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作爲難民，初抵多倫多。
@和孩子們在一起的幸福時光。
初抵加拿大多倫多，第一個問題便是語言，安德烈出生長大在歐洲中部的斯洛伐克，除了母語外，他可以閲讀及聽懂俄語和德語，至於英語，則完全是零起步。其實，當年的英語國家，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與共產國家處於冷戰狀態，更不用説文化交流了。當時，安德烈甚至連最基本的英語問候語How are you都不會講，也不會應對。走到街上，想買幾個番茄，他唯有用德語跟收銀員交涉，那個越南籍收銀員疑惑地望著他，不知他在講什麽，好在就是幾個番茄的交易，收銀員猜都猜到了，於是秤了番茄，用筆寫在紙上，多少磅多少錢，安德烈又不明白了，歐洲的重量計是公斤，這個磅是多少公斤啊。諸如此類的笑話幾乎天天發生，多少年過去，回首往事，唯有感嘆新移民之路的艱難。
有一年冬天，英文班老師帶領新移民學生去參觀博物館，依照習俗，學生們需在進入博物館前，將大衣存放在博物館進口處的衣帽間，中午參觀結束之後，安德烈跟同學們一起到衣帽間取回自己的大衣，管理衣帽間的阿姨見到他們一個個急匆匆地取回衣物，便跟安德烈說Hungry，意即餓了吧？安德烈卻很驕傲地對她説，捷克斯洛伐克Czechslovakia，那位阿姨聽了一怔，原來，安德烈錯以爲阿姨問他是否來自Hungary匈牙利，這個Hungary匈牙利 與Hungry飢餓讀音相似，難怪初學英文的安德烈鬧了個大笑話。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加拿大十分渴求工程師，因此安德烈求職相當順利，他甚至找到多倫多市政府的一份工程師工作，負責人告訴他，隻要將英文，特別是工程師所用的英文解決了，就可以來上班，當時的加拿大政府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工程師資格是認可的。
有了穩定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安德烈的加拿大移民生活開始走向正軌，不過，此時他渴望擁有一個自己的家，於是，他在同年從捷克斯洛伐克來加拿大的同鄉中，遇到同是猶太人的海倫。兩人畢竟年輕，又都有組織家庭的欲望，很快他們就步入婚姻，1973年誕下大兒子艾迪Eddie，1976年小兒子丹尼爾Daniel出生。
然而不幸的是，小兒子出生不久，身體就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兩三嵗時更被檢查出先天智力缺欠，安德烈白天要工作，海倫作爲醫生，醫院的工作也非常繁忙，兩人爲了這個孩子，幾乎是疲於奔命。安德烈認爲既然這個孩子是我們所出，即使患有先天智力缺欠，我也要盡量讓他有個相對健壯的體魄，於是，安德烈夏天帶著小兒子遊泳、爬山，冬天則帶著他滑雪。從當年的舊照片看起來，兩父子非常親熱，安德烈完全沒有嫌棄這個孩子的跡象。
小兒子自出生便明顯比正常嬰兒體弱，兩夫婦將有限的精力都集中在丹尼爾身上，安德烈後來多次跟我提到，由於這個孩子的特殊情況，需要他多方麵的照顧，故此，他忽略了童年一樣需要關愛的大兒子，一直到艾迪長大成人，他這個做父親的都心懷愧疚。至於丹尼爾的情況，安德烈打算等他稍大，便送他去特殊學校，加拿大各地政府為不同殘障兒童特別設有這類學校，目的是培養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以便他們成年之後可以參與社會，找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組織家庭等。
而海倫卻不以爲然，她認爲猶太教會可以幫助這個孩子，夫婦為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婚姻和家庭此時開始出現裂痕。
需要説明的是，安德烈和海倫雖然皆爲猶太裔，但對於安德烈來講，他之所以是猶太人，僅僅因爲血緣關係，在他成長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不提倡任何宗教，不論是天主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教堂，雖未被摧毀，但卻被棄置，從政府到學校，都沒有人鼓勵年輕人信仰宗教。即使他的父母一直上溯多少代的祖輩都是猶太人，但是，他並非猶太教信徒。安德烈的父母屬於世俗猶太人，即血緣乃猶太裔，但並不嚴格遵守猶太教的各種嚴苛規定，這在今天的猶太人群中，並不出奇，據説八成人都屬安德烈這種情況。
但是海倫的情況不同，她出生於斯洛伐克，父母皆爲猶太裔，隻是爲了保護年幼的海倫，並未將她猶太人的身份過早地告訴她。潛在的原因是，當年的歐洲社會對猶太人多多少少有種歧視心態，父母為保護女兒在學校免受歧視，甚至欺淩，所以對她暫時隱瞞了她的猶太人身份。直至海倫上中學，在學校聼老師講到猶太人，回家便問起父母猶太人是什麽樣子的，父親讓她走到鏡子前麵，説道：
“你看，鏡子裏的那個女孩就是猶太人。”
此時，女孩才恍然大悟，原來她自己就是猶太人。從此，海倫對她的這一“新”身份深具一份特殊情感，甚至使命感。若幹年後的1968年，她與母親一同來到加拿大多倫多，不久便投入到當地的猶太會堂，成爲虔誠的猶太教信徒，信守所有猶太教規定的教規。當時海倫尚不識安德烈，四年後兩人相遇在多倫多斯洛伐克社區，驚覺二人同爲猶太裔，且同爲新移民，那份遠離故鄉、身在異域的惶恐和陌生感，令他們很快便走到一起。想不到的是，若幹年後，對猶太教信仰的不同態度，令這對夫妻分道揚鑣。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