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埠屯小學

從五年級下學期開始，我就轉到廣埠屯小學讀書了。我個子小，坐在較前排的位置，和一個叫張開俊的女孩同桌。她媽媽在廣埠屯商場當售貨員。我很不喜歡她，可能是她的鼻子不太好，經常用手絹按住鼻子，發出很大的響聲。所以我叫她“鼻涕蟲”。我用粉筆畫了條“三八線”，隻要她一越過白線就狠狠地打一拳。其實，那個年齡段的男孩子沒有一個對女孩子感興趣的。覺得女孩子好哭，喜歡打扮，膽子小，沒有用，總之是不屑一顧。直到初中快畢業了，才突然覺得自己班上的女孩子其實個個都挺漂亮的。特別是那時開始有點近視了，覺得女孩子個個都很完美。後來讀了郭沫若自傳體的流氓小說，才發現大家都是一樣的。郭沫若那時候也是覺得周圍的女孩子個個美若天仙，但後來配了一副眼鏡，才知道其實並非如此。不過我想還是不戴眼鏡比較好，心情要愉悅些。

廣埠屯小學的老師比起閱馬場小學來要可愛多了，對每個同學都很好。雖然有時也破口大罵不聽話的學生，但沒有看到他們會把某個人看死。班主任姓穀，是個矮矮胖胖的女老師。她教我們語文，說一口上海話，聽課有時不是很懂。那時候提倡用漢語拚音，即不寫方塊字，直接用拚音字母。不過這樣可能太離譜，隻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在我們的課本裏還有幾課是純粹用拚音字母寫的。讓人看了頭皮發麻，連斷字都不知道從哪裏下手。例如：“XIAN”應當是讀先生的“先”，還是讀“西安”？記得穀老師有一次教我們讀一篇這樣全部是拚音寫成的課文。我們誰也看不懂。穀老師告訴我們，這是一首嘲笑算命先生的詩，她朗誦道：

“算命先生好說空，

指南指北指西東，

山川果有好風水，

何不埋他老祖宗？” 

我覺得有趣極了。沒有想到三十年後，我居然又遇到了穀老師。但那時她已經不再教書，而是在水利電力學院的糧店裏賣米賣油。更叫人驚訝的是，她居然是我們一個研究室同事姚衛建的媽媽。

那是我參加工作以後。有一次我去水院糧店裏買米，突然看到一個酷似穀老師的婦女在糧店裏賣東西。我仔細看了半天，然後小心翼翼地試探到：“請問你是不是姓穀？”她沒好氣地說：“你管我姓什麽？這和你有什麽關係？”我又問：“你是否在廣埠屯小學教過書？”她哼了一聲：“那是什麽時候的事情了！”看來穀老師這輩子不是很順。我高興地對她說：“穀老師，我是你的學生，叫江育林啊。”她看著我，想了好久，說：“嗯，你是醫科院的？”我非常驚訝，穀老師居然還記得我是哪裏來的孩子。於是，她非常熱情地問我的過去和現在。才知道她的兒子就和我在同一個研究室裏。

教我們算術和自然的是個年紀較大的韋大坊老師。他講課極富感情。講到台灣，他會流下眼淚；講到播種，會把手在教室裏揚來揚去，仿佛這裏就是水田。韋老師教我們如何用鹽水泡穀子，來鑒別飽滿的稻穀和空殼子。不過這些知識後來在農村沒有用上。因為每年生產隊要培育上萬斤穀子的秧苗，哪有功夫這樣泡鹽水。多撒一點就是了，空殼子就讓它爛在地裏也沒有什麽不好。韋老師的大女兒也在這個班上，但從來沒有看到他對自己女兒有什麽特別不同的地方。

曆史老師是個叫陳太戈的圓圓臉的男孩。我叫他男孩，是估計他比我們大不了多少，不會大過十歲。但是他講起曆史來簡直就是在講故事，叫人聽得津津有味，也很容易記住。所有的曆史人物都是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我們麵前，其曆史事件則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但是當我上高中後，有天我遇見他，很有禮貌地對他鞠了一個躬，叫了一聲：“陳老師好！”不料他滿臉通紅地跑掉了，好像很不好意思一樣，搞得我莫名其妙。

我們班上的同學幾乎都是來自兩個地方：醫科院（包括防疫站）和電校（即武漢電力專科學校）。我們的父母也幾乎都是同事，所以大家就特別的熟。當然也常常有樂極生悲，打架吵架的事情，過幾天就好了。小朋友越打架，感情就越深。而在閱馬場小學期間，我從沒和任何一個人吵過架，連吵架的欲望也沒有。這一段日子和在閱馬場小學相比，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在廣埠屯小學，我也從來沒有害怕過考試。記得有次考曆史，我一下子就答到最後一個小題。看看時間還早，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不料睡著了。等到打下課鈴要收卷子時，才發現還有一個小題沒有做，於是就被扣了半分。

隨著社會的發展，廣埠屯也開始變得熱鬧起來。前麵彎彎曲曲的碎石子路也被筆直的武喻公路代替。廣埠屯商場也再加高了一層樓，變得大氣多了。廣埠屯和我們的國家一樣，也在一天天地變好！

到了一九六零年九月，我終於小學畢業了。那時候都是統一分配，連考試也不用，幾乎整個班級都一起被分到在吳家灣一個新成立的中學——華師二附中。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象熊光榮，韋怡等，誰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到了別的學校。但是當他們轉了一圈再回到華師二附中時，無一例外地被降了一級，落在了我們後麵。

快樂的廣埠屯小學！

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