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6日，宋彬彬與世長辭，享年77歲。
宋彬彬生前，我和她隻有一麵之緣。那是十年前的2014年1月4日，我們夫婦應好友羅治之邀，去北京大學法學院參加師大女附中85事件討論會。會議由原師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劉進、宋彬彬、葉維麗、馮敬蘭、於羚、羅治、李紅雲、顧湲、郝新平和原四中的吳迪發起，參加者有陳小魯、計三猛、印紅標、米鶴都、卜偉華、郭小林、林衍、劉小磊、袁淩和戴為偉。與會者多數都是老三屆。大家討論了整整一天。我就是在這個會上認識了宋彬彬，並和她建立通訊聯係。以後通過幾次電子郵件和微信，但再未有機會謀麵。
會議的緣起是不久前陳小魯公開向八中老師道歉，得到社會輿論好評。師大女附中的情況更為複雜。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之後，說了“要武嘛”，一時間聞名全國。就在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幾位同學經過多年調查，基本弄清了參與毆打的學生的班級和姓名。宋彬彬的確沒有參與毆打卞仲耘，也不是指使者、策劃者，這樣的調查結果未被王晶垚先生接受。與會的師大女附中校友從2007年到2012年，發起500位校友為卞校長捐款塑像，也沒有實現化幹戈為玉帛的初衷。開這個會，實際上是請陳小魯出主意。陳小魯介紹了他公開道歉的由來，建議師大女附中校友趁當年的老師還有人在世，舉行一次公開道歉。我當時在會上發言說，陳小魯、劉進、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臨時機構負責人，為當年沒有保護好校長、老師而道歉，我讚成這種主動承擔曆史責任的精神。但是，還原當時的曆史環境，實際上他們掌控局麵的能力相當有限。不能超越曆史，苛求他們完成當時不可能完成的事。我們應當從嚴律己，拷問自己的靈魂。但不能要求別人承擔不應承擔的責任。比他們地位高得多的領導人在文革初對幹部、教師、學生和其他公民的傷害，尚未反思。現在更需要的是，澄清事實的真相。
幾天後在師大女附中舉行了道歉活動。但宋彬彬並沒有因此走出輿論的困境。
卞仲耘文革前擔任北京師大女附中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上是學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為了貫徹階級路線，改變學生的階級成份，招生時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的女生傾斜，使她們在1965年進入了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學。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這樣一些女生鬥“黑幫”，使她致死。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決定向全國廣播聶元梓七人大字報，點了宋碩、陸平、彭珮雲的名，和他們職務相似的全國大中學校的校長、書記，紛紛陷入沒頂之災。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接管了各所學校的權力。卞仲耘在工作組進校不久就被當作四類幹部。從1966年6月中旬起，遭到多次批鬥。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下令撤銷了工作組。學校進入失控狀態。當時輿論強調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中央文革小組在討論起草《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劉誌堅曾建議刪掉這幾句，免得人們用湖南農民運動的辦法鬥幹部，未被接受。當時也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暴力傾向已經升溫。麵對人身安全的威脅，同為批鬥對象的副校長胡誌濤到西城區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發生的群毆五位校領導的暴力慘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高三學生宋彬彬是師大女附中學生裏僅有的數名中共黨員之一。6月初和劉進等三名學生黨員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給校領導提意見，說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催促學校運動跟上形勢。當天受到學校黨支部的批評，很快得到進駐學校的工作組的支持。工作組撤走以後，宋彬彬不懷疑校領導是運動對象，但不讚成武鬥，對同學打人的行為有所勸阻，沒有收效。卞仲耘處於垂危狀態，送到附近醫院搶救，被院方拒絕，她參與了交涉，並隨在場的李鬆文老師簽名作證，讓醫院施救，但已經不能挽回卞仲耘的生命。
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並非事前布置。北京師大女附中派40名代表上天安門，是臨時決定。因為謝富治認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和張愛萍的女兒張小艾，便允許她們來到毛澤東身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張小艾給毛澤東戴了紅領巾。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其實是報社記者而並非宋彬彬所寫。
宋彬彬成名後，隻做了一件事，就是應湖北省委的邀請去保駕。從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時間，全國各地黨政領導機構先後受到衝擊。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領導人趨利避害，設法利用紅衛兵保自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也想利用宋彬彬的名聲，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憶：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劉進叫到釣魚台，動員我們去武漢保湖北省委。劉進不去，她說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嗎?為什麽湖北的事讓我們去?我答應去了，因為抗戰時期王任重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大災荒時，他倆還同拉一個犁杖一起耕過地，我信任他，對他有感情，同時也覺得反省委不對。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學一起去了武漢，我們都是女附中的紅衛兵。到武漢後，湖北省委安排我們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們之後來的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也住在這裏。當時，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學生來找我們，讓我們支持他們。我說我們得先了解情況，然後再做結論。於是我們去了武鋼和好幾所大學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跑了幾天後，大家一起討論，看該不該炮打省委。最後的結論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應該三七開。當時我們是邊討論邊寫草稿，都是分析說理的，沒有帶一個髒字。文章寫好後就交到了省委。
記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還是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看到當地報紙中夾帶著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開信，一看，我們5個人全都傻了。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原稿，對湖北省委，公開信說的不是三七開或者二八開，都成了一百一十開了，不但措辭激烈，還夾帶著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我非常氣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負責同誌詢問。他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跟著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犧牲了多少同誌，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麽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呢?”說老實話，我很同情他們，不相信他們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持省委，但你們也要實事求是，那個公開信不是我寫的，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發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交給省委印發。當晚我就寫好了一份簡單的聲明，說原來發出去的公開信不是我們5個人寫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們覺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願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這時有人突然通知我，說我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們5人買好了，我心裏著急就把寫好的聲明交給他們了，請他們一定幫助盡快印發。
回到家裏，見到媽媽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爸得了什麽病，我媽說你爸沒病啊，我這才明白，實際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媽媽講了經過，她勸我以後不要再提這事了。媽媽說他們那樣做的確不對，但他們是在危難關頭，已經被鬥、被打、被逼無奈了，處於那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聲保自己。聽了媽媽的話，我理解老幹部們真的很無奈，以後也沒提過武漢之行，但那種在不知不覺中被利用的感覺我無法忘記。
不久，宋彬彬便淡出運動。文革中，她成為工農兵學員，改革開放以後，考上研究生，又在1980年代到美國留學，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她退休後，本想回避輿論的關注，但2007年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90年校慶活動，又把她推上風口浪尖。當時校方有兩個舉措，引起輿論大嘩：一是把宋彬彬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女兒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單，二是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的照片製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會堂炫耀，並和卞仲耘的遺像印在紀念畫冊相鄰的位置上。這就牽動了如何評價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即公開提出抗議。其實，宋彬彬沒有參加校慶活動的籌劃，隻是一個被動的角色，卻陷入尷尬的境地。
宋彬彬本是一個顧慮重重的人，猶豫再三，最後決定麵對媒體發聲，回到學校公開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參與寫大字報衝擊學校秩序，二是檢討自己對校領導的人身安全保護不力。有人懷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動，背後有官方操縱。這與真相南轅北轍。據我所知，官方沒有介入這次道歉活動。首先報道道歉活動的《新京報》反而承受了壓力。民間為了恢複真相，保持記憶，穿越遮蔽，點滴努力都非常艱辛，從未得到任何部門的鼓勵。
我和宋彬彬的接觸和交流十分有限。但我的朋友羅治對宋彬彬了解更深。她對我說：“同為女附中的老三屆，我深知她的為人，她樸實、善良、正直、單純，她為弱勢人群大聲呼籲，樂善好施，為基層學校捐款、籌款。我和周圍的同學愛她，同情她，想努力以正視聽，雖然給了她一點安慰，但是最終還是混沌一片。”
我相信羅治的判斷。然而，在當下的言論環境裏，想為一個處在漩渦中的焦點人物澄清真相，談何容易？宋彬彬已經遠行。我隻能說出我所知道的點點滴滴，願逝者安息。
宋彬彬生前，我和她隻有一麵之緣。那是十年前的2014年1月4日，我們夫婦應好友羅治之邀，去北京大學法學院參加師大女附中85事件討論會。會議由原師大女附中的九位校友劉進、宋彬彬、葉維麗、馮敬蘭、於羚、羅治、李紅雲、顧湲、郝新平和原四中的吳迪發起，參加者有陳小魯、計三猛、印紅標、米鶴都、卜偉華、郭小林、林衍、劉小磊、袁淩和戴為偉。與會者多數都是老三屆。大家討論了整整一天。我就是在這個會上認識了宋彬彬，並和她建立通訊聯係。以後通過幾次電子郵件和微信，但再未有機會謀麵。
會議的緣起是不久前陳小魯公開向八中老師道歉，得到社會輿論好評。師大女附中的情況更為複雜。宋彬彬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之後，說了“要武嘛”，一時間聞名全國。就在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幾位同學經過多年調查，基本弄清了參與毆打的學生的班級和姓名。宋彬彬的確沒有參與毆打卞仲耘，也不是指使者、策劃者，這樣的調查結果未被王晶垚先生接受。與會的師大女附中校友從2007年到2012年，發起500位校友為卞校長捐款塑像，也沒有實現化幹戈為玉帛的初衷。開這個會，實際上是請陳小魯出主意。陳小魯介紹了他公開道歉的由來，建議師大女附中校友趁當年的老師還有人在世，舉行一次公開道歉。我當時在會上發言說，陳小魯、劉進、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臨時機構負責人，為當年沒有保護好校長、老師而道歉，我讚成這種主動承擔曆史責任的精神。但是，還原當時的曆史環境，實際上他們掌控局麵的能力相當有限。不能超越曆史，苛求他們完成當時不可能完成的事。我們應當從嚴律己，拷問自己的靈魂。但不能要求別人承擔不應承擔的責任。比他們地位高得多的領導人在文革初對幹部、教師、學生和其他公民的傷害，尚未反思。現在更需要的是，澄清事實的真相。
幾天後在師大女附中舉行了道歉活動。但宋彬彬並沒有因此走出輿論的困境。
卞仲耘文革前擔任北京師大女附中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實際上是學校的一把手。她在文革前一年為了貫徹階級路線，改變學生的階級成份，招生時曾向一些出身革命幹部和革命軍人的女生傾斜，使她們在1965年進入了這所北京考分最高的中學。但1966年8月5日下午，就是這樣一些女生鬥“黑幫”，使她致死。
1966年6月1日，毛澤東決定向全國廣播聶元梓七人大字報，點了宋碩、陸平、彭珮雲的名，和他們職務相似的全國大中學校的校長、書記，紛紛陷入沒頂之災。劉少奇派出工作組，接管了各所學校的權力。卞仲耘在工作組進校不久就被當作四類幹部。從1966年6月中旬起，遭到多次批鬥。1966年7月下旬，毛澤東下令撤銷了工作組。學校進入失控狀態。當時輿論強調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中央文革小組在討論起草《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劉誌堅曾建議刪掉這幾句，免得人們用湖南農民運動的辦法鬥幹部，未被接受。當時也講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暴力傾向已經升溫。麵對人身安全的威脅，同為批鬥對象的副校長胡誌濤到西城區委求救，遭到冷遇。8月5日發生的群毆五位校領導的暴力慘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高三學生宋彬彬是師大女附中學生裏僅有的數名中共黨員之一。6月初和劉進等三名學生黨員聯名寫了一張大字報，給校領導提意見，說外界革命形勢轟轟烈烈，學校卻是死水一潭，催促學校運動跟上形勢。當天受到學校黨支部的批評，很快得到進駐學校的工作組的支持。工作組撤走以後，宋彬彬不懷疑校領導是運動對象，但不讚成武鬥，對同學打人的行為有所勸阻，沒有收效。卞仲耘處於垂危狀態，送到附近醫院搶救，被院方拒絕，她參與了交涉，並隨在場的李鬆文老師簽名作證，讓醫院施救，但已經不能挽回卞仲耘的生命。
宋彬彬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並非事前布置。北京師大女附中派40名代表上天安門，是臨時決定。因為謝富治認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和張愛萍的女兒張小艾，便允許她們來到毛澤東身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張小艾給毛澤東戴了紅領巾。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其實是報社記者而並非宋彬彬所寫。
宋彬彬成名後，隻做了一件事，就是應湖北省委的邀請去保駕。從1966年秋到1967年的一段時間，全國各地黨政領導機構先後受到衝擊。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領導人趨利避害，設法利用紅衛兵保自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也想利用宋彬彬的名聲，保湖北省委。宋彬彬回憶：
8月底，王任重把我和劉進叫到釣魚台，動員我們去武漢保湖北省委。劉進不去，她說不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嗎?為什麽湖北的事讓我們去?我答應去了，因為抗戰時期王任重是我父親的老部下，在冀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大災荒時，他倆還同拉一個犁杖一起耕過地，我信任他，對他有感情，同時也覺得反省委不對。9月初，我和高一2班的4位同學一起去了武漢，我們都是女附中的紅衛兵。到武漢後，湖北省委安排我們住在省委招待所，在我們之後來的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也住在這裏。當時，有好多保省委的大學生來找我們，讓我們支持他們。我說我們得先了解情況，然後再做結論。於是我們去了武鋼和好幾所大學看大字報，開座談會。跑了幾天後，大家一起討論，看該不該炮打省委。最後的結論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應該三七開。當時我們是邊討論邊寫草稿，都是分析說理的，沒有帶一個髒字。文章寫好後就交到了省委。
記不清楚是第二天早上還是第三天的早上，我們看到當地報紙中夾帶著署名宋要武等人支持湖北省委的公開信，一看，我們5個人全都傻了。因為這根本不是我們的原稿，對湖北省委，公開信說的不是三七開或者二八開，都成了一百一十開了，不但措辭激烈，還夾帶著當時流行的罵人粗話。我非常氣憤、不解，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負責同誌詢問。他和我談了很長時間，聲淚俱下地說：“我們跟著毛主席爬雪山過草地，抗戰八年吃了多少苦，犧牲了多少同誌，現在要打倒我們，我們怎麽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呢?”說老實話，我很同情他們，不相信他們會是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我說，我們可以聲明支持省委，但你們也要實事求是，那個公開信不是我寫的，你們不能以我的名義發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們同意我寫一份聲明，交給省委印發。當晚我就寫好了一份簡單的聲明，說原來發出去的公開信不是我們5個人寫的，我也不叫宋要武，但我們覺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省委，也不願意看到兩派群眾的對立。這時有人突然通知我，說我父親病重，火車票已經給我們5人買好了，我心裏著急就把寫好的聲明交給他們了，請他們一定幫助盡快印發。
回到家裏，見到媽媽的第一句話就是問我爸得了什麽病，我媽說你爸沒病啊，我這才明白，實際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媽媽講了經過，她勸我以後不要再提這事了。媽媽說他們那樣做的確不對，但他們是在危難關頭，已經被鬥、被打、被逼無奈了，處於那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出此下策，想利用“宋要武”的名聲保自己。聽了媽媽的話，我理解老幹部們真的很無奈，以後也沒提過武漢之行，但那種在不知不覺中被利用的感覺我無法忘記。
不久，宋彬彬便淡出運動。文革中，她成為工農兵學員，改革開放以後，考上研究生，又在1980年代到美國留學，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她退休後，本想回避輿論的關注，但2007年實驗中學（原師大女附中）90年校慶活動，又把她推上風口浪尖。當時校方有兩個舉措，引起輿論大嘩：一是把宋彬彬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女兒一起列入90位知名校友名單，二是把宋彬彬給毛澤東戴袖章的照片製成一米多高的展版放到人民大會堂炫耀，並和卞仲耘的遺像印在紀念畫冊相鄰的位置上。這就牽動了如何評價文革的大是大非。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當即公開提出抗議。其實，宋彬彬沒有參加校慶活動的籌劃，隻是一個被動的角色，卻陷入尷尬的境地。
宋彬彬本是一個顧慮重重的人，猶豫再三，最後決定麵對媒體發聲，回到學校公開道歉，一是反省自己參與寫大字報衝擊學校秩序，二是檢討自己對校領導的人身安全保護不力。有人懷疑，宋彬彬的道歉活動，背後有官方操縱。這與真相南轅北轍。據我所知，官方沒有介入這次道歉活動。首先報道道歉活動的《新京報》反而承受了壓力。民間為了恢複真相，保持記憶，穿越遮蔽，點滴努力都非常艱辛，從未得到任何部門的鼓勵。
我和宋彬彬的接觸和交流十分有限。但我的朋友羅治對宋彬彬了解更深。她對我說：“同為女附中的老三屆，我深知她的為人，她樸實、善良、正直、單純，她為弱勢人群大聲呼籲，樂善好施，為基層學校捐款、籌款。我和周圍的同學愛她，同情她，想努力以正視聽，雖然給了她一點安慰，但是最終還是混沌一片。”
我相信羅治的判斷。然而，在當下的言論環境裏，想為一個處在漩渦中的焦點人物澄清真相，談何容易？宋彬彬已經遠行。我隻能說出我所知道的點點滴滴，願逝者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