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毛澤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毛主席說得一點沒錯。關於毛澤東所說的精神是什麽？中國人民，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需要的最根本的精神是什麽？就是毛主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個精神是永不泯滅 的生生不息的人類前進和發展的動力，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是人類普照的光，其它的一切都將隱沒其中。這是一種特殊的光，這光決定著人類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從裏麵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也是對貪官汙更自私自利利己主義機會主義照妖鏡的光，這道光將讓一切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走資派右派無所遁形。
中國人民，中華民族曾經災難深重極了，是毛主席、毛主席的精神感召了中國人民這個上帝，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魔爪中拯救了出來，不僅讓中國人民站了起來 ，而且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初步當家作主站了起來。
可是，當今特色中國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總有那麽一股勢力，有那麽一股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和學術精英磚家叫獸合謀的勢力，試圖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重新變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重新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拉入災難的深 淵。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毛主席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竟被走資派們轉換成了封建獨裁的精神，追逐絕對權力的精神，封建世襲家天下的精神，予取予求、誅屠不已的精神。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竟被走資派們轉換成了罪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將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認作本來就是莫大的錯誤，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更是錯上加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則更是倒行逆施，逆曆史潮流而動。因而慈禧太後是中國的女中豪傑，李鴻章是忍辱負重的典範，袁世凱是天朝的中流砥柱，汪精衛是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義士，蔣介石是千年難遇的英雄。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反人類罪行。人民民主專政鎮壓了劉文彩，所以是反人類的罪行;人民民主專政隻準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所以是 反人類的罪行。人民民主專政隻準維護無產階級的統治，不準反對無產階級的統治，所以是反人類的罪行。人民民主專政隻給人民民主，不給敵人民主，所以是反人類的罪行。人民民主專政隻講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平等、友愛，不準講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正義、博愛，所以是反人類的罪行。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馬克思主義成了歪理邪說。馬克思早就躺在了棺材裏，他們不過是再在他的棺材上釘了幾顆釘子而已;毛澤東不過是一具政治僵屍，及早都要請出紀念堂開棺戳屍的 。而自由主義則成了千古不易的真理，否定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的經濟學家卻成了意外的英雄，周作人、張資平、張愛玲則成了文學現代化的宗師，茅於軾、賀衛方、張維迎等添痔之 則成了呼風喚雨、指點江山的國師。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一些人早就沒有了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的氣味。美帝國主義本來就是反共、反人民的營壘，可是中國的某些國師帝師、袞袞諸公奴顏媚骨、搖尾乞憐，梳妝打扮 、送上門去。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什麽這樣(無害化)的共產黨，哪裏還是你們的威脅呀? 什麽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呀! 什麽就是要建立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中美國呀!
可是人家美國毫不領情，還是美國老大耳光扇來： 完成對中國的“o”形包圍圈，試圖困死中國。在東南亞造成緊張局勢，試圖使中國陷入疲於奔命的境地。讓“兩房”債券破產，使中國人民數千萬億的美元投資幾乎都打了水漂。任何政治集 團本來都有政治、道德、倫理底線，可是中國走資派右派的貪腐集團，卻毫無信仰，毫無節操，毫無倫理，毫無廉恥，自覺地走向了最廣大人民的對立麵，似乎不把中國搞垮誓不罷休。
是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以來，在這股勢力的導演之下，新中國毛澤東時代國家的主人工農兵卻在逐步淪為弱勢群體。君不見，數千萬工人成了下崗失業人員。君不見，一部分勞動工人農民家的兒女在青樓瓦肆賣笑為生。君不見，大多數人未能躋身精英的芸芸眾生成了垃圾人口。君不見，中國社會也在逐步演變成“1%對99%”的戰爭。
但是，中國人民不是獻給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和學術精英的燔祭，中國人民不是任人宰割的魚肉。中國人民已在爆一聲：中國是工農兵們的中國，中國是工農兵們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是毛澤東思想 哺育和毛澤東精神熔鑄的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是無產階級先鋒部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部隊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覺醒了的中國人民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 ，覺醒了的中國人民是 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覺醒了的中國人民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的，中國人民是能夠創造中華民族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美好未來的。
工農兵們遲早會拿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武器，毛澤東的精神這個精神武器，向那些否定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勢力開火，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苦難輝煌、中國人民的苦 難輝煌、中華民族的苦難輝煌，從而維護了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工農兵們一定會拿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武器，毛澤東的精神這個精神武器，向那些企圖否定毛澤東時代、改革開放時代的勢力開火，揭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兩個時期雖有重大區別 但本質上是一致的“兩個不能相互否定”的真理，從而維護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整個曆史包括文化革命曆史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工農兵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懂得如何拿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武器，毛澤東精神這個精神武器，向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和學術精英集團開火，揭示了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財富，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社 會主義社會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真理，從而維護了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天然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工農兵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懂得如何拿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武器，毛澤東的精神這個精神武器，向鼓吹資產階級民主憲政的勢力開火，揭示了人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就是人民民主的真理， 從而維護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工農兵們的子孫後代一定會懂得如何拿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武器，毛澤東的精神這個精神武器，向官僚資本和既得利益集團開火，揭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滅壓迫，實現共同富裕是 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個真理，從而維護了社會主義共富道路的正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當然，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幾十年，甚至幾百年。
隻要國內官僚精英、資本精英和學術精英這個資本主義“鐵三角”聯盟還存在，隻要資本主義世界還沒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朝不慮夕、人命危淺，這場鬥爭就會繼續下去。因此，這是一 場“力”的戰鬥，它需要越來越多的人覺醒，投入這場戰鬥;這是一場“韌”的戰鬥，它需要覺醒了的人民，堅持不懈的戰鬥。而“喚醒工農千百萬”並讓千百萬人民自覺投入這場“力”的 戰鬥、“韌”的戰鬥的最好的法寶就是毛澤東的精神。為什麽?讓我們以張國品先生的一段概括來做總結：
毛澤東曾諄諄教導人民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已。要敢於砸碎束縛自己的一切精神枷鎖，敢於改變世人的奴性習氣，敢於以主人翁的目光正視、監視一切公仆的所作所為。如果廣 大勞動人民還沒有脫去雇傭奴隸的皮，挺直主人的腰，中國這頭巨獅盡管站立起來了，仍可能站不直，站不穩，隨時會被貧窮落後擊倒，被官僚腐敗壓倒，被催眠毒藥暈倒。因此，在相當長 的一段時期內，大力弘揚偉大的毛澤東精神，靠毛澤東精神鼓舞人心，激勵人心，改造人心，形成新製度，養成新傳統，也許不失為促使公仆們保持本色，從根本上革新社會的一劑良藥。
毫無疑問，人民要從當了上千年的奴隸變成社會主人，巨獅要從沉睡千年中真正醒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巨獅能站起來，能站穩，已很不容易，但隻是萬裏長 征走了第一步。站穩後要跑起來，飛奔起來，更不容易，路程更長更艱難。好在這頭巨獅現在初步站穩了，開始走動了。人民的內心一旦都注入了毛澤東精神，都成長為社會的主人，自覺感 恩社會之大善，敢於擔當天下興亡之重任，這頭巨獅必將大吼一聲，迅速奔跑，所向披靡，永往直前!那時，地球抖三抖僅屬“小兒科”，火星聚群英決不是難事。人民創造曆史奇跡的事件 將如天空繁星，層出不窮。在某些方麵超越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林肯、莎士比亞、曹雪芹、貝多芬、愛因斯坦的人，無疑會持續不斷地出現。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麵貌必將為之煥然一新 !我想，到那時，毛澤東精神會象梅花那樣：“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第9頁)整個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係，就是這樣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的理論。按照毛澤東思想規定的方向、路線前進，就必然少些曲折和問題;違背毛澤東思想規定的方向和路線，就必然摔大筋鬥、跌大跤子——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精神難道還不值得服膺和為之奮鬥嗎?
毛澤東：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
中國共產黨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沒有了《資產階級》，也就沒有了《階級鬥爭》。人類沒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自然就沒有了《階級鬥爭》。但人類之間還會有矛盾，有矛盾就有鬥爭。這是個人之間的鬥爭，可以和平解決的小範圍之間的爭吵。
中國走資派是在製造《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這一點四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被證明了的，人人皆知無可否認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是中國走資派有意為之的。而且這《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他們都是走資派右派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們，及其他們的親朋好友們，以及他們的看家護衛吹鼓手們。《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產生的同時，應運而生的是中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這裏的無產階級與馬克思時代有不同，如今的無產階級就是底層的勞工階級。這些底層的勞工階級通過拚命的打工996來賺點基本生活費。隨著世界共運的缺失，打工人的忍耐和不抵抗，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們越來越嚴重地在經濟上的剝削，而腐敗貪汙的官員們為了保護資本家利益，不斷製訂壓迫打工人的政策，隨著時間的延長，打工人們現己開始躺平，不生孩子，可以啃老又或是打一天工，化完再打零工。直到無法忍下去了，就會想去改變了。這就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看看如今中國走資派的特色社會中的新氣象。也就知道了中國走資派們為何如此害怕《文革》，不準提《走資派》。而《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因為《文革》是批《走資派》。《文革》是《階級鬥爭》，《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
如今中國走資派的特色社會中在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
而在政府堡壘內部，裙帶關係盛行。
“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機構內部仍然存在相當多的‘近親繁殖’”。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這種世襲製度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權力圈，徹底斷絕了底層人民上升的機會！”
“統治階級正在固化。”
“精英的孩子出人頭地，窮人的孩子依然貧窮。”
“社會固化”。（中國幾千年來不都是：“統治階級正在固化。”）
共產黨聲稱已經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中國憲法的規定。
然，走資派還是共產黨嗎？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
轉載《階級之間的怨恨，正在中國湧現》
在中國，“三代煙草人”已成為一個常用的代名詞。在社交媒體上，它意味著特權精英，其成員將夢寐以求的工作（如國家煙草專賣局的管理職位）分給自己的同類，將普通人拒之門外。
今年早些時候，一位擁有超過85萬粉絲的微博博主引用了這一流行語。他寫道：“這種世襲製度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權力圈，徹底斷絕了底層人民上升的機會！”數百人對此表示讚同。
其中一個人回複說：“統治階級正在固化。”另一位網友怒不可遏：“精英的孩子出人頭地，窮人的孩子依然貧窮。”
1990年代，隨著人們可以自由地從農村進入城市並選擇從事何種工作，社會流動性急劇上升。隻要勤勞肯幹、天資聰穎，從農民到工廠主的轉變可以在幾年內完成。
但是，正如該網絡流行語所暗示的那樣，樂觀情緒開始消退。經濟正在衰退。好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許多中國人現在都在談論“社會固化”（shehui guhua）。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對被視為自我複製的精英階層的不滿與日俱增。階級敵意正在上升。
由兩位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和馬丁·懷特（Martin Whyte）領導的研究發現，中國人曾經接受過明顯的不平等，仍然樂觀地認為，隻要努力工作和有能力，他們仍然能夠取得成功。但學者們發現，現在他們更傾向於認為人脈和在富裕家庭長大是成功的關鍵。這讓共產黨很惱火，因為共產黨聲稱已經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中國憲法的規定。近年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呼籲加大力度促進社會流動，同時強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除了讓商人和較富裕的中國人感到恐慌之外，這樣的言論對公眾情緒幾乎沒有產生明顯影響。8 月，微博平台的一名用戶用他的賬號（擁有 10 多萬粉絲）抨擊精英階層享受的高額養老金。他寫道：“老百姓，現在明白了嗎？”“既得利益是不可觸碰的，你甚至不能談論它們，”他說。“他們都是寄生蟲，”一個人回應道。“吸血鬼，”另一個人說。“社會停滯越來越嚴重，”第三個人附和道。有人甚至大膽說道：“沒有另一場革命，就不可能解決這些荒唐的不公正現象。”但中國的互聯網受到嚴格審查。沒過幾天，這個帖子就消失了。
中國社會真的越來越固化了嗎？專家們對此證據爭論不休。衡量流動性的一種常用方法是觀察經濟學家所說的代際收入彈性，即 IGE。它將人們的收入與其父母的收入進行比較。兩者越接近，兩代人社會地位之間的差異就可能越小。IGE 用0到1來表示這一比率，數字越大，流動性越小。
波恩的一個智庫“勞動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2019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的人——即 1990 年代的年輕工人——的 IGE 為 0.39。而1981年至1988年間出生的人的IGE則上升到0.44。作者說，與富裕國家一樣，社會流動性的降低與不平等的加劇是同步的。隨著經濟改革的啟動，中國的貧富差距在1990 年代急劇擴大。在另一篇同樣發表於2019年的論文中，南京財經大學的金孟傑（Mengjie Jin）和其他作者說，中國的社會流動性高於美國，但低於英國、加拿大和德國。
習近平先生不承認社會停滯正在發生，但他呼籲努力防止這種現象。他在 2021 年說：“在一些國家，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瓦解導致社會分裂、政治兩極分化和民粹主義猖獗。”“這些教訓意義深遠！” 7 月，南開大學的韓林秀（Han Linxiu）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稱，他不認為存在停滯，但“這種負麵情緒的普遍存在”是“潛在的政治風險”。
階級和階級鬥爭成為禁忌詞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在 2019 年發布了第一份關於社會流動問題的政策文件。與往常一樣，在討論中國時，它沒有提到“階級”一詞。新階級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仍然讓中共的理論家們難以接受。但它表示，消除流動障礙將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撐”。它正確地指出了一些主要障礙。
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戶籍製度，它限製了農村移民獲得城市醫療、教育和住房補貼的機會。過去30年，近3億人遷入城市，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裏，他們卻被視為二等公民，往往無法獲得地位較高的工作，因為城市規定申請人必須有當地戶口。
中共的文件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論戶口狀況如何”。改革步伐正在加快。一些改革為有固定工作的流動人口提供與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福利的機會，甚至無需改變戶口。但仍存在隱性障礙：許多流動人口沒有合同來證明他們的就業或居住狀況。在集中了最好工作機會的大城市，中共不願允許有太大的改變。它主要擔心的是，如果大量流動人口失業且不願離開，將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
在農村，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不平等是阻礙進步的一大障礙。與城市學校相比，農村學校在資金和師資方麵相形見絀。農村戶口的孩子完成高中學業的機會要小得多。中國高校的招生數量大幅增加——截至 2008 年的十年間增長了六倍——為學生打開了更多的大門。但是，農村學生在名牌大學中的比例嚴重偏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寶忠（Liu Baozhong）估計，在這類學校裏，近40%的學生是管理人員的子女，隻有不到10% 的學生是農民的後代——盡管超過35%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
中國的中產階級迅速壯大，從 1990 年代幾乎不存在的中產階級，到如今官方統計的約 4 億人。但在這個新階層中，不滿也在湧動。晉升競爭非常激烈。家長們傾注大量金錢幫助孩子獲得盡可能好的教育。2021 年，政府試圖通過禁止大多數為在校學生提供的營利性輔導服務，來促進公平競爭。但這卻讓最富有的人獲得了更大的優勢：他們可以負擔得起輔導老師為其非法工作開始收取的高昂費用。
許多中國學者建議改善公共服務，以減少窮人因醫療費用高昂、養老金不足、失業救濟金微薄以及優質教育的隱性成本而世世代代貧困的風險。但政府卻不願亂花錢。習近平在 2021 年警告說：“促進共同富裕，不能走福利主義道路。”他說，這種做法支持“懶人”。 “超出能力範圍實施‘福利國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必然導致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中共自身的精英主義也於事無補。入黨需要經過漫長的程序，包括頻繁參加會議學習黨的文獻。但對於公務員和國企白領——這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工作類型——黨員身份是晉升的必要條件。在中國，公務員考試因其公平性而備受推崇，但誰能入黨則取決於黨內人士。而在政府堡壘內部，裙帶關係盛行。
甚至連國家電視台4 月份在其網站上的一篇報道也對此表示讚同。它說，公眾在社交媒體上對“三代煙草人”以及類似話題的擔憂表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機構內部仍然存在相當多的‘近親繁殖’”。它表示，這種禍害正在“隱蔽的角落裏蔓延”。網民們對這一罕見的承認大加讚賞。盡管審查人員一直在努力審查他們的評論，但有些評論還是幸存下來。“這些人是在弘揚傳統文化，”一位網民調侃道，他指的是習近平所熱衷的一個項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翻譯：樂山）
中國共產黨是要消滅《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沒有了《資產階級》，也就沒有了《階級鬥爭》。人類沒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自然就沒有了《階級鬥爭》。但人類之間還會有矛盾，有矛盾就有鬥爭。這是個人之間的鬥爭，可以和平解決的小範圍之間的爭吵。
中國走資派是在製造《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這一點四十多年來的社會實踐被證明了的，人人皆知無可否認的。《讓少數人先富起來》是中國走資派有意為之的。而且這《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他們都是走資派右派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們，及其他們的親朋好友們，以及他們的看家護衛吹鼓手們。《資產階級即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和腐敗貪汙的官員》產生的同時，應運而生的是中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這裏的無產階級與馬克思時代有不同，如今的無產階級就是底層的勞工階級。這些底層的勞工階級通過拚命的打工996來賺點基本生活費。隨著世界共運的缺失，打工人的忍耐和不抵抗，貪得無厭的資本家們越來越嚴重地在經濟上的剝削，而腐敗貪汙的官員們為了保護資本家利益，不斷製訂壓迫打工人的政策，隨著時間的延長，打工人們現己開始躺平，不生孩子，可以啃老又或是打一天工，化完再打零工。直到無法忍下去了，就會想去改變了。這就是社會前進的動力。
看看如今中國走資派的特色社會中的新氣象。也就知道了中國走資派們為何如此害怕《文革》，不準提《走資派》。而《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因為《文革》是批《走資派》。《文革》是《階級鬥爭》，《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
如今中國走資派的特色社會中在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
而在政府堡壘內部，裙帶關係盛行。
“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機構內部仍然存在相當多的‘近親繁殖’”。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這種世襲製度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權力圈，徹底斷絕了底層人民上升的機會！”
“統治階級正在固化。”
“精英的孩子出人頭地，窮人的孩子依然貧窮。”
“社會固化”。（中國幾千年來不都是：“統治階級正在固化。”）
共產黨聲稱已經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中國憲法的規定。
然，走資派還是共產黨嗎？走資派禁忌詞：階級和階級鬥爭。
轉載《階級之間的怨恨，正在中國湧現》
在中國，“三代煙草人”已成為一個常用的代名詞。在社交媒體上，它意味著特權精英，其成員將夢寐以求的工作（如國家煙草專賣局的管理職位）分給自己的同類，將普通人拒之門外。
今年早些時候，一位擁有超過85萬粉絲的微博博主引用了這一流行語。他寫道：“這種世襲製度的結果是一個封閉的權力圈，徹底斷絕了底層人民上升的機會！”數百人對此表示讚同。
其中一個人回複說：“統治階級正在固化。”另一位網友怒不可遏：“精英的孩子出人頭地，窮人的孩子依然貧窮。”
1990年代，隨著人們可以自由地從農村進入城市並選擇從事何種工作，社會流動性急劇上升。隻要勤勞肯幹、天資聰穎，從農民到工廠主的轉變可以在幾年內完成。
但是，正如該網絡流行語所暗示的那樣，樂觀情緒開始消退。經濟正在衰退。好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許多中國人現在都在談論“社會固化”（shehui guhua）。在不太富裕的人群中，對被視為自我複製的精英階層的不滿與日俱增。階級敵意正在上升。
由兩位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和馬丁·懷特（Martin Whyte）領導的研究發現，中國人曾經接受過明顯的不平等，仍然樂觀地認為，隻要努力工作和有能力，他們仍然能夠取得成功。但學者們發現，現在他們更傾向於認為人脈和在富裕家庭長大是成功的關鍵。這讓共產黨很惱火，因為共產黨聲稱已經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中國憲法的規定。近年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呼籲加大力度促進社會流動，同時強調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性。
然而，除了讓商人和較富裕的中國人感到恐慌之外，這樣的言論對公眾情緒幾乎沒有產生明顯影響。8 月，微博平台的一名用戶用他的賬號（擁有 10 多萬粉絲）抨擊精英階層享受的高額養老金。他寫道：“老百姓，現在明白了嗎？”“既得利益是不可觸碰的，你甚至不能談論它們，”他說。“他們都是寄生蟲，”一個人回應道。“吸血鬼，”另一個人說。“社會停滯越來越嚴重，”第三個人附和道。有人甚至大膽說道：“沒有另一場革命，就不可能解決這些荒唐的不公正現象。”但中國的互聯網受到嚴格審查。沒過幾天，這個帖子就消失了。
中國社會真的越來越固化了嗎？專家們對此證據爭論不休。衡量流動性的一種常用方法是觀察經濟學家所說的代際收入彈性，即 IGE。它將人們的收入與其父母的收入進行比較。兩者越接近，兩代人社會地位之間的差異就可能越小。IGE 用0到1來表示這一比率，數字越大，流動性越小。
波恩的一個智庫“勞動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of Labour Economics）2019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1970 年至 1980 年出生的人——即 1990 年代的年輕工人——的 IGE 為 0.39。而1981年至1988年間出生的人的IGE則上升到0.44。作者說，與富裕國家一樣，社會流動性的降低與不平等的加劇是同步的。隨著經濟改革的啟動，中國的貧富差距在1990 年代急劇擴大。在另一篇同樣發表於2019年的論文中，南京財經大學的金孟傑（Mengjie Jin）和其他作者說，中國的社會流動性高於美國，但低於英國、加拿大和德國。
習近平先生不承認社會停滯正在發生，但他呼籲努力防止這種現象。他在 2021 年說：“在一些國家，貧富差距擴大和中產階級瓦解導致社會分裂、政治兩極分化和民粹主義猖獗。”“這些教訓意義深遠！” 7 月，南開大學的韓林秀（Han Linxiu）在官方刊物上撰文稱，他不認為存在停滯，但“這種負麵情緒的普遍存在”是“潛在的政治風險”。
階級和階級鬥爭成為禁忌詞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在 2019 年發布了第一份關於社會流動問題的政策文件。與往常一樣，在討論中國時，它沒有提到“階級”一詞。新階級可能正在形成的想法仍然讓中共的理論家們難以接受。但它表示，消除流動障礙將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撐”。它正確地指出了一些主要障礙。
最明顯的問題就是戶籍製度，它限製了農村移民獲得城市醫療、教育和住房補貼的機會。過去30年，近3億人遷入城市，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一次性提升。但在城市裏，他們卻被視為二等公民，往往無法獲得地位較高的工作，因為城市規定申請人必須有當地戶口。
中共的文件要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論戶口狀況如何”。改革步伐正在加快。一些改革為有固定工作的流動人口提供與本地居民享受同等福利的機會，甚至無需改變戶口。但仍存在隱性障礙：許多流動人口沒有合同來證明他們的就業或居住狀況。在集中了最好工作機會的大城市，中共不願允許有太大的改變。它主要擔心的是，如果大量流動人口失業且不願離開，將對社會穩定產生影響。
在農村，獲得優質教育的機會不平等是阻礙進步的一大障礙。與城市學校相比，農村學校在資金和師資方麵相形見絀。農村戶口的孩子完成高中學業的機會要小得多。中國高校的招生數量大幅增加——截至 2008 年的十年間增長了六倍——為學生打開了更多的大門。但是，農村學生在名牌大學中的比例嚴重偏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劉寶忠（Liu Baozhong）估計，在這類學校裏，近40%的學生是管理人員的子女，隻有不到10% 的學生是農民的後代——盡管超過35%的中國人生活在農村。
中國的中產階級迅速壯大，從 1990 年代幾乎不存在的中產階級，到如今官方統計的約 4 億人。但在這個新階層中，不滿也在湧動。晉升競爭非常激烈。家長們傾注大量金錢幫助孩子獲得盡可能好的教育。2021 年，政府試圖通過禁止大多數為在校學生提供的營利性輔導服務，來促進公平競爭。但這卻讓最富有的人獲得了更大的優勢：他們可以負擔得起輔導老師為其非法工作開始收取的高昂費用。
許多中國學者建議改善公共服務，以減少窮人因醫療費用高昂、養老金不足、失業救濟金微薄以及優質教育的隱性成本而世世代代貧困的風險。但政府卻不願亂花錢。習近平在 2021 年警告說：“促進共同富裕，不能走福利主義道路。”他說，這種做法支持“懶人”。 “超出能力範圍實施‘福利國家’政策是不可持續的，必然導致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
中共自身的精英主義也於事無補。入黨需要經過漫長的程序，包括頻繁參加會議學習黨的文獻。但對於公務員和國企白領——這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工作類型——黨員身份是晉升的必要條件。在中國，公務員考試因其公平性而備受推崇，但誰能入黨則取決於黨內人士。而在政府堡壘內部，裙帶關係盛行。
甚至連國家電視台4 月份在其網站上的一篇報道也對此表示讚同。它說，公眾在社交媒體上對“三代煙草人”以及類似話題的擔憂表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機構內部仍然存在相當多的‘近親繁殖’”。它表示，這種禍害正在“隱蔽的角落裏蔓延”。網民們對這一罕見的承認大加讚賞。盡管審查人員一直在努力審查他們的評論，但有些評論還是幸存下來。“這些人是在弘揚傳統文化，”一位網民調侃道，他指的是習近平所熱衷的一個項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翻譯：樂山）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徹底消滅日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涇縣茂林地區，突遭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抗日新四軍被迫抗擊，血戰七晝夜，終因彈盡糧絕，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蔣介石國民黨扣留，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蔣介石國民黨軍槍殺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當場英勇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蔣介石國民黨製造的屠殺抗日新四軍的《皖南事變》。
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軍隊不去打日本侵略軍，而是剿殺 抗日新四軍。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一反動暴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蔣介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罪惡陰謀，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法令(指蔣介石一月十七日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由軍事法庭審判葉挺的反動法令)，懲辦禍手等十二條解決辦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並立即整編部隊，將全軍擴編為七個師，一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治委員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聖。全軍約九萬餘人。積極參加抗日。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具體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麽呢？
我們認為下麵這些要求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複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製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製度；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複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製政策；要求製止無限製的通貨膨脹和無限製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複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麵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它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並未遇到製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複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麽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製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它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複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的權利，要想壓製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麽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卻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麽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16]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麵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複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讚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製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曆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麵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裏來的國民代表？哪裏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台？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它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隻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它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隻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複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它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讚成的。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涇縣茂林地區，突遭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抗日新四軍被迫抗擊，血戰七晝夜，終因彈盡糧絕，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蔣介石國民黨扣留，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蔣介石國民黨軍槍殺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當場英勇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蔣介石國民黨製造的屠殺抗日新四軍的《皖南事變》。
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軍隊不去打日本侵略軍，而是剿殺 抗日新四軍。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一反動暴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蔣介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罪惡陰謀，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法令(指蔣介石一月十七日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由軍事法庭審判葉挺的反動法令)，懲辦禍手等十二條解決辦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並立即整編部隊，將全軍擴編為七個師，一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治委員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聖。全軍約九萬餘人。積極參加抗日。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具體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麽呢？
我們認為下麵這些要求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複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製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製度；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複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製政策；要求製止無限製的通貨膨脹和無限製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複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麵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它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並未遇到製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複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麽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製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它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複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的權利，要想壓製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麽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卻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麽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16]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麵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複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讚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製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曆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麵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裏來的國民代表？哪裏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台？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它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隻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它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隻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複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它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讚成的。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動員一切來抗日徹底消滅侵略者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一般《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製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麵，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麽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它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製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有這個製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它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它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汙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幹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隻是在若幹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麵）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製度。我們的答複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它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麵，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它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製度，也不是隻有工人階級或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一般《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製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麵，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麽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它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製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有這個製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它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它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汙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幹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隻是在若幹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麵）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製度。我們的答複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它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麵，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它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製度，也不是隻有工人階級或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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