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著名言論：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轉載》劉曉波著名言論：中國至少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部分摘要:

 問：您在大陸被視為一匹“黑馬”，言論“偏激”，他們怎麽會放你出來的呢?

劉曉波：我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係裏批準，再由學校批，我隻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掉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問：你自己會不會麵臨抉擇呢?

劉曉波：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隻會使自己的水平越來越低。

 問：為什麽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製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天空幾十萬年前的曆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麽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隻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他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說，孔子什麽都不是，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麽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麵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麽都沒有!這是東方人的醜惡，東方人麵臨著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表示解決，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隻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製、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隻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製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隻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麽是“中國特色”。

問：據了解，大陸思想界對你閣下的這些高見，頗有一些如“走極端”、“絕對化”的批評，你有何辯解?是否有意賦予它的特殊意義?

  劉曉波：不是，我的聲音隻屬於我自己，那隻是中國的一種聲音，別人搞條理很清晰、論證很嚴密的學問，我不反對，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無以名之，但並不妨礙我欣賞西方的科學哲學。它嚴密的論證環環相扣，但我不會那樣寫，我的極端應有存在的理由，我並不要求別人和我一樣。我不喜歡錢鍾書那樣寫一條後引好幾十條考證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絕，我承認他的價值，雖然我可能認為他很荒謬。

問：你的思路和表達方式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是怎樣形成的?通過思辯、經驗還是人生的獨特背景?

劉曉波：我向來不喜談“我的治學之道”，沒什麽道，隻不過我與別人不同，其他沒什麽好談的。有的人動輒談成材之路……他媽的，你有什麽資格給青年人做楷模，當青年導師!我很欣賞無法之法，每個人隻有自己的方法，無統一的方法，做學問做人皆如此。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墳墓，不要走別人的路。

 問：請你介紹一下，海外所說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是中國四大思想領袖，符不符合實際?

劉曉波：某種情況下是符合的。不過，方勵之要除外，隻有李澤厚、劉賓雁、金觀濤，他們和青年的關係是伯樂和千裏馬。他們的“伯樂欲”特別強，他們要不斷發現人，給青年人寫作，而年輕知識分子又要依靠大樹來生活，進入名人圈子。中國不是千裏馬多，而是伯樂多，故爾千裏馬多。中國名人征服人的辦法不是打不是罵，是撫摸你、關懷你，用類似女性般的溫柔去同化你。

問：他們四大領袖的思想在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劉曉波：非常大。金觀濤、李澤厚很有市場，尤其在大學生中，青年導師嘛。我演講時，別人請教，我就說不向任何人教任何東西……我為什麽要演講，一是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小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眾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160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麵，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媽的，你劉曉波出名、演講，有什麽用，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問：四大思想領袖對青年的引導，你認為是否全是正麵的?有無負麵的成分?

劉曉波：我先要排除方勵之，我認為他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問：為什麽?)他有什麽資格!!(問：他事實上已經是導師!)這叫做中國人製造偶像的先天遺傳，有些人不願當偶像，是別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個為掌聲而跑的運動員。方勵之人過的最大的關，不是和當權者的關係，而是和崇拜者之間的關係，是麵對鮮花和掌聲應該怎麽辦?我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麵的。

問：這樣說來，中國思想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是一片空白了?

劉曉波：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麽也沒有接受，什麽都玩了，什麽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隻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

問：你可否說一點你對李澤厚的“挑戰”?

劉曉波：李澤厚與劉再複有一個對話，談對青年人的態度，說他們過去“整體地支持青年人”。過去我說過再不同庸才作戰了，現在我要和庸才作戰(我承認我也是庸才)。我和他們論戰時是指著鼻子罵的，但他們明明罵的是我，卻不指出來，說現在年輕人分化了，對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們的心態是：當你承認他是伯樂時，他就整體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時，他就不支持你。劉再複在文章最後說：“青年人，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他媽的，你那個愛值幾個錢?誰要你的愛!你高高在上，賜給我一個愛，誰稀罕你!你的自我評價太不準確了!他以為愛一個人，別人要感激他，跪下叩頭——沒那碼事!他們三位青年導師(不算方勵之)的態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救世主人格。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曆史的什麽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麽，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製，因為它麵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麽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