月21日

工人家庭出生的玲子一心想嫁入“革命家庭”,結果誤入歧途,她在媽媽的鼓勵下愛上一個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有婦之夫,結果竹籃打水,枉送了如花似玉的性命。

我爸爸媽媽1958年到1960年在新華社外訓班學英語時的班主任,名叫李慎之,李慎之先生說過一句實在話:“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的思想,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國度。” 在講真話不僅很難達成共識,反而會冒大風險的時代,幾句真話往往能產生意想不到的負麵效應,甚至造成出乎意料的慘痛後果。打個比方:在充滿瓦斯毒氣的空間,真話有可能成為一顆火星,眾人唯恐避之不及。德高望重的茅於軾先生說過:“中國占人口一半多的人,還處於文革狀態,或皇權統治狀態,基本上不懂得現代社會的處事原則,要麽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戰士,要麽是逆來順受的奴隸狀態。”我高度認同兩位老師的觀點,每每看到因說真話遭圍攻、被禁言,就能聞到文革的味道。

我的文革回憶寫到第24篇已近尾聲,下一篇結尾將畫上句號,今天記敘我在北大進修班結識的朋友郭玲(玲子是我對她的習慣稱呼)的故事。文革時,女孩子找對象,不問有沒有錢,也不太看重身高長相,特別注重對方家庭出身、政治麵目等外在條件,許多姑娘把找一位黨員,或革幹、革軍等“紅五類”家庭出身的人作為結婚戀愛對象的首選。因為這種偏見,玲子枉送了自己寶貴的性命。

郭玲生前送給我的一張小照片

1976年5月初,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通知我到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參加為期三個月的進修班,因遭遇唐山大地震的原因學期被延長了一個月。報到後才知道,這是針對北京市大中型企業團幹部、理論骨幹的培訓,上方原本設想分期分批讓青年骨幹輪流到北京大學接受正規、係統的馬列理論學習,以鼓勵並帶動群眾緊跟文革領導者。豈料第一期剛結束,四人幫很快就倒台了,這項計劃戛然終止。 進修班的學員來自機關、工廠、醫院和大企業的團幹部,我是以工廠理論小組副組長、車間團支部書記的身份來進修的。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都是單位的團支部書記,我們年齡相仿。玲子與我來自北京市機械局所屬工廠,我倆一見如故。玲子漂亮,銀盆大臉膚色白皙,水靈靈的眼睛明亮亮,健康活潑熱情直率,是個人見人愛的好姑娘。同宿舍還有小樸和小李,小樸是朝鮮族姑娘,西苑賓館的團委書記,小李是北京構建廠的團支部書記,我們四人白天一起上課,傍晚在未名湖畔一起散步,熱絡的常常連周末都一起去紫竹院、頤和園遊玩。

夏天到了,玲子擅長高台跳水的才藝一下子在北大校園裏揚名立萬。有一次,我坐在泳池邊欣賞跳水者的英姿,當玲子又一次站到高台上時,一個穿泳褲的青年人走到我身邊蹲下,向我打聽玲子的情況,我不知道玲子是否願意結交異性朋友,隻得語焉不詳地對付兩句,那人馬上識趣地離開。我馬上有些後悔,意識到應該熱情一些,最好讓他等會兒和玲子本人接觸一下,沒準玲子願意和他相識呢?事後如實稟告,果然玲子埋怨了我,說:“能認識北大的跳水愛好者不容易啊!”我也覺得剛才那位北大學人素質挺高,一點不肯遷就,轉念一想,又有些責怪那個人太愛麵子,我不熱情不等於玲子不願意呀,何必迅速撤退呢。 我與玲子結伴去教工食堂吃飯的路上,也遇見有人對她指指點點“跳水的姿勢美極了……”玲子從小在市體校接受專業訓練,成績優異,要不是文革爆發後北京市少年跳水訓練班解散,她十有八九能順利進入國家跳水隊,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呢。

7月6日,朱德委員長逝世,同學們都很惋惜,湊在一起熱議當年春季天安門四五事件的見聞,周總理走了,朱委員長也走了,毛偉人身患重病,如此嚴峻的時局揪緊了人心。我們這批正在攻讀國際共運史的熱血青年們更是對祖國的前途憂心忡忡。

7月27日那天特別悶熱,晚飯後,我們宿舍四人先是到頤和園昆明湖畔乘涼,那天日落時分從寬闊的湖麵上刮來的風竟然燥熱難當,一改往日的清爽。汗水淋漓回到宿舍擦個澡,仍然熱得無法入眠。我就到對麵宿舍把在同仁醫院工作的大李(一位高個兒女同學)叫起來講故事,她家境不尋常,當我們隻有8部樣板戲能夠觀看時,她能坐在家庭小影院觀賞許多外國影片。正好她也熱得睡不著,起身講了日本電影《砂器》,大李口才很棒,講得詳細傳神,我們聽得也很入迷,下半夜我躺在床上久久回味著那些動人的情節。 終於迷迷糊糊地睡著了,半夜時分(後來知道是7月28日3點43分)我被一陣劇烈的晃動驚醒,原本就沒睡踏實,我一下就清醒過來,忽地坐起身,看到窗外忽閃著銀灰色地震光波,同時聽到從大地深處傳來隆隆的聲音,沉悶而清晰,我明白傳說中的大地震發生了,迅速叫喊同屋三人,拉著拽著睡在靠門處的小李跑下樓。樓下人越聚越多,最初的驚恐稍稍平定下來,我發現自己穿有內衣,就把跑出宿舍前隨手披在身上的小毛巾被,給了旁邊那個抱著雙臂、打著赤身的一位女同學。從校園廣播中得知,剛才北大至少有兩名學生受傷,是慌忙中從上鋪跳下地麵時造成腿或腳部骨折。 因為地震緣故,我們比原計劃多在北大學習了一個月,8月底才結業返回各自原單位。緊跟著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全國人大悲後迎大喜,那一年經曆了太多大事件。

北大結業後,我、玲子、小樸、小李延續著姐妹般的友情。因為我父母常年在國外工作,所以我家成了聚會地,特別是玲子時常到我家裏或我上班的工廠,與我分享著動蕩時期的喜與哀。

 1976年深秋的一天,玲子找到我談起自己出身於普通工人家庭,說自己特別羨慕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希望能結識一位革幹、革軍的大院子弟做異性朋友。我能理解她,當時女孩子找對象,並不問錢多錢少,也不太看重高矮長相,非常看重對方家庭出身、政治麵目等外在條件,找一位黨員或革幹、革軍家庭出身的人,成為不少女孩兒找結婚對象的首選。 我推心置腹地告訴玲子:我家住的新華社宿舍皇亭子大院,以及附近的鐵道部羊坊店宿舍、空軍大院、海軍大院等,無一例外都是女孩兒特別多,多數男孩兒不是當兵在外地,就是在兵團或插隊沒回城,總之適婚者明顯女多男少,所以幫不上她。比如我家隻有我哥哥一個男孩兒,當時遠在雲南部隊服役,我家門檻為他簡直被踢破,許多姑娘的父母主動找上門要求結親,有人為此暗中較勁,有人借故把女兒派到我家借宿,還有人上門指責我父母“不看重老戰友的關係,不積極促成子女的婚事”。我坦誠相告,自己很納悶,老話兒說有適婚好女兒的家被踢破門檻,我家好端端的幾個大姑娘鮮少有人問津,就一個當兵的男孩子怎麽這般吃香呢?玲子明白了這種情況,她表示要靠自己努力嫁入“革命家庭”。 唉,沒想到這種文革時尚竟然害了她!沒過多久,玲子果然找到“一個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男友”,不料竹籃打水一場空,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從玲子口中,我了解到她的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她媽媽很能幹,把四個子女照顧得妥妥帖帖,因為嫌棄丈夫窩囊,讓自己和家人飽嚐了衣食不周社會底層的苦楚,她一心指望孩子們有出息。文革前,玲子媽媽天天接送女兒上體校風雨無阻,老師的誇獎給予媽媽莫大的期望,結果少年跳水隊解散了。玲子告訴我不敢對媽媽說的話是,“慶幸我不用再受那份非人折磨了”,媽媽卻從此失去了歡顏。玲子過了22歲後,媽媽經常提醒她“你條件這麽好,一定找個革命家庭的對象,以後咱們就不會再受欺負了。” 我用親身感受,對玲子的戀愛觀表示不認同:“上個月我父母回國述職,偷看我的日記,得知我的心事後,先齊心協力將我與那位右派的兒子處於萌芽狀態中的戀情連根斬斷,讓我燒掉自己認真寫的那本日記,然後一個扮白臉、一個唱紅臉,媽媽表現出對我滿懷焦慮,好像我再不找對象她連覺都睡不著似的,從親情上逼我認真交往在機關或部隊的對象,早些把自己嫁出去;爸爸則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告誡我:別那麽挑剔,找個能共度一生的人就行,如果組建家庭隻圖虛榮,小心我打斷你的腿!”媽媽給我的壓力我並沒有太放在心上,我天真地認為自己剛24歲,離當時提倡的晚戀晚婚還有幾年呢,爸爸從來沒打過我們兄妹,他隻是警告而已。既然父母斬釘截鐵否定了我因對方多才多藝與高顏值而產生的戀情,那我索性再耗幾年。受挫後我心裏依然認為,找對象就要找自己順眼順心的,家裏地位高容易自以為是,我還不稀罕呢。玲子聽了又是搖頭又是苦笑,說“你是沒受過欺負,你輕視的東西在現實中太重要了。”我倆誰也沒能說服誰。

1977年初春,玲子有些日子沒來找我,突然又打來電話,語調中很興奮,神秘地告訴我“特別開心,從來沒這麽高興過,幹部家庭的人就是好。”我猜她找到理想的男友了,她的幸福感染了我,趕緊打電話把好消息告訴小樸、小李,她倆也像自己找到對象那麽高興。 暮春時節,玲子終於又站在我麵前,我的喜悅撞上她的愁容馬上僵住了,我趕緊把她拉到女更衣室密談。消息太糟糕了,玲子發現她的男友是個有妻子女兒的男人!聽了這話,我的臉徹底陰沉下來,“你上當了,趕緊拉倒!”玲子沉默良久,我在回味她剛才的介紹:那男人是個即將退團的老團員,因為是某老(延安時期四老之一)的親侄子,加上在工廠裏人緣不錯,算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三個月前玲子熱烈地愛上他,兩人好得如膠似漆。幾天前,玲子提出要與他登記結婚,被逼無奈下他承認已有老婆孩子,“妻子是位副部長的女兒,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好工作,女兒也很可愛”,他說自己和妻子“雖不相愛,有了女兒,短時間離不了婚……” 玲子又對我說:“哎,本來我已下決心離開他,可我媽媽跟我不依不饒,說隻要你態度堅決,就能把他搶到手,我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了才來找你。”“怎麽辦?這種腳踩兩隻船的人能要嗎?就算他離婚娶了你,將來難免還會繼續欺騙你呀!”玲子說:“你不知道我們倆在一起有多要好,真是左右為難。”見她滿麵愁容,突然激起我的無名火,“你怎麽這麽傻?當斷不斷後患無窮。”玲子滿麵愁容,啥都沒再說,很快就走了。這是我倆第一次不歡而散。 她走後,我又憐憫起玲子,接連給她打了兩次電話安慰她“別難過了,沒有過不去的獨木橋……”20多天後,玲子再一次來找我,麵容有枯萎發黃,表情也有些怪異,卻與我有說有笑的,那天我倆一起在大北窯路東小飯館吃了晚飯,一邊吃一邊回憶著去年在北京大學進修的幸福時光。飯後我倆在大北窯路北1路公交車站分別時,玲子朝我搖著蓮花般的小手,笑靨如花。

幾天後,玲子自殺的消息傳來,我完完全全傻在那裏,好久好久才哭出聲來……“星期天玲子沒有回家,獨自一人在工廠集體宿舍喝下一瓶敵敵畏,掙紮後慘死在自己的小床上。” 當時我隻聽到這麽簡單的消息,1977年初夏我聽了這話,將我持續一年之久對玲子的友愛之情瞬間擊成碎末!追悔泛濫著一遍遍衝刷著我痛苦的心,在她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能伸出有力的雙手,也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幫助;在她最絕望的時候,我仍然愚蠢地固守著自己的信條,不恰當地指責可憐無助的朋友。如果我知道她已瀕臨絕境,我才不管什麽世俗的道德準則呢,我應該陪在她的身邊順著她的思路給予必要的寬慰才對。

與玲子相處一年中的往事不停地縈繞在腦海,反反複複閃閃爍爍:在北大學習時,我們一起聽課一起完成作業;在校園中心地帶的馮友蘭先生居住的有大紅圓門的院落前,我倆孩子似的追跑打鬧;她站在北大遊泳館10米跳台上衝我招手,然後以高難度動作一躍而下的美妙身姿;她到我家十分麻利地收拾黃花魚,幫我烙餅、炒菜的伶俐模樣;我倆一起研究刺繡技巧,你一針我一線地做活時,還曾互相比著誰的蘭花指更優雅更耐看…… 幾天後,我給小樸、小李(北大我們四人住同一宿舍)打電話,通知了玲子的死訊,小李當時就哽咽起來。小樸的話讓我咀嚼好幾遍,“什麽?她怎麽能這樣!哎呀,那我們不跟她好了!”哎,是啊,我也隻能不跟玲子好了,上哪兒再跟她好呢? 我和玲子同齡,在工廠都是受工廠師傅們稱讚的、好學上進的年輕人,技術好、人品好、作風正。我們都是團幹部,積極愉快地把完成各項任務當成分內之事,所以我們有特別多共同的話語。 我曾經以為我倆無話不談,她離開後,起先我為她因戀愛失敗就決然赴死而疑惑了好久,直到一年多以後,玲子生前另一位好友告訴我內情,我才看清楚她的迫不得已。玲子另一位好友與玲子同廠同車間,玲子辭世一年多之後,她成為我同事的嫂子而遇到我,玲子生前跟她說起過我。提起玲子我倆都無限傷感,說了玲子許多可愛之處,然後在我的追問下,她說“玲子死前發現自己懷孕了,就催著那男的離婚,男的終於答應了,可是第二天玲子竟然在工廠大門口撞見那家夥的老婆帶著女兒來接那個男的,一家三口說說笑笑很親熱地走遠了。玲子的天一下子徹底塌了,沒出一個禮拜,玲子就走了。” 接下來的話更讓我心碎不已,“玲子走得很艱難,不知是藥量不夠還是什麽原因,現場偵察斷定她折騰了很久才咽氣,她手表的表蒙子都撞碎了,麵貌和身體完全變了形。”“屍檢報告驗明了玲子已有兩個多月的身孕。”我可憐的玲子啊!當我終於理解她最終的選擇時,寒徹心骨地體會到她最後幾天的哀傷絕望了。 是的,玲子懷孕這件事是她無法對我說出口的,她知道在這方麵我相當保守,我曾對她說過婚前要守身如玉,說過單位裏屢屢因為團員、青年未婚先孕,甚至僅僅同居或親熱,都要被迫寫好書麵檢討在車間大會上“嚴肅認真”的當眾宣讀才能過關(文革中許多單位都如此),因不堪屈辱而自殺的人死後還會被扣上“生活腐化墮落、自絕於人民”的帽子。那時我不懂這是反人性、極殘忍的迫害,一方麵天真地要求自己自律,同時對婚前性行為抱有一種輕蔑的敵視。玲子了解我,怎麽可能與我探討這種事啊。當時出了事就整人,不管你的死活。醫院的對策是拿不出已婚證明,沒有丈夫親筆簽名,休想做人工流產。 玲子是個要麵子的人,她發現自己懷孕了,逼迫之下對方僅僅表麵應承,根本不可能離婚再娶她。還有媽媽正眼巴巴指望著她嫁入官家,幫助家人從此過上好日子。這一切,她努力了,卻驟然成為一場空夢。為保全顏麵、免遭尷尬與迫害,她走投無路,咽下屈辱,毅然選擇了自殺!

 在隨後的許多年裏,自殺的玲子一直是我揮之不去的陰影。我曾經假設,如果我那時不那麽幼稚,私下裏托關係幫她做人流手術,使她保全尊嚴,待她康複後鼓勵她找新的男友,她是可以如同小樸、小李和我後來那樣組建一個小家庭,也許幾年後恢複高考,她能像我們一些人那樣圓了大學夢,然後擁有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到年邁時享受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聰明伶俐漂亮的玲子,撞上那個紅色年代的偏見,在25歲前葬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也留給家人和好友難以平複的創傷。 講完玲子的故事,我想告訴讀者:通過玲子的遭遇,我汲取到一條人生的經驗,為日後航程避開漩渦,那就是:珍惜生命!擯棄虛榮!遇到紅塵無賴,跟丫死磕! 我感覺自己欠了玲子一份情。後來我慢慢成熟了,辦事也懂得講策略了。

1987年我在報社的群眾來信中,認真回複一位河北滄州女孩的信,迅速與她建立了聯係,成功地勸阻了她自殺的念頭,幫她聯係到北京朝陽醫院做了六個半月的妊娠終止術,又通過滄州教育主管人員幫她更換學校,重新回歸學生狀態。滄州女孩的事多少緩解了我內心深處對玲子的那份歉疚。

1992年3月初,農曆龍抬頭那天,我應約到石家莊市橋東區為中國少年報通信員培訓班講課後,順路去兩所小學(一所重點校,一所城鄉結合部普通校)聽學生們說說心裏話。 那天,我穿著自己新織好的粗線毛衣,與三年級學生們聊天,突然前排的男孩站起來說“我生怕犯錯誤,還是經常被批評,被高年級的男學生打罵,老師也批評我。”我對他說“童年特別短暫,每一天都非常寶貴,要努力丟掉膽小怕事的包袱。再有同學欺負你,你別怕,一旦他出手打你,你要一邊叫喊不許打人,一邊揮拳頭反擊他,避開頭部,出手最好重一點,讓他再也不敢欺負你了。因為是他先打你,老師不會過多批評你的。”他聽了很開心,樂嗬嗬地坐下來。

2006年秋天,我在河北省張北縣采訪一所農村

完小後,與女孩合影。哎,隻有老於我笑得輕鬆,幾位農村小姑娘的臉上,各自有沉重與心思。身為貧困地區的農家女,這輩子難輕鬆啊。 40年前,玲子用她的悲劇點醒我,並幫我解開一道難題:怎樣才能獲得美滿的人生?答案很簡單:把握好每一天,在生命每一個進程中,真誠愉快努力地完成那一階段的任務!

於向真 2016年3月21日初稿 2025年3月15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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