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在防疫部門，聊聊我的感受
我在的這個部門簡直是命脈中的命脈，所有疫情期間的活動，都需要我這個部門的批準，疫情開始後，每天我都會受到心理衝擊，見過了太多哭訴的人，太多悲劇，有很多疫情前普普通通的事，疫情以來，全部封鎖靜默，就變得極其困難，需要求很多人，走很多流程，才能辦到。
盡管我每天認認真真辦好每一件事，但是還有太多事情在我的能力之外，我隻能遺憾地說：我做不到，規矩不允許。有太多規矩簡直是畫蛇添足，人為製造了限製，卻沒有任何好處。哦，我想唯一的好處就是，製定規則的人可以從中牟利。
哪種人可以在疫情中混得如魚得水呢？有錢的人，有人脈的人，在疫情期間，認識的人越多，越舒服，平時限製的人脈，在疫情期間都是致命的，認識一個醫院工作的人，那就可以開後門去醫院，認識一個超市的人，那就可以拿很多拿不到的物資。這也是很多人這麽希望疫情持續下去的原因。
我回想到了以前計劃經濟時代，人人都有單位，到哪都要介紹證開條子的時代，很不幸，我就是那個開介紹證的人。可我一年前兩年前還能全國到處旅遊，快遞今天買隔天到呢，這種巨大的反差，讓我精神十分受傷。
我做的大部分事，都和新冠沒有任何關係，即使A地和B地都沒有疫情，我都還是要把他們封住，控製人員活動，但我卻肉眼看到疫情在嚴格控製下依然飛速增長，官方的新聞和我在內部了解到的數據完全對應不上，即使我編理由，我也沒法說服我現在做的事有任何意義。
即使我每天都有充足的物資供應，每月都能領到不少工資，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缺衣少食，得病了也去不了醫院，這些人每天都打來電話向我訴苦，但領導有規矩，不行就是不行，即使我給他辦了，他也過不去路上茫茫多的卡點。而另外一些人，就算規矩明確說明不能辦，他給領導打一個電話，我就得破例把所有證明和手續給他開全。我聽說過這個關係網絡。
終於，有一天我還是開了善心，結果我辦的這件事從另一個渠道被上級領導知道了，他當即找到我把我批評了一頓，用食指指著我的臉，仿佛下一秒就能把我活活吃了，我也知道，他有這個能力。
從那以後，我就感覺到辦公室的氛圍不一樣了，我似乎總是受到若有若無的排擠，原本我的工作是很忙的，許多事都是找我負責，但慢慢地我的工作都交給了別人幹，就算辦公室電話響個不停，也不需要我來接。
過了幾天，出了一個小事，我就被突然分配了下去，給了我另外一個活。我知道，這是那個大領導的安排。
我忽然鬆了一口氣，我終於不用在第一線聽到那些苦難了。
然而我還是很痛苦，我依然受到疫情的困擾，到處都有卡點，即使我去吃午飯，也需要通過兩處卡點，到處都有圍牆，所有門都鎖上了，隻有一處才有門衛緊盯值守。我需要的大部分生活物品都很稀缺，有好幾個周連衛生紙都沒有，快遞斷了兩個月，煙也已經一個月沒有供貨了，有人還聯係我，看我能不能幫他運幾條煙，有好處，我沒有答應。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同事卻離奇的歲月靜好【盡管他的汽車沒有油，加油站一個周後才來了一輛運油車，他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卻被告知油加完了，又是三天後，他才加上了油】，每個人都埋頭專心著自己的一小天地，每天鑽研著自己的愛好，盡力裝作疫情不存在。
這種歲月靜好，更加襯托了我的精神掙紮，我不明白社會為什麽如此割裂，我不明白為什麽人能夠如此麻木。到底是什麽樣的環境塑造了他們這樣的麻木？直到現在，我才發現之前平穩的現代生活對很多人隻是個奢求。我甚至覺得很諷刺，官方媒體用了那麽多外國和戰亂國的負麵新聞，也沒能反襯出和平生活的珍貴，疫情以來我卻深刻體驗到了。
二十條，乃至烏魯木齊人民上街帶來全國開放後，我的精神自責終於好了不少，（在這裏再次致敬英雄的烏魯木齊人民），但是我身邊的歲月靜好，卻裝得好像什麽也不存在一樣，每一天都在發生大的變化，一個又一個城市被抗議的人群被迫放開，每天的新聞都讓人倒吸冷氣，他們卻依然冷著臉，雙眼沒有一點光，絕不討論一點事情，連艱難的生活也不聊了，一直在轉移話題，即使他們的每天工作因為政策變化而突然增多或減輕。
我或許猜到他們在明哲保身，在保住自己的一點點工作，博取領導的歡心，但是，難道，難道他們沒有一點點理想主義嗎？沒有一點點想要變好的欲望嗎？沒有一點點的遠見嗎？自身隨著社會隨波逐流，就像屠宰廠裏的羔羊，即使自己禍到臨頭，也隻會低沉著頭。
我想到了一個比喻，是的，我們就像納粹集中營裏的守衛，眼看著一批又一批猶太人走進集中營，卻再也沒有走出來，就算僅剩的一個守衛還殘存著些許人性，但他也改變不了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