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 感受外語

【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 建校60周年慶

感受外語

幸勇（5802）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中國科技大學讀書，外語是必修課之一，學校要求畢業生掌握兩門外語。在中國科學院工作，外語是重要工具。晉升助理研究員的硬件之一，就是要熟練
掌握兩門外語，研究員要4 門外語。所以，筆者在學生時代和工作期間，學外語、應用外語占了相當多時間。本文主要回顧學習和應用外語的一些親曆趣事。

學過四門外語

1950 年代，我國跟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外交關係。那時侯，外語似乎也有“階級性”，英語被視為“資本主義語言”，俄語才是“社會主義”。1952 年實行統一招生，我考上初中，上半年開始學英語，下半年便“接上級通知，初中不設外語課”。高中學了3 年俄語，並參加了高考。在中國科技大學又學了3 年俄語，1961 年學校舉行俄語“過關”考試，我僥幸過關。四年級開始學了兩年英語（當時中國科技大學學製為五年）。1961 年，中國科技大學成立了中關村分部，58 屆搬遷到分部上課，並到中國科學院相應研究所做畢業論文。我們技術物理係（5802 係）對口物理所。在參觀物理所過程中，看到實驗室研究人員閱讀的資料多數是外文的；圖書館的圖書、期刊，絕大部分也是英、俄、德、法、日等外國文的。我們感到，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不懂得幾門外語不行，從而也理解學校為什麽要求畢業生掌握兩門外語了。

1963 年我畢業分配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一進研究所便進行了數理化“摸底”考試和俄語“過關”考試，第二年過英語“關”。1965 年，上海冶金研究所接受
了國家下達“半導體集成電路研製”任務，我是15 人研製組成員之一。半導體集成電路是美國仙童（Fairchild）公司於1958 年研製成功的，1961 年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大批量生產集成電路並首先推向市場。那時，我們能讀到的集成電路資料，期刊如《固體工藝》（Solid State Technology），書籍如《集成電路設計原理和製造（Integrated Circits，Design Principles and Fabricatian），幾乎都是英文的，少量是日文，見不到俄文。所以，我從1965 年開始，除繼續學習英語外，還學習了日語。1972 年上海人廣播電台開設法語教學，我開始自學法語。

在上海工作期間，翻譯了200 多萬字技術資料，有些被收入專題集中，例如，重慶科技文獻出版社的《半導體器件文集》。

學用外語趣事

我在學校學過六年俄語、兩年英語，但後來工作、生活中用的是英語。1963 年在物理所八室做畢業論文時，我和甘辛同學在徐文承先生指導下，用電子管研製毫微秒間歇震蕩
器，徐先生提供給我們的參考資料全是英文的。後來，在上海研製我國第一塊集成電路過程中，閱讀和翻譯了大量英文半導體集成電路工藝技術資料。在學習、應用英語過程中，
有幾件趣事，至今記憶猶新。

我們中國科大的英語課本是本校編印的16 開本。國際音標穿插在教學內容中，占相當篇幅。我的英語發音和書麵朗讀英語，都是在課堂學的，曾依此輔導過中小學孩子學英語。有趣的是，大學課本中有一首英語詩《The Moon》：“The Moon is in the sky / It is far and high / Let’s go to the Moon /Ride a rocket and fly”，朗朗上口。每當談到英語學習時，情不自禁地朗誦起來，甚至教孩子們朗誦。我還把它翻譯成漢詩五言絕句《月亮》：“明月掛高空，遙遙在夢中；偕君驅火箭，一起逛蟾宮”。後來發表在詩刊《梅嶺詩風》上，並收入《金草詩詞集》中。

有讀者來信說：“原英詩中沒有'dream’（夢），您的漢詩中怎麽有‘夢’字呢？”這是題外話，不多絮煩。

1950 年代末至1960 年代初，我國處於經濟困難時期，不但糧食要定量供應，而且許多日常學習、生活用品都要憑票供應。1962 年9 月，我們固體電子學專業分配了兩本鄭易
裏編的《英華大詞典》（時代出版社，1962 修訂本，定價5.20元），這是一本厚約5 厘米的48 開本英漢大詞典，多麽寶貴啊！兩本詞典，全班30 多位同學，分給誰呢？班長想了一個好辦法：抽簽。結果，我和薛嘯宙抽上了。1968 年，我從上海出差到西安臨潼，在驪山微電子廠參觀時，看到辦公桌上一本《英華大詞典》，感到很麵熟。我端詳了一下，對陪同參觀的廠領導說：“這本詞典很象是我的同學薛嘯宙的。”翻開一看，果然不錯，彼此忍俊不禁。另一件事是，1973 年上海科技情報所主持在上海大廈跟日本專家進行為期20 天的技術交流。中方小組7 個人，組長是北京化學所研究員陶宏先生。一天，日本專家平田先生講課。在談到鹵化銀晶體時，有一句話譯員不理解，無法翻譯。平田在黑板上寫成日語漢字“晶癖”，大家還不甚理解。於是，平田隻好把它譯成英語“Crystal habit”（晶體的習性），大家“啊”的一聲恍然大悟。1968 年，日本著名的集成電路專家西澤運一來我所訪問，並作了一次集成電路工藝報告。他作報告也用英語。
世界這麽大，民族語言這麽多，似乎英語是最可相通的。

1975 年12 月，我從上海調回梅州。1979 年，興寧縣球閥廠不鏽鋼球閥產品產銷阻滯，工廠處於困境。廠長親自從山裏（當時該廠在崗背鎮）來到縣城找我，請我用英文寫一
封信給原西德廠商，希望繼續合作。信發出不久，便得到西德廠商誠意答複。接著進行技術改造，引進先進技術，工廠恢複了生機。在此過程中，我們還配合該廠翻譯了幾十萬字
的英文技術資料。興寧球閥廠不斷發展壯大，後來改為“明珠球閥集團”，並上了股市。筆者不敢說興寧球閥廠的發展壯大與自己有什麽關係，但可以說在中國科技大學學的英語
在梅州山區也有過“特殊”應用。

還一件事是，1982 年我跟興寧無線電廠謝偉波去河南洛陽出差。工作之餘，順便去參觀龍門石窟。公共汽車在途中靠站時，上來一位中年外國人，並坐在我旁邊。我用不流利
的英語跟他交談。他是法國人，叫格裏福力克（Gerry Fricke），在美國教書，回國途經中國，慕名來參觀古跡。他自始至終跟著我們一起遊玩，一起吃中餐，我成了他的義務導遊。他回國後還給我寄來一封感謝信。過去，我一直認為自己在科技大學學的是“啞巴英語”。在上海工作期間，曾要求去複旦大學進修英語口語，因集成電路研製任務重，一直未能實現。真不敢想象還能當“英語導遊”呢！也許是周圍的同誌不懂英語，我便敢大膽開口了，“膽大藝高”吧。

我學習日語完全出自應用。在研究所工作中，發現日文科技資料很多，尤其磁性、半導體資料非常實用。1965 年我便開始學習日語。業餘自學和參加夜校學習相結合，學習和
應用相結合，邊幹邊學，進步很快。我也買了不少工具書，其中有上下冊共13.5 元的《日漢大詞典》（當時的月工資才60 元）。在上海冶金所，翻譯了不少日文集成電路設計和工藝資料。1975 年，當我決定調回梅州時，料想山區用不著日語，把那部《日漢大詞典》送給別人了。可萬萬沒想到，1980年代中期，梅州市科委科技情報所擬開發“尿激酶”項目，有日文專業資料叫我翻譯。我從書店重新購置日語工具書，其中有《日漢科技詞匯大全》（王同億主編）。花了半個多月的業餘時間，終於完成了十多萬字的“尿激酶”日文科技資料的翻譯任務。

外語不用則廢

我從中學到大學，學了6 年俄語。當時有一定的閱讀俄語專業技術資料的能力。在東山中學高中，曾用俄語寫日記，能背誦一些課文段落。例如，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
煉成的》中的人生格言原文。大學4―5 年級，我們在北京中關村分部上課並做畢業論文時，曾在外文書店購置了一本蘇聯新版論文集《計算技術裝置的磁元件》，借助俄華詞典也能順利閱讀。但是，參加工作後，特別是集成電路研製中，很少接觸俄文資料，俄語雜誌幾乎看不到蘇聯自主開發集成電路的報導。因而，我的俄語逐漸生疏，慢慢淡忘了。但是，畢竟曾經學過6 年，印象還有一點。十多年前，嘉應大學一位老師拿來一份原蘇聯科學院科技文摘複印件，尚能讀懂大意。去年，我出版文集《追尋激情》時，為校對有關文章內容，找到45 年前錢臨照先生親手簽名送給我的16 開本俄文版《金屬學分析方法》，捧在手裏，“似曾相識燕歸來”。

至於法語，1972 年才開始學習，1975 年12 月便從上海調回梅州山區，更是忘得一幹二淨了。

我的一點感受

記得上世紀90 年代，我多次在不同場合的大會上說過，21 世紀的青年必須懂得英語，會用電腦，熟練開車。英語要能閱讀、會口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多了，外國
人進來、中國人出去的也多了。我們這輩科技人員的外語多數會看不會講的“啞巴外語”，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了。

過去，我們學外語的方法是背單詞、摳語法，口袋裏經常放著單詞本，英語語法則反反複複精讀。1964 年我買了一本張道真的《實用英語語法》，我帶著它“南征北戰”，不知讀了多少遍了！這種學習外語的方法，對隻要閱讀、不求會話的“過關考試”奏效，但一到公共場合不敢開口。聽人說外語，馬上想到單詞的中文意義，反應很慢，跟不上說話
速度，聽得一塌糊塗。

我想，學習外語記單詞、摳語法還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訓練口語。學外語要多講，多跟人對話（如學校的“英語角”會話）。如有條件跟外國人在一起聊天，則能學到地道的英語口語。

作為一位曾經努力學過外語而又沒有學會口語的古稀老人，祝願新一代青年掌握會讀、會講、會寫、會聽的“四會”外語，更好地為社會服務！

(本文網上來源：http://yzruan.blogchina.com/490629168.html#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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