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9日紐約，淩晨5點，修訂於中午12點
2025年1月15日拜登發表卸任演說
前言：民主黨在2024年大選中輸掉了白宮和國會兩院，筆者在上篇通過大選結果的數據分析，指出民主黨敗選的直接原因是拜登沒有盡早宣布退選，導致民主黨沒有機會挑選出最強有力的候選人來贏得足夠的搖擺州。本文將討論更深層的原因，拜登和民主黨在過去四年的執政失誤和累積多年的觀念迷失,例如阿富汗撤兵的絮亂，邊境安全的遲緩，通貨膨脹的誤判，以哈戰爭的偏失，取消文化的過激，消減警察經費的荒唐，免除大學貸款的違背常理，等等。
筆者在《民主黨2024敗選的直接原因》通過曆史回顧顯示，川普在2024獲勝的1.48%是1924年以來25次大選中倒數第五；而且如果哈裏斯在威斯康辛、密執根和賓夕法尼亞州分別增加14700、40053和60134普選票，一共114,886普選票（相當於全國普選票的0.74%）就可以獲得這三個州的44張選舉人票，從而推翻川普在全國257萬普選票的優勢，以270選舉人票入主白宮。因此川普的勝選絕不是壓倒性的。
有些讀者反饋，說川普勝選的壓倒性是因為同時拿下白宮和國會兩院（參議院53比45+2，眾議院220比215）。且看2000年小布什，2016川普，2020拜登，都是同時贏得白宮和國會兩院，但是其勝選幅度都不足以稱之為壓倒性。而在1992年，克林頓以5.6%獲勝，民主黨在參議院獲得57比43的席位，在眾議院獲得258比176的席位；在2008年奧巴馬以7.2%獲勝，民主黨在參議院57+2獨立人士比共和黨的41，在眾議院獲得257比178。因此1992年克林頓和2008年奧巴馬比2024年川普更有資格宣稱是壓倒性勝利。
筆者在前文分析指出，拜登對2024年敗選負有直接責任，但是，民主黨也必須反省在過去四年執政失誤和累積多年的觀念迷失。
阿富汗爛尾式撤兵
拜登上任之後的第一項重大國際外交行動就是從阿富汗撤兵，雖然筆者和絕大多數的美國公眾一樣支持撤出阿富汗，但是拜登政府在這次撤離行動的具體執行中的表現令人失望，嚴重誤判阿富汗政府及其軍隊的意向和能力，缺乏周全計劃，執行過程過於匆促，導致兩個嚴重後果：(1)許多為美軍服務的阿富汗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沒有隨著美軍一起撤離，(2)價值數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落入塔利班手中。
關於美軍在阿富汗撤兵，筆者在2021年8月的《從多視角反思阿富汗的曆史教訓》回顧了美軍出兵阿富汗和撤軍的曆史。簡言之，川普內閣竟然拋開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直接談判，於2020年2月簽訂協議，塔利班隻需保證其控製的領土不成為針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恐怖主義基地，美軍和盟國則必須在2021年5月1日之前完全撤離阿富汗。另外，川普還釋放了5,000名塔利班囚犯。
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塔利班獲得了切切實實的巨大好處—土地和5,000同夥，自稱是談判天才的川普獲得的隻是塔利班的一個空頭保證而已。根據美國公共廣播PBS2021年11月4日報道，五角大樓一名高級官員說，在阿富汗的恐怖組織可能在六個月到兩年內就有能力對西方及其盟友發動襲擊。川普的第二任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對此評價："我們的國務卿蓬佩奧與塔利班簽署了投降協議，現在這種崩潰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投降協議。塔利班沒有打敗我們。我們打敗了自己。"川普的第二任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2021年8月18日接受CNN采訪時說，雖然拜登總統 "擁有"阿富汗的最終結果，但川普在其任期幾乎不加掩飾的急於退出阿富汗的表現導致這個和平協議對美國非常不利。
第二，川普將美軍和盟國撤兵定在2021年5月，而不是在自己任期之內，無異於將撤兵的燙手山芋留給下任，如同小布什也是將美軍撤出伊拉克的吃力不討好的活留給他的繼任者。而且，川普在其下台之前的2021年1月，就將美軍從原來的14,000人撤離，剩餘隻有2500人。如此單薄軍力顯然無法保證所有美方人員和曾經為美軍和盟國工作的阿富汗人員安全撤離。為了保衛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拜登政府被迫增兵到了大約6,000人，受到威懾的塔利班沒有對美方發動任何襲擊。
拜登堅持撤兵是正確的，但是完全可以重新談判，（1）促成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達成某種共存協議，迫使塔利班同意已經建立的包括婦女工作學習的權益的社會秩序；（2）延長撤兵時間，確保大部分為美軍和盟國服務的阿富汗人員及其家屬安全撤離；（3）保持美軍打擊塔利班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威懾力量。
阿富汗撤兵的倉惶，讓公眾聯想到了1973年美軍撤離西貢的亂象。拜登的民調支持度在2021年9月開始出現淨負數。
邊境安全的遲緩
2024年2月7日，一個旨在加強邊境安全的法案在參議院程序投票中沒有通過（49讚成50反對，其中45個民主黨參議員和4個共和黨參議員讚成）。這個法案是由兩黨代表經過四個多月談判達成共識，當時獲得參議院共和黨領袖和多位共和黨大佬參議員讚許，得到社會各界廣泛支持，如代表超過 18,000 名特工的聯邦邊境巡邏工會（2020大選支持川普），代表人口三萬以上超過1400個市長的 美國市長協會（US Conference of Mayors），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自由派的《華盛頓郵報》和保守派的《華爾街日報》等等也都表示支持這個兩黨共識法案。原來預期順利通過，但是當川普看到這個兩黨共識法案獲得廣泛支持，一旦獲得通過，邊境問題得到緩解，他就不能再通過渲染邊境混亂來贏得選票，於是他對共和黨政客們施加壓力，從而使得這一兩黨共識法案在2024年5月最終胎死腹中。詳情請見筆者的《兩黨共識的《2024邊境法案》為何胎死腹中》。
因此，拜登於2024 年 6 月 4 日通過了一項行政命令，（1）如果非法越境的移民在一周內平均每天達到 2,500 人，則關閉邊境；（2）對於那些尋求庇護者但是無法證明他們麵臨“可信恐懼”，允許立即驅逐。該命令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非法越境人數在2024年9月下降到低於54,000，比2023年9月同比下降75%。但是這個顯著效果為時已晚。
拜登和民主黨必須反省，非法過境的人數從大約2021年1月的大約7萬暴增到3月的大約18萬， 為什麽不迅速采取措施，加強邊界控製，盡快降低非法越境人數呢？如果拜登和民主黨在2022年中期選舉之前就推動類似《2024邊境法案》的法案，當時川普正是處於政治低穀，因此就有機會獲得共和黨的支持而通過。如果共和黨還是阻撓，那麽就可以在2022中期選舉和2024大選中取得主動地位，揭露共和黨在非法移民邊境問題上從2013年以來就一直忽悠選民，卻始終拒絕立法解決問題。
通貨膨脹的誤判
通貨膨脹率（CPI）在2020年1月（即新冠瘟疫進入美國之前）是2.5%，然後隨著新冠疫情日益嚴重，日常生活和各類消費逐漸受到影響，CPI於2020年5月跌至0.1%，然後逐漸回升至2021年1月的1.4%。2021年2月（即拜登上任之後第一個月）的CPI是1.7%，隨著拜登政府大力推廣新冠疫苗，特別是2021 年 3 月 11 日拜登和民主黨國會通過2021年《美國救援計劃法》，旨在使所有美國人能夠應對並從 COVID-19 的影響中恢複過來，美國公眾的日常生活和國民經濟開始複蘇，CPI也開始上升，於2022年6月達到9.1%，然後開始持續下降，在2023年6月下降為3%，2024年9月2.4%。
筆者在《拜登四年執政實績 – 兩黨理念的截然區別》分析了五個影響CPI上升的因素:（1）新冠疫情，（2）全球供應鏈，（3）俄國入侵烏克蘭，（4）其它突發事件如禽流感，（5）完全獨立的聯邦儲備對利率的控製。這些因素都不是任何總統可以控製的，因此將通脹完全歸罪於總統是非常值得質疑的。歸根到底，通脹率是由供求關係的市場規律決定。而且聯邦政府在2022財政年度支出是6.27兆美元，隻是相當於該年美國GDP或經濟活動總量的25%。
2024年10月31日，保守派新聞報刊的旗艦《華爾街日報》經濟專欄發表《下一任總統將繼承一個卓越的經濟》，指出下任總統上任後都將麵臨諸多挑戰，但至少擁有一項巨大的資產：一個令其他發達國家汗顏的經濟，因為新冠瘟疫之後，美國的經濟複蘇是全世界最好的。英國的《經濟學人》周刊在10月19日封麵刊文《美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好》。
而且，在2020年至2024年總體而言，工資增長率高於通貨膨脹率（見下圖）。但是，大多數人隻會看到物價上漲，卻不太注意自己工資也漲了，更不會意識到這個事實：如果要使得物價回到2020年3月新冠瘟疫大爆發之前，唯一能夠實現超過21%通貨緊縮的就是經濟大蕭條，這顯然是一個無異於經濟自殺的結果。勞工階層麵臨的生活壓力最大，最需要最低工資提高，但是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關心時事，因此很可能不了解這一個事實:民主黨一直推動提高聯邦最低工資，而共和黨一直極力反對和封殺。
但是拜登和民主黨也應該反省，他們認為CPI的上升是暫時或短期的，這明顯是一個嚴重誤判。而且，除了釋放國家石油戰略儲備來降低市場價格（Politico的報道是每加侖降低了28美分），拜登和民主黨國會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相比之下，歐盟在2022年12月就實行了對天然氣價格封頂政策，而在瑞士，超過25%的日常消費品的價格由政府控製，這意味著許多商品的價格並不完全受供求關係的支配。筆者認為，拜登和民主黨應該借鑒歐盟和瑞士的經驗，采取更積極的政策，哪怕是短期的，來控製市場價格，特別是打擊那些趁著新冠瘟疫而哄抬價格的無良企業。美國政府在二戰期間就實行了控製價格的政策，有效防止了發國難財的奸商行為。
來源：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51276/wage-growth-vs-inflation-us/
以哈戰爭的偏失
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了有計劃的大規模恐怖襲擊，超過 1,200 名男女老少遭到哈馬斯屠殺，其中包括 46 名美國人和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公民——這是自納粹大屠殺以來對猶太人的最大規模屠殺。美國和歐盟以及大部分文明國家都譴責哈馬斯，支持以色列對哈馬斯進行軍事打擊。但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區進行大規模無差別的狂轟濫炸，造成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百姓喪生。
路透社2025年1月15日報道，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造成超過46,600死亡。而根據英國的一所大學的獨立研究報告（經過同行審閱之後才發表），實際死亡人數比巴勒斯坦政府公布的數據還要高41%。世界輿論因此在2024年初就已經開始轉向，呼籲停火，譴責以色列的浪潮日益高漲。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2024年1月21日譴責以色列造成加沙巴勒斯坦平民“令人心碎”的死亡，並稱阻止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獨立完整國家的行為是不可接受的。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截至 2024 年 10 月，加沙 220 萬人口中，有 190 萬人流離失所。
聯合國大會於2024年9月17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在未來 12 個月內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占領。在202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23項決議譴責某些國家的違背聯合國原則和國際法的行為，其中17項決議就是譴責以色列的狂轟濫殺罪行，其它六項譴責是針對北韓，伊朗，敘利亞，緬甸，俄國侵略烏克蘭，美國對古巴的經濟封鎖。
關於以哈戰爭，筆者在《哈馬斯恐怖組織與以色列極右勢力政權的區別在哪裏？》指出，哈馬斯絕對是罪大惡極的恐怖主義組織，必須堅決打擊；但是如果不深入了解全麵的曆史和事實，不認清以色列的極右勢力醜惡嘴臉，那麽就很容易被誤導而陷入認知誤區。多年以來暗中支持而且給現金哈馬斯，打壓巴勒斯坦合法政權法塔赫組織的恰恰是內塔尼亞胡代表的極右原教猶太主義勢力，然後就口口聲聲說沒有實現和平的夥伴，肆無忌憚的違背聯合國1948年決議和1994年奧斯陸的以巴和平協議。以色列數十年以來還無視聯合國多次通過的譴責決議，非法殖民擴張，侵占1948年聯合國決議劃歸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哈馬斯與以色列極右政府雖然互為死敵，但是哈馬斯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和仇恨，以色列極右勢力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歧視和仇恨，這兩個種族歧視和仇恨本質是一樣的，因此兩者在反對實現以巴和平卻是一致的邪惡勢力。前以色列總理拉賓致力實現以巴和平，1994簽署奧斯陸協議，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是1995就被沙龍內塔尼亞胡代表的猶太極右恐怖分子暗殺的，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拜登本人在這方麵就深陷認知誤區，完全偏袒以色列，沒有對其極右政府的濫殺無辜的罪行表達出作為民主世界領袖應有的道德譴責，和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應有的強力製約，反而是被一貫陽奉陰違的內塔尼亞胡玩弄忽悠，讓美國在全世界公眾麵前喪失道德信譽。，。而且很明顯，內塔尼亞胡一致拒絕停火，拖延到拜登卸任前夕才同意停火，就是希望拜登和哈裏斯在大選中失去了一部分搖擺選民，從而輸掉大選。
筆者認為，拜登政府在2024初就應該開始對以色列極右政府采取強力措施，迫使其改變無差別狂轟濫殺的戰術，同時承諾遵守聯合國1948年決議和1994年以巴簽署的奧斯陸協議，開始有步驟地實行兩國和平共處的最終目標。
取消文化的過激
早在2021年10月筆者就在《世界日報》的名家觀點專欄發表了《音樂教授被停課到傑斐遜被移除，反思檢討“取消文化”》，列舉了三個取消文化走火入魔的例子：紐約市議會的一個委員會通過一致決議，要將傑斐遜的雕像從紐約市議會大廳移除；密歇根大學的音樂教授盛宗亮因為他給學生看了一部白人扮黑臉的老電影而被迫下課；舊金山學區董事會投票決定，將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和其他一些與征服原住印第安人的殖民者，奴隸製度有關的曆史人物的名字從44所公立學校中刪除。
的確，在前五個美國總統中，除了約翰-亞當斯(Adams)以外的四個都是奴隸主，對於他們這一部分的曆史當然應該實事求是地進行全麵討論和尖銳評判。但是不要忘了，人類社會從開始直到18世紀的數千年，奴隸製度一直是人類社會製度的一部分，因此對於華盛頓、傑斐遜等許多開國元勳而言，奴隸製是伴隨他們從出生到去世的客觀曆史環境。筆者對華盛頓、傑斐遜等人懷有崇高敬意，恰恰是因為他們超越了其曆史環境，創立了前所未有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國理念，開創了現代民主憲政的先河，推動了人類曆史的前進。而且，在1787年費城的製憲會議過程中，奴隸製就是極具爭議的問題，最後妥協結果之一是憲法允許奴隸貿易繼續二十年。
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英機等等給人類帶來戰爭毀滅和生靈塗炭的法西斯罪魁禍首必須接受曆史審判。同樣的，對於那些南北內戰中南部邦聯的曆史人物，如羅伯特-李等人的塑像予以移除，筆者認為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他們在1860年民主選舉林肯當總統之後，蓄意發動武裝叛亂，以暴力來維持黑奴製度和白人至上主義，導致同胞相殺、將近七十萬士兵陣亡。而且英國等許多西歐國家在19世紀的上半葉就已經陸續廢除了奴隸製，廢奴主義在當時的許多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社會共識，因此那些南方邦聯人物完全不存在曆史局限性。
拜登和民主黨的高層沒有表態支持以上列舉的“取消文化”過激言行，但是他們也沒有旗幟鮮明地反對這些無視曆史違背常識的過激言行，從而讓川普和共和黨就有了借口，將拜登和民主黨都抹黑為“仇視美國”的極端左派，使得大部分沒有時間仔細追蹤時事的選民被誤導。
消減警察經費的荒唐
在美國，白人警察在執行公務過程中違反紀律不正當使用暴力，導致少數族裔人士非正常死亡，這樣的事例已經發生許多次，例如2014年7月17日紐約市警察以非法在街頭販賣香煙為由對手無寸鐵的非裔美國人埃裏克·加納進行逮捕過程中采取鎖喉手段，在多名警官的壓製下，加納趴在人行道上，重複 “我無法呼吸”這句話11次，最後昏迷死亡；2020年5月26日46 歲手無寸鐵的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白人警察鎖喉長達9分29秒而致死。
以上這類事例反複發生，而且事後有關警察人員往往沒有被起訴，因此導致輿論大嘩，許多民眾上街抗議示威，其中就出現了“消減警察經費Defund the Police”的荒唐口號。
拜登在2020競選時就發表聲明反對“消減警察經費”，在2022年3月31日，拜登政府提出的財年預算方案中就包括增加警察經費。2023年11月2日，拜登政府宣布司法部將提供超過 3.34 億美元的撥款旨在幫助執法機構雇用1730新警員，以及加強學校安全和推進社區警務工作，以降低美國各地的犯罪率。但是哈裏斯在2020年黨內初選過程中的一些言論則是含糊不清，造成被動。
警察作為公權力在日常生活中的直接體現，任何不當暴力執法造成不僅造成人身傷害，更是對法治和公義的顛覆，執法者犯法與一般的犯罪造成的惡劣社會影響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因此筆者支持改革警務的措施，確保有效的培訓，建立嚴格的紀律，實行透明的監督，對於任何不當執法，特別是不當暴力執法，必須依法追究。
“消減警察經費”顯然是愚蠢言行，但是，拜登和主要民主黨領袖們對此言行沒有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讓川普和共和黨又有了借口，將拜登和民主黨都抹黑為“反對警察”“縱容罪犯”的極端左派，誤導選民。
免除大學貸款的違背常理
拜登上任之後就不遺餘力地實踐其在2020大選的一個諾言，免除大學貸款Student Loan Forgiveness。根據CNBC2025年1月17日報道，拜登政府的貸款減免總額達到 1,888 億美元，惠及 530 萬美國人，平均每人減免大約35,600美元。
筆者記得30多年前讀大學的時候，社會學教授說，沒有大學文憑的藍領勞工和碩士學位以上的高知人群是民主黨的票盤，而大學畢業的白領階層則是共和黨的票盤。但是從2016大選開始，藍領勞工階層成為川普和共和黨的票盤，而大學畢業以上教育程度的白領階層則成為民主黨票盤。
關於這個票盤轉換，已經有許多文章分析，例如2025年1月4日紐約時報《民主黨如何失去勞工階層》。共和黨作為大公司大富豪階層利益的代言人一向是想方設法消弱工會力量，而克林頓代表的新民主黨信奉全球化經濟貿易理念，兩者合一，從而在1990年代開始為美國消費者帶來了Walmart和Costco，但是也造成了數以千萬工作機會的外遷。
奧巴馬任期的一個嚴重錯誤就是在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繼續了小布什對華爾街的7000億美元的救助，但是沒有讓造成金融風暴的罪魁禍首，華爾街的頂級CEO們付出應有的代價。奧巴馬的首任白宮幕僚長Rahm Emanuel 承認，如此放任禍國殃民的金融奸商巨貪，這是導致由許多普通藍領勞工人群組成的茶黨Tea Party崛起的直接原因之一，而茶黨就是川普崛起的溫床。
筆者在此猜想（因為還沒有看到確鑿的數據分析）， 拜登的免除大學貸款政策，很可能也是加劇這個票盤轉換的一個原因。拜登的免除大學貸款政策違背了借貸還錢這一天經地義的道德常理，而且也沒有絲毫解決大學學費昂貴和大學貸款沉重的根本原因，是典型的治標不治本的非理性政策，而且最終的得益者又是賺得盆滿缽滿的放貸銀行及其CEO們。
筆者認為，對於低收入家庭（例如家庭報稅收入低於全國中位值）的大學貸款利息可以全部抵稅（tax deduction）或者得到稅收抵免（tax credit），如同貸款買房的利息也是可以減免個人所得稅，但是學生貸款的本金不應該減免，如同購房貸款的本金就從來不能減免。
根據聯邦勞工統計局數據，每年大約200萬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求學。又或者，將1,888 億美元充實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給所有低收入家庭（這些家庭絕大部分是藍領階層）的學生提供每年一萬美元的學費助學金，四年四萬美元，如此就可以幫助472萬個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獲得實現階層上升的機會，又直接幫助了藍領勞工階層的父母，又不會將納稅人的錢淪為銀行的利潤和CEO們的巨額獎金。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
因為沒有看到切實可信研究報告和有效樣本的數據，筆者在此沒有討論多元化平等包容（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on - DEI）問題和跨性別運動員問題。但是可以說，拜登和民主黨同樣是失去了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輿論主導權，讓共和黨又多了忽悠誤導選民的話題。
最後，筆者想分享兩點個人經曆。在2024年6月27日拜登與川普的電視辯論之後，筆者就於7月4日發起拜登讓賢交棒的聯署倡議，當時受到許多拜登支持者的攻擊，見筆者的《民主黨的麻嘎現象與堅持民主憲政的真諦》。攻擊者們使用的語言與麻嘎粉絲沒有本質區別，這也體現了民主黨一部分基層選民的偏激和非理性，自然會引起無黨派搖擺選民的反感。
再回到2016年大選，因為前述的白人警察不當暴力執法，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興起。2015年6月24日NPR報道希拉裏-克林頓在密蘇裏的一次與選民交流，大部分發言都得到選民的掌聲認同，但是當她說到“All Lives Matter”的時候，立刻受到一部分選民和網絡社交媒體的譴責。於是希拉裏在次日就承認口誤，更正為BLM。
筆者認為希拉裏的ALM其實沒有錯，美國的建國理念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我們要實現的每一個人--無論人種膚色族裔--的生命尊嚴的平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平等，實現憲法賦予的權益的平等，因此筆者在英文的社交媒體medium.com上建議根據《獨立宣言》使用“Every Live Matters”，這樣可以爭取所有族裔的支持和參與，實現共同的目標：對於每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平等和社會公正。但是，筆者立刻遭到網暴攻擊，隨即賬戶就被封殺禁言。
1960年的肯尼迪和2008年的奧巴馬，在競選總統和上任之後，就非常強調他們的治國綱領和執政政策，都是為了所有美國人的福祉，而不是隻為天主教徒或者是非裔族群的利益。肯尼迪和奧巴馬都深知，努力實現每一個美國人的機會平等和法律保護權益，天主教徒和非裔族群的福祉也就自然得到平等的實現。
因此，民主黨的下一代領袖們，如果不能夠正視少數極端言行，就無法爭取最廣泛的選民支持，這與共和黨的建製派沒有及時反對川普等等違背建國理念，踐踏民主憲政的言行，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以上就是筆者對民主黨敗選深層原因的一些分析，與讀者分享，歡迎理性交流討論。但願民主黨能夠深刻反省，走出迷失，重整旗鼓，在下次選舉中再次贏得多數選民的認同。
川普2.0即將開始，接下來四年的美國將會如何？筆者將另文分析討論。
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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