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事情的發生地是個小地方，這裏我隻敘述過程的基本框架，事件的參與者以“我”，我在事件中的對方“Ta先生”（或Ta），及“協調員”，”某委員會”稱之。
時間要回溯至若幹年前我到此地的初始階段。事件由當事對方Ta先生在其工作善尾時的小疏忽+秘書處Ta先生的聯係電號的錯誤而起，由此耽誤了我獲知一項考核的信息，然後Ta先生拒絕補救他的疏忽，而按規章這是他應該做的，也是我作為被動一方的權利。
我向官設協調員求助，後來協調員通知我，Ta先生同意擇時補救疏忽。我提出有必要在我出席“補救”前請Ta先生就其工作內容與我做一次答疑， —-這也屬Ta先生的工作義務和我的權力。後來協調員轉告我：Ta同意。
於是，我獲通知：在某月某日某時舉行一場有協調員在場、Ta先生與我的三人答疑會。可就在方案落實的前一晚22時許，我被協調員電話告知，“Ta先生稱無能力與我進行答疑，取消了答疑會，把事情交給了Ta所屬的某委員會解決”。
幾天後，我收到了某委員會集體名義的函件，函件在前幾行簡述了事實，後麵的結論卻180°大轉彎，完全是事件的無中生有版：“是你自己耽誤了…，是你自己拒絕…，你現在提出問題已經晚了…，所以你要…。”
這封信令我震驚，難以相信如此的顛倒黑白會是出自本地官方單位委員會的公函。
當時我的直接感受是被霸淩。尤其是，曾參與和安排了事情全過程的協調員，也是某委員會的秘書，這封某委員會的信也應是出自其手，而此前我認為她在此事上的斡旋很敬業，做了稱職、有效率的工作。對她的戲劇性自我否定，我難以理解。
於是我給某委員會寫回信表示自己的困惑，無果後，便按照某委員會函件最後的官樣提示，給某委會的上方機構寫了投訴信…。
“投訴信”期間有幾件令人哭笑不得的怪事出現，其中之一是某委會要求轄內所有人員對我的“答卷”給予特殊的“嚴”要求，—-雖然這難不住我，但，何苦來？這樣消耗自己的精力與時間實在不值。。。既然投訴信已呈交，我已於己良心無愧，於是選擇了放下。…
遭霸淩之後續，一
由於我在給某委員會及投訴兩封信中均質疑了Ta先生的工作質量，…，這牽扯到了Ta所在整個單位的相關問題，大概是屬於在“單槍匹馬挑戰權威”了，這在當地的那樣的圈子，（至少是）“極為罕見”。我的投訴信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讓此事後來相當長久的廣傳於坊間，那個單位裏有人將事情（故意）歪曲成我“與那位Ta先生之間的'口角'”。以至於直到在事件發生多年之後的前兩年，有位我在事件之前認識的同胞女士找我通話，說到此事，她以頗為權威口氣果斷宣稱：你有你的理Ta有Ta的理…，你有你的事實Ta有Ta的事實……。（哈哈，感覺她在給我背她在國內馬列政治課上學的‘辯證法’～～）。顯然，這位是願意尾隨她的信息源的設定：那件事就是我與Ta先生之間的一場爭執…。
事實重複：Ta先生臨陣取消了本來商定的‘答疑三人會’，我與Ta因此無緣口角或爭執；整個事件中我與Ta先生說話的句數屈指可數，沒通過電話、無信函往來。（對此，相信Ta先生本人及協調員均可證實）。
那位女士的學識不足以讓她知道，她口中的那種“相對性”，隻有在她夠不著的宏大敘事才或可用的上，現實生活中具體時空內的事件，牽扯到了規則、良心等等因素時，是要有是與非講的。不存在“各有各的事實”。在同一話語框架中，不會有“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理”的情況。
遭霸淩之後續 二，
由於那畢竟是一次令我幾近顛覆“三觀”的經曆，那次事件中協調員及某委員會給我的所有信件，還有相關筆記之類，我都小心的保存了起來以供多年之後自己能從“第三者”視角評價，但是，這些文件在事情發生若幹年後全部被無痕入戶賊盜去了。那前後被盜的還有我寫的文稿，多年來的家信，一些書、多年前的日記和我媽交由我保存的老照片。。。
在此我並非在斷定入戶盜賊與“霸淩事件”有直接關聯，但從那時被盜的書類可評估出在拐幾道彎之後二者的幹係。
—-小地方謊言疊加的“坊間新聞”的散播能量；（在此處暫稱為）“民族情緒”煽出的“共情”… 等等，是入戶賊們的底氣，也讓兩者以藕與藕絲的樣式關聯著。。
最後，
從積極的方麵說，那事件令我在個人見識層麵有所收獲，而最終它並沒有顛覆我的“三觀”。如今看來，事件頗像是鬼使神差專門來給我上社會文化課的。怎麽那麽巧，Ta先生的工作在關涉我時出了小疏忽且秘書處他的聯係電話號是錯的？某委員會與Ta先生那樣麵對問題，在本地應該是屬於“非主流”，咋就讓我碰上了？
…… 我是以某種類似於“客戶”的身份在那裏的，本來無意圖去擔起為“廠家”改進“生產”質量的義務。是造化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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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一本很棒的心理學著作，作者是英國心理谘詢師、社會工作者Imi.Lo，書的中文譯名是《敏感是你的天賦》。讀此書後決定寫出此事，謹希望能為後來者提供借鑒。
上圖的花束是去年秋天我過生日時鄰居瑪利亞夫婦送來的祝賀。
花雖早已枯萎，但人間的善意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