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末聲名狼藉的文盲太監魏忠賢曾經擠入，配享孔廟一度大掉其價，但從漢代以來，一直是文化界的最高榮譽，兩千多年中隻有不到兩百人夠資格沾仲尼先生的光。在這一小撮人中，又根據與孔子的關係遠近和文化地位分為三個等級：四配（唐代僅顏回一人，南宋增曾參、孔伋、孟軻）、十哲（孔子的十名特優生，康熙增朱熹為十一哲，乾隆增有若為十二哲）、從祀（從七十二賢人到清時固定為先賢七十七人、先儒四十六人）。1920年，在民國總統徐世昌支持下，有人主張將顏習齋、李恕穀配享孔廟，地位在十哲之上。最後是以先儒身份從祀，這是最後進入孔廟同孔子一起享受後人祭祀香火的學者。
在五四運動後一年，共產黨誕生前一年的敏感時機，大力推崇顏李，讓人頗為好奇。顏習齋，何許人也？
顏元、李塨作為一個學派的創始人，別說現代人知道的不多，在他們死後一百多年的鹹豐、同治年間，已經出現“舉顏、李姓氏無人知者”，“求顏、李書不可得”的狀況。然而，他們在中國學術史中的地位，屬於“巨擘”（錢穆）。在思想史上，相當於戰國的“荀卿”（章太炎）、清末的“康、梁”（周作人），梁啟超則認為“實在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和任何曆史人物一樣，不可能隻有人捧，沒有人砸。光緒年間，有人曾說，顏習齋詆毀宋儒，“其心術至不可問。幸其老死牖下，未獲出而禍斯民。”甚至還有人破口大罵：其人可誅，其書可焚。
捧的以大家為多，砸的以末流為主，顏李的地位似乎用不著多說了。但是我仍然忍不住重新搜尋翻檢的衝動，總覺得還有不少再認識的餘地。結果還真摸到了一些與現代千絲萬縷的聯係。
讓我們先看一下同時代的歐洲思想界。歐洲的17世紀是個天才蜂擁而出的時代，伽利略、笛卡兒、牛頓、培根、霍布斯、馬勒伯朗士、斯賓諾莎、洛克、萊布尼茨等個個都是公認的牛人。科學技術以物理力學為先導，開啟了人類社會進入飛速發展階段的大門。伽利略、笛卡爾、牛頓等人既是頂尖科學家，也是高端思想家，他們推動了對近現代科學和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的實證主義的形成，如伽利略說“可測定的東西全都要測定，”笛卡爾則認為不能把沒有證實的東西當作真理來接受，培根提出以實驗為基礎的歸納法。這是從科學技術研究的角度必然產生的思想。
那時，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對中國人正深惡痛絕的中國十分欽羨，不知從哪裏得到的印象，他把“精於辨識各民族優點”的金蘋果獎慷慨地頒給了中國，而沒有給他鄙視的“精於鑒賞女神美麗”的其它國家。我們感謝他的熱情，但實在不好意思接受讚美。因為，我覺得中國人更精於發現各民族的缺點，所以有蠻夷戎狄番邦鬼子等稱呼。現在看來，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中國的最強大腦們顯得有點滯後，依然停留在釋古的字斟句酌中。當各種科學學會或科學院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時，中國的知識界更熱衷於黨同伐異和切磋詞章學問的結社（東林、複社等）；當伽利略用天文望遠鏡將人類的目光投向木星、太陽黑子，與天文和力學對話時，中國的知識界還在研讀六百年前的程朱理學，“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在這種背景下，顏元的出現對中國來說確實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自古評價，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或“燕趙之士鈍如錐”，很少出思想家。明末清初，終於有人彌補了這一缺憾。
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自號習齋，直隸省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
李塨（1659-1733），字剛主，自號恕穀。直隸省蠡縣西曹佐村人。顏習齋曾把李恕穀的父親李明性視為師長，而李明性讓李恕穀拜習齋為師。習齋死後，恕穀對宣傳老師的學說貢獻最大。
中國古代學生選擇老師，除了學問、思想的吸引，人格的魅力也有很大關係。許多名師自有遮擋不住的人格光輝，音容笑貌都帶著磁石般的力量。所以孔子半生顛沛流離，學生們卻不離不棄。現代學生多為飯碗投師，而許多教師也無甚人格魅力，師生關係淡薄寡味。
顏習齋無疑是一個具有強烈人格魅力的學者。不僅李明性願意將兒子鄭重托付，而且其另一大弟子王源，盡管心高氣傲，心中沒有幾個瞧得起的先哲，但在已經小有名氣成就的56歲時，仍然心甘情願跟隨李恕穀拜習齋為師。沒有人格魅力在，難以想象，不能不讓人慨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