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耗去我大約二個小時的時間聽了關於漢口協和醫院曆史的講座，因為感興趣，時間過得很快。弄得每天需要更新的博文，和華大例行的安全考試，都被我推到了一邊。這個講座主要是同濟醫學院英國校友會主辦的，請到最早去援助協和醫院的Thomas Gillison醫生的孫子Walford Gillison為我們講解漢口協和醫院的曆史。Walford本人也是英國外科醫生，現年86歲，在漢口協和醫院出生，長到11歲才返回英國的。
同濟英倫校友舒笛為我們展示了這張英國人在漢口協和醫院奉獻的名冊，這可以說是英國醫學界人士貢獻中國醫學的曆史縮影，五角標誌顯示了在漢去世的英國人。參與創辦協和的Thomas Gillison於1882年抵達漢口，1937年在漢口去世，他在武漢三鎮貢獻了50多年。他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紀立生，說一口地道漢腔的中文，他的兒子Keith也在協和行醫多年，孫子Walford 則出生在自己經營的協和醫院。
有張照片顯示，紀立生指導我的天門老鄉Chao Ch‘i Sun（孫兆祺）將醫學教科書翻譯成中文，現代醫學就是這樣被引薦到中國的，惠及到億萬的中國民眾。
Walford在周末談到的就是英國教會的援華史，如果沒有教會的努力就沒有協和醫院的創建和發展。這點與耶魯的雅禮協會和洛克菲勒援助中國的計劃還有所不同，雖然雅禮協會早期去中國的人士都有很強的宗教使命感。寫出這些文字時, 我必須說明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應該尊重曆史的真相。
我們同濟醫學院是由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武漢大學醫學院和漢口協和醫院共同合並組成的。現在中南地區最好的兩所綜合性醫院同濟醫院和協和醫院，正是我們的附屬醫院。
同濟深受德國風格的影響，當年德國的醫學領先於英國，美國則隻有派學生去歐洲留學的份。同濟醫院與醫學院校本部連接在一起，我們自然以同濟的德國淵源為驕傲。說句實話我除了知道漢口協和醫院的門開在哪裏，對那裏的歸屬感很淡。在醫學院的時候，協和醫院對我來說感情連武漢市中心醫院都不如，因為中心醫院是我們完成了實習的醫院，還有那些在“漢口租界”周圍的難忘時光。
我現在己經在美國三十多年了，去德國是在美國工作與生活了十幾年以後的事情。這樣使我處在一個矛盾的位置，我在同濟時歸於醫學二係，我的見習是在同濟醫院，但是我對屬於英美派係的漢口協和醫院則不熟悉。
這次講座改變了我以前的很多認知，整個同濟醫學院的曆史應該加上協和醫院的篇章。我開始將文章的題目定為“應該還漢口協和醫院一點公道”，隨著文章寫作的深入，我將題目改成“英國人在漢口創辦的協和醫院”，我這樣做是想給那些從上海來的德國流派的家夥們一點麵子。我在會上提到上海同濟在遷漢前所寫的關於武漢醫學的考察報告，他們固然對協和醫院讚美有佳，但是有對武漢醫學整體不行的描述，這些造成了曆史性的誤傳，什麽武漢連appendicitis（闌尾炎）都做不好更應該是謠傳。這些爭議我以前時有所聞，這次從Walford Gillison 的演講中得到了證實。從他描述的手術看，他們當時就是世界水平，從眼科手術、肺結核的人工氣胸到上下肢的假肢他們都能開展。
我係統研究過耶魯在醫學上的援華曆史，也讀了不少洛克菲勒將北京協和醫學院辦成世界水準的醫學教育中心的曆程。洛克菲勒財團當年向中國投了超過四千萬美元的經費創辦北京協和醫院，為他們在海外的最大投資。因此我在講座時專門問了Walford他們是否收到過洛克菲勒的錢，他一口就否定了。我覺得曆史學家還應該去追查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辦醫學的淵源，他們都是協和派係，使用“Union”和“協和”這完全相同的英文和中文絕非偶然的事情。當時齊魯醫學院也是美國和英國聯合辦的，還有華西協和。這些都需要曆史學家的考證，這應該不難。洛克菲勒當時買北京協和時就是英國教會參與經營的協和，漢口的協和也是英國教會主導的。
我總的觀感是，Gillison家族在英國教會裏的影響力不夠，甚至被抽調去山東齊魯建醫學院，在山東執行完任務五年後仍然惦記著返回漢口的協和醫院。
漢口協和醫院沒有像北京協和、湘雅、齊魯、中山和上海同濟醫學院那樣發展成為醫學教育中心，隻是一個不錯的醫院。從另一個測麵說當時的漢口比湖南長沙開化得多，因為我問Walford 中國普通百姓對西醫的態度如何？他說西醫當時非常受歡迎，而我讀到的在湘雅醫院的耶魯畢業生給中國人看病時，當局是要求保安監視的，害怕“亡我之心不死”。漢口協和醫院創辦人楊格非在訪問湖南時，差點被人打死。
思考為什麽漢口協和醫院失去了與英國的聯係，而同濟在改變開放後的1977-78年就派教授代表團去德國訪問？這裏可能有幾層的關係，最重要的是當時協和醫院的著名教授恐怕很少是直接在英國受訓的，例如管漢屏教授是從美國回去的，王辨明教授擁有上海同濟和美國背景，這與同濟醫院加上院本部的德國背景的影響力沒法比。就是因為留英人數太少，對英國沒有親近感，我們在校時連協和是英國人辦的都不知道。其次英國這個帝國的海外濫事太多，輪不上漢口協和。最後一層就在意識形態上，協和恐怕比同濟更左傾，當然這隻是一種猜測。至少從這次麵對新冠時兩院領導與上麵互動的不同可以看出。這些原因或多或少地可以解釋，為什麽協和在與同濟競爭時處於相對的劣勢。同濟要實在些，擁有德國人的傳承。
與上麵的議題相關，我們應該反向問個問題：為什麽漢口協和保留它的建築風貌的意思那麽淡？北京協和醫院和山東齊魯醫學院（山東醫學院）我都去過，他們都是美國建築師遵重中國建築風格設計的。內部結構融西洋建築理念，外麵則是古香古色的中式建築，對我這個當時沒有經過建築藝術洗禮的年輕人來說，那種美感至今難忘。漢口協和早就沒有這些了，隻有將創辦人楊格非（Griffith John）的塑像放在現代建築中。
同濟群裏有些校友說英國向中國派的醫生的水平不行，這純粹是誤解。Gillison家族的第二代，也就是Walford的父親Keith Gillison是FRCS, 我查了為英倫幾個地區外科協會的榮譽會員，應該是很優秀的。雅禮協會（Yale in China）當年也是派最優秀的人去中國廣州或長沙，甚至因為傳染病使有些醫生和他們的配偶死在中國。記得以前讀到從耶魯畢業生帶著新婚妻子，抵達中國後太太就染病去世了。當時美國教育是麵向精英階層的，那個年代能讀耶魯的學生幾乎都是來自貴族家庭。無論是耶魯本科或醫學院，當時都比現在還精英，他們擁有的就是宗教情懷很重的獻身精神。這可以從這個事實看出，耶魯或美國其他醫學院畢業生從湘雅和北京協和返美國後，也是擔任美國重要職務的棟樑之才。
現在來說明我為什麽將文章取名為“感恩英國傳教士將現代醫學傳入中國”。首先我說出的是事實，在19世紀中葉之前，在耶魯校友沒有去廣州創辦首座現代醫學的眼科醫院的時候，在沒有英國傳統士Griffith John和Gillison家族建立漢口協和醫院的歲月裏，我們中國人隻有心、腎或肝這些名詞，但是應用在這些器官的概念是完全錯誤的，正是西方的傳教士為我們帶來了科學的新知。他們可以幾代人貢獻給中國人民，葬在中國。我們是一個尊重長者的社會，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是強調感恩的民族，我很感動同濟美國校友陸芸在Walford Gillison的演講最後，向他表達了這層含義。
同時我們也是一個不斷改進的民族，這就是為什麽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寫下這些文字的原因：“對意大利這個我們在歐洲訪問的第一個國家，我們總希望能有機會重返。如果我再次見到Tuscany（托斯卡納）的小村莊時，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來自WH的人，我會深感愧疚。雖然任何人都不應該對自己的疾病有罪惡感，這是全世界通用的醫學倫理學，但是武漢早期錯過了太多步驟，500萬出來的人將病毒傳向了全世界，責任還是有的。我已經向包括阿肯森在內的美國人說了道歉，他說沒有必要，他是醫生可以理解，普通民眾就會有不同的反應。意大利是對西方文明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與希臘齊輝，他們的現在的居民說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危情。我以後會在羅馬的街區或佛羅倫薩的小酒吧裏，對達芬奇、米克朗基羅和Raphael的後代們親口說聲對不起。”。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002/202003/16561.html”
下麵是英倫燈叔對我的提問的回答，我稱他說倫敦腔的女王英文，他說自己是湖北口音，更準確地說是宜昌口音：
我的問題：“隔洋聽了你們的演講，英國腔的英文精彩還在耳邊，有想寫點東西的衝動了。以你的定義為準，Gillison家族不是協和創辦人，但是幾代人在超過60年的時間裏貢獻於協和，你們怎麽定義Gillison家族？共同創始家族？”
這是英倫同濟校友燈叔的回答：
“Thanks for supporting the webinar and raising online & offline questions。Not the founder, but the most pivotal family for Union Hospital’s survival and growth”。
“其實狹義地講，也可叫founding family，因為協和的名字是28年建新院才取的，那時紀立生是院長（主持）他自己回到英國也當了個外科醫生（well，外科大夫，兼院足球隊員），是倫敦醫院，當時在足球場上是我們St Barts醫院的勁敵。後來這兩家等合並成為了英國最大的醫院集團，所以他和我也可以混成院友。倫敦醫院後來皇家冠名，叫 Royal London Hospital。”
“紀立生屬於那種很執著的人，覺得上帝就是讓他在華中開展醫療事業，所以在齊魯呆不住。因此是教會遷就了他，放他回了漢口主持協和醫院”
“另外一個重要財源提了，但如果趕上網絡不好，大家可能漏掉。紀立生的嶽父是當時英國的bacon大亨，而大亨的女兒打從（與李俊同校的Royal Free Hospital）醫學院畢業後，本來是尊從上帝的旨意到重慶行醫的。沒想碰到紀立生後愛情戰勝了聖意，執意留在了漢口，辦夫妻醫院。哪個父親抵擋得住女兒“索”要的讚助””
備注：這裏指紀立生太太回英國度假時，為了建協和新樓把自己在英國的房子賣了。
演講中的Walford Gillison。
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協和醫院在漢口的位置。
Thomas Gillison與Chao Ch‘i Sun（孫兆祺）共同翻譯英文醫學書籍。
漢口協和醫院當年能實施的手術。
通知太太買Walford Gillison的這本書。
Walford年輕時應該很健談，現在也是，校友應該趁他們還在世多挖史料。Gillison家族的故事讓我想到我們家的美國朋友Barbara 家，她的蘇格蘭和德國裔祖父母也是葬在中國。十分慶幸，85歲的Barbara在這個聖誕節還安好，已經患Alzheimer’s disease多年了，但是仍然不忘給我們寄來聖誕賀卡，也感謝我們的禮物。
現分享我的一篇舊博文：
芭芭拉家的中國情懷
雅美之途，2017-01-15 17:12:21
近幾年每次趁兒子回來過聖誕節時，我們都請與我們家擁有幾十年友誼的美國朋友芭芭拉聚餐。我們開車去密蘇裏河那邊的聖查爾斯接她，餐後再把她送回家。芭芭拉的先生瑞德大約五年前去世了，他是位退伍軍人，他們夫妻感情篤深。瑞德在世時我們與芭芭拉家的互動是反過來的，我們偶爾去她們家過聖誕節或其他原因的相聚，驅車去聖查爾斯有段路程，兒子年幼時正好在車裏可以睡一覺。身為紐約人的芭芭拉在二十出頭的花樣年華，與在紐約長島當兵的德州人瑞德相遇，婚後孕育四位女兒，三位在身邊，一位遠嫁加拿大。她就是美國所有電影或電視劇裏的傳統家庭主婦的形象，相夫教女，她甚至對自己成年的女兒在孩子年幼時出去工作都有微詞。與她相反，她的所有女兒都是職業婦女。
他們年輕時向往離開紐約的生活，用芭芭拉的話說：“你所有的努力，隻換來“我在紐約”這個存在用語，太不值得了”，紐約長島自然是太貴了。於是他們將全部的家當和幾位女兒放車上，一路西行，芭芭拉形容他們幾乎通過在地圖上擲骰子的方式來到了密蘇裏。瑞德當時除了軍隊的關係外，並沒有確定的在紐約以外的工作機會。瑞德從部隊退休後，他們家在密蘇裏的其他小鎮停留過，瑞德隨後在麥道公司從事技術工作直到退休，位於聖路易斯的麥道並入波音後成為波音的軍機生產部門。幾乎每次我們相聚的席間芭芭拉都是老風格，手裏握著一疊照片，細數她的四位女兒繁衍的大家庭各成員的近況，她在去年的聖誕節告訴我們，她擁有九個孫子和八位重孫，今年更新說她的家庭還在壯大中，增加的都是重孫級別的。當看見照片中兒子小時候的玩伴小安迪現在己經成為歌手，他當時還是金童，我們不免感概歲月之流失。安迪從大學退學後全職成為在美國巡演的歌手，上次見麵他剛從歐洲演出歸來。用完晚餐後，芭芭拉邀請我們去我們十分熟悉的她家短述。
芭芭拉具有典型基督徒的慈悲，她的言語裏經常引用聖經或上帝的話，我們也在不同的慶祝場合去過他們的教堂，但是在我們接觸的幾十年間，她似乎從來沒有主動向我們傳過教。我們的相識源於當年她主動在華盛頓大學的自願者登記，目的是為了幫助外國學生學者家庭熟悉美國文化，而我們正好也在那裏登記了。她就給當時英語還不是太好的我們打電話，邀請我們並告訴她家的地址，當時的記憶是我們需要在高速上“長途跋涉”才能抵達她家。
我後來才明白她專門選擇中國人的原因是因為她們家與中國的淵源，她家擁有一些零星的此文中展現的來自中國的家傳古董。我們二十多年前去她家時就被客廳裏的這張照片震驚，兩位外國長者在中國的正式鑲裱的照片裏，上麵和兩側是繁體漢字的注釋，烤瓷的照片題目為：“高有耀暨懿貞師母肖像”。芭芭拉曾告訴我，這是她們家裏的寶貝，她不時這樣對我重複強調，並稱她去世後不知這些寶藏誰會擁有。她知道我對這照片的興趣，欣然同意我拍照這些文物，有時開玩笑說你以前不是拍過嗎。這是她的在中國做傳教士的外祖父母的照片，還有其他穿中式傳統服裝的更年輕的照片。外公是德國人，外祖母是蘇格蘭人，他們在中國相遇並結婚生子，家裏應該是英文、中文和德文的混合使用。外祖父看上去比外祖母年長十歲的感覺，年輕時的倆人和年長後的模樣變化較大，仔細看才確定是同樣的人，當然外祖父年輕時是戴的瓜皮帽。
芭芭拉於2015年過了八十大壽，也就是說她生於1935年，當時幾乎僅有家庭成員參加的聚會隻邀請了我們這家朋友，她的近三十人的大家庭中以北歐血統的金發偏多，紅頭發的後代都有好幾位。她常笑話我不知道這照片的年代，因為我憑自己僅有的知識實在不明白照片上的小字的含義。這次深究照片右側的“民國丁亞年冬月”是什麽？古狗一番現在才知道，可能是“民國丁卯年”吧，也就是公元1927年。她母親離開中國抵達紐約時應該是不到二十歲，一口流利的中文，芭芭拉小時候還記得母親喜歡做米飯和使用筷子。芭芭拉天生麗質，人是相當聰明賢達，開朗大方，雖然為沒有讀過大學的全職家庭主婦，但是她熟讀聖經，所以書麵語言仍然是相當講究。
芭芭拉的外祖父的德裔姓氏為Lauderer，我和她開玩笑說：“這確實是德國人的名字”，她說：“那當然”。我以前知道芭芭拉的外祖父葬在中國，今年聖誕節我是第一次聽她說，外祖父可能是被毒死的，與食物中毒有關，具體的情況她也說不清楚。他外祖父從德國去中國傳教的時間應該是1890年左右，義和團排外運動剛剛結束不久，外祖父的死亡日期應該是上世紀的三十年代，不知與什麽政治動蕩相關，芭芭拉外祖母把三位子女帶到對她來說仍然是異鄉的紐約撫養成人。蘇格蘭裔的外祖母名為Barbara，這也是芭芭拉名字的來源，蘇格蘭那邊的親戚還與芭芭拉有聯係，他們一直都在寫這位與中國有關的親人的經曆。芭芭拉外祖父母在中國生有二女一子，不明白芭芭拉的母親排行如何，芭芭拉的姨為護士，無子女。芭芭拉的舅舅則是位醫生，與猶太人通婚，最近她舅舅的後代將外祖父母在中國的綢緞禮服從紐約寄來。芭芭拉的母親與英裔美國人結婚，芭芭拉有四位兄弟姐妹。
這次去芭芭拉家的路上，我還在猜測她是否會投川普的票，我把她的善良和她為紐約客的身份都考慮進去了，正反的可能都在我腦海裏推測。當我們在她家門口看見川普的競選標語口號時，一切都釋然了。美國人對十分熟悉的人是無所不談的，包括工作場合禁忌的政治觀點，席間她告訴我們，她們全家無一人例外都投了川普。我隻是向她提到“川普是你的紐約故鄉人”，我們無從說起，但是絕無爭論，雖然她也說自己不能看川普在電視上講話的德行，然後加一句“誰知道那些富人怎麽生活的”的無奈話。但是芭芭拉相信川普會對退伍軍人好，而她當了一輩子的軍屬，後代也有隨美軍去科威特或伊拉克打仗的，記得當時戰爭期間飯前禱告時，瑞德還希望神保佑親人在戰場上的平安。幾十年來我都知道她們是共和黨人，觀點倒和我這從共產黨國家出來的無黨派人士相似。
在那張穿西裝的照片裏，芭芭拉的外祖父大概已經近六十歲了，外祖母也有相當的年齡，兩位老人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貢獻給了中國，而外祖母必須選擇逃離中國才能活命，完成了她從歐洲到中國再到美國的人生曆程。25年前當我首次見到這些照片和文物存在於一個普通美國人家時，我的驚呀程度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我從來不知道這段曆史，不僅僅是因為我是學自然科學而對人文領域的無知，更重要的是我們曾經生活在對外國傳教士的曆史一無所知的年代裏。這些文物代表著我當年在中國受到的顛倒黑白的教育裏不可能獲得的真實曆史，就像我們上學時幾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殺一樣。
我博文中來自Barbara家的祖傳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