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孫清芸 （九）

我的母親孫清芸

 

（九）管製分子的生活（4），被驅趕回原籍

到1963年時，成都的生活開始逐漸恢複正常。中國當時的領導者吸取前幾年頭腦發熱帶來的教訓，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城鎮出現了集市貿易，農民重新有了自留地，農村開始實行生產隊核算體製。鄧子恢主張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製，實行生產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12]。鄧小平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貓論”，主張采用實事求是的方法來發展生產 [13]。由於采取了合乎當時中國客觀實際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農業生產很快就有了明顯的起色，城市的供應逐漸豐富起來，城市中的老百姓很快就衣食無憂了。

1963年到66年的四年，在我的記憶中，是成都市在改革開放前最好的四年。三年饑荒的陰霾已經一掃而光，物資供應豐富，前兩年極為短缺的豬肉甚至到了降價促銷的地步，街頭賣的鹽茶雞蛋僅買六分錢一個。人們安居樂業，努力工作和學習，社會穩定。這時候，哥哥和我已經上中學了，哥哥上的是文武路上的二十六中，我則在馬鎮街上的成都五中讀書。成都五中原名四川省立列五中學，為辛亥革命誌士、曾任蜀軍政府都督的張培爵（字列五）所創建。

到1964年的時候，父親從康定調回到成都，在位於南郊武侯祠對麵的省交通廳公路工程局擔任工程科科長，負責全省的公路工程的施工技術管理。同年，他還被增補為四川省政協委員。這在當時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大形勢中，父親這時的際遇似乎有點特別。記得他拿著增補省政協委員的信給我們看時說：“今天我收到一封極其意外的信，要我當政協委員，根本想不到，你們媽媽的情況他們不會不知道的。”

政協委員和我們關係不大，但全家團聚卻是大喜事。我們全家五個成員，一直聚少離多，其間父親長年在外為四川邊遠地區的公路施工奔忙，母親又被遣送鄉下兩年多，以至於十來年間，我家一直沒有“全家福”照片。直到這一年，我家迎來了團聚，家中氣氛一下熱鬧起來，母親臉上的笑容也多了起來，母親走路似乎也比平時精神些。但是，母親的笑容沒有持續多久，她的笑容很快就又變成了愁容，甚至是淚容。她突然被通知，要把她，一個管製著的地主分子，再次驅趕出成都，這次遣送的地方不再是成都郊區的農村，而是遣送回她的原籍。

我查遍了網絡上有關成都市在文革前對五類分子的驅趕情況，想搞清楚當時這樣做的背景和真實原因，均無功而返。但找到的一些資料表明，這種驅趕行動在當時的中國不是孤立的現象。如“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市長彭真和公安部長羅瑞卿決定把北京變成一座沒有‘階級敵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單位和居委會把各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清理出北京[14]。又如在重慶，當時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的吳宓先生在1964年10月24日的日記中記載：“中文係全體教職在文娛室聚聆蘇鴻昌副書記講說目前階級鬥爭加嚴，教職員之家屬及親戚中，其本人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者，必須速即回鄉，不能續留住學校內。此令立應遵行，雲雲”[15]。中國在這個時候已經進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 [16]，地主等管製分子是革命的敵人、社會的渣滓、城市的累贅，故務必去之而後快。

麵對這樣的驅除令，父親和母親無計可施。母親向居住在梓潼街42號的葉媽媽哭述，葉伯伯是父親的中學、大學同學，後來又是交通廳的同事，再後來是鄰居，再再後來他們的女兒成為了我的妻子，此是後話。葉媽媽建議我父親去找交通廳的領導，以高級知識分子的身份請求豁免。但父親終認為此事涉及政治大形勢，不願意給自己的領導出難題，終未去求情。

母親隻好拋子別夫，含淚再次離開。此時，母親的老家廣漢鄉下早已無人，母親的姐姐和哥哥，我的大嬢嬢和舅舅，當時均在廣漢城內居住，工作。於是，母親去到廣漢城內的大嬢嬢處。大嬢嬢此時已經寡居，帶著她的四個孩子，居住在廣漢城西側的內西順城街。她的丈夫，我的大姨父，已在1961年饑荒年間得病去世。1960年代的內西順城街地處廣漢城邊，大嬢嬢家附近已是農村，一畦畦的菜地緊鄰著一片片低矮的民房。

被趕回廣漢原籍時的母親

 

母親在離大嬢嬢家不遠處的菜地中，覓得一間孤零零的房子，住了下來。我們兄弟三人經常輪流前去看望媽媽，順便把父親給她的生活費按月帶去。記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我去給母親送錢，父親給我的是30元，父親叮囑，25元是母親的生活費，還有5元是你來回的路費。我去時，母親引著我去了她居住的菜地小屋。小屋係瓦屋，呈長方形，有近十個平方米。屋內有一床、一櫃、一桌、一椅，屋外有一煤灶、一水缸。母親自己開夥，有時也在她姐姐處吃飯。我吃驚地發現，母親抽煙了，桌子上擺著煙灰缸，旁邊放著一盒打開的香煙。看著神情落寞的母親，看著她孤零零的生活狀態，看著從不抽煙的母親開始用煙草刺激自己，我當時的心情壞極了，眉頭緊鎖，一言不發。我感覺，母親在當時已經心灰意冷，她的精神狀態甚至不如在天回鎮農村獨居勞動的時候，也不如在街道上被管製勞動的時候。母親看出了我的心情，反而安慰我，要我好好學習，母親說：“你要初中畢業了，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上個好高中”。臨別時，母親要我把剩餘的錢全給她，她抽煙需要錢，大嬢嬢家窮，她也要貼補。我隻留下回程坐火車的錢，其餘的全給了母親。下一個月，父親把給母親的生活費變成了30元。

母親消沉的內心，從她與我們的言談中可以窺知一二。記得有一次，母親對我們說，我給你們出個謎語，你們來猜猜。我們喜歡猜謎語，就高興地聽著。母親說，這謎語是打一物：“憶往昔綠葉婆娑，看今朝青少黃多，往事休提起，一提起淚滿江河”。我們一下有點發蒙，不知是何物，母親好一陣才淒然地笑笑說，“這是撐船艄公用的竹竿”，我們才恍然大悟。

我不清楚母親在廣漢具體是怎麽生活的，是否也要參加當地的勞役，是否也要按時到當地派出所去聽訓話。我不知道母親是怎樣在這孤零零的菜地房子裏度過漫漫長夜的，當她想念她的丈夫，想念她的三個兒子時，她內心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但我知道，這次母親被遣送回原籍，遠不如上次被遣送到天回鎮鄉下自由，母親沒有回成都一次。

但支撐母親挺住的精神力量是她的家庭，是丈夫的關愛和三個兒子對她的依戀。父親雖然不能去廣漢看望她，但每月都給她寫信，信不郵寄，由我們帶去；母親的回信也不郵寄，由我們帶回。記得父親當時專門對我們說過：“你們媽媽是那種身份，但她依然是你們的媽媽，是我們這個家的核心”。我們三兄弟開始長大了，逐漸懂事了，品格端正，身體健康，學習都很好，成績常常在班裏名列前茅。這使得身處逆境的母親感到高興，在忍辱負重的默默堅持中，她開始看到了她的回報。

大概過了半年多，父親終於還是去找了交通廳的領導，講述他工作繁重，經常出差，無暇照顧家中的三個孩子，而三個孩子正是逐漸成長的年齡，希望讓妻子回來，就地改造。交通廳的領導，包括幾個廳長，無論是老紅軍出身的還是三八式幹部，都還是通情達理之人。最終，還是交通廳出麵活動，幾經周折，我的母親獲得了赦免，母親於65年底返回了成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