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繼繩先生《墓碑》一書的質疑

(一) 三千六百萬人的生死，能在文革中悄然無聲不被提起令人不可思議

按照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即五九，六零和六一年) 中國有五億人口計算，餓死三千六百萬，就是每十四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餓死了。按照當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五十五歲左右計算，這三年中，有四個人從這五十五個人中間消失了。

這三年中，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是楊繼繩經過考察以後得出來的結論。

但問題是，僅僅六年以後，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爆發。文革的浪潮席卷全國各個角落，中共的國家機器幾乎癱瘓。從中央到地方，甚至到最基層的各級領導班子全部被打倒或者靠邊了。領導幹部接收審查，人人過關。記得當時對各層領導幹部揭發出來的問題包羅萬象，從民主革命時期，到三反五反，甚至到四清運動時所犯的錯誤來了一個兜底翻。

可是，在這麽多被揭發出來的問題中，好象沒有 (或者沒有很多) 揭發某幹部不顧人民死活，餓死了多少多少人的指控。雖然說，文革是從更左的方麵來打擊劉少奇及其他的支持者的，但是造反派完全也可以利用 "餓死人" 來指責某些幹部執行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置人民生命於不顧，餓死了多少多少人等。不少人指責中共搞控製，掩蓋餓死人的事實真相，但是文革最初的三年裏，整個局麵是失控的，那時候幾乎沒有人提起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餓死了多少人這回事情。

這所謂的 "三千六百萬" 餓死者，在文革全麵失控的情況下，幾乎沒人提起，讓人不可思議。


(二) 從丁學良的書評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一文，看楊繼繩《墓碑》一書的作假

楊繼繩《墓碑》一書出版後，丁學良作了書評 "你不能不看的墓碑"，按照丁文的分析，楊繼繩為了得出 "三年困難時期" 一共餓死多少人這個答案，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按丁原)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基礎紮實。該書對資料的整理、對數據的比較，非常細致。在長達十幾年的研究期間，作者在全國饑荒最嚴重的幾個省，包括西北、西南、華北、華東、東北、華南等地的省區收集了大量資料，並麵對麵地采訪了100多名當事人。他收集的資料多達千萬字，僅訪談當事人的記錄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書中提供的那些細節，讓你看起來非常累，每頁上的數據都是大串大串的。"(丁原文)

第二件事情， (丁原文) "楊繼繩在研究中，還比較了幾個外國學者對中國大饑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個是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個是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8226;科爾（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Gerard Calot）。這三位國際學者都是從中國三年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化，來推算那段時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三位學者的統計均是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萬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楊繼繩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做了仔細的比較，在此基礎上，又比較了中國國內三位學者金輝、王維誌、曹樹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讀很少，而曹的《大饑荒　　1959至1961年的中國人口》那部書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訪問學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以清代中國　府　的曆史人口資料為基準，測算大躍進期間的餓死人數。

三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專業背景不一樣，王是做統計學的，曹是做曆史人口學的，但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認為，他們在計算時，沒有把在饑荒最嚴重階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數包括進去。所以，他的研究把這兩個數據也包括進去了，因此結論是近4年中，中國總共餓死的人應該在3500萬-3700萬人之間；在這部書中，楊取的是中間數3600萬。"(丁原文)

如此看來楊做的兩件事情就是，一，他自己做了調查。二，還綜合了別人的測算結果。於是楊得出了他自己的結論，那就是在這三年困難時期，總共餓死了 3600 萬。

筆者為什麽說楊繼繩的這個結論是假的呢？

楊繼繩跑了那麽多地方，采訪了那麽多人，他能得出那些年全國總共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結論嗎？

答案是否的。不可能!

楊繼繩就是跑遍全國每個角落，也還得不出這個數字的。因為楊繼繩不是在做統計。

從楊繼繩筆記本上的數字，推算那些年全國總共多少人餓死，這中間經過了 "跳躍"。楊繼繩裝模作樣地對所謂 "專家們" 的數據做了一番 "推敲"，然後取了一個 "中間數" 即 3600萬。啊哈! 就是它了! 搞笑是不是？

有人們說現在的中國在有很多事情上作假。我看這就是最大的作假，人命關天的大事情，可以這樣推算嗎？! 丁學良文說楊繼繩是 "基礎紮實" 的人，我看就不是。如果楊繼繩真的是 "基礎紮實" 的人，他就應該原原本本的，具體地報道他一共查出在哪些地區，那些年裏，一共餓死了多少人，而不是拿一個 "三千六百萬" 來蒙人。


(三) 人口統計資料上，人口總數的非線性增長，是怎麽形成的呢？

所謂 "人口專家" 們的餓死多少千萬人的各種估計，是因為國家沒有一個具體數字，因此給了他們想象的 "空間"，"專家" 們采用的是國家公布的人口普查資料，做出間接的推測。但實際上，"專家" 們也都不知道那幾年中國到底多少人餓死了。要不然，他們之間的推測數字為什麽差別那麽大呢？

既然筆者否定了那三年餓死 "三千萬" 人一說，那麽人口非線性增長的缺口是怎麽造成的呢？

筆者認為是下麵幾個因素綜合造成的。

1)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五十年代末的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運動是遭遇到空前阻力的。相當部分的農民，在失去土地以後，離開了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尋找其他的生存途徑了。這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比如《窮棒子社的故事》，《豔陽天》等，都曾提到過 "思想落後" 的農民離開家鄉的故事。他們要麽去做生意，要麽去 "投親靠友"，不少人變成了 "黑戶口" 的人。如果每個村落，都有這麽一兩戶人家離開了，這個數字就會很大。而到了六二年以後，國家開始緊縮 "自由市場"，割所謂的 "資本主義尾巴" 以後，這些人又跑了回去，造成了人口統計數字上的波動。

2) 五九年前是 "大躍進"，那時候農村裏大搞水利建設和大煉鋼鐵。農村外出承包的項目很多，成年男女建立了很多青年突擊隊等。生育期的男女分居時間比較長，出生率下降。六零年後，因為有饑荒糧食不夠吃，這對育齡期女性的生育能力有很大影響，這也會影響出生率。如果一個村子，在這三年裏每年少生一兩個，這也會造成人口統計數字上的波動。

3)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農村裏的糧食不夠吃，逃荒逃難的人口增加。當然，六二年以後農村情況改善了，相當部分的人口又回流了。這也會造成人口統計數字上的波動。

綜上所述，再加上那三年農村中部分地區是有人餓死的。或者說，那三年裏 "非正常死亡" 的人數是增加的。所以，人口統計數字上的非線性波動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而決非象是楊姓 "記者" 所述的那樣都是餓死的。


(四) 楊繼繩和 GCD 有 "殺父之仇"，因此老楊的話是不能聽的

從楊繼繩自己的統計數字，到 3600 萬人餓死這兩個數字間，必然是有一個跳躍的。楊繼繩沒有告訴我們這一點，而丁學良是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可是他也沒有告訴我們，而是在繼續忽悠我們。

其實那些所謂的人口 "專家" 們也都是知道這些因素的，可是他們就是不說。

這為什麽呢？因為他們和 GCD 是有仇恨的。

趙紫陽的父親是在土改時被 GCD 槍斃的。趙紫陽和 GCD 算是 "殺父之仇"，六四前後，趙紫陽才會有那樣的表現，因為他骨子裏跟 GCD 是不和諧的。李鵬和江澤民，跟國民黨是 "殺父之仇"，也因此陳雲，老鄧他們向他們交權才放心得下。

那麽楊繼繩呢？他跟 GCD 也是 "殺父之仇"，他的話能信嗎？!

由此我想到，楊繼繩的這些具體 "數據" 也靠得住嗎？楊自己不也是在說，很多人都不願意提起這些事情嗎？那為什麽有些人願意說呢？這些人的背景又是什麽呢？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有人指著一塊地，告訴楊繼繩說，當年餓死的人都埋在這下麵了。於是楊就把這筆帳記下了。有這麽樣做調查的嗎？從來就有說法是：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既然沒有見到屍骨，這也能算數嗎？！

因此筆者建議，我們這些海外左派人士，如果懷疑楊姓記者的話，也別就在口頭上說說，如果有可能我們應該一起集點錢，找幾個有公信力的機構。楊繼繩不是具體指明了，他去了哪些地方，采訪了哪些人嗎？那麽我們也去看一看查一查，看看向楊提供證據的是誰，也再問問其餘的當地人們，如果楊說的都是屬實的，那麽楊繼繩的書才有說服力。


(五) 回過頭來看當時，國家政府有很多事情確實是做錯的

不用違言，老毛時代的 GCD 是下手狠辣的，整人確實整得太多了，死去的冤魂很多，留下的怨氣衝天。這個似乎沒有人能夠否認的。因為那代人都是些在 "你死我活" 抗爭中的幸存者，階級鬥爭時代嘛。

但是他們那代人對中國的貢獻也很大，請客觀的看一下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國力，就應該懂得當時的中國比起印度來，要好太多了。

現在當然更好。被整過的被害過的都不會好受。我們也都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或者說，也沒有人願意過去的任何時代。慶幸我們這一代人已經生活在新的時代了。

當然我也認為人民公社是做過頭的，不符合人的惰性。大躍進當中也有虛假的成分在裏麵。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有餓死人的事情發生，或者說那三年餓死人的現象比前後幾年要多些。任何政府都要為這個付出道德的責任的。

但是，這就是我們先輩們走過的道路，先輩們的建設成就也是巨大的，也不完全都是錯誤。

毛澤東更是如此，有巨大的貢獻，也犯過錯誤。我們熱愛他，因為他建立起新中國，讓中華民族有一個重新複興的機會。就憑這一點，中國人民會世世代代紀念他的。

而任何人想要散布仇恨，都不會得到好結果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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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丁學良：你不能不看的墓碑

　　這部書的作者楊繼繩，曾任中國新華社高級記者和編輯三十五年。書名《墓碑》，副標題　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　，上下兩卷共1100頁，香港天地出版社發行。
　　在正文之前，我得先說一下為什麽我如此重視《墓碑》。1988年，我在哈佛大學作Roderick MacFarquhar（馬若德）的助教，協助他　　西方世界研究中國　文革　的頭號學者　　教　中國文化大革命　一課，他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西方主要學府裏專為　文革　開課的人。迄今，這門已開了整整二十年的課，成了哈佛富有盛名的傳統課程。他強調　大躍進　的失敗是促發　文革　最大的因素。這段助教經曆讓我對這方麵的研究專著一直很關注。後來，我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時，也給研究生講過這方麵的內容。
　　現在言歸正傳，談談這本值得尊敬的書。西方學術界通常對中文學術著作不太關注，然而，這本書卻不同。它的首次發行是今年5月，但在書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學者圈中傳開了。實際上，我首先是從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書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幾家大報刊即用嚴肅書評予以反應。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書評了，對它評價極高。
　　盡管我剛回香港，諸事繁忙，但十幾天來，一直在看這本書，看得非常慢、非常吃力。我之所以要在FT　三十年回顧　專欄中談這本書，是因為它是我20年來所讀到的那麽多研究　大躍進　的著述（既包括中文也包括英文）中，最全麵、最實證、有最多第一手資料和最多細節的一部傑作。盡管二十年來，我一直關注這方麵的資料，但這部書依然讓我吃驚　　有些細節我都看不下去，時常要放下來，喘一口氣，因為裏麵的內容太沉重了。
　　我相信，這本書在學界的影響將會愈加顯著。作者從一九九Ｏ年代初就投入精力做研究，成書至少是花了十五年的時間。作者以前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有在全國采訪的機會，他搜集的資料的紮實程度，在我所見過的這方麵的著作中，無與倫比。據作者自己介紹，在寫這部書前，他也曾讀過相當多的翻譯自外國學者、海外華人寫的相關著作。他的感覺是：這些研究者遠離中國，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的內部資料，所以他讀這些海外研究成果時，總有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那些作者無法像他到處調查，更不具有能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進行全麵調研的時間和條件。因此，楊繼繩雖未經過社會科學的係統訓練，但他的方法卻符合現代社會科學基本的要求。
　　作者一九六Ｏ年代畢業於清華大學，基礎紮實。該書對資料的整理、對數據的比較，非常細致。在長達十幾年的研究期間，作者在全國饑荒最嚴重的幾個省，包括西北、西南、華北、華東、東北、華南等地的省區收集了大量資料，並麵對麵地采訪了100多名當事人。他收集的資料多達千萬字，僅訪談當事人的記錄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書中提供的那些細節，讓你看起來非常累，每頁上的數據都是大串大串的。
　　楊繼繩在研究中，還比較了幾個外國學者對中國大饑荒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一個是美國的資深人口學家班久蒂（Judith Bannister），第二個是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8226;科爾（Ansley Coale），第三位是法國人口學研究所的所長卡洛（Gerard Calot）。這三位國際學者都是從中國三年饑荒期間的人口變化，來推算那段時間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
　　三位學者的統計均是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班久蒂研究統計的死亡人數是2987.1萬人；科爾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數是2481萬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萬人。楊繼繩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做了仔細的比較，在此基礎上，又比較了中國國內三位學者金輝、王維誌、曹樹基的研究成果。
　　金和王的研究成果我以前所讀很少，而曹的《大饑荒　　1959至1961年的中國人口》那部書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曹目前就在香港科大做訪問學者，他的方法是非常獨特的，以清代中國　府　的曆史人口資料為基準，測算大躍進期間的餓死人數。
　　三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及專業背景不一樣，王是做統計學的，曹是做曆史人口學的，但三人得出的數字比較接近，即死亡人數在3250萬-3500萬之間。楊繼繩認為，他們在計算時，沒有把在饑荒最嚴重階段的之前和之後，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後的死亡人數包括進去。所以，他的研究把這兩個數據也包括進去了，因此結論是近4年中，中國總共餓死的人應該在3500萬-3700萬人之間；在這部書中，楊取的是中間數3600萬。
　　這些數字非常重要，因為中國這場大饑荒中死亡的人數，不但在中國史無前例，而且在全人類文書記載上都是空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學者森（Amartya Sen），曾把中國的大饑荒死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指出這大大超過了印度40年裏所有饑荒加起來的死亡總數。森的結論很有名：中國如此規模的大饑荒能延續那麽長時間，絕不可能是天災造成的，隻會是製度性和政策性的原因。回顧世界近代以來的饑荒史可以發現，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未發生過長時期的大饑荒，因為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盡快反應，采取措施。所以森強調，導致中國大饑荒死亡數千萬人的根本原因，是錯誤的政策被延續了三年以上，在此過程中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因為沒有議會，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選舉，正是因為缺少了對執政者的製衡，才能使錯誤政策盡管每年導致上千萬人死亡，也仍然強製推行下去。森在《發展與自由》中論證，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基本的自由，包括信息自由、普通百姓參與的自由、言論的自由，那麽這個發展的過程一定會被扭曲，一定不會產生對普通民眾和社會基層生活狀況持續改善的效果。
　　從某種意義上講，楊繼繩1100頁密密麻麻的研究成果，是以詳細的數據資料論證了森從經濟學上得出的結論。楊書中用的那麽多細節，超出我的想象，盡管在這方麵我以前看了相當多資料，然而讀這部書，常常目瞪口呆。
　　舉個例子。以前人們總認為死人是從1959-1960年大躍進進入高峰時才開始，楊繼繩調查發現，其實從1958年下半年起，就有餓死人的現象，也有人試圖反映。但這種反映往往到了地區一級就被壓下去了。楊在書中詳細描述了好幾個重點省　　河南、安徽、四川、甘肅等，12個省。餓死人現象，第一波最狠的是從河南開始。
　　饑荒蔓延，甚至連　糧倉　江蘇，也有部分地區餓死人。楊繼繩還跑了山西、廣西，福建等省的幾個地區，發現饑荒在這些省區也有。餓死人，河南信陽是一個典型，因為這裏是　大辦人民公社　的樣板地區。據統計，信陽僅在1958　1959年期間，餓死人按當地公安局的口徑是40萬人。後來的調查證實，實際上當地掌握的數據超過了100萬人。多數幹部不敢講，而敢於向上反映問題的基層幹部被省委書記吳芝圃等上級打成右傾分子，受到批鬥。楊繼繩采訪過一對反複遭打壓的信陽幹部，張樹藩夫婦，都是為了反映這個問題受到嚴重迫害。今天張樹藩已去世，夫人李瑞英還健在。接受楊采訪時，她提到一個細節，那時信陽路邊常看見餓死的人，基層還上報死人屍體被吃掉的事件。這些細節讓人看了受不了　　哪一個村子大概被吃了多少人，誰吃誰，包括吃路邊人的屍體，吃自己家的死人，甚至包括自己家把自己家的小孩殺死吃掉。
　　這種慘狀叫人受不了，張樹藩的夫人也算是一個老革命了，她以前的一個老戰友是李雪峰，華北局書記。她曾試圖通過李向上反映，但信件還是被立刻退回來，因為李不敢。
　　為什麽不敢？因為大躍進是毛澤東親自定下來的。直到後來死人的情況實在太普遍了，真實情況陸陸續續報告到了上麵。這些報告，楊繼繩做了詳細記錄，是哪天寫的，哪天文件遞到了哪一級，比如說監察部門把報告遞到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手裏，習遞到周恩來手裏，然後遞到最高層毛澤東手裏。可是報告到了最高層後，最高層把餓死人看成是　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　；　九個指頭　是偉大成就，餓死人是一個指頭的　枝節問題　。在這之前不久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因為批評毛的大躍進政策，已經被打倒。
　　楊繼繩寫的信陽因饑荒人吃人的場麵令人發指，我所看過的任何一部電影也沒有這樣的殘酷。在死人最多的三個縣，光山、淮濱，商城，他在這些地方找到當年要麽自己家吃過人，或者是被人吃了，要麽見過別人吃人的場景目擊者。而且，這些細節不止來自一處。在安徽亳縣，楊也找到了，包括什麽村，哪一家這些細節。亳縣全縣餓死人超過20萬，因為饑荒太嚴重，以至於有人把人肉煮熟後，還發生了搶人肉吃的場麵。這是1960年春荒最嚴重時發生的，亳縣的五馬公社，十九裏公社，黑桃林，還有城父公社，都是有時間、有地點，有詳細資料　　這樣的細節在書中有上百頁。
　　我以前知道的都是片斷的，我的安徽家鄉也有類似的事，小時候呆過的一個村子原有一百二十多人，饑荒後剩下來六十多人，死了近一半。村裏的老人跟我們講過死人的慘狀，也提到有人因為吃了親人的屍體後，精神上受不了而發瘋了。
　　這部書建立在全麵詳細的考察研究的基礎之上，令人震撼的，還不僅僅是那些恐怖的細節，更震撼的是，他對這個人間悲劇的深刻發掘。我相信，如果大經濟學家森要是懂中文，看到這部書後，一定會寫出一篇更有力量、從製度角度來探討饑荒的論文。
　　楊繼繩披露的一些數據令人深思。在一九五九　一九六Ｏ年期間，發生那樣範圍的大饑荒，並不是因為當時政府手中沒有糧食。楊查了當時糧食部的資料，在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期間（從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糧食部1959年11月的數據，當時庫存糧最高達到887億斤。即使在1960年4月，饑荒最嚴重時，當時中國糧庫裏也還有403億斤糧。但這期間並沒有將庫存糧拿出來大規模救災。開倉放糧，在中國曆史上是最常用的救荒手段。但在毛時代，沒有這樣做。楊繼繩計算，1960年4月，全國庫存糧400多億斤，按照當時的標準，相當於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你可見當時的政治體製是多麽的僵化和嚴酷。
　　書中開列了所有大饑荒時期的征糧數字　　明明產量沒那麽高，一經浮誇後，征糧的數字就要大大提高。在大饑荒全麵爆發的1959　1960年期間，不但沒有從糧庫裏拿糧食出來進行全麵救災，反而多征糧，多征了68億斤　　因為層層高壓，層層浮誇。
　　書中還記載了中國高層在那期間的爭論。楊繼繩采訪了毛澤東當年的秘書，還有別的一些老幹部。彭德懷和毛都是湖南人，都回去做了調研，彭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中有一段，他說主席家鄉的韶山在1958年報的增產數，實際上沒那麽多　　我了解隻增產了16%，我問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他說隻增產了14%。韶山因為是毛主席的家鄉，國家給了不少的幫助和貸款，主席自己也去過這個公社，彭德懷原話說，　我曾經問主席，你了解得怎麽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們談過　。彭認為毛不實事求是。
　　彭在廬山會議上這樣講，並非沒有受到過鼓勵，鼓勵就是來自毛本人。在1959年3-4月份的上海會議上，毛大講海瑞精神，而且把明史的《海瑞傳》送給了彭，要彭向海瑞學習，敢於對皇帝直言不諱。然而4個月後，彭對毛像海瑞一樣講實話時，卻受到無情的打擊。幾年後發動　文革　，就是以毛的　彭德懷也是海瑞　的　最高指示　為導火線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任何書評，因為沒有時間。可今天，在回顧中國改革發起30年的時候，我卻要破例寫一次　　因為《墓碑》太有價值、太有意義了，至少有三重意義。
　　第一，30年前的改革最早就是從安徽鳳陽開始的。鳳陽采取的辦法，就是分田單幹，它受到萬裏、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大力支持。這個辦法在三年大饑荒時已經出現，救活了不少災民，而且就是因為安徽的做法當時反映上去了，總結這個經驗時，一位中層幹部講了一句話，　哎呀，不管是黑貓白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不管是什麽辦法，隻要把肚子吃飽就行。後來這句話就成了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名言，因為鄧小平在1962年時引用過這個話。如果不了解當年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體製給中國帶來的史無前例的經濟災難的話，我們就沒辦法理解改革開放對中國複活的重要性。
　　楊繼繩的書，正是中國必須要從毛體製走出來才能有活路的最有力的說明。
　　第二，這部書顯示出了作者偉大的勇氣和對自己的人民、民族、國家的忠誠。楊為什麽把書起名為《墓碑》？他講了四層含義，第一是他父親也是餓死的，他為父親立一座　碑　；第二他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同胞立　碑　；第三是為造成這場大饑荒的製度立一個　碑　；第四，書寫到一半時，他的身體檢查患有重病，他發誓必須在死前把書完成，等於是給自己立了一個　碑　。所幸，楊在複查時發現沒有那個重病，但他還是對這本書出版所蘊含的政治風險做了充分準備。
　　今天中國的口號是　以人為本　，但空喊沒有用，必須落在實處。而這本巨著用詳細資料揭示了，如果一個國家的最高層不是以人為本，不管這個國家多麽　偉大　，都不可能給本國民眾帶來實際好處。試想當年，若稍有一點　以人為本　的精神，隻需把糧倉裏的糧拿出一部分，就能救活許多災民。如果在19六十年代，中國不是拚命躍進，而是以民為本的話，絕不會在發生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時，每年還出口糧食　　出口糧食換回機器（書的第15章）。
　　這部書的第三個意義可從純學術上講。在人文社科方麵，中國學術傳統最強的就是史學　　因為有了司馬遷的傳統，中國史學一直博大精深。中國史學幾千年來，不乏我剛才提到的偉大的道德勇氣。如果我們能對本民族、本國人民的命運抱有真正的尊重和珍惜，中國的史學傳統就能在今天的學者手裏結出偉大果實　　讓我們的筆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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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閑侃大饑荒zt

來源: 大前兩米 於 09-03-15 22:24:59

躍進餓死多少人，各方考據從幾百萬到四五千萬的都有。哪怕隻餓死一百萬，也是人神共憤之事，共黨的這塊汙跡永遠也洗脫不掉。在這件事上批判共黨，自然就站上了道德製高點，哪怕是胡編亂造也少有人詬病。這兩天一篇漏如蛛網的舊文被人從垃圾堆裏翻了出來，不少人大發感慨，就算一例。

這篇據說在網上　瘋傳　（的所謂《國家檔案解密證實餓死3755萬》最早由 　羅冰　2005年11月發表於香港《爭 鳴》雜誌，原名《大躍進遺禍秘密檔案解封》，很快就被某"機關報"《xxx時報》轉載，這篇所謂　解密　出爐後少有人理會，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於2007年推出的新書《墓碑》中也沒有提及所謂的　國家檔案揭秘　。既然連　大躍進　餓死人數都能解密，在此之前的抗美援朝、高饒事件怎不見解密？既然2005年就已解密，怎麽連與中共高層多有接觸、做過廣泛調查研究的楊繼繩都不知道？

海外雜誌經常發布一些批內幕、揭真相的路透社消息，見多不怪的人都當八卦看，鮮有人當真的。這位羅冰先生每期在《爭 鳴》雜誌的　北方放語　欄目發表兩三篇文章，且看最近他的一些文章的標題：
中央最高層三場內鬥

副主席副總理人選紛爭

胡　?習近平交接機製出台

大陸民眾歡呼台灣大選 光芒必將普照中華大地

黨政軍高幹重新「政審」防變

陳良宇輕判起風波

政治局下達文件 中共今秋大整黨

政治局接報告 林彪罪證存疑

京奧總開支逾一萬二千億

薄一波遺囑七提「亡黨」

十七屆班子架構爭議不休

300黨政軍老人杯葛曾慶紅茶會

李肇星下台前後

京津滬粵換屆班子難產內幕

江澤民擅權幹政犯眾怒 萬裏等斥江自行決定毛岸青喪事規格

江澤民北戴河挨批記

十七大下月開 人事戰未休

原來羅先生對中央高層的動向一切盡在掌握之中，解密的國家檔案別人都沒看到就他看到了，不足為奇。

如果說xxx、爭鳴等這樣的媒體應該和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同等重視，那就動動腳趾頭看看這個　解密　中有關人口的一些數據：

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萬多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萬多人。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萬多人。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

看來所謂的　3755.8萬人餓死　的說法也很不嚴謹，這個數字是把四年的數字相加，但1959年和1960年都隻統計了全國部分地區。應該放個更大的衛星，說4000萬以上更有震撼力。

1959年至1962年城市人口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數所占比例分別為18.4%、23.5%、16%、14%。1950年中國城市人口僅占11.2%，隨後人口城市化快速發展，至1960 年大量招工進城，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19.8%，隨後又有所降低。按檔案的說法，城市裏的餓死人數比例與農村相當，1960年甚至比農村還高。有多少回憶錄、真相揭秘能佐證這一點？

1959年人口增長率為-2.4%；1960年為-4.7%；1961年為-5.2%；1962年為-3.8%。

1958年全國人口6.6億，照這麽個增長率到1962年隻剩5.6億，怎麽才餓死3755萬？有人說這麽算不合潮流，去年增長6%今年增長2%也叫負增長。那這個人口增長率是怎麽算出來的？解密檔案裏曆年糧食、鋼鐵的預算和實際產量都說的那麽清楚，關鍵的原始人口數字怎麽一個沒有?

全國12個縣在1959年至1962年間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100萬人以上。

是12個縣加起來超過100萬還是每個縣都超過100萬？如果是前者，根本就不值得解密，成片的12個縣加起來超過100萬的都有，象信陽、重慶，遑論　全國12個縣　。如果是後者，豈不荒唐？那時有多少個縣人口過百萬？一個縣就死100多萬，12個縣就占了全國三分之一，是哪12個縣？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

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呢？連這都給漏了，也叫解密？

有人認為楊繼繩的研究結果　餓死3600萬　可以與這個　3755萬　相互佐證，那我們看看楊繼繩的　3600萬　是怎麽研究出來的。

在《墓碑》第二十三章《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中楊繼繩先用了近8000字的篇幅列出自己的計算結果。他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84》中的數字算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總共為1619.92萬人，又根據各省官方數據算出2098萬人。楊老先生忽然話鋒一轉，把這些數字跑到九霄雲外，列出國外專家研究結果2887.1萬、2481萬、2850.9萬。他大概覺得這些數字還是偏低，又列出國內專家的結果。他先反駁了蔣正華算出的與他本人結果極為接近的1700萬的觀點，並猜測蔣正華這麽算其目的是為了　減少政治風險　。丁抒4400萬　計算結果不可靠　、金輝3471萬　隻能作為參考　、陳一谘4300萬　準確性得不到檢驗　、曹樹基3245.8萬　我還要作進一步研究　、王維誌3546.6萬　基本同意　。最後　根據以上分析和多方麵聽取意見，我估計，在大饑荒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　在金、陳、曹、王等人的結果中取了個平均值。楊繼繩的　3600萬　不過是一個二手貨，哪裏談得上什麽原始研究？

再看另一個受到不少人追捧的廖伯康的說法。據他自述，　四川餓死1000萬　是這麽來的：

尚昆同誌繼續說：　…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　死了1000萬。　

　1000萬？你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　

　是從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　

　全國縣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辦公廳，為什麽我不知道？　

廖伯康：　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這隻是從文件上推算出的數字，實際上恐怕不止。　

這種把隔年總人口數相減就認為是餓死人數的算法應該是所有算法中最沒有技術含量的。其時廖伯康隻是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他根本不可能掌握四川全省的具體情況。有人查驗後，發現他說的　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　這個數字也是編造出來的。這個　1000萬　與那個所謂的解密檔案也互相矛盾。光四川一省到1960年底就死1000萬以上，全國大部分地區加起來怎麽才1677萬？

我在冉雲飛先生博文《餓死3775萬的慘禍》後戲言，　擔心糧食統計數據虛報是多慮了。官方執權柄者所處之位置、所掌握之資料、所受黨性之約束，都應該不會使其造假。　蒙冉先生不吝回複，　你還相信什麽黨性約束，相信官方不會造假，老兄，你如果不是對中國六十年的曆史缺乏了解，我就很難相信兄台這思維了　。冉先生大概忘了，在其博文《電郵十封記近事》後有人問　餓死3600萬　的出處，冉先生作答，　前四川省委副書記廖伯康公開寫回憶錄，言四川餓死1250萬，這個數字的可靠性是很高的。廖所處之位置所掌握之資料，所受黨性之約束，都應該不會使其造假　。看來，到底該不該相信黨性、官方會不會造假，其實是看說的對不對胃口。如果是自己愛聽的，必是受黨性約束之真話。

思維有病，害何多也！