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的體育老師

我們的小學創建於上世紀50年代初，位於大學職工宿舍區內，初衷是為了解決職工子女的就學問題。學校的生源主要是職工子女，少數來自附近居民區；而老師中有不少是大學職工的家屬。正因如此，學校氛圍具有一定的社區色彩。接下來要講述的，是兩位體育老師的故事。

體育課的C老師是學校的業務骨幹，尤其擅長組織學生的課外活動，學生的乒乓球隊、遊泳隊、夏令營活動都由他負責。此外，他還擔任少先隊輔導員的職務。每年新隊員入隊儀式上，他都帶領新隊員舉行入隊宣誓。每次少先隊的集體活動中，他都會戴上一條絲綢的紅領巾，似乎希望以絲綢料子顯示自己的特別身份。盡管C老師來自上海郊區的農村，卻留著城市中常見的大背頭發型，這一油光鋥亮的發型讓他得到了“C包頭”的綽號。為了製止學生背後叫他的綽號，有一次，他破天荒理了個板刷頭，並在課堂上公開宣布：“以後誰再叫我‘C包頭’，我就叫他來給我剃個頭。”一開始，大家以為他會舍棄“包頭”的形象。然而沒過多久，他又留起了油光鋥的大包頭。此後，這個綽號一直沒有變過。

上小學不久，學校來了位新體育H老師。H老師年約二十，來學校擔任代課老師。所謂“代課老師”是指沒有正式的編製的職工。H老師是個閑不住的人，經常可以看見他身著運動裝，活躍在操場上。在我們這些小學生眼裏，他有點的上海人說的“抖五抖六”，也即舉止有些輕浮。他和C老師一樣，喜歡留大背頭，因而被大家稱作 “H包頭”。一天中午，幾個同學在職工食堂吃飯時閑聊，有人提到：“H包頭每天都和幾個女教師一起出入食堂，一副討好她們的樣子。”另一人說：“等一會我們出他洋相。”飯後，我們躲在食堂外麵的小樹叢中，當H老師和幾個年輕女老師走出食堂時，有同學大聲叫道：“H包頭！”他在女教師麵前丟了麵子，惱羞成怒地大聲回道：“小赤佬，吃飽啦？！”嚇得大家不敢出聲。

“C包頭”來自上海郊區農村，他的衣著十分樸素，經常穿土布縫製的褲子；而“H包頭”是上海市區人，經常穿小褲腳管的褲子和尖頭皮鞋。二人的外表和氣質完全不同，但卻都有同樣的發型。在那個提倡革命化的年代，包頭發型不僅十分顯眼，也與當時的艱苦樸素教育有些格格不入。低年級的一群學生中甚至傳出這樣的順口溜：“C包頭，H包頭，體育老師都包頭……”住在宿舍區的老師們從他們的孩子那裏了解到包頭綽號，以後這兩個綽號又在學區中流傳開來，他們竟然成了學區裏的“名人”。

1966年6月“文革”席卷全國，學校便進入“停課鬧革命”的階段。最初，各班都派代表到後勤室領取白紙、毛筆、墨汁和漿糊，走廊上很快就貼滿了標語口號和批判“三家村”的大字報。後來，有幾位平時對學生嚴格的老師也被貼了大字報，寫大字報的是一些平時經常受到老師批評的高年級學生。

不久，學校中出現了破壞公物的行為，兩位體育老師並沒有出麵阻止破壞公物行為。他們整天戴著造反隊袖章，在學校裏組織批鬥校領導和部分教師，在發生了兩起老教師自殺事件後，激烈行動才有所收斂。

至1966年底，學園裏已破敗不堪，玻璃窗幾乎無一完整，教學用具也損壞殆盡。除了幾位被監督勞動的老師每天到校打掃，大多數老師都已不再來學校，學生們也都不用上學。直至1967年初，學校開始“複課鬧革命”，老師和學生才又返校。這時，學校已經進駐了工宣隊，校內不再設校長職務，由工宣隊、原校領導、造反派組成的“三結合”小組領導校務。

“三結合”領導班子中，工宣隊成了學校實際上的負責人，大小事都由半文盲的工宣隊說了算。而老校長已不再擔任校長，經過“文革”的洗禮，她變得比以前更加謹小慎微了。“C包頭”造反積極，又是“紅五類”出身，當上了革委會的成員。大背頭發型也改成了平頭。此後幾個月中，學校花費大量人力和物力恢複破爛不堪的校園和構置課桌椅和教學用具。

“H包頭”當年對小學教師的工作並不滿意。除了因為是臨時工、沒有正式編製外，小學教師工資收入低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文革”初期，他參加了臨時工發起的造反活動，要求市裏有關部門轉正臨時工。後來，他離開了學校，去了一家工廠工作，從此便杳無音訊。

“文革”結束後，各單位陸續展開冤假錯案的複查工作。在動亂初期，學校有兩位老教師含冤去世的事件再次被提及。當年參與批鬥老師的造反派自然難辭其咎，其他教師紛紛要求他們對此作出解釋。“C包頭”意識到自己已難以繼續留任，於是主動申請調往家鄉的一所郊區農村小學，從此結束了在這所學校的工作。

如果沒有那場“文革”，這兩位體育教師或許會有更好的未來。他們本可以憑借自己的業務能力贏得應得的尊重和回報，而不是在動蕩中迷失自我，最終走向遺憾的結局。這個故事提醒人們：無論何時，做人都要與人為善；如果選擇傷害他人，最終自己也難免會付出代價。

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