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的無產階級工人階層逐漸脫離了政治核心。這一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使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二是原來的工人階層因工廠改製、下崗潮等問題而被邊緣化。
與此同時，一批掌握政治資源和經濟權力的權貴階層迅速崛起。這個權貴階層由官員、企業家和高收入的專業人士組成，他們通過與權力的緊密結合，在市場經濟的紅利中積累了巨額財富。諷刺的是，曾經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如今大多成為了權貴階層的一部分，壟斷了社會資源和政治話語權。
盡管“無產階級專政”作為政治口號在公開場合逐漸淡化，但專政的核心——即通過國家“專政”機器對社會進行控製——卻從未改變。改革開放後，公檢法係統依然在維護政權穩定方麵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其服務對象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而是取而代之的權貴階層。
這一轉變反映在國家機器的運行邏輯上：公檢法係統、軍警力量和情報機構被用來打擊一切可能威脅現有秩序的力量，包括維權人士、少數民族活動者、異議知識分子，甚至普通網民。這些群體被視為“國家穩定”的潛在威脅，因此受到嚴密的監控與打壓。
如今，中國的政治與經濟領域被少數統治階層牢牢掌控。這些人不僅通過市場經濟積累了巨大的財富，還利用政治資源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經濟聯係，而是依賴於複雜的權力網絡。國家機器，尤其是公檢法係統，被用來保障他們的利益，防止任何挑戰其權力的力量出現。
與權貴階層的崛起相對立的是，工人、農民和低收入群體，成為了所謂的“低端人士”，逐漸被邊緣化。他們曾經被革命者稱為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中堅力量，但在當前體製中，他們被專政機器視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而加以控製。
戶籍製度嚴格限製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導致農民工群體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許多城市還出台政策強製“清理低端人口”，將農民工和低收入者驅逐出城市。這些政策的背後，是權貴階層對社會資源的壟斷和排斥。
政府通過互聯網審查和輿論控製，將不同政見消滅在萌芽狀態。維權律師、異議人士和普通網民經常因言論被拘留或判刑。國家通過信息封鎖和監控，確保民眾無法組織抗議或提出挑戰權力結構的訴求。
盡管中國政府大力宣傳“依法治國”，但法律體係在實踐中更多地是服務於權力維穩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公平正義。近年來，國家安全法、反恐法、反分裂法等法律的出台，賦予了政府以合法的名義鎮壓異議者和控製社會的權力。
許多權貴階層在麵對法律時享有豁免權或特權。腐敗官員通過內部關係獲得庇護，極少受到真正的法律懲罰。而普通民眾在麵對同樣的法律時卻常常遭遇嚴苛對待。
公檢法係統被用來維持社會穩定，而非實現法律正義。在這一體係下，任何可能威脅權貴階層利益的行為都會被迅速鎮壓，如維權律師被吊銷執照、異議人士被判刑，甚至家庭教會的信徒也因聚會而被抓捕。
中國的專政體製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無產階級不再是體製的核心，工人、農民和低收入者已經失去了話語權。而權貴階層則憑借權力與財富牢牢控製了國家機器，成為真正的統治階級。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體製內部的腐敗和權力濫用，更加劇了社會的階層分化和不平等。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資源的分配極度不均。權貴階層不僅享有經濟特權，還壟斷了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而“低端人士”則因缺乏社會保障而生活在貧困線上，他們的聲音無法傳達到政策製定層麵。
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從一種政治口號逐漸演變為維持少數權貴階層利益的專政體製。這種體製的結果是社會的極度分化和不平等的加劇。無產階級已經消失，而專政依舊存在，並且愈發嚴密。統治階層通過專政機器壓製普通民眾的反抗，確保他們無法對現行體製構成威脅。通過龐大的監控體係、信息封鎖和輿論控製，成功地將大多數社會不滿壓製在可控範圍內，確保高高在上的一小部分的統治階層不受挑戰和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