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我們該如何反思文革？

孫立平：我們該如何反思文革？

1、文革是曆史留給中國的巨大曆史遺產，中國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與如何反思這個遺產有關係。近日由於網絡反腐的問題，有人又提起文革的大民主問題，認為網絡反腐有文革式大民主之嫌。這個問題很需要澄清。但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我這裏僅僅根據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過程及其產生的不同結果，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2、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否定和反思文革開始的。但當時的反思是經曆了一個轉折的，正是因為這個轉折使得中國走向了今天。

3、反思是從“傷痕文學式”的講述開始的。本來，在一場災難之後訴說苦難，是反思的自然起點。但這種以訴苦為載體的反思，有一個注定的弱點，這就是，盡管可以說文革的受害者實際上是分布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但一般地說，上層人物的苦難（主要是作為開國功勳的老一代革命家、老幹部和著名知識分子、文化人）更具有講述性，而普通人的苦難則不太具有講述性（其實，論苦難的絕對程度，應當是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黑五類）。更重要的，當時的現實背景是：文革已經結束，華國鋒等文革溫和派在執政（後被稱為凡是派），許多老幹部還沒有平反。在這種情況下，對文革苦難的訴說，與平反冤假錯案和老幹部出來掌權的要求是聯係在一起的。這樣，對文革苦難的訴說，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上層人物苦難的訴說。而且，在這當中，已經隱隱約約潛含著一種的要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查找一下當時“三子”即票子房子和兒子的說法，也可以查找一下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

4、但盡管是如此，這樣的反思仍不可避免地開始向文革背後深層的體製原因方向延伸。有兩個因素也許對這種延伸起到了作用。一是數以千萬計的陸續回城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們中許多人既有與現實接觸的感悟，又有逆境中的閱讀與思考。二是恢複高考後在高校積聚起來的以百萬計的77、78、79大學生，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有豐富的人生閱曆，同時又有在理論上較深入地思考。這樣，對文革的反思，就逐漸接近“專製與極權”的體製問題，他們反思的不僅是文革，也包括文革前的17年。這也是思想解放與啟蒙運動的先聲。由於兩個原因，這種最初的反思被默認了。一個因素是，當時執政的文革溫和派比較軟弱，已經自身難保。另一個因素是，相當一部分老幹部還沒完全掌握權力，也需要借助這種勢獲得絕對優勢。於是當時的氣氛就是，人們暢所欲言，改革開放啟動。

5、在所謂凡是派下台，老人控製了權力之後，對文革的反思發生了重要的轉折，文革被視為對文革前17年正確路線的偏離，並開始將文革視為“大民主”。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79年11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取締“西單民主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禁止在西單牆張貼大字報。1980年4月8日，由鄧小平提議，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同意中共中央建議，取消《憲法》第四十五條中“有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力”的條文。

6、這個反思的轉折點很重要。隻要經濟體製改革，不要政治體製改革，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個基本原則，官倒，弱勢群體成為改革的受害者，權貴體製的形成，穩定壓倒一切，都是由這裏出發的。

7、我覺得，在今天，仍然存在對文革的兩種反思。盡管在感情上有人會覺得很難接受，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對文革的反思來自兩個力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思。一種是主張改革的往前走的進步力量的反思，強調的仍然是文革的極權特征。另一種是想維持現狀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指文革是大民主，暴民政治。一個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卻很容易引起歧義的說法是：毛澤東是利用大民主搞個人獨裁。而在現實中，一些反思也很容易導致事與願違的結果。我們現在經常可以看到下麵這樣的說法。你一說現在腐敗，他就說文革的時候更腐敗。什麽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對現在腐敗的辯護？你一說現在貧富差距大，他就說，文革時候貧富差距更大。什麽意思？反思文革成了對現在貧富差距的辯護？所以，如何反思文革，是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