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出國讀博的第一代移民,由華人變成了美國綠卡,後來又歸化成美國國籍,但那三十六年的國內生活無法忘懷,兒童,少年,青年時代的甜酸苦辣,雖然經過歲月的過濾,都在淡化,絕無當時的切骨之痛,那種困惑迷茫,也不會糾結太多,而兒時簡單明了的快樂,倒是分外的鮮明,或許是在美國的平台上,生活內容不同了,視角不同了,沒有舊時的環境,回味便不同。於是,雖然外貌變老,三觀不同,但對故鄉故人舊情的那份懷念,還在心底。一個月夜,一次獨處,一張多年前的照片,幾個舊物,幾本舊書,便將那年的故事,人影拖出,恍如隔世。而手機密碼,電腦密碼,銀行密碼,都被那年那個時代的痕跡留住,大學的學號,舊址的區號,上海的國際長途號,都成了密碼的一部分。
歲月無痕,也有痕,隻是這種痕跡在心裏,在皺紋裏,難以探尋。
百年難遇的新冠疫情,國內嚴苛的封控政策,使探親成為泡影,成為畏途,十年有效簽證不可用,非直係親屬病危,死亡,不可探望。而且要核酸檢測,要隔離兩周,這些獨一無二的特色政策,把探親的途徑變為不可及的畏途,即使在世界各地多數國家已解禁,逐步放開的2023年3月15日前,原來至2026年有效的十年簽證,還是不可使用,還是要重新申請簽證,填上許多頁表格,提供高中畢業後,父母的多種情況,不知道這些考量哪一項是為了便民,還是為了權勢的威風。
前後八次跑芝加哥辦簽證時,也難免國民的通病,一方麵痛恨衙門官僚作風,一方麵又幻想自己的親朋好友還在哪個高位,可以自己特權一下。但事實勝於幻想,我的前輩早已在天堂,我的同輩即使在高位,有誰能替你說句話?三十多年前的交情,哪裏還能找到?隻有用自己的腳,邁開自己的路,而2023年3月15日拿到簽證時,偏偏原來的十年簽證又可以用了。
中國的曆朝曆代,小民總是賤民草民,總是被權勢玩於股掌。魯迅當年說,“革命前做了專製的奴隸,革命後做了革命的奴隸。”“中國隻有做奴隸不得和坐穩了奴隸的兩個時代。” 確實透徹。
2023年3月24日上午8:05分,當我站在新錦江飯店的大廳裏,前台告訴我,因為太早,房間沒有,10點再來查看。而早上4點多出浦東機場驗核酸檢測碼,驗行程碼的煩惱,美國一路上14個半小時的飛行困頓,一起襲來,恨不得在這裏的沙發上蜷上一團,眯一會兒,可是雞腸如鼓,民以食為天,硬拖著雙腿,右轉彎向瑞金二路走去。沒走多久,迎麵是家出售小籠包的小店,雖然舊的印象裏全無,但果腹第一,進去一看,果然是家福建人開的,經營了三年多的小籠包店,要了碗豆花,南翔小籠六個,似乎沒帶來太大的驚喜,不如“鼎泰豐”的入味,或許是食材不夠新鮮吧。
朝淮海中路走去,熟悉的街景又在眼前,紅房子西菜館,上海藥店,古今,國泰電影院,紛紛排列兩邊。國內36年的人生,有32年在此渡過了童年,少年,青年,不知這路邊的梧桐樹,花園飯店,錦江飯店的玉蘭樹,是否還記得故人,舊時的人物風景,又浮於眼前。老大昌,金龍綢布店,國泰影院隔壁的冷飲店,六一兒童商店,江夏豆皮店,哈爾濱蛋糕廠,公泰水果店,盧灣體育館,美心酒家,野味香熟菜店,第二食品店,天津館,合著那年的故事,爭先恐後的出現於腦海。淮海浴室,錢家堂,高塔公寓,襄陽公園,又響起趕麻雀的呼喊,煉鋼的鑼鼓,文革中的口號,帶著童年,少年,青年的足跡,喧囂著雀躍在晨曦中。
經過汾陽路左轉,九號,二十一號,四十五號,就是32年的歲月留影處,隻是9號,21號的房子更舊,45號是鄔達克的傑作,優秀建築,父親的辦公室對著大草地和複興中路,已成酒店,讀書聲,校園的寂靜與學生的活力,都是隱藏於記憶中的故事。而對麵的上音,56年前是公安部機構,竹籬笆內偷藏著神秘,上音搬入後,立刻大不同了:一早起來,咦啊啊的練聲,嗩呐,笛子,喇叭,對著汾陽路狠刷存在感,以至於到了美國的音樂學院,一派寂靜使我恍然,學生們都在地下室或其它封閉的教室內苦練,沒有勞民的雜音。那年,從九弄有條捷徑,直通南昌路的,於是走著走著,聽到背後的悅耳聲音,便是男女生在試聲,想必是廢寢忘食的力證吧?眼下的音樂學院一側,除了我離開時就有的琴行,淮海路角多了劇場,淮海路的一邊拆了圍牆,可以看見附小的房子,舊的禮堂,工會,新的行政辦公大樓,隻是大學又呈封閉式管理,不對社會開放,或許會像廈門大學那樣,成為發財機器,校園參觀的黑市票要260一張,新年快樂的特價,由黃牛和內部人士親手締造,直接指揮。與哈弗大學,麻省理工,耶魯大學,唱著革命的反調。
沿著汾陽路一直朝南走去,路邊的小店很多,複印店一個,茶社,咖啡店,點心店或許是附近大中學生的去處,原郵局托兒所隔壁的榮毅仁私宅,變成了“榕城飯店”,是牛排西菜館,與福州還是成都的飲食無關。小時候翻牆進去抓蝌蚪的工藝美術館相貌依舊,不知道二樓右邊的門修好沒有。2005年去莫幹山度假村,一個客房的門被醉漢踢個大洞,十二天依舊無人修理。有人說,要把許多空置的名人房子出售,但有人說,此舉有損國格,帝國主義反動派又要回來了,也像那年要把蘇州小破舊的園林出售給海外私人,立刻招來同濟大學陳從周先生的反對,寫信給鄧小平,兩周後立刻刹車,好像隻有個台灣人,新加坡人買了個私人園林。
經過五官科醫院的門口,熱鬧非凡,仿若集市。1966年7月21日15歲的我,已是狗仔子的我,被紅衛兵一棒子打斷鼻梁,一塊塊的血團,鹹鹹澀澀的,從鼻腔口腔,直湧而出,樓上樓下的鄰居跑來拉開,陪我去五官科急診,急診醫生將一根鋼棒,插入我的鼻腔內,吱吱嘎嘎地扳動著我的鼻梁骨,予以複位,醫生頭上冒著汗水,連連感歎,“你這個小孩真的吃硬,少見少見!”而那一刻的我,能記得的,心裏隻有恨,如火般燃燒的恨在心中跳動,一滴淚也流不出。即使多年過去了,那份感覺依然清晰,無法忘卻,我能夠原諒那些人的無知愚昧野蠻,但我無法忍受產生毒瘤惡人的這個社會體係,以整人為樂,以坑人為本的宗旨。
到了汾陽路,東平路,桃江路,嶽陽路間的三角花園,普希金的銅像依在,估計不是原件。我記得那年幾個革命造反派拖著那顆頭顱,鐺鐺鐺的撞擊著汾陽路,朝北而去的。汾陽路北的白公館不是“越友酒家”,變成滬劇團了,上海畫院搬去嶽陽路南老幹部活動中心的南麵,京劇院倒是沒動,隻是傳統戲劇不景氣的情況,後繼乏人的情況,難有改變。
突然間,飄起了細雨,“三月裏的小雨,淅淅瀝瀝,淅淅瀝瀝下個不停,山穀裏的小溪,嘩啦啦啦,嘩啦啦啦流不息。” 但在這小雨的陪伴下,令人寒戰,容易感冒,已近早上十點,還是回新錦江飯店去吧。向汾陽路,淮海路,瑞金二路走去時,生疏與熟悉的感覺,又混合著迎來,再看一眼45號的樓房,9號的弄堂,再也聽不見當年夥伴的聲音,看不見久違的街坊,畢竟都四散了,伴著時代的烽煙,即使是發小,同桌的後代,三十六年不見,就是陌生人,故鄉的熟悉感淡泊了,即是無奈,也是必然。一代親,二代表,三代一過不見了,就是人生的規律,一個人的故事,也僅存於他的父母,子女,難超過三代人的,多做好事,讓愛心從後代傳下去,即是多少代後,無人記得你,那份情,那份愛,還在淡淡的傳送,留有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